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發地市場疫情：從中國抗疫模式到病毒起源論的中西分歧_風聞

兔主席 20200614

北京已經連續50多天沒有本地新增確診病例，這兩天突然在新發地批發市場爆發，有些撲朔迷離。網絡上就病毒源頭、後續影響有許多探討。

筆者的幾點觀察：

1、 這是中國在防疫抗疫基礎設施已經非常成熟完備下進行的一次大考，將為全國及世界交出很好的答卷

COVID-19還在全球肆虐。全球病例正在逼近800萬，病死人數超43萬。筆者之前反覆寫道，公共衞生（public health）和個人醫療（medicine）是不同的，公共衞生依賴的不僅僅——甚至不主要是醫療技術，而是整一套防疫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措施。而由於政治、法律、價值、文化等多種因素，很多國家——特別是強調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某些西方國家——譬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會發現在COVID-19這種傳播性、侵入性極強的傳染病下，無法為了防疫的目的在公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建立平衡，不能説服個人犧牲自由與隱私來配合國家與社會的公共衞生努力。這些社會必然無法建立像中國一樣有效的公共衞生防衞體制，只能選擇放棄“中國模式”的防疫。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這樣全球醫療技術最發達的國家的防疫抗疫表現會如此之差。許多人對美國這次疫情表現如此之差大跌眼鏡，但實際上美國防疫的失敗從第一天起就是註定的，沒有任何一個總統會改變事實。

而回到新發地批發市場。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疫情爆發確實是一次大考。畢竟新發地市場位處擁有兩千萬人口的首都北京，是亞洲最大的農產品批發市場之一，覆蓋北京乃至華北每個城市與區域的食品物流網絡甚至部分海外農產品市場，同時僱傭着數十上百萬的就業人口。疫情在這裏爆發有一些必然性，也有一些偶然性。稍微管理不當，疫情就會通過食品供應鏈網絡向各地傳播。

所幸在出現數個病例之後，有關部門立即利用強大的防疫基礎設施全面行動，利用大數據行跡追蹤鎖定了新發地批發市場，對現場環境及時檢測，並進一步鎖定大數量級密集接觸人羣有序進行非常迅速的大規模核酸檢測，及時向社會公佈病例情況及活動者區域並對重點社區進行封閉式管理。（這次，北京採取的是比較精準的措施，能夠將病毒的活動及響應集中控制在個別區域而減少對全城的影響。）

應該説北京的準備是極其充分的，政府與人民的應對是集過去幾個月以來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地區抗疫經驗教訓之大成，筆者有三個深信：

一是這次爆發應該很快能夠控制住（中國會交出完美的“作業”）

二是換作任何其他國家，遇見這樣棘手的情況，均不可能像中國一樣在最短時間內有效應對和控制。（中國交出的作業在全班“排名第一”）

三是如果換作美國，將交出非常糟糕的答卷，這次疫情看來，美國根本就不具備有效的公共衞生響應能力（在全班“排最後”，水平與發展中國家相仿）。

筆者深信COVID-19疫情之後人們對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模式比較會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

2、常態化的防疫和COVID-19最不願意投胎的地方——中國

到處都看到標語説“疫情尚未結束，防疫不能鬆懈”，但實際上鬆懈是很難避免的。疫情的再次爆發可以讓人們有所鬆懈的神經重新緊繃。一些人可能對公眾場合進行的體温測量、訪客登記等措施有些厭煩，特別是在響應機制下調後。但這些措施作為一個整體就是我們防疫COVID-19的公共衞生防護網/安全網，是一整套的基礎設施。一旦疫情出現，我們就可以用最短的時間快速響應。也正是在疫情出現的時候才會讓我們意識到這套基礎設施的寶貴及必要。

另外北京新發地的疫情形勢也再次告訴我們平時佩戴口罩，注意個人衞生，保持社交距離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只要這些生活及行為習慣存在，COVID-19（及其他呼吸道傳染病）就不容易傳播。所幸在北京大部分人在公眾場合仍然佩戴口罩（儘管已經有50多日沒有本地確診病例），在疫情出現後立即主動採取社交隔離（這兩天街上的人流顯著減少）。人們已經有很強的防範意識。個人自主配合、服從社會的防疫大局已經成為一種社會規範和標準，作為一種觀念和理念已經“內化”到個人了。這在全球來看都是罕見的，可能只能在東亞社會找到。

同時，2020年6月份北京市民的心態與1月份時的國民已經完全不同——人們親眼目睹、比較了中國政府及其他國家地區防疫抗疫的真實表現。現在市民不再會盲目的、非理性的恐慌，不會被負能量和懷疑所主導，相反，對政府防疫能力充滿信心，對政府真真正正投下了信任票，深信在合力之下疫情很快能夠得到控制。這種信心和信任是中國政府通過過去幾個月抗疫成果轉化回來的政治信用與資本。

2020年，如果COVID-19是一個智能生命，被問及它最不希望到哪個國家投胎，筆者相信它會回答：中國。中國已經佈下天羅地網，COVID-19很難在這裏生存與傳播。病毒如果有得選，當然會去公共防疫基礎薄弱（甚至全然不存在）的地方，其中包括美國。

此外，筆者相信今年全國包括流感在內的各種呼吸道傳染病病例都會下降。經過COVID-19疫情，中國經歷了某種公共衞生及個人衞生的“洗禮”，至少在短中期內形成了一波防疫“紅利”。因此，除了新冠病毒外，今年疫情最大的“受害者”是其他一眾流感病毒。

3、防疫常態化之下，就更要算好經濟賬

新發地市場（包括北京新發地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及北京新發地國際水產城等）是亞洲最大以及全球最大之一的農產品專業批發市場，這裏不光關乎北京及華北的菜籃子，還有無數的就業和生計。

今天網絡上流傳各種食品，包括大量運送到市場的農產品被處置，有數萬人在新發地市場及周邊工作的人隔離。這些貨品及工作時間的損失都是有巨大經濟代價的。因為嚴格防疫導致的經濟損失需要由誰承擔？在企業、市場（包括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個人及政府之間如何分擔？這就是經濟賬怎麼算的問題。防疫和抗疫對全社會而言非常重要，成果是全社會共同享有的。但防疫是有經濟代價的。如果防疫常態化，那就不得不更多的考慮經濟賬的問題：政府如何幫助在防疫中蒙受損失的企業及個人。

我們看到許多發達經濟體並不擅長防疫，實際上無力構建強大的公共衞生防疫網絡，但卻非常擅長從經濟上救濟、保障中小微企業及個人。這裏面有極端的例子，譬如美國，一方面政府財政能力本身就比較強大，另一方面美國還掌握全球鑄幣權，能夠直接通過印鈔將成本轉嫁至全球。在防疫無力的情況下就通過“派錢”給企業及個人舒緩救濟，共度難關，也不失為一種辦法。

東亞發達經濟體普遍做得比較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方面防疫工作本身做得不錯，另一方面政府也積極對企業與居民提供經濟援助，包括今年2月財政預算案公佈了1,200億港元刺激經濟措施（包括了向香港永久居民每人發放1萬港元現金）以及首輪300億港元防疫基金，4月份又推出1,375億港元第二輪防疫措施。兩個多月內推出近3000億港元的抗疫支援，相當於2019年香港GDP的10%。

目前全國復工復產，但很多行業在疫情衝擊下遭到重創，企業關閉、個人失業的情況絕不在少數。很多行業和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很薄弱（例如可想而見這次新發地事件對日料等餐飲行業的影響）。所以再看到防疫工作時，筆者會更多的考慮經濟賬，如此多的農產品貨物被處置，背後的經濟代價究竟由誰來擔負？

防疫抗疫如果是短期化，那大家辛苦一兩個月，舉國共克時艱是可以的。但如果常態化，變成持久戰，那政府就需要算好經濟賬，考慮到什麼樣的行動和措施會給企業和個人帶來什麼樣的經濟影響，以及他們是否能夠承擔這種經濟代價。

4、新發地市場疫情爆發事件會進一步加深國內外對COVID-19病毒源頭的分歧：背景

筆者這兩天關注了一下海外媒體，報道關注非常至少，基本就是描述了一下事件。畢竟目前病例並不多，尚沒有引起海外輿論的關注。

1） 三種COVID-19起源論

筆者將COVID-19起源論歸為三種。

第一種：COVID-19中國起源論——認為COVID-19最早在中國爆發（在中國境內具體起源地可能是武漢，武漢周邊地方，或者華南例如深圳等廣東省內地方，但爆發地在武漢）。這是目前除中國以外全球輿論的共識，是一個人們普遍接受的基本看法。科學界會認為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種實證證據都指向COVID-19發自中國，中國起源論是截止目前為止解釋COVID-19的最可信的説法。不過，中國起源論仍然只是一種“假説”或“理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來確認，其作為一種科學假説和理論，也是隨時可以被相反的、更好的證據所證偽、推翻。只不過這樣強有力的證據尚未出現。

第二種：COVID-19中國以外起源論/“異地”起源論——認為COVID-19來自中國境外，由外輸入到中國境內，在武漢爆發並被中國衞生體系發現。過去幾個月以來坊間流傳的所有關於“外國更早即出現病例”的信息都可以歸於異地起源論。在諸多異地起源論中，指向性最強、政治性最強的為“美國起源論”。其他起源論實際上都不成氣候，可以和“起源不可知論”合流。

目前，中國以外起源論/異地起源論的支持者及受眾羣體，除極少數美國本土反政府陰謀論者外（筆者寫過一篇文章專門介紹美國的反政府陰謀論傳統），應該都在中國。異地起源論在中國的坊間極有市場，深入人心，在外部政治環境惡化的情境下，許多國人都開始接受並深信異地起源論。這種觀點在中國政府內也有很多響應者和支持者——這未必因為他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只是因為政府官員/公務員也是中國社會的一部分，和普通人一樣受到國內輿論場各種信息流的影響。今年3月中旬，中國外交系統官員在推特上呼應了“美國起源論”，在海外引起軒然大波。

**第三種：COVID-19起源“不可知論”。**持不可知論的人士認為，除非有100%的確鑿證據認定病毒源自中國，否則就不能針對病毒起源做任何有傾向性的判斷或意見，譬如筆者所説的目前我們掌握的實證證據指向病毒最有可能在早期發端自中國——這種陳述是不可知論者絕對不能接受的。

持有不可知論在邏輯和認知上有幾個特徵：

一是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往往同時吸收了中國起源論及異地起源論的許多信息，到最後實際上是無法形成獨立判斷的，遂選擇“不可知論”。對很多人來説，“不可知論”不但在政治取態上更安全，而且在認知和邏輯上也更高維，屬於“批判思維”、“不輕信”、“不盲從”。但不可知論也是一種認知上的虛無主義，甚至具有反智特徵，一旦陷入，很難跳出。

二是陷入某種邏輯陷阱，將科學理論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與對一個立論的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混同。所謂可證偽性，指在科學的認知論下，任何理論都是可以被推翻的，永遠不存在絕對的理論。所以從科學的角度，沒有人可以對中國起源論做出絕對判斷。任何一個反面證據都可以推翻這種理論，問題只在於這種反面證據出現的可能性及概率到底有多大。合理懷疑指的是反方提出了相當強的反向證據，對一個假説或理論提出了實質的挑戰，動搖了其根本的置信基礎。

實操中，由於病毒起源的研究是科學性的，所以任何研究的樣本和分析方法都是有侷限的，分析不可能完滿，在做出結論之後，幾乎肯定會跟上一句限定性表述：“我們是在有限數據樣本基礎上進行分析……”。而對於“不可知論者”來説，這樣的表述已經構成了推翻中國起源論的充分條件或實錘。實際上，一旦有了這樣的認知傾向，則提供再多的證據也無濟於事，因為不可知論者關注的是不完滿部分和可證偽性本身。他們永遠無法被説服。

2） 異地起源論及起源不可知論的背景與基礎

今年1月份疫情初期，國內輿論裏完全是本地起源論，人們抨擊吃野生動物的劣習，批評政府監管不力。在2月份的一段時間裏，甚至出現陰謀論盛行的情況——例如圍繞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各種説法。但到2月下旬開始，伴隨國內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國際反華輿論借疫情攻擊中國，異地起源論開始出現。其中最有代表的是“美國起源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有無數的主流/非主流/正規/非正規/的媒體/自媒體開始報道異地起源論。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網絡輿情傳播中自媒體（或個人）對一系列研究病毒起源及演變學術論文的利用，通過不準確、斷章取義甚至錯誤的引述來迎合異地起源論，經過各種海量的網絡信息，再加上白宮/Trump對中國的妖魔化/污名化（“中國病毒”）在中國人心中引發的憤怒，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異地起源論”或“起源不可知論”的支持者，脱離乃至否定了COVID-19最早發端自中國的假説/理論。

我不知道現在中國民眾中還有多大比例的人相信中國起源論，可能有相當比例的人士已經支持異地起源論或起源不可知論。有興趣的人可以就這個問題做一個民意調查，我想結果會非常有趣。

之所以排斥或否定COVID-19中國起源論，筆者以為有兩大原因，都不是指向實證，而是指向心理的：

一是受到反華輿論的影響，認為承認中國起源就意味着中國要為全球的COVID-19疫情承擔責任和義務——甚至需要對國際社會承擔賠款責任，這種負罪感（或對負罪的擔憂、牴觸、恐懼）使得人們在心理上變得非常不願意接受“中國起源論”。

實際情況是，人類歷史上充斥着大流行病，從來沒有聽説過病毒起源地要為其他地方買單負責的説法，到本文發佈的今天，美國防疫極為不力，全國確診200多萬例，還在向全世界輸出病毒，那麼這個病毒傳播的賬應當如何算？難道不是每一個防疫抗疫不力的國家都應當對被傳播國的疫情負責？發現病毒輸入自美國的國家應當向美國尋求索賠麼？顯然既不合理，也不現實。從來沒有人做過這種嘗試。遵循同樣的邏輯，2008年，美國因為自己的金融監管不力導致了次貸危機，並將金融危機向全球輸出，引發了多年未見的全球經濟危機及衰退，這個賬又怎麼算？各國應該向美國索取賠款麼？顯然，這些都是不可能的。全球化註定人類社會融為一體。如果這種想法——即對傳播、輸出風險的國家予以問責及制裁——成為國際實踐，那它將在瞬間終結全球化。實際情況是，從來沒有人有過這種想法。這種觀點不值一駁，如果需要反駁，也很容易進行。

二是認為只要病毒起源自中國，就必然會帶來中國污名化。當看到Trump説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時，他們下意識的反應是，為了讓Trump停止使用這個標籤，只有努力證明病毒並非中國/武漢起源，推翻中國起源論。他們內心深處其實認為，如果病毒真的源自中國，那我們對“中國病毒“説就無力反駁了。這樣一種不自信。使得很多人把注意力轉移到反駁中國起源論上。

實際上，世衞組織、學術界/科學界、西方政治主流及知識分子（主流自由派及“白左”）、西方世界的亞裔對此態度、立場是很明確的：無論病毒起源自何地，都不應該把這個地方或所在的國家用於冠名這個病毒，以避免形成污名化和歧視的影響和效果。所以，即便病毒真的發端自中國，Trump也不應該將COVID-19稱為“中國病毒”，因為這種説法構成了對中國及華裔的歧視。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根本不認為病毒起源論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但在中國，正由於害怕國外/西方的指責，很多人在有限的證據面前即轉化為支持異地起源論或起源不可知論者。實際上這已經是中國許多人的集體思維：認為只要對“中國起源”予以承認或不予拒絕，就會迫使中國承擔COVID-19全球疫情的污名和責任。筆者以為這是反華政客及輿論設的一個局，一個議程設定。而中國跳到了這個局裏，陷入了起源論之爭，到現在已經很難抽身了。這其中關鍵不在於坊間怎麼看——中國民間可以有任何看法——而是中國官方的話語。從外交部過去幾個月的講話和陳詞可以發現，對“異地起源論”的暗示及對“起源不可知論”的堅持已經是中國針對COVID-19外交話語及官方辭令裏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官方的這種取態是從一位官員在三月份的一個推特開始的。他以個人身份援引了“武漢軍運會輸入論”暨“美國起源論”，這其實是極不友好的國際形勢面前（主要來自美國白宮），中國外交系統為了反制，對國內坊間輿論進行的某種呼應。至此，異地起源論正式進入官方話語。只不過是這一説法在國際社會上是沒有市場的，完全是中國坊間的傳言。官方援引、呼應了這種坊間説法，瞬間使得事件升級。外國人不知道這種説法在多大程度代表中國官方的態度，以及這種説法在多大程度是中國官方在民間宣傳的結果。中國外交系統三月份的這個做法引發了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比較大的負面反應，以及美國輿論的憤怒。其中，Trump本人對此極為憤怒，引發了反華的升級攻勢。

外交系統的這個行動對中國沒有起到什麼正面幫助，相反是起到了很大的負面作用。這個負面作用之大，恐怕超出很多人的估計。筆者甚至認為，起源論問題是中國在COVID-19疫情的國際輿論上處於被動的最大單一原因。

而由於中國與國外現在有點處在平行世界的意思，我估計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會感到難以理解，認為中國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或隱藏着什麼重大事情。

在負面反饋中，中國值得退回到一個“相對安全的角落”，呈現的取態是，一是繼續迴避中國起源論，二是在短期內堅持起源不可知論，三是支持科學的獨立調查，把問題儘可能推後，轉移當下的焦點。

筆者的看法是中國坊間輿論怎麼討論都可以，但官方不應該介入起源論。

如果中國官方提及異地起源論，外國人會覺得完全不可思議——中國政府怎麼能有這樣的想法？然後會認為政府在自上而下、有意識地在進行對內宣傳（“洗腦”）。他們會認為這種説法偏離事實，混淆是非，且由於指責病毒由外國輸入，由輸出陰謀論的嫌疑。這會引起外國人對中國很大的負面情緒和不信任。

而中國官方如果援引“起源不可知論”，則給外國人形成的看法是中國政府在避重就輕、玩文字遊戲，不願實事求是，是沒有擔當的表現，也缺乏誠意。

無論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認為外國人的看法有多麼的不合理，有多麼帶有偏見，但在2020年，這就是國際輿論的看法。筆者只是在此指出不方便的事實而已。

小結：在當下，中國人無論提及異地起源論，還是提及起源不可知論，在國外引起的反應都會是負面的。而在當今的“平行世界”下，大多數中國人是很不瞭解國外的輿論和想法的，對外國人的負面反應同樣會感到不可思議，並進一步將其歸於反華或歧視。

但如果有人説中國根本不在乎外國的想法，那一定是假的。如果中國人不在乎外國人的説法，那就不會在病毒起源問題上做過多糾結。之所以對起源論糾結，就因為不自信和負罪感。

美國人會糾結2009年H1N1豬流感的起源麼？完全不會。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進入過他們的大腦。

COVID-19起源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議程設定”——部分西方反華政客將COVID-19中國起源與中國罪責及中國污名相等同，而我們的政府和國人為了應對這部分西方政客的批評和指責，陷入其中，開始論證及支持COVID-19的異地起源或不可知論，從而在更廣泛的西方世界及國際社會里得到了負面評價，落得一個不實事求是、輸出陰謀論的名頭。

真是冤枉。

筆者認為COVID-19起源論是一個最大的坑，是一鍋粥裏的蒼蠅，完全不應該介入。

但無論如何，事情已經發生了，其背景和經過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切都已經變成歷史，最重要的還是總結經驗教訓。

5、新發地市場疫情會進一步加深國內外對COVID-19病毒源頭的分歧：具體分析

現在讓我們回到北京新發地。

在平行宇宙下，中國與西方及國際社會對這個事件會形成截然不同的詮釋與看法。

1）中國的看法

今天（6月14日）晚間，北京疾控中心專家表示，“通過全基因組測序發現病毒是歐洲方向來的，初步判定與輸入性有關。但到底病毒怎麼來的，還無法確定。有可能是污染的海產品或肉類，或者進入市場的人通過分泌物進行傳播。”

新發地批發市場疫情爆發事件，如果説在中國境內對COVID-19起源論會產生什麼看法的話，就是使人們更加相信異地起源論或起源不可知論。

——“新發地的病毒來自歐洲，那麼去年12月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病毒難道不很有可能也是境外輸入的呢？”（異地起源論）

——“新發地這件事充分説明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病毒是從哪裏來的。關於這個病毒我們知道的太少！”（起源不可知論）

如果有人做民調，大概率會發現，新發地疫情事件之後，相信異地起源論和起源不可知論的中國民眾比例上升了。

2）美國/西方/國際社會的看法

西方民眾對中國的新聞根本不感興趣，少數受過較好教育的人也只會看看標題和大意。

在西方，新發地農產品市場爆發疫情只會幫助他們加深一個看法，即COVID-19為中國起源，與中國人處理的野生動物及衞生水平有關。COVID-19就藏在中國人處理的某些野生動物宿主身上，新發地市場只是又一個武漢野生動物交易市場“wet market”。同樣或類似的動物就是病毒宿主，這次只是在北京爆發了。

——“COVID-19的病毒一直就在中國。在某些動物宿主身上，它從來沒有被正確處理過，這只是另一次爆發。”

——“中國關於境外肉類品/海產品輸入的説法根本不可信。他們只是一貫的套路，想把起源地甩到國外。中國的説法根本不可信。他們甚至可能連疫情數字都是假的。”

——“估計因為是在北京，政府覺得沒有辦法掩蓋吧，只得披露，同時還把病毒來源説成是國外。”

這些國外人士不會花一秒鐘關注中國國內提供的關於新發地病毒輸入的證據。因為他們不相信中國。

因此，新發地疫情爆發事件只會讓國外人士更加相信COVID-19中國起源論。

新發地疫情事件會使得中國更加相信COVID-19的異地起源/起源不可知論，而讓國外（特別是西方人士）相信COVID-19的中國起源論，實在是莫大的諷刺與悲哀。

但這就是不幸的事實：2020年的今天，中國與西方的認知鴻溝如此之巨大，使得人們已經被隔離在“平行宇宙”的兩端，在很多問題上已經無法找到共識，無從對話，在同一個事件上不會增加信任和共識，而是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擴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