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認知認同和繼承中華文明根柢_風聞

來源：北京日報  2020-6-17

作者：姜義華（復旦大學文科榮譽教授）

筆者曾寫《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這本書，此書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文明論”的一些啓發。1986年，我在日本看到了湯因比著作《歷史研究》的日文版，共有23卷，讀後深受震撼。

我對這個“文明根柢”的歸納，就是從湯因比的文明基本架構理念中提煉出來的

湯因比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以文明為單位來研究世界歷史，可能比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更能抓住本質性的東西。在湯因比看來，各種文明儘管出現時間有先有後，但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這就是所謂歷時性與共時性同在的問題。湯因比重點研究了各種文明由分裂到成為統一國家的問題，這讓我很受啓發。以湯因比的理論，在人類歷史上，國家的統一基本都是比較短暫的，你看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古希臘、奧斯曼帝國……無一例外；但中國就不一樣，兩千多年來，她長久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統一，這是非常特殊的。

中國文明為什麼能夠長期延續下來？這是因為，她的經濟根基與社會結構根基是息息相關的。過去我們一直詬病這種“家國同構”的模式，但實際上，她使得國家與社會、與每一個個體都形成了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傳統家國共同體固然需要變革，但它合理的內核不容否定，在現代社會動員、社會管理、社會自治、社會穩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湯因比給我的另一個啓發是，他在研究了所有人類文明後發現，每一個文明基本上都有統一的教會、統一的宗教，但是中國卻沒有。中國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法家也好，其實都是講現世的。那麼中國人講什麼呢？講責任，講個人對家庭的責任、對國家的責任，講丈夫對妻子的責任、父母對子女的責任，等等。這是非常不同的。我們沒有統一的宗教，但我認為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擔當，構成了我們民族在歷史上能克服磨難的強大精神力量。可以説，我對這個“文明根柢”的歸納，就是從湯因比對文明基本架構的理念中提煉出來的。

從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世界倫理看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

何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儒家文化、老子、莊子都不能代表全部。如果把“文明根柢”形容為一棵茂盛大樹，那麼“核心價值”就是其所結下的豐碩果實。我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內部和外部問題，還需要一整套的核心價值來調節自我的矛盾。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老子、莊子也不能。

我從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世界倫理的四個層面，提出了四個方面。

首先，“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作為中華政治倫理的核心價值，就是在探討如何解決國家和民眾之間的矛盾，這一條被各朝代視為必須遵守的治國最高準則。

第二，“以義制利，以道制欲”，作為經濟倫理的核心價值，就是解決人性與獸性、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的矛盾。我們並不是不要利益，而是要協調好它們之間的關係。

第三，“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作為社會倫理的核心價值，就是不要把鬥爭絕對化，矛盾、鬥爭一定要限制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這是中國幾千年來一直講的。在中華文化裏，“中”的觀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中”的本體論在實踐領域的集中表現就是“和”，“和”是在承認差異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前提之下，要求差異之間能夠互相配合、互相聯合、互相結合，創造出新的統一體來。比如，我們的社會，要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公眾社會，有各種各樣的工會、婦聯、社團、商會等社會組織，大量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不僅僅單是靠政府就能解決，而要由更多的社會組織去協調、去化解。

第四，“德施普也，天下文明”，正是中華文明自古以來世界倫理的核心價值。這是一種既堅守自身文化與文明特質又非常開放的世界倫理，它所包括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國家交往“以德以義”的理念，對中國積極參與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新秩序的建設，是極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不竭的動力。

中華文明的四大倫理原則與西方的四大觀念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這四大倫理原則，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經濟人”或“自利人”觀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線型進化觀以及弱肉強食的國際霸權主義這四大觀念的全面挑戰。二者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中華文明一貫以為，我者與他者相較，他者為先，他者為重，以為先有他者，方有我者，先有父母，方有我的出生，先有社會，方有我的成長。“民惟邦本”與“選賢任能”“以義制利”和“以道制欲”“中”為天下之大本，以“和”為天下之達道，特別是崇高德性普施，謀求“天下文明”，都體現了這一基本原則。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觀念則不同，它們實際上都是以我者為先，我者為重，他者為次，他者為輕。

真正瞭解我們的“文明根柢”，要從瞭解中國的基層開始

解決當下中國的問題，協調複雜多元的利益關係，我認為照搬人家現成的東西不行，一定要研究我們這個文明有什麼根本的核心價值。今天，我們與外部的世界發生了廣泛的聯繫，市場經濟又這麼發達，物質慾望的誘惑又是那麼大，因此更要多花時間研究、設計出適合自己發展的一系列措施。我們目前很大的問題是，有些人跑到國外去，聽了人家幾堂課，就對中國自古以來的經驗不當一回事了。曾經相當一段時間，中國基本是學西方的，結果那套東西在中國失靈了。後來照搬蘇聯的模式，又走了彎路。所以，我們還是要靜下心來好好思考一下，中國的文明為什麼能一直延續到今天？你看瑪雅文明、蘇末爾文明等等都早已消亡，甚至古希臘、古羅馬也只剩下殘垣斷壁，但中華文明一些傳統的東西在今天的中國還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家庭，我們過去搞人民公社，大家吃飯都去公共食堂吃，家庭這個單位被取消掉了，但最後發現還是不行，結果還是要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户。因此，我們的發展不可能脱離中國的文明根柢和歷史傳統。而真正瞭解我們的文明根柢，最重要的是應該從瞭解中國的基層開始，僅僅去讀一些原典的書是不夠的。

對中華文明必須有個總體的把握

另外，對今天中國的理解上，我還是要提到一個歷史的“文明觀”。我們對中華文明必須有個總體的把握。包括對西方文明，東亞的日本文明、朝鮮文明等等，雖然它們涉及的疆域小，但也有自身的特點，我們必須要有深入的瞭解，才能準確把握形勢。

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近代以來，當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時，這種民族精神被堅守，被弘揚，並獲得極大提升。這是中國克服種種磨難，得以振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以中國傳統的“民惟邦本”與選賢任能的國家治理路徑而論，自周秦以來，如何處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與精英治國的關係，中華文明已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相當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數時間中，這一國家治理路徑是有效的。當然，這一治國路徑也有許多弊端。近代以來，這一治國路徑為西方文明所堅持的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代議制民主、議員和國家領導人通過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的選舉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識者很快就發現，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會的行為，是社會發展的產物，無論是人們起點的平等，還是過程的平等，或是結果的平等，都根源於社會。至於人與人的關係，社會成員與國家的關係，除去利益關係外，還有情感的關係，知識傳授、交流與互動的關係，價值取向相同或相異的關係，等等，將這一切都歸結為社會契約關係，實際上就是將這一切關係都簡約化為產品交易關係。這一理論取代不了中國所固有的“民惟邦本”層面的內涵。人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在現時代的中國，究竟該如何做，方才能夠實實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夠保證專職負責治國的精英們不脱離草根民眾？中華民族復興，很大程度上正是在這一方面，努力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路徑。

一百多年來中國所走過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國今日之所以崛起，中華民族之所以復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絕非偶然，它有着極為深厚極穩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堅實的基礎。同時，它又具有天下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視野，勇於吸收世界其他各種文明的精華來滋養自己、充實自己，並致力於構建和維護一種協和萬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顯，只要繼續非常自覺地認知、認同、繼承中華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覺地“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再“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民族復興今後便必定能夠持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今後便必定夠繼續保持其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