劉復生：文明論視野與當代文藝創作潮流_風聞

轉自文藝批評

編者按

1990年代末以來至於新世紀，一個突出的思想文化現象是文化保守主義和文明論的崛起。它既和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大潮有所呼應，又和國內外社會政治背景密切相關。文明論的興起，其直接誘因是一系列歷史事件（如銀河號事件、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撞機事件、奧運會火炬事件，兩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敍利亞內亂、中東亂局等），以及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逐漸展現出的“大國崛起”。這帶動了思想風潮的轉向。保守主義在新世紀的強勢迴歸並走向文明論，和八十年代的傳統文化熱已完全不同，其主題演化為反現代性的文明中國論，核心關切是如何保衞以民族性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所以這一波的保守主義思潮有兩個鮮明的特徵，一是帶有以政治決斷為內核的文明論色彩；二是儒法結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對儒家政教傳統的迴歸，又有對法家強力的推崇。

劉復生老師認為，當下文明論的思想觀念，揮之不去的歷史語境，已經構成當代文藝生產的重要前提。無論作家們是否直接受到過“文明論”思潮的影響，他們都處身於這個催生了“文明論”的社會土壤和歷史情境，處身於某種瀰漫性的意識形態氛圍中，這已經成為作家們寫作的不可擺脱的地平線。從文藝創作的總體格局來看，文明論其實廣泛地滲透進了革命歷史、知青、軍事、科幻等創作領域，成為一條隱含的粗壯的創作線索，各類題材互相呼應，合聲共鳴，共同生成一種蔚為大觀的創作潮流。由於這類作品響應了時代的核心議題，觸及了公眾的普遍焦慮和關切，遂成為流行和暢銷的現象級文本，也成為當代文藝創作的重要研究對象。在本文中，劉老師以當代文藝創作中的幾個代表性的現象級作品或創作類型為例和發展節點，對這條文學創作脈絡進行了梳理。同時，他強調，在當下右翼思潮席捲全球的語境中，我們必須要警惕這種文明論所具有的保守傾向。

本文原載於《當代文壇》2020年02期，發表時有刪減，本公號推送為全文版。感謝作者劉復生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劉復生

文明論視野與當代文藝創作潮流

一

文明論：當代文藝的普遍背景

1990年代末以來至於新世紀，一個突出的思想文化現象是文化保守主義和文明論的崛起。[1]它既和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大潮有所呼應，又和國內社會政治背景密切相關。

文明論的興起，直接的誘因是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如銀河號事件、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撞機事件、奧運會火炬事件，以及兩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敍利亞內亂、中東亂局等，它們真實地顯現了當今世界叢林法則的實質和現代民族國家間競爭的殘酷性。道術為天下裂，西方世界挾普世價值以令諸侯的齊桓、晉文時代正在過去。1980年代啓蒙主義者眼中的現代秩序暴露出了血腥的真面目。

與此過程相伴隨的，則是所謂大國崛起。雖然付出了沉重的生態與社會代價，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綜合國力也顯著增強，這帶動了文化自信的提升。而持續衰落中的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敵意和戰略圍堵，比如圍繞南海、東北亞和台灣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博弈和最近的貿易戰，自然激發了國族認同或民族主義情感。

就這樣，世界重新來到一個戰國時代。列國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爭於氣力，普世主義神話已經解體。國家利益直接關係着每個人的利益，無日不在發生的戰亂國家的慘狀，以多媒體形式一夕之間傳遍全球，直觀地呈現着令人震驚的場景，以極端化的形式提醒着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性。文明論正是這個新戰國時代的意識形態雲霓，是國家間生存競爭關係的觀念昇華。在叢林時代，現代國家如不能捍衞自己的國族邊界，不但會失去集體生存的資源，還將喪失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文明，並最終輸掉一切的生存根基，或生活世界的價值源泉。

這帶動了思想風潮的轉向。近年來文化保守主義勃興，漸有成為主導性意識形態之勢，它兼容左右，吸納1990年代以後諸種思想流派，逐漸發展為一個超級思想平台。某種意義上，保守主義並不具有思想觀念上的實質統一性，內部其實充滿張力，呈現出社羣主義、國家主義、政治儒學和施特勞斯學派等不同面相。但不管怎樣，它們都表現出反現代性和對抗西方普世主義的立場，試圖在辨別中西文明的前提下重新肯定“文明中國”，儘管它們對這種“文明”的性質各有不同的界定，尤其是關於傳統中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及改革開放時代的關係問題上，更是有着不同理解和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義還和中國模式論等現實論述互相支持，從而從傳統與現實兩翼構成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另外，保守主義在新世紀的強勢迴歸並走向文明論，和八十年代的傳統文化熱已完全不同，如果説八十年代的主題仍是“韋伯問題”視域中的儒教資本主義和現代化，那麼，新世紀的主題則演化為反現代性的文明中國論，核心關切是如何保衞以民族性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所以，這一波的保守主義思潮有兩個鮮明的特徵，一是帶有以政治決斷為內核的文明論色彩；二是儒法結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對儒家政教傳統的迴歸——其中不乏原教旨主義派別如政治儒學等，又有對法家強力的推崇，典型的如孫皓暉的“中華原生文明”論[2]，法家更多強調的是文明衝突和生存空間的捍衞和開拓。

在我看來，文明論的思想觀念，揮之不去的歷史語境，已經構成當代文藝生產的重要前提。不必問我，作家們是否直接受到過“文明論”思潮的影響。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處身於這個催生了“文明論”的社會土壤和歷史情境，處身於某種瀰漫性的意識形態氛圍中，而這正是作家們寫作的不可擺脱的地平線。

文明的議題在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浮現，至新世紀以後已經成為無法迴避的重要主題，尤其是在歷史題材文藝創作中幾乎成為主線。[3]從文藝創作的總體格局來看，文明論其實廣泛地滲透進了革命歷史、知青、軍事、科幻等創作領域，成為一條隱含的粗壯的創作線索，各類題材互相呼應，和聲共鳴，共同生成為一種蔚為大觀的創作潮流。由於這類作品響應了時代的核心議題，觸及了公眾的政治焦慮和關切，遂成為流行和暢銷的現象級文本，因而也被紛紛改編為影視劇版本，或在影視劇播出後出版同期書。它們成了被資本追逐的炙手可熱的文化IP，同時引發了跟風作品的大量出現，演化為大眾文藝和網絡小説的熱門類型。當然，對於如此明顯的創作思潮，主流文藝批評卻是漠視的。它們的目光永遠盯住那些“純文學”，而缺乏和現實對話能力的“純文學”文本，事實上已經被大眾閲讀所無情地拋棄。體制化的“純文學”當然並非離開了時代語境，只不過它被人為地封閉性在一個自足的小系統和場域中自我循環，它的生產、閲讀和評價機制服從的是另外的一套法則，社會歷史議題的傳導性影響非常微弱甚至被完全屏蔽。我們試想，如果劉慈欣一直受到當代文壇的影響，並且尋求被文壇認可，他還會創作出《三體》嗎？劉慈欣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並以一已之力把中國科幻小説帶上世界巔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幾乎完全與中國當代文學史和主流文壇不發生關聯，而是直接依託當代的意識形態資源（當然也包括世界科幻小説傳統，以及某些“過時”的文學資源如冷戰時代的蘇聯文學，它們都是外在於當下主流文學系統的），針對時代核心議題進行寫作，儘管他理性上未必有這樣的自覺。

二月河文集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套裝共13冊）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9-1

總的來説，相比於小眾“純文學”的狹隘封閉，普遍對社會歷史缺乏敏感，那些帶有大眾文藝特徵的創作則直面時代思潮的關切點，回應普通民眾的恐懼與希望，並努力對當代難題給出想象性的解答，對時代總體性進行認知圖繪，儘管可能帶有各種狹隘的意識形態偏見。如果我們拋開“純文學”的一孔之見，則會看到，自九十年代以來，相對於無人問津的主流“純文學”創作，中國並不缺少具有廣泛影響力因而令人耳熟能詳的現象級作品，而它們大都帶有文明論色彩。除了以《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為代表的一系列政論片和專題片，在文藝創作中，當代文藝湧現出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曾國藩》《楊度》《張之洞》）和孫皓暉（《大秦帝國》）這樣的重量級的歷史小説家，以及《漢武大帝》《貞觀長歌》等家喻户曉的電視劇（小説）作品，還包括擁有海量擁躉的網絡“穿越小説”如《回到明朝當王爺》《新宋》《竊明》等，以及知青題材的現實主義作品《狼圖騰》，和以《戰狼》《紅海行動》等為代表的“軍事文藝”及“特種兵小説”。至於《三體》這樣的科幻文學，甚至還把文明衝突伸展到了宇宙時空。這條創作主線綿延至當下，持續不衰，如果留神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在徐克的“狄仁傑”系列電影和新近爆款的《長安十二時辰》中也依稀閃現着文明論的影子。

馬伯庸，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1-1

總之，眾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帶有“文明論”的因素，或明或暗地回應着“文明衝突”的議題。對於這麼重要的創作思潮，本文顯然無力做出全面細緻的分析。在以下的部分，我將以幾個代表性的現象級作品或創作類型為例，以之為發展節點，對這條文學創作的脈絡做一個簡單的梳理。需要特別説明的是，我將忽略所謂的主流“純文學”。在我看來，在總體上，它們既無力觸及這樣的時代議題，又自我封閉，受眾面狹小，在文學閲讀的意義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生產及深刻地塑造社會的意義上，這部分文學也基本上可視為並不存在，很簡單，沒有被閲讀的文學，在接受美學的意義上並沒有發生。這樣説或許並不公平，因為韓少功、王安憶、張承志等偉大的當代作家依然在對時代進行着深刻的書寫。但這依然無法挽救“純文學”總體信譽的破產，它們的頭腦仍然停留在古老的年代，缺乏對現實和未來的洞察和美學把握，反倒是那些流行的大眾文藝表現出了難得的敏鋭，儘管可能在形式上非常粗糙（當然，文學體制的判斷標準也是非常不明確和武斷的，比如它一般會將那些好看、流行的作品判定為非文學）。納入我研究視野的一個標準，即是真正地被廣泛閲讀和接受，很多時候，被改編為影視劇也是一個參數。當然，我並非簡單而盲目地信賴公眾，事實上他們很多時候並不值得相信。但是，另一個事實也不容否認，一個文本被廣泛接受和傳播，往往有着深刻的原因，它往往和這些文本的某種優異品質相關。歷史一再證明，單純媚俗的文化產品是很難走遠的，而欺世盜名的所謂“純文學”卻每每可以矇混一時甚至一世。

二

《大秦帝國》與“中華原生文明”

對於新世紀文藝來説，《大秦帝國》的出現（全集六卷十一冊，2008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齊，同年開始陸續推出電視劇），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它意味着文明論從儒家走向法家，從天下秩序走向強力生存。

簡略回顧一下歷史文藝的演化史可以看得更清楚。

孫皓暉，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5-1

新時期以來，歷史文藝的重心其實在於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西方）的關係，以及在現代世界格局中認識何為中國。這種傳統也為它在九十年代走向文明論提供了便利。在八十年代啓蒙主義視野中，中西衝突一般轉化為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文藝創作鍾愛講述晚清之際的歷史變局，隱含了對腐朽沒落的“停滯的帝國”的批判。這種敍述方式潛在地為當時正在展開的改革開放進行了合法性論證。而九十年代的歷史小説則將歷史場景轉向古代的盛世，先是悄悄地從晚清轉移到康雍亁時期，繼而轉至漢唐帝國時代。主流意識形態也有意識地徵用歷史敍事，納入“主旋律”文藝的範疇。此一時期的“中央一套”“黃金劇場”重點安排多部歷史大劇播出，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意圖。如果説電視劇《雍正王朝》在九十年代末播出，還帶有某種辯解意味的話，新世紀以來流行的盛世講述顯然和大國崛起的主流想象具有了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新世紀的重要歷史小説或大劇均呈現出某種民族文化的自信，其間既有對近代以來西方現代性和普世主義的批判，也間或流露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崛起心態，還表現出重建天下式的普世主義的衝動。多種思想話語和政治傾向混雜其間，形成了新世紀以來駁雜的思想光譜和意識形態地形圖，這些都在現象級的歷史小説中打下了投影，其間的文明想象極大地改寫了八十年代以來的中西關係敍述模式。它們開始以中國為中心重新理解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西關係以隱喻式的方式展開，被表達為新的華夷關係，比如《漢武大帝》中的漢匈關係，《貞觀長歌》中的唐和突厥的關係，前者強調華夷之辨和文明衝突，後者重申懷柔遠人的天下式文明秩序。

重要的歷史小説基本上都試圖從儒家文明的立場上重新確立中國文明的歷史與世界意義，這顯然和當代現實構成了隱喻式對位。從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紀最有影響的歷史小説家無疑是二月河與唐浩明。如果説二月河的“盛世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委婉地講述了中國從遭遇改革危機到走向崛起到包納四夷的曲折光輝之路，那麼唐浩明的“名臣三部曲”（《曾國藩》《楊度》《張之洞》）則重在講述近代以來遭遇文明危機之後艱難的保教歷程[4]。

唐浩明，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7（各為全三冊）

總體來看，九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幾年的歷史文藝的主調仍是儒家文明，這和“文明中國”論的時代思想主潮基本一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很多儒家雖然也推崇王道的天下理想，但是顯然已經不是重點，它的核心關切是把儒家政教作為解決國內問題或現代危機的方案，在國際上主要任務還是保教立國，因而他們更強調華夷之辨（中西之別），從而採取了一種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對抗姿態。

強化國家利維坦是首要任務，舍此無以保教（中華文明），失去文明護佑，將喪天下，任由（西方）現代社會率獸食人。於是，就有了新法家文明論的出場，才有了《大秦帝國》橫空出世。

《大秦帝國》以春秋戰國比喻當下的國際大爭格局，以戰國之間的關係比喻民族國家間的關係。[5]

大秦帝國是霍布斯意義上的利維坦，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正如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所説，原初意義上的國家的作用，在於對內結束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對外守衞集體安全。這其中的關鍵是，內外之別被建立起來，民眾通過原始契約將權力委託給主權者，而這一虛擬的過程之所以能夠發生，完全基於共同的命運感和共同體認同。而通過壟斷的暴力，主權者才創生出維護共同體生存的法律。利維坦是世俗世界的神聖巨物，是一個由共同的利益和目標，相同的情感血緣紐帶和生活方式構成的文化政治共同體。在孫皓暉筆下，大秦帝國正是這樣一個命運共同體，這也是孫皓暉所理解的“原生文明”的真正含義。

 [英] 霍布斯，商務印書館，譯者: 黎思復 / 黎廷弼， 2017-3

這樣一種共同命運感最終凝結為貫穿小説全篇的一句口號“糾糾老秦，共赴國難”，它是激勵無數將士朝臣慷慨赴死的至高律令，也是每一個老秦人無法拒絕的神聖召喚。

當今的時代是新的戰國時代和“大爭之世”，這是當今儒家和法家的共同判斷，所不同的是，新法家反對儒家的保守與迂闊，堅持改革的立場，力爭為中國文明開闢更大的世界空間。在“大秦帝國”式的新法家的視野中，“大爭之世”不必從消極的方面來認知，因為它為競爭性的“中國原生文明”的出場提供了新機遇，而且，大爭與衝突本就是世界的永恆真相。在某種意義上，這種陰鬱的認知是當今的文明中國論和各種保守主義所共有的，只不過程度不同，而法家更鮮明強烈罷了。[6]

三

《狼圖騰》與狼性文明

《大秦帝國》貫穿着揚法抑儒的思想主線，最有戲劇性的段落是，縱橫家張儀代表法家和孟子辯論。在張儀咄咄逼人的辭鋒之下，孟子盡顯天真迂腐，顏面掃地，當場吐血。孫皓暉痛批儒家，不只是反覆闢，更因其在後世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原生精神”，在《中國文明正源新論》中，他對儒家幾千年來系統的抹黑法家的歷史進行了梳理和反駁。這種批判方式，大體上延續了“五四”以來國民性批判和反傳統的路數，只不過是把法家擇了出來，並把它看作被儒家文化壓抑，早早中斷了的純淨源頭和文明基因。

這和同時期的暢銷小説《狼圖騰》異曲同工（姜戎著，200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5年被改編成電影，導演 讓-雅克·阿諾），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説，“大秦帝國”所體現的正是狼的精神，而《狼圖騰》中草原文明對中原文明的批判基本上等同於大秦的強力精神對儒家文明的批判。“中華原生文明”正是保留了原始色彩的，“成熟的正統”之外的邊緣文明形態，也正是未經儒家或中原文明馴化或壓抑的初始的狼性基因。我們可以説，《狼圖騰》不過是“知青小説”版的《大秦帝國》，它強調的只是強力生存的叢林法則。和《大秦帝國》一樣，它內含了一種批判主流中華文化的視角，認為儒家文化戧害了中國人的尚武精神，所以，《大秦帝國》讚頌儒文化佔主流地位前的純潔文明源頭，將秦視為中華民族的光輝的原生文明的高峯。而《狼圖騰》則把臆想中的草原文明或狼性精神看作對中原文明的解毒劑。

姜戎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狼圖騰》中，牛、羊、狼與人共同維繫着草原的生態系統的平衡。這是一個物競天擇的世界，遵循着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古老法則。狼成為草原生存哲學或政治哲學的象徵，被蒙古民族奉為圖騰崇拜的對象，而且，草原牧民死後還將屍體放到狼出沒的之地實施“天葬”，他們相信狼會將靈魂帶上“騰格里”（蒙語意指天）。按小説的講述，狼羣的組織形式、戰略戰術是蒙古人軍事能力的來源，成吉思汗的鐵騎之所能征服世界，就是以狼為師，學到了它的軍事思想和團隊精神，以及它的兇悍和殘忍。

草原牧民對狼充滿敬畏，雖然它們也造成禍害，但是它們富於效率地獵殺着草原上超出草原承載能力的黃羊、兔子和鼠類，維護着草原的生態平衡和活力。在這種哲學的映射下，狼對羊的週期性的集體屠殺獲得了合理化。經過草原養父（精神導師和教父）畢力格老人的教導，對狼原本抱有偏見的漢族知青陳陣，完成了生存哲學的啓蒙和精神的洗禮，由抗拒到認同，成為狼性文明的信徒，甚至開始養起了狼。

《狼圖騰》洋溢着澎湃的原始崇拜和神秘主義氣息，以邊地的尋根批判了僵死的中原文明。小説中，不斷展開靜夜中的俄羅斯小説式的思想論辯。雪夜的火爐邊，在知青們之間，畢力格老人與陳陣之間，寅夜的長談，思接千載，悄然深入到了歷史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領域。在狼文化的視野中，中華文明之所以得以在殘酷的世界延續，主要得益於邊地狼文明對中原文明的刺激和輸血與週期性改造。在整個中華文明圈中，北方民族之於中原主體文明，恰似在草原世界中狼之於牧人的關係。“狼圖騰”和“龍圖騰”的對比消漲決定了中華文明的運勢。而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在世界中的徹底敗北，正因為喪失了這種狼的精神。與之相對照的是，當年成吉思汗以狼為師，橫掃歐洲。

草原中，狼與人相愛相殺，卻誰也離不開誰，所以畢力格老人堅決反對漢人對狼趕盡殺絕。在小説中，不管是知青還是代表國家力量的包順貴，對狼的仇視態度，既來源於現實的狼的侵擾，又由於固有的道德和文化偏見，還因為現代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意識形態的先見，這尤以相信人定勝天的“文革”書記包順貴為代表。

《狼圖騰》最後的結局是黯淡的。在工業文明和現代理性的衝擊擠壓下，原始神秘的狼文化逐漸式微，狼所主導的草原生態面臨崩潰。卒章顯志，小説既是對狼文明的一曲頌歌，也是一曲輓歌。這和《大秦帝國》的思想邏輯頗為相似：秦的短暫輝煌被“反動的”六國所滅，從此漢復辟周制，繼而獨尊儒術，大秦精神（狼精神）被漫長的歷史所閹割。

應該説，在某些方面，《狼圖騰》是一部思想敏鋭，富於啓示的小説，但是，它對強力意志的幾乎無保留的讚賞，卻使它走向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狼的精神其實正是近代以來的世界圖景的生動寫照，這就是天道，既無法改變也無須改變的自然法秩序。在這個世界生存，需要的是強力與意志。

在小説的最後一章，主人公陳陣和好友楊克進行了一番點題式的長談。

陳陣馬上進入主題，他加重了語氣説道：中國病的病根就在於農耕和農耕性格。過去知識界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病的病根是在這裏，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還遭遇強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認為，這場關係到中國命運的思想鬥爭，之所以持續了近一個世紀還沒有結束，不僅是因為中國農耕性格的勢力太深厚，還因為批判陣營沒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對於中國農耕意識的深厚傳統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須進行歷史的、系統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關鍵的是必須使用比農耕歷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的遊牧精神武器。

我所説的遊牧精神，是一種大遊牧精神，不僅包括草原遊牧精神，包括海洋“遊牧”精神，而且還包括太空“遊牧”精神。這是一種在世界歷史上從古至今不停奮進，並仍在現代世界高歌猛進的開拓進取精神。在歷史上，這種大遊牧精神不僅摧毀了野蠻的羅馬奴隸制度和中世紀黑暗專制的封建制度，開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場和“牧場”，而且在當前還正在向宇宙奮勇進取，去開拓更巨大更富饒的“太空牧場”，為人類爭取更遼闊的生存空間，而這種遊牧精神是以強悍的遊牧性格、特別是狼性格為基礎的。草原的“飛狼”最終還是要飛向騰格里、飛向太空的啊。

小説就終結在這個結論上：

因此，沒有人類的半野蠻，就沒有人類持續燦爛，不斷躍進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條保留人性半野蠻的文明發展道路，而華夏民族力圖走一條人性“無野蠻”的農耕式文明發展道路。形象地説，西方走的是一條“文明狼”的道路，而華夏走的是一條“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順利地從“古代野蠻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現代文明狼”，現在正朝着未來真正大寫的“文明人”演進。而咱們落下了不知道多少個階段，而且還是南轅北撤。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小説發表後，多位民族學者和專家提出批評，認為小説對草原文化進行了歪曲，蒙古草原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狼圖騰。當然，對於一部小説來説，所謂現實真實永遠不能構成對它進行徹底否定的理由，但是，如果沒有真實的歷史依據，這部現實主義自傳式的小説是依據什麼構築現實感的呢？這就頗耐人尋味了。

答案很簡單，它的依據來自意識形態，或社會主導性的觀念。

四

《亮劍》與亮劍精神

從一般的題材分類，《亮劍》（都梁著，2000年出版，電視劇2005年播出，陳健、張前執導；重拍版2011年播出，楊陽執導）是一部革命歷史小説。但幾乎所有讀者都能感覺到，這是一部“另類”的革命英雄的故事。[7]革命英雄被抽空了革命的理想性信念，成為暴力美學的化身，小説強調的不再是“革命”，而是生命意志與亮劍精神。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亮劍》漸次浮現在大眾文化的閲讀視野，成為流行的大眾文化現象之際，正是中國崛起的時代，也是開始遭遇到更復雜國際局勢，受到更多壓力與挑戰的時代，潛藏着危機的周邊局勢及並不明朗的前景，一再強化了大眾的焦慮意識，亮劍精神正是這種集體情緒的一個投影。

《亮劍》其實是以隱喻的方式表達了複雜的國際關係處境中的中國應具有的鬥爭姿態和戰略意志。小説前半部寫得好看，但真正關鍵的內容卻都在後半部分即建國後，這也是我們習慣上會忽略的，很多人甚至會認為後半部分是小説的敗筆。但這卻正是需要我們思考的，都梁為什麼非要在精彩紛呈的戰鬥情節之後加上乏味沉重的和平歲月呢？

一個極其關鍵的部分是李雲龍建國後在軍校學習的生活。都梁要安排一個空間，讓李雲龍系統表達關於和平年代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和未來戰爭的看法。這也正是電視劇高明的地方（都梁本人蔘與了編劇），它的最後時刻正是李雲龍在軍校畢業時的演講。

經過軍事學院期間系統的戰略思考，面向建國後的新的時代格局，在論文答辯會場，李雲龍以亮劍精神為主題發表了令人震驚的演講。在當時中蘇友好的時代背景下，李雲龍不顧政治正確，直接指出，蘇聯仍是未來北方的戰略威脅，必須提前做出防範。演講的主旨和結論當然不是防範蘇聯，而是説未來的世界仍將是持續衝突的世界，民族國家圍繞地緣政治利益會展開永無休止的爭奪，它基於利益，超越一切意識形態與政治理念。

李雲龍演講的點睛語句是“民族和國家利益高於意識形態”。顯然，亮劍精神所要捍衞的正是民族與國家利益。

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亮劍》為什麼突出亮劍的意志。兩軍相遇勇者勝，明知不敵也要敢於亮劍一搏。“明知是個死，也要寶劍出鞘，這叫亮劍，沒這個勇氣你就別當劍客。倒在對手劍下算不上丟臉，那叫雖敗猶榮……”。電視劇《亮劍》忠實地，甚至是更加突出地表現了這一主題，那首鏗鏘有力的主題歌歌唱的正是這種亮劍精神，它短促有力地收束在“中國軍魂”這個點睛之詞上，顯然，全劇所呈現的亮劍精神和“中國軍魂”是統一的。

“中國軍魂”顯然並不特指歷史上的中國軍隊。

五

《突出重圍》後的《戰狼》

199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年，一系列“主旋律”軍旅小説接連推出，《突出重圍》（柳建偉著，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電視劇2000年播出）、《波濤洶湧》（朱秀海）、《DA師》（王維等）、《驚蟄》（王玉彬，王蘇紅）、《沙場點兵》（邵均林，黃國榮，鄭方南）等，持續成為被傳媒和大眾關心的熱點。這些作品也幾乎都有相應的電視劇版本，且大都在中央電視台一套黃金時段播出，創下極高收視率[8]。

新世紀之初的軍事文學（專指現實題材，不含以抗戰、國共內戰為內容的革命歷史題材）在敍事成規上明顯區別於此前的軍旅小説模式[9]，齊刷刷地改換為統一而明確的故事套路。它們一般都以重大軍事演習為主體內容，主題全是“如何打贏高科技條件下的現代戰爭”。故事開始是王牌師〔軍〕演習失敗，最後是知恥後勇，改變作戰理念，提升技術條件，再次演習艱難獲勝。

 

 

 

 

左上：邵鈞林 / 黃國榮 / 鄭方南，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6-2

右上：王維 / 邵鈞林 / 嵇道青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2-12

左下：柳建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1

右下：朱秀海，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05

這些作品基本上都由一種焦慮的情緒開始，最後則戰勝了焦慮，實現了自我主體意識的昇華。儘管1980年代以來的軍事小説也曾流露出對軍隊體制變革的急切，但世紀之交的軍事小説的焦慮的歷史內容已完全不同於軍事現代化的一般焦慮，它表達的是中國軍隊面對新的外部威脅之際艱難更生的強大壓力。

這批作品的出現，直接的誘因是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的震驚體驗。1990年代美國入侵伊拉克和南聯盟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尖鋭的刺激。號稱世界第四大軍事強國的伊拉克，被美國僅用了42天就摧枯拉朽地擊潰。美軍憑藉強大制空權與信息戰優勢，打得伊軍毫無還手之力，美國陸軍從登陸開始到兵臨巴格達城下，用時不到100個小時，其間還曾用三架阿帕奇軍機全殲了伊軍一個坦克團。美國先進的精確激光制導武器給全世界的電視觀眾帶來了極大的心理震憾。

整場海灣戰爭，伊拉克軍隊陣亡20000餘人，受傷80000餘人，直接經濟損失2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更是高達8000億美元。而美軍僅戰鬥減員606人，其中直接陣亡118人。

這就是真實的世界，這就是真實的軍事代差，這就是和平日久的中國人所遺忘的殘酷的生死挑戰。而當時的中國軍力顯然遠不足以應對西方強國的軍事威脅。

美國所發動的對伊戰爭讓中國軍界受到極大震動，引發了國家、民間普遍的憂患意識。而台海關係在1990年代中後期的時陰時晴更加重了這層憂慮。統一國家的要求與大國介入的可能性，使中國民眾對中國軍力有着普遍的焦慮和較高的期待，於是“高科技建軍”與“打贏現代高科技戰爭”成為普遍的共識。

發生在中東和巴爾幹的戰爭讓公眾認識到，世界不是平的，文明的衝突必然伴隨着軍事鬥爭。如果説此一時期興起的文明論關心的是民族國家間圍繞不同的“神祇”或生活方式所進行的天上的衝突，那麼，軍事文學則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不同“文明體”的諸神爭吵拉到了地面上，還原為物質性的血肉相搏。這是保衞文明的基本條件。新世紀開始，中國的軍事文學不再講述普世理想與人類解放，不再提及為理想社會秩序而戰，它唯一關切的是保衞國家安全。這當然是一份難得的政治清醒，但喪失了更高的理想維度也是一種遺憾。

於是，中國軍隊必須完成轉型，“突出重圍”。

《突出重圍》充滿焦慮感，它講述了在2000年進行的一次非導演性的對抗性軍事演習。在持續了54天的軍事演習中，接連發生意料不到的結果（與最初設定的演習目標、結局相反）：具有悠久而輝煌的作戰歷史、號稱長勝部隊的一個師，同時也是裝備精良、代表目前中國軍隊主體力量的滿編甲種師（代號“紅軍”），在對抗中兩次敗給裝備了高科技技術並改革了陳舊軍事觀念的乙種師（代號“藍軍”，假想敵），而且一敗塗地，只是在第三次較量中，在儘可能消除自身體制問題，高度重視高科技（信息戰）的前提下才勉強取得勝利。

顯然，具有光榮歷史的甲種師正是具有光輝傳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指代，而那個依靠高科技取勝的乙種師則是美國式的現代化軍隊的指代，乙種師對甲種師的前兩次勝利象徵了中國軍隊在新時代條件下所遭遇到的嚴峻歷史挑戰。當然，在小説中，當意識到了自己的差距並努力改進之後，甲種師畢竟最終取得了勝利，所謂“突出重圍”就是指這樣一個過程：中國軍隊正視自己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學習潛在的軍事對手的先進技術，重新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軍隊。的確，此後的歷史也驗證了，通過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追趕，中國軍力在今日已經脱胎換骨，今非昔比。

《突出重圍》等作品把關注的目光投向當下和未來，歷史是一個並未直接現身的潛在背景，但有意思的是，這種“歷史”具有了否定性的意味：“歷史”即令是光榮的傳統，固步自封也會成為阻滯前進的負累（《突出重圍》、《沙場點兵》），在小説中，“歷史”總是聯繫着一段無法迴避的記憶與隱痛（《波濤洶湧》中的穿越“死亡水道”的海難）。於是，“歷史”需要被告別了。

“突出重圍”的“DA師”在“波濤洶湧”的心理危機中完成了自我拯救。它以一次次的模擬戰爭（軍事演習）證明：當下的中國軍隊已經成功地擺脱了“俄狄浦斯”情結，“成功地轉型”。這些小説表明：這支新型的後革命時代的裝備精良的中國軍隊，可以不辱使命，擔當起保衞國家利益和生存空間的使命。

這又在傳遞一種什麼樣的信息呢？

此後的軍事文藝明顯地去政治化了。它的唯一使命就是保衞國家利益。這種中性化特徵鮮明地體現在後來流行的軍事文藝的另一種模式“特種兵文學”當中，它們以《戰狼》《紅海行動》《狼牙》為代表，主要講述特種兵訓練生活以及他們執行特殊任務的故事，比如海外特種作戰或解救人質等，其中有時會涉及到與異國販毒集團、反政府武裝或僱傭軍的殘酷戰鬥。神勇的主角最重要的品質是戰鬥能力、生存技能和堅強意志，作品的主要矛盾是實力的對抗和意志的較量。共同體本位的集體目標至高無上。在這類作品中，文明衝突的主題隱約浮現，向讀者們提示着當代軍事文藝與文明論的潛在關聯。

六

《三體》與宇宙社會學

《三體》成為爆款，不是偶然的，除了因為紮實的硬科幻基礎和宏大奇崛的想象力，還和它的政治哲學表達關係密切。它在政治潛意識層面擊中了我們的敏感點。大劉來自“純文學”之外，未被污染，對於主流文學的美學清規戒律以及所謂的政治正確紅線毫不理會，所以才得以與時代命題直接對話。他對主題的處理也特別簡單粗暴，因而直接有力地抵達要害。這也是為什麼搞政治哲學的學者對它特別感興趣的原因。

劉慈欣，重慶出版社，2012-1-1

《三體》只不過是把民族國家間的文明衝突擴大到了全宇宙而已，這一點很好理解，所謂宇宙社會學就是宇宙版的“文明的衝突”。宇宙就是黑暗森林，每個文明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在殘酷的宇宙叢林中生存下去。為了這個目標，可以犧牲一切文化價值和道德原則。相對於文明的存續，人道主義和正義法則都是次要的價值。正如《流浪地球》所敍述的，為了人類文明的存活，地球文明共同體將犧牲掉很大部分人口，地下城將採取另一種道德秩序，這沒什麼好遺憾的。人類文明的合格的主權者是羅輯、章北海那樣的意志堅定的人，即使章北海，最後時刻的一念之仁，也差一點置全人類文明於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而程心那樣的人道主義小良心只會毀滅地球文明。大劉讚賞的是為了共同體或文明的生存而不惜一切的英雄，在黑暗森林中，“文明”的生存是至高無上的神聖目標，政治決斷可以無視道德。判斷主權者的道德是另一種尺度，這些英雄就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家。

大劉和江曉原曾經進行過一個對話。大劉認為當文明的存亡和人道主義原則發生衝突的時候，毫無疑問，負責任的做法是犧牲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哪怕他們完全無辜。江曉原還是堅持啓蒙主義以來的道義立場，他反駁大劉説，如果我們可以為了文明存續的理由犧牲無辜的生命，那我們的文明要不要還有什麼意義？這其實是人類哲學史上反覆討論過的話題。[10]他們的討論沒有再深入下去，繼續下去也不會有結果，但這裏實際上觸及了問題的要害，即文明的價值有無實質性的正義性內容和最高原則，還是説只是指空洞的共同體生存本身？大劉堅持最高的功利主義原則，文明的實質性內容或正義原則沒有什麼意義，甚至它還可能成為生存的掣肘和障礙。這正是《大秦帝國》的新法家思維，漢朝獨尊儒術，外表上文化興盛，實則損害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強力和鬥爭意志，這導致了民族生命力的衰微，以致於埋下千年禍根，最終在近代產生了致命的文明危機。《狼圖騰》也有類似的意思，中原文明之所以打不過草原文明，就是因為中原太多無用的文化，太多繁瑣的道德，這使它註定在生存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三體》中的宇宙，只不過是擴大版的近代社會。根據霍布斯的説法，為了終結內部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同時保衞共同體的安全，人們建立了利維坦即現代國家，但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由於缺乏最高的主權者做仲裁，仍然是一切國家對一切國家的叢林社會。所謂國際法或國與國之間的契約關係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無異於夢囈。維繫國際秩序的，決不是什麼公義與國際法，而是利益與力量的暫時妥協，甚至是短時間沒有打破的恐怖的平衡，正是這樣的制約一時終止了三體人進攻的腳步。共同的外部壓力讓地球人暫且鬆散地團結起來，成為一個利維坦式共同體，但是地球文明的外部即宇宙社會仍然缺乏一個最高的主權者，宇宙復又成為更高層級的叢林社會，叢林社會的本質沒有變，只不過是擴大到了宇宙的尺度上而已。我們仍不能免於死亡的恐懼，不可計數的猛獸潛伏在黑暗中的叢林中窺伺着，一旦我們發出動靜就會撲過來置我們於死地。宇宙社會學正是沿着霍布斯的邏輯進一步推演的結果。宇宙成為永恆的沙場。

我們永遠都處在生存決斷的緊急狀態之中，緊急狀態事實上成為普遍狀態。

《三體》當然並不是全然認可了無道德的黑暗森林，大劉還是試圖進行關於宇宙正義的追尋。[11]但是，三體的核心表達和思想判斷，仍然帶有暗黑冰冷的鐵血現實主義色彩。儘管大劉沒有放棄對宇宙的道德秩序做出某種思考，但並不能改變這種堅硬的基調。這或許正是他深刻的地方，對此我並不持完全批判的立場。這是需要特別説明的。

文明的存續，是當代文明論的核心訴求，最終必然演變為一切文明體對一切文明體的戰爭，它容不下普遍正義和大同構想，必然反對一切的政治烏托邦方案，堅持徹底的現實主義原則。對普遍正義秩序的追求已經被判定為政治上的虛幻與天真。現在，我們又回到了國際社會的自然狀態。利維坦建立在徹底的暴力之上，內部是合法性的暴力和專斷，外部則是赤裸裸的強力征服。在不同的利維坦組成的世界中，已經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天下秩序，而只是冰冷的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之地。

七

結語：《權力的遊戲》與全球

保守主義激進化的潮流

保守主義思潮是一個全球現象，而且歐美世界的保守主義還顯現出極端右翼化甚至法西斯化的趨勢。這既是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張力所致，也是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所引發。所謂文明衝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經濟衝突，某些地方出現的伊斯蘭原教旨化，近年在歐洲發生的排斥移民現象和美國、澳洲出現的白人種族主義運動莫不如此。某種意義上，文明論的興起正是對這種社會政治問題的回應，它既是對這一狀況的一個表面的描述，又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解釋。這一點在冷戰後這一波文明論的奠基之作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中已有鮮明體現，他的焦慮的來源，正是多極化時代西方世界的衰落，以及國內外人口比例的漲消。[12]

薩繆爾·亨廷頓

新華出版社，周琪譯，2010

文明論代表了冷戰後全球意識形態的轉向，在兩大陣營對抗不再，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弦更張，全球普遍同質化的時代，似乎意識形態已終結，政治和歷史已終結，於是，非政治化的“文明”就成了分析社會歷史的工具，這就形成了以“文明論”來解釋社會及全球格局的思維方式，而且它還正演變為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繼而成為一種塑造全球政治關係的現實力量。文明論，雖説以“文明”為名義，其實卻越來越走向排他與歧視。

狹隘的本民族共同體利益至上，非我族類，殘酷競爭，這就是“權力的遊戲”，就是“冰與火之歌”，於是，小説及電視劇《權力的遊戲》風靡全球。沒有人被神聖的主角光環所籠罩，沒有什麼正義與邪惡，誰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季甚至下一集。它以虛構的甚至魔幻的形式給出了一幅世界政治圖景，七國相爭，而七國之外還有更廣大的不可知世界，長城之外還有令人恐懼的他者即異鬼。而有趣的是，《權力的遊戲》其實並非虛構，它以非常嚴謹的英國史為基礎進行變形而來。[13]可以説，在性質上，它只不過是把中世紀以來的歐洲經驗擴大化了而已，維斯洛大陸只是抽象化和神話化的現代世界。《權力的遊戲》就是從西方現代的視野來描述的叢林世界觀。它似乎在説，人類歷史的本質就是暴力與血腥，它為慾望和利益所驅動，永無止息。

《權力的遊戲》在全球的流行正是世界政治野蠻化的一個徵候。

全球狂受追捧的《權力的遊戲》的終結篇第八季最終爛尾，劇情違反基本邏輯，主要人物悖離原初設定，引發了各國粉絲的不滿甚至抗議，他們把怒氣撒向了劇集編劇大衞·貝尼奧夫和D·B·威斯〔最後一季沒有馬丁的原著基礎〕。但其實這並不全是編劇的錯，也不見的全是製片方出於成本考慮所致。對於一部全球億萬觀眾矚目的流行文化產品來説，它首先要遵循的是主流的意識形態邏輯，而不是生活邏輯和戲劇性法則。所以，它必須黑化龍母。前七季，丹妮莉絲苦難中崛起，依靠人民，立志改變現世法則，她是創造新世界的解放者和革命者，承載着陰沉的權力遊戲之外的政治可能性。我們看到，故事寫到這裏，其實已經非常危險了，所以，當最後的衝突解決到來的時候，解放的故事和正義化身的龍母丹妮莉絲的人設突然之間就崩塌了，革命重又成為右翼意識形態中的邪惡的龍，不受控制，無法制約。君臨城已放下武器，鳴鐘投降，但擁有了無限權力的丹妮莉絲已被個人慾望所吞噬，她摧動卓耿噴射出復仇的火焰，向着紅堡飛去，任無數無辜的百姓在烈焰中哭號。

人物違背基本人設，這當然是編劇技術上的巨大失敗，但是，請你告訴我，編劇還能怎麼做呢？真正的編劇從來不是哪倆個背鍋的搗黴蛋。

本文原載於《當代文壇》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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