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丨微博女權的前世今生：從“政治正確”到“商業正確”_風聞

文｜李思磐

最近，關於微博女權“陣營分裂”的討論很多。涉及的事件首先是博主“恩和”對網紅“Papi醬”生育後形象憔悴、孩子隨父姓進行評價，以及圍繞這一條微博進行的女權和反女權的網友之間、以及疑似營銷操作的攻防大戰。之後則是圍繞真名為宋一鑫的博主“暴烈甜心小鱷魚毛毛”指責性健康科普作家“女王易衡”“支持代孕”【1】導致的名譽侵權訴訟的討論。在此之前，女權賬號之間的分歧也一直存在，一些賬號批評另一些賬號用虛構事實甚至造謠的方式來炒作議題，更突出的批評是，很多2017年以後的新興女權賬號的討論，涉及了對窮人、殘障人士、多元性別羣體的歧視，而近期則越來越集中於攻擊已婚或計劃結婚的女性。作出如此批評的用户，則被對方以及擁護者批評為高高在上的“學院女權”、“温和女權”或“平權派”，以凸顯與己方作為不妥協的“極端”與“激進”女權主義者的區別。更有甚者，MeToo中的一些當事人，也因為在女權觀點上與“極端女權”有分歧而遭遇攻擊【2】。甚至因為近期反映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的歷史劇《美國夫人》的熱播，相關的分歧，也被類比為劇中政治保守派女政客與女權主義陣營之間的分歧。

這些爭議被高度關注説明女人之間的分歧總是太容易被看到。筆者並不認為微博上的所謂女權爭論與“割席”（這個措辭來源於自我認同為“激進女權”的用户）有“理論分流”或“政策之爭”的意義，而認為這是女權用户羣體擴大，需求多元和內容生產主體分化的結果。爭議與批評是女權主義的常態，但今天的一部分微博用户卻將批評與“割席”甚至“分裂”等同，這恰恰意味着社交媒體上的女權討論對她們而言，區分盟友與敵人事關重大。理解這一現象，必須結合微博平台的管理政策和商業策略變化導致的用户結構變遷，以及女權議題在微博上的發展脈絡來綜合分析。

曾經的微博：男流（manstream）就是主流（mainstream）

性別平等從邊緣議題到成為微博的主流議題，這個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從2009年開始，新浪微博就是公共事件發生的主要互聯網平台，其發展的過程，也是監管和商業邏輯不斷向技術革新帶來的社會空間滲透的過程。

2009年8月，在四家新聞門户網站中，新浪率先推出“新浪微博”內測版。為了能夠將此前社羣網站經營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新浪公司的資源優勢成功轉化到新項目，新浪微博借鑑之前博客的成功經驗，大量拉攏名人用户（這些人通常也是市場化傳統媒體平台上的意見領袖）和擁有話語權的傳統媒體記者。這一策略是成功的，到2011年，新浪微博的用户即已經過億。

儘管沒有新聞“守門人”，但微博的技術設定與“大V”為核心的商業發展戰略，還是讓微博的意見場域充分精英化了。名人用户在公眾中間的認受性，也多來自於傳統媒體平台，“大V”與市場化媒體新聞記者之前本已存在的關係網絡，因為微博提供的互動機會而進一步強化了；微博上公共事件中的意見領袖，與市場化媒體構築的輿論空間中的結構高度相似，新浪微博很快成為男性知識精英設置事件議程並引發新聞機構跟進的輿情熱點事件的高發平台。

此時，婦女權利議題在微博與傳統媒體上一樣，是邊緣的存在。女性的意見領袖也並不討論性別問題。因此，當年儘管主流媒體報道過有着全國影響的一些性侵害事件，在微博上的討論要麼是爭議性的，討論往往強化了“強姦迷思”；要麼不被關注。

2011年進駐微博的兩家婦女公益傳播組織“女權之聲”和新媒體女性，在2016年之前，粉絲量都不過數萬。在2013年之前，微博的女權圈子基本上都能“混個臉熟”，因為這些博主多數在媒體、公益和學術領域，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她們多多少少都通過社會性別學科和公益網絡建立某種聯繫。

最初微博女權討論質量不低，但很難“出圈”。譬如2011年底，儘管同城的傳統媒體進行了報道，廣州婦女組織舉辦的日軍性暴力歷史圖片展在微博上的文圖直播卻轉發者甚少。而唯一引起“熱議”的一條，是因為當時的電視評論節目主持人馬志海—作為媒體“大V”的一員——質疑不應該將日軍的暴力展示為“性暴力”。2012年出現的青年權行動派儘管被當時仍然繁榮的地方性市場化媒體大規模地報道，可是在微博上影響並不大。即便她們也曾經為了引發對反家暴立法的關注，發起貼圖行動“裸胸反家暴”，仍然無法獲得主流微博用户大面積的關注。真正在微博上“火”的，是2012年上海女權主義者的“我可以騷你不能擾”，這一事件帶來的是關注與爭議，而非主流網友的支持；當然更加“出圈”並贏得大量支持的，是葉海燕的“校長開房找我”。今天的微博用户恐怕很難想象，當初模仿葉海燕貼出類似舉牌照片的微博用户中，有不少是穿制服的公職人員。當然葉也因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從男性的微博到女性的微博

2013年網絡淨化行動展開，網絡水軍公司被查處以及“薛蠻子事件”【3】使“大V”成為治理的主要目標之一，以他們為主的輿論平台新浪微博也遭遇了商業危機。為了實現其商業目標，迴避政策風險，新浪公司內部也有充分的動力，淡化最初為平台聚攏人氣的男性為主的意見領袖的聲音。

2013年4月開始阿里公司與新浪微博形成了合作關係，推行“微博電商”等戰略，讓微博初步商業化。之後，為了鞏固媒體屬性價值，微博選擇增設了一些新功能，如微博頭條讓用户可以發表長文章，而2014年推出的微博支付，讓微博的內容生產者們可以得到讀者打賞和付費閲讀。隨着新的市場策略見效，新浪微博股價上漲數倍。隨着新浪微博商業化的成熟和高速發展，其他三家公司（騰訊、網易與搜狐）的微博關閉或實質上不再作為業務重點。新浪成為中國唯一的微博平台。在網絡治理之後，新浪的策略是“淡化公知聲音，發展垂直內容。”即淡化時政和社會類信息，根據用户的不同興趣點，細分出多個垂直內容板塊，比如汽車、美食和旅遊等。到2015年，微博開放運營有32個垂直領域。由於開始深耕和細分不同領域的用户，新浪轉而培植粉絲規模更小的行業“中小V”。2016年前後，直播和視頻成為移動互聯網迅速增長的板塊。新浪微博又以“網紅”經濟作為自己的重點。通過這一輪的佈局，新浪強化了自身的媒體平台和輕度社交關係的特點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

新浪的商業轉型，帶來的另一個重要的副效應，就是作為內容消費者和廣告用户的女性用户的崛起，尤其是在大學年齡段的、有一定消費力的女性用户的增加。企鵝智酷面向全國8373名網民按照中國網民人口特徵進行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新浪微博忠實用户和新增用户中女性（54.9%）和出生於1990後和2000後羣體（58.8%）佔比較高，而在微博流失用户中男性高知羣體佔比較高。根據微博數據中心提供的2014年到2016年微博用户發展報告，這3年中，隨着電商、購物和娛樂功能的完善，微博商業化發展的過程就是女性用户增長的過程。女性也更願意使用微博支付（佔56.1%）。

在從公共論壇轉向更多元的娛樂和資訊平台的過程中，新浪微博發展出對自己有利的商業模式。作為“生產型消費者”（prosumer，即“producer 生產者”和“consumer消費者”的合成）的新浪用户，可能獲取更多元和“專業”的信息，也可能因為自己生產的內容得到物質回饋（打賞和付費訂閲），付費閲讀中得到收益的男性佔比84%，而女性佔付費閲讀用户的近六成，也佔付費會員用户中的六成。新浪官方數據表明，會員用户的活躍度大大超過普通用户。

2018年，在將微博轉虧為盈居功至偉的“垂直領域”經營，已經拓展到60個；其中美妝與時尚領域最具影響力，擁有總共4.2億興趣用户，其用户畫像為：女性75%，90後56%，高學歷79%，單身73%。並非僅僅在美妝與時尚領域，綜藝與劇集的興趣用户，也都有超過7成為女性。2015年的微博話題報告顯示，就新聞類話題進行討論的，68%為女性，包括天津港大火69.3%和勝利日閲兵70.2%。儘管微博的性別結構看起來變化不大，但在公知被退隱之後，女性用户始終是最願意花錢也是最活躍的，這才是微博“漸漸女權”的原因。考慮到各平台都積極探測用户畫像，力求鼓勵生產和推薦用户歡迎的內容來開發商業價值，當女性成為內容的主要消費者，她們對於微博平台商業收益越來越有影響，其內容需求也必然通過用户調研和算法機制，反饋到平台的策略調整中。

女性用户對於微博商業利益的影響，從一件事上可以窺知端倪。

2018年11月，王思聰在新浪微博，針對IG奪冠用微博工具進行抽獎，參與用户的男女比例為1：1.2，而獲獎的比例則是1：112 。此事引起網民問責新浪官方。而新浪CEO王高飛的回覆是，系統需要辨識機器人賬號，因此，只轉發不評論、不發原創以及圖片的賬號都可能被認為是機器人賬號而被降權。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了，正是新浪女性用户積極的數字勞動，堆積起新浪高達2億的日活用户數——主要是女性在撐起微博的天空。

從周國平到彎彎_2016：女權浪潮的到來

2015到2016年是微博女權的轉折期，此前女權機構與個人賬户已經感覺到暗流湧動中的結構轉型。在男性公知帶動的公共討論遇到新的政策環境，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傳統新聞機構，都在吸收更加多元的公共議題。早期公知微博與傳統媒體聯動而產生的傳播機制，女權機構賬號也開始被納入。2014年新媒體女性在微博獨家首發的女德館卧底報道帶來了《南方週末》和《環球時報》等主流媒體的跟進，其廈大性騷擾案報道也設定了主流新聞機構和新聞門户的報道議程，2015年“新媒體女性”對地方政府將人口販運受害者、鄉村女教師郜豔敏作為“道德模範”的做法發表批評文章後，被澎湃新聞轉載，引發全國新聞機構重新採訪郜豔敏事件，並影響了當年刑法修正案九中相關法條的公眾意見。

女權輿論的第一次漲潮發生在2015年1月12日上午，作家周國平發了一條微博：“……女人只有一個野心，骨子裏總把愛和生兒育女視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個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麼不論她在痴情地戀愛、在愉快地操持家務、在全神貫注地哺育嬰兒，都無往而不美。”這條讚美“女性美”的微博在被惱怒的作者刪除之前（周認為遭遇了水軍），在很短的時間裏收到了約5000條評論，大多數是女網友的反唇相譏。

在此之後，若干倡議性別平等、反對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的互聯網事件在微博相繼發生：2015年是春晚性別歧視內容在微博上受到女性網友廣泛的吐槽，女權公益賬號“新媒體女性”和“女權之聲”相繼進行批評，女權之聲的批評與組織下，引發網友寄信廣電部門要求停播歧視性節目。2016年則是女網友的呼聲體現在微博運營數據上的拐點。2016年女網友“彎彎_2016”在北京商務酒店被攻擊事件，以閲讀數27.8億，討論數283萬的數據高居當年話題榜首，而此話題女性用户參與佔68.6%，並進入了當年的微博話題報告。同一年婦女節期間的性別平等倡導活動“反三七過三八”超過1.1億閲讀，動員大量年輕女網友貼圖並在校園空間中實際干預女生節和推崇婦女節，並引發線上線下各類媒體的跟進，這一流量增長也被微博官方關注，並授予相關賬號當年公益獎項。2017年的巫山童養媳馬泮豔事件，持續是在微博上引發網友關注聲援；到2018年數波微博曝光被性侵經歷的“米兔”運動形成席捲之勢，皆經由社交媒體延燒至機構媒體和自媒體賬號，讓反對性別歧視與暴力成為微博輿論不可忽視的主流聲音。

彎彎事件是性別暴力成為“流量擔當”的標誌性事件，其進入了微博2016年上半年熱門話題盤點報告，無疑讓微博平台上的內容運營者看到了類似題材的“帶流量”潛力。同樣，新媒體女性的“反三七過三八”也讓關注輿論場域的各方——微博平台、官方組織、媒體機構以及在社交媒體上提供各類產品和服務的賬號，都開始瞭解微博平台上性別輿論的變化。2016年之前，《中國婦女報》微博一直用“與民同樂”的方式，報道女生節的“趣事”；而2017年三八節，它邀請一位作者寫了一篇“反三七過三八”的文章，並在這一年開始積極經營其此前缺乏互動的社交媒體賬號。一些商業機構，譬如海信手機，開始用宣傳本企業高知女性的方式作宣傳；而一些宣傳企劃業者也告訴筆者，“反三七過三八”時的女權輿論風暴，也是其説服公司進行“女權向”婦女節宣傳的證據。

2015到2016年，同樣是社交媒體上反女權輿論集結的拐點——此前，論敵是隨機的，微博上的男性用户只有與女權用户發生論爭的時候批評女權，譬如“何光順事件”【4】和“超生救國派”【5】；開始出現專門的“女權黑”也在2015年左右。譬如，一直攻擊不同的女權博主的賬號“吐槽鬼”，其第一條批評女權的微博，出現在2015年女權公益賬號評春晚節目中的性別歧視的微博獲得上萬轉發之後。

反對者的集結，也與中美兩個輿論場域的交流有關。在美國總統候選人初選期間，相關的討論集中於問答社交平台“知乎”。隨着美國“另類右翼”的動員，在批評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與希拉里•克林頓的同時，反“政治正確”、“白左”以及推崇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成為知乎上較為主流的意見。在這個輿論環境中，“中華田園女權”這個詞，逐漸由知乎的批評而滲透到微博，成為常見的對微博女權的批評；知乎上也逐漸形成了常規批評微博女權的一些賬號。

中華田園女權這個詞繼承了之前“偽女權”和“國產女權主義”之類的批評中的基本面向，即“只要權利/權力不要義務”；其重點在於正式承認了抽象“女權”的正當性的同時，否定具體的女權討論和行動的“正宗性”。生硬地引經據典批評“田園女權”，成為一些男性賬號的選擇。

“商業正確”時代

因為人口學結構的變化，社交媒體上女權已然成為“政治正確”嗎？2017年後一系列女權組織和個人賬號受到的形形色色的攻擊，都意味着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的“政治正確”，是“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

但女權因為“帶流量”已經是一種“商業正確”。微博平台上，存在着數量巨大而活躍的對性別平等現狀有着強烈不滿的年輕女性，她們中間也存在着強烈的“女權向”文化產品消費需要，這一信息在2015年後逐漸被文化產業從業者和社交媒體內容生產者意識到。我在2017年對新浪女權用户的問卷調研中發現，她們75%處在18-30歲之間，接近一半在23歲到30歲，約6成為獨生女，約8成生活在在經濟較發達地區。相比起同期的微博用户數據，她們更加集中在大學和職場初階階段，也更集中於經濟發達地區。

流量影響之下，內容的轉型很快發生。在2017年反兒童性侵議題的時候，有不少“吃土”美妝消費類賬號也曾經大力生產與轉發類似的議題。甚至一些以往以仇女內容為主的賬號，也積極地參與相關內容生產。從2016年開始，一些理財和律師賬號越來越頻繁地討論城市與中產女性面臨的家庭財產問題。不管是否有盈利目的，一些更新最頻繁的新興的“女權”賬號，越來越將討論焦點放在婚姻家庭與職場理財的領域，為網友提供個人策略的指南。在這些討論中，議題的窄化伴隨的是樹立假想敵。“騙婚的Gay”、“農村出身的窮屌絲”、“原生家庭的吸血”和“婚女（已婚、計劃結婚以及合理化婚姻制度的女性）”相繼成為討論中的對立面。在這樣的一種“批判”中，塑造出來的“女權主義者”的形象，當然也主要呈現在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策略中，“她”應該自強自立，比較冷靜地進行利益的權衡，將市場提供的機會最大化地利用，堅定地以自己獲得經濟成功作為生活的終極目標，並不被其他任何人——包括很可能偏愛兒子的父母、丈夫以及夫家以倫理或感情進行勞動與經濟層面的剝削。因此，對於家暴、原生家庭的傷害、職場的歧視等等性別麻煩，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不婚不育保平安”。隨之而至的，是摻雜在討論中的對“婚女”的攻擊。

這些經常以相當情緒化的方式表達的觀點“激進”嗎？如果激進仍然是一個有關公共參與與結構變遷的名詞，那麼在這裏就是被誤用。在市場化改革之後， “自強自立”基本上是主流社會奉為圭臬的東西，幾乎談不上是一種女權獨有的主張，過往也常常被一些主流女性用來否定女權主義——認為女權主義是自命為弱者/受害者，不“自強”（譬如《美國夫人》的主人公就有類似的台詞）。因此，與其説是激進，不如説是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個人的一些雜糅：經濟與個人生活中的自我成就被等同於女權，“個人的”取代了“政治的”【6】。事實上，自強自立也是“女權向”內容與商業收益機會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因為平台的廣告商會進行內容調性的審查。

當然，還有更多的問題，在流量焦慮之下，很多討論被刻意煽情化了。譬如，很多關於婚姻和財產的故事無法被證明是真的，但“城市獨生女”可能被“底層屌絲”傾吞財產的都市傳説一再被討論。代孕議題基本上已經成為一種“女權資格審查”的標準，而事實上，這更像為了粉絲忠誠度而進行的一種信息操弄。“女權”、“婚驢”的二分法導致了更多女性製造的厭女表達，“窮男人去死論”只是讓經濟弱勢羣體成為性別問題的替罪羊，而免除了那些經濟社會地位中上的男性的責任，其實加固了結構性不平等的合法性。更多的性別議題的討論，變成了站隊而無法立足於複雜和真實的社會情境。

社交平台上以喊口號、貼標籤的方式推展的一些女權話語，與其説改變了現實，不如説是在網絡空間製造了“另類現實”。譬如，微博平台看到的對“婚女”的各種污名，不等於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現實生活中，還是已婚的給未婚的壓力。對“婚女”的攻擊讓一些在現實中深受異性戀婚姻霸權壓制的朋友覺得“爽”，或者至少“不妨如此”，也是自詡激進的博主們受歡迎的原因之一。然而攻擊婚女這一行為本身，除去厭女的本質，在策略上也是很不智的：正好迎合了社會上一些人對單身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刻板印象——想結婚而不得，因此仇恨“幸福”的已婚女性。而同時，女性在現實中無論婚裏婚外，如何協商出更多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權利，以及議題本身的多個面向的討論可能，都被拒絕了。

一些女權博主對於這類微博討論的不滿，主要是不樂見女權主義的理念被過於簡單粗暴和教條地傳播，並且只提供單一的“生涯規劃”版本，而希望網友能夠認識到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的複雜交纏，能將性別問題放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之下進行分析，看到制度性的原因，同時能看到文化與生活方式變革的多重可能。然而這些批評，對那些沒有相關知識背景和行動經驗的網紅博主來説很難帶來立場的修正；並且從內容創業的成功策略來説，修正立場和認錯是不明智的。

因此，相互爭論的微博女權之間，並沒有發生政策的分歧。因為引領“堅決反代孕”議題的““暴烈甜心小鱷魚毛毛””這一類的賬號，恐怕很難去倡導這樣的一種政策。她對於“反家暴小疫苗”倡議行動的攻擊（她認為在社區貼反家暴標語沒有用，只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男性用暴力來制服加害人才能制止家暴），也充分表明，她缺乏對議題倡導的理論認知和實踐知識。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正在努力增強賬號盈利能力的內容創業者（她與另兩名女權博主一起成立了公司），很難進行線下實踐和政策有關的行動，因為這些行動只會帶來風險而沒有經濟收益，而平台只對虛擬空間的勞動分成。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定義較為寬泛的性別平等倡導者不足以圍繞政策進行爭議——作為一個羣體，在主流的決策和立法體系中，她們的影響力沒有大到可以分裂的地步。因此，在現實中，幾乎只要是一定程度上認同“保護婦女權益”的立法者，都會被視為合作者。

不是“陣營”，而是星系

那麼，如何理解微博女權/女拳——尤其是那些奮勇與男性沙文主義者相互攻擊 “打拳”的網友——作為羣體的存在？

從平台策略轉型帶來的用户進入，突破之前女權圈的熟人結構開始，微博女權其實早已不是一箇中心的結構，而是卡斯特所言的“互聯網星系”，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意見領袖，而這些有着不同中心的社羣，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和“解題思路”。目前的“微博女權”這個整體，包括了婦女權益機構賬號、女權作家和學者、一些女權公益行動者和志願者（包括個人與自媒體小組）、內容生產創業者以及她們各不相同的粉絲羣體。如此龐大的自我認同“女權”的身份社羣的浮現，固然有公益組織與行動者本身的培育與召喚，但同樣受益於其他身份的內容生產者。

相較之前女權賬號的運營者和粉絲有相當比例是將女權作為一個公共議題來“商討”與“參與”，新增的大量女權用户是基於個人生活進行交流和表達，她們有自己的情感和知識需求，需要一些賬號的“女權科普”——需要親和淺白甚至不乏粗俗的 “説人話”。尋求對個人處境的解釋，尋找機會説出自己的痛苦、壓抑並分享經驗得到社羣的共鳴，這是一般用户的需求。並且，基於個人生活進行討論，也是大多數博主既可以從其他人那裏受益，也可以產出的內容。如果放棄精英式的傳播與行動觀，就會發現這是互聯網時代的一種另類的“意識提升”。

譬如一位網友“WanWan1943-”如此描述她對一些博主的認識：“我自己本身是非常感激早些年微博上的一些女權博主比如木大媽、我是落生、麥雨香衣、還有林毛毛的。因為我們家的女性沒有一個腦子清楚的……這種環境下長大的我自然也是個資深扶弟魔戀愛腦渣男吸鐵石。……後來看到了這些女權博主每天精闢入裏邏輯嚴密的話語才恍然大悟：我應該先活出自己，先正視以及尊重自己內心的每一個細微的感受。……從那以後感覺生活有了希望有了光亮，下定決心要追尋新的自己，to be who I am。我也確實做到了，學會愈療自己以後抑鬱症也基本離開了，每天生活平淡知足，也有了很多以前從未感受到的成就感以及快樂。然而回過頭看看國內女性的現狀，她們是無數個當年的我。所以我也要做一個極端女權，能叫醒一個是一個。前方道路雖然依然道阻且長，但是不能放棄。而且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女孩子在覺醒了，她們懂得思考，懂得質疑，懂得抗爭，一天沒有實現平權，就一天不放棄努力。”

不管專業的“女權黑”賬號如何一再挑釁，女性相互訴苦，得到支持或者“罵醒”的文化，已經為女性表達遭遇性別不公的憤怒，製造了一個空間——儘管這個空間不見得都是友善的面孔，但來自不同生產主體的耕作，為女性的情感表達在社交媒體上圈出了合法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對於社會變遷最重要的一個原動力——集體的怨憤被表達出來了。靠社交媒體本身的功能設置，它能夠引發一些有意義的變化，譬如MeToo中受害者得到的支持與鼓勵有力地對抗了對她們的污名，對媒體報道中性別議題呈現的批評與討論足以讓媒體聽見並有所忌憚，以及新冠流行期間提升女性醫護能見度以及對她們進行物資支援的行動。

討論的品質固然重要，但類似MeToo這樣的大型互聯網事件，女權網友更多是靠數量和活躍度製造了輿論風暴。她們的公約數是對性別暴力和歧視的關注，對法律上的性別不平等的憤怒，大多數情況下，她們對受害者相當支持。她們中的很多人可能對女權的認知很粗淺，但這種支持與憤怒，使她們有潛力成為女權行動的支持社羣。我的問卷調查中，微博女權網友最關注的女權問題依次是：“就業性別歧視”、“片面強調傳統文化和婦女扮演傳統的家庭角色”、“法律、政策制定和實施中的性別歧視”、“媒體和公眾輿論中的對女性的歧視和污名”、“性暴力：性侵害和性騷擾”和“生育性別篩選和虐殺女嬰”。她們的存在，成功地提升了性別議題的能見度，儘管討論的方式屢屢引起爭議；但男性沙文主義者近乎無底線的的髒話攻擊，也傾覆了網絡上本由男性掌控的話語權力/暴力。

如何回到公共？

今昔對比，除了數量和活躍度上的性別反轉之外，不同之處還在於，在微博女權討論中，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對女性和其他邊緣羣體的攻擊，越攻擊性的言論越能帶動用户的活躍因而得到平台的鼓勵。平台需要的是數據，而無意為討論的品質負責。我們必須意識到，社交媒體上的女權討論，不等於女權運動本身。而社交媒體上女權討論的劣質化傾向，只是女權運動機會與資源雙重匱乏的一個結果。

2017年我做微博女權用户調查的時候，被網友關注的一些賬號都已經不存在或不更新了。隨着微博上人肉、告密之風橫行，不少女權博主因為網絡暴力離開，之前發生過的討論和互聯網事件，如今的很多女權用户並不瞭解。2019年4月，微博增加設置“半年可見”功能，為求自保博主們紛紛隱藏之前的內容，這進一步加強了社交媒體上的歷史性斷層。非但如此，短短數年前的女權行動的報道，即便在主流媒體的網站也刪除殆盡，記憶被抹去了。微博是一種即時表達與傳播，算法機制又與用户行為密切相關，用户能夠接觸到的，是自己緊密互動的意見領袖，而常常缺乏合適的信息參照。因此，社交媒體常見的言論極化、以鄰為壑以及信息過濾泡沫的現象，在女權社羣中同樣湧現。 

為女權議題提供聲援的社羣也不是運動的全部。鍵盤轉發固然重要，但帶來政策後果還需要線下的行動和實際的人際信任。譬如，MeToo每一位當事人背後，對其進行支持的志願者們、性侵倖存者的互助網絡（如弦子的網絡）、婦女組織（如MeToo第一起勝訴劉猛性騷擾案）以及促成最高法將性騷擾加入審判案由的立法倡議者，是更為重要的環節。沒有這樣一個交錯的行動者的網絡，僅僅是轉發，未見得能帶來轉變。理解微博女權的參差不齊，可能需要參照弗雷澤（Nancy Fraser）提出的多重公共領域的概念，即強調“公眾”間的關係不是理想化的平等包容，分裂、差異與多元的多個話語空間相互競爭並挑戰，才是“公共”的常態。但我們也期待一個哈貝馬斯式的經典模型——即建立理性討論的空間——至少，理論與政策是必須經過説理，而非喊口號甚至語言暴力就能解決的。

這意味着，在社交媒體的結構之下，微博女權用户應該理解與她人的交流都發生在一個已經被監管和商業改變的空間，能夠有意識地對抗信息操縱（一些虛構的故事和煽情的表達），並主動尋找和傾聽不同的意見和事實的證據，尋求脱離迴音室的途徑。而對於那些期待帶來改變的人，除了線下的服務與倡議，應該更積極地、更認真地傾聽和回應女性的訴求，提供一些“自立自強”之外的選擇版本，分享一些真實生活中的改變經驗，尤其是跳脱微博網友階級、地域和年齡羣體的經驗。畢竟，建立公共生活，不能僅止於理解自己的命運，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包容她者，並展開與他人的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批評決不是“分裂”，批評正是把各自運轉的星系連結起來的方式。

【1】2019年2月，“暴烈甜心小鱷魚毛毛”因為“女王易衡”轉發過對代孕的立場投票而指責其“支持代孕”，並不顧後者的澄清而一再對其進行污衊與攻擊。而此前，在宋等自我認同為“極端女權”的博主以及認同她們的網友那裏，是否支持代孕已經成為鑑定是否“真女權”的標準。在一再被攻擊和威脅之下，“女王易衡”憤然提起名譽侵權之訴，獲得勝訴。

【2】如朱軍性騷擾案當事人“弦子”與“麥燒”，以及微博“央美姚舜熙事件當事人” 都因為在女權議題上觀點與“極端女權”分歧，而被號稱曾經支持她們的網友聲明收回支持並羞辱。

【3】2013年8月，擁有上千萬粉絲的微博“大V”薛蠻子因為涉嫌賣淫嫖娼而被抓捕，後因疾病取保候審。

【4】2013年3月，廣州外語外貿大學教師何光順在微博上發表自己在課堂的言論 “女生應有充裕的時間來打扮自己，能跟上10點的第二節課就好了，從7點到9點的時間應該用來化妝，然後再優雅地進入學堂，於是男生因為美的感動和鼓勵，就會贏得奮鬥的動力了。”該言論引起女權網友的批評，進而引發新聞媒體報道。

【5】2012年6月，反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旅美學者易富賢在廣州公開演講，提出中國應儘快終止計劃生育政策，為避免未來人口減少，應鼓勵婦女在30歲之前“完成生育三個孩子的任務”。因其演講中對婦女權利的漠視，引發廣州女權社羣的批評，並導致了微博的性別平等社羣在線上和線下公共論壇與“超生救國派”的辯論。

【6】見Bonnie J. Dow (2002) Ally McBeal, Lifestyle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Happines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5:4, 259-264, DOI: 10.1080/10714420214688

本文責編：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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