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重難返！趙可金：“美國之亂”藴含“美國之變”?_風聞

作者：趙可金，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教授

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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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與政治病毒交織，抗疫與抗議疊加，令美國一下子陷入動盪不休的局面。一段時間以來，整個世界都在關注美國國內形勢的發展，不少人猜測美國是否已經病入膏肓，會從此一蹶不振。如何診斷美國亂局的本質，如何把握美國未來的戰略走勢，是一個值得深長思之的重大課題。

美國之亂

毋庸諱言，當下美國正在經歷一個混亂時期，類似於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困擾下陷入混亂的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也類似於19世紀80年代鍍金時代的美國，亂象叢生，不得安寧。要理解“美國之亂”並不容易，對一些現象的理解尤其不能流於表面。

事實上，從美國立國之初，政治上的混亂就是一種常態，美國的制憲先驅們在制度上就設計了一個分權制衡的“混亂”局面，美國社會內部成千上萬社團在公共事務上爭雄鬥勝，亂作一團，在美國人看來是正常的“自然狀態”。19世紀30年代，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遊歷美國之後，驚奇地發現協會成為美國民主的載體，也是理解美國政治奧秘的鑰匙。

移民社會的國情、幅員遼闊的國土、重商實用的品行，都塑造了美國人愛管閒事和爭吵辯論的性格，不僅街頭抗議乃家常便飯，即便是社會騷亂對很多人來説也是見怪不怪。

建國至今的兩百多年時間內，美國經歷了獨立戰爭、南北戰爭、進步主義、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冷戰、民權運動、全球金融危機等眾多足以動搖國本的危局和亂局，但最終都化險為夷。回顧歷史，美國很多次都是在面對混亂和壓力的生死關頭，塑造出新的社會共識，甚至啓動一場新的社會改革運動。

從這個視角看，美國時下的混亂並不是問題的本質，而依然是問題的現象，是美國多年來“政治極化”和“政治保守化”的一種社會產物。

美國之惑

導致美國當下亂局的根本原因是民主的困惑。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自詡為自由民主的典範，甚至不遺餘力在世界各地推動所謂的“民主輸出”。然而，以“華盛頓共識”和“顏色革命”為主要旗幟的民主戰略，非但沒給其他國家帶來所謂的“福音”，反而在拉美、非洲、中東、東歐等世界各地造成了更大混亂，導致當地秩序崩潰，民不聊生。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在海外受挫的同時，國內也不時呈現出類似的“民主困惑”。從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薩繆爾·亨廷頓對“我們是誰”的“認同困惑”，到曾經高唱“歷史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對“政治衰敗”的憂慮，近年來反思美國民主實踐的聲音越來越多，甚至有學者激進地指出要“反對民主”“取消選舉”，“把國王請回來”。

不少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對1700多項政策的制定過程進行研究，發現90%以上的政策實際上為億萬富翁所控制，美國的民主走向了反面，成了“金錢的民主”，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討論“極化的美國”“否決式政體”以及打破政治僵局的出路。民主的初衷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此種弔詭的“邏輯悖反”不僅是美國的悲劇，更是民主的悲劇。

近年來，美國國內不少人都在苦苦思索走出當前“民主困惑”的路徑，為此也做出不懈努力。比如“創新資本主義”“包容資本主義”“新公益運動”等形形色色的聲音此起彼伏。然而，迄今為止，所有這些努力都還沒有形成美國社會的共識。

尤其是一些美國政客越來越以美國面臨國際恐怖主義、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崛起等所謂“安全威脅”為藉口，在“塑造敵人”的道路上執迷不悟，越陷越深，甚至提出了“新冷戰”“脱鈎”“退羣”“築牆”“排外”等充滿腐朽氣息的言論，令原本和平發展的世界被蒙上了戰略對抗的陰影。實際上，對這些政客而言，真正的敵人並非來自美國之外，而是來自其內心深處的戰略心魔。

美國之變

美國目前陷入混亂，而美國混亂的根本原因來自自身“民主的困惑”，這一困惑並非來自某些美國政客鼓吹的“外來威脅”，而是來自美國製度自身。美國要想真正解決自身的“民主困惑”，需要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甚至需要在制度發展上探索新路。

換而言之，“美國之亂”只是表面現象，真正本質是“美國之變”。當下的美國政壇和社會看上去亂哄哄，各種力量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很可能像美國歷史上多次危機關頭，內在地孕育着一場深刻的社會變化。這一變化能否成功，既取決於客觀上的時代潮流，更取決於美國社會各界的主觀努力。從可見的未來視之，主要存在三種可能前景。

第一種可能是新進步主義的改革。如果美國主流建制派在政治層面能夠取得政治共識，直面美國政治制度存在的極化和分化問題，積極推動民主制度改革和創新，對美國自由民主形成明確的改革方案，以增加對中低收入羣體、少數族裔和新社會羣體的包容性，美國社會中急劇的貧富分化、種族問題、性別問題、族羣問題等皆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制度框架內得到釋放，從而迎來新進步主義改革的前景。

第二種可能是新社會主義的改革。如果美國社會各界能夠在社會層面取得社會共識，對改造美國社會制度形成一攬子的系統方案，建立起美國包括白人、少數族裔和新社會羣體共同接受的社會民主方案，美國社會內部的諸多問題則可能通過新的社會制度框架得到解決，從而迎來新社會主義改革的前景。

第三種可能則是一些美國國內政治學者開始擔憂的，新法西斯主義的前景。如果美國各派政治力量和社會各界均無法達成共識，美國社會的混亂可能會在客觀上要求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領導集團以維護社會秩序，美國現有的問題不能在制度內得到釋放和解決，只能在制度內繼續積聚，最終可能會陷入新法西斯主義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