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萬人，在香港進退兩難_風聞

　　文/Ra

　　圖文：審稿-嘟嘟、排版-斯凱勒

　　封面圖：©James Jiao / Shutterstock

　　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樣，來到香港後，會對這樣一個羣體印象深刻：她們看起來普遍乾淨整潔，年輕瘦小，皮膚黝黑，有着南亞人的相貌特徵。

　　她們往往三五成羣，在金鐘、中環、尖沙咀等繁華地帶的過街隧道、天橋、馬路邊或者公園空地處，墊着野餐墊、紙板箱甚至廢報紙，一坐就是一下午。

　　這些婦女們，是當今香港社會的一份子，也是香港外籍勞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菲傭。

　　● 週末聚集在城市綠地的菲傭們，©James Jiao / Shutterstock

　　大陸人對“菲傭”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電視劇裏，甚至會有“菲傭是大户人家才僱傭得起”的錯誤印象。

　　事實上，在香港僱傭菲傭是一件相當平常的事情。2019年香港的月工資中位數是18200港幣，法定最低工資為37.5港幣每小時，而大部分菲傭的月工資不到5000港幣（同年政府規定其起薪為4630港幣）。

　　因此，對於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家務的香港家庭而言，家中兩人上班，再僱傭菲傭料理家事，是一本萬利的模式。

　　香港人通常經由海外僱傭中心申請並繳納一定費用，便可以僱傭一個職業素質和個人身份都有保障的菲傭。根據香港法規，僱主需要提供僱傭對象的吃住和兩年一次返鄉來回的機票錢，算上這個，月支出通常也不會超出6000港幣。

　　菲傭的工作時間很長，除週日和其他法定節假日，以及睡覺的時間外，需要全日工作，甚至節假日也可能在工作。

　　關於其工作內容，港人對其的英文稱呼“domestic helper”（家政助手），或者官方用語“家庭傭工”，又或許我們可以更精準的描述：除了洗衣做飯、打掃衞生、照顧寵物外，菲傭還要負責看顧家中老人和孩子。

　　在香港，有些港人的童年甚至“菲傭更像是父母”。

　　● 在香港鬧市區席地而坐的菲傭們，©Francesco Bonino / Shutterstock

　　為什麼香港會有這麼多菲傭？

　　菲律賓對外輸出勞工始於上世紀70年代，由於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問題，總統馬科斯於1974年簽署《勞工法典》並出台一系列政策，將對外輸出勞力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以期緩解國內的經濟壓力。

　　起初輸出的男性勞工較多，後來菲律賓女傭由於其高素質（包括其語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和優良服務意識，逐漸在世界形成了品牌，反而比男性勞工更為出名了，而菲傭們為菲律賓帶來的上百億外匯，已經成為當今菲律賓國家GDP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二十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伴隨着婦女們走出社會參與工作的浪潮，菲傭逐漸填補了許多家庭內部日常所需的勞力。

　　1995年，新加坡和阿拉伯酋長聯合國以謀殺為罪名，對兩名菲傭判處死刑（阿聯酋的刑事案件由於是該菲傭反抗僱主強姦而殺死僱主，最後改判其監禁、鞭刑和罰款），使得更多菲律賓女勞工轉向社會環境更為寬鬆友好的香港。

　　於是家庭僱傭菲傭的模式在香港延續下來，甚至出現了不少家庭長年固定僱傭一個菲傭的形式。與此同時，其他國籍的家庭傭工人數也在不斷增長，比如異軍突起的印尼傭工。

　　截至2019年年底，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的統計數據，香港註冊外籍家庭傭工近4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菲傭，約22萬人。粗略地算，平均每12户香港家庭就有一户僱傭了菲傭。

　　● 香港官方的外籍家庭傭工統計人數

　　那麼，在友好寬鬆的香港，“更像是父母”，甚至被部分家庭長期僱傭的菲傭，是否就都和僱主相親相愛，和諧如一家人了呢？

　　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一定存在，但是現實不會僅是如此。

　　研究香港菲傭羣體的人類學家——陳如珍編譯的書籍《許願井的迴響：香港外籍家務傭工詩文集》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次我和僱主全家去麥當勞吃飯。僱主夫婦點餐時，我帶着孩子找位子坐。我以為他們會給我點個套餐，沒想到他們卻叫我從小孩的兒童餐中拿一隻雞翅和一些薯條。

　　我看着他們，驚訝得説不出話來。我低下頭盯着自己的雙腳，然後才説：「我不餓」。在他們繼續享用他們的食物時，我決定暫時走到一邊去。

　　在僱主家裏，早餐一般是一塊麪包或者光是一些麪條，午餐也差不多。當然更不會有任何的點心。運氣好的時候，一天才能吃一次或兩次米飯。”

　　● 人類學家陳汝珍參與編譯，描繪了香港菲律賓籍家庭傭工內心世界的書，截圖來自：issuu.com

​　　這一類故事絕非孤案。香港法律規定，僱主必須給僱傭的家庭傭工提供膳食，法律同時規定了需要給傭工提供住宿，而實際上，睡在地板或沙發上的情況並不少見，更糟的則會睡廚房、壁櫥、儲物間、陽台等。

　　2012年，香港女歌手李紫昕被曝在廁所定做了一張“牀”讓家裏的菲傭Lisa住，引發了香港輿論浪潮。這個例子雖然比較極端化，但是管中窺豹，菲傭與僱主的權力關係可見一斑。

　　囿於這種人身依附性的權力關係，哪怕是遇上了好的僱主，菲傭們也會劃清界限：

　　“你知道，不管你的僱主對你多好。你還是應該要維持着適當的禮貌和距離。就好像小心的維護着兩人之間一面看不見的牆。沒有這面牆不好的。”

　　“再説你們也不是真正的家人。”

　　● 報導稱李紫昕在馬桶上架牀，截圖來自：star.ettoday.net

　　在香港部分人的社會認知中，菲傭的地位是低人一等的，外籍家庭傭工遭受着歧視和邊緣化。

　　儘管菲傭似乎成為了家庭的一員，但是大部分僱主並不關心菲傭在家務活以外的個人生活，為了其工作能順利開展，未婚菲傭通常不被允許談戀愛。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在本國受過不錯教育的女性，她在菲律賓的家人，她的興趣愛好，她的想法都無人問津。

　　另一方面，回鄉機票費用高昂，收入大部分寄回本國養家，加上自身來香港需要支付約14000港幣中介費（很多菲傭都是借債來香港工作），大部分菲傭經濟上比較拮据，也無從歸國，由於平日繁忙的工作（工作時間通常為每天16-19個小時），甚至鮮少有時間利用通訊工具和家人溝通。

　　因此，週日一天的假日裏，菲傭之間的聚會便成為了其心靈的重要寄託。而又由於她們沒有自己的聚會場地，僱主也不可能為其提供場地，所以鬧市區的空地便成了其聚會的場所。

　　菲傭們會在這天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吃點東西，聊天打牌，唱歌跳舞或者用手機和家人視頻，甚至舉辦一些活動，比如之前的選美比賽，在這個比賽中，年輕女孩們自己動手設計服裝，縫製衣服，評選選美皇后。

　　● 菲傭的存在也引發了本地社會學界和一些勞工組織的關注。圖為選美比賽中的菲傭們，該比賽受到了香港學界與社會的關注及支持。截圖來自：公眾號“港中文人類學”發佈的視頻“陳如珍：在菲傭選美中，我看到很多”

　　當然，對於她們的週日聚會，有部分香港市民也提出抗議，認為其佔用了公共用地，或者有礙觀瞻。

　　菲傭們即使在香港連續工作滿七年，亦不能申請“永居”，香港之於她們，只是一個暫時的落腳點。她們註定是這片繁華地的候鳥。

　　我每次路過天橋看到菲傭的聚會，總會想起故鄉那些背井離鄉、到全國各地打工的人們，菲傭與他們或許沒什麼不同，只不過走得更遠，身在異國，既語言不通，又沒有家人，或許更感寂寞。

　　最後，無論如何，希望她們能切實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也能得到作為勞動者應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