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宋明理學,康有為及毛澤東思想_風聞
爱爱-2020-06-18 20:04
自宋代以來,中華文明的思想圍繞着打通內外,打通知行而展開。宋人提倡“尊德性而道問學”,側重點雖在於內修德性,其目的仍在於為外在行動提供堅實依據。而內修德性,又在於存養天理,與天理合一。但朱子的理很大程度是靜止的規則,且高懸於人之外,這使得人與理判然兩分,格格難入。陽明則把天之理化為人之良知,賦予理以活潑的生命感,為知行合一邁出了一步。毛澤東思想則進行了徹底反轉,以外部實踐為本,以實踐聯結身心與外部世界,在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中,激盪身心,激發認識,激發覺悟,獲得鮮活深刻的生命體驗,從而實行了知行合一。
此外,陽明心學雖刺激了人的能動性,但他的理只建立在孤零零的一顆心上,顯得單薄、脆弱,缺乏公共性的客觀標準,反不如朱子深厚博大。孤立的個人修養,沒有社會化的彼此聯繫,難以構建磅礴的政治性。因此,陽明心學雖激盪一時,註定難以行遠。這個缺陷到了延安時代,把個人的修養實踐,延伸到了集體的修養實踐,與羣眾相結合,建立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中介的社會化修養方式,才得以克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只是針對文藝理論,更主要的是顛覆士農工商傳統的倫理秩序,重建更為民主平等的大眾取向的倫理秩序。在這個新的大眾取向的倫理秩序中,士的實踐,找到了現實的依託,那就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與人民羣眾打成一片。通過這種與人民生活實踐的打成一片,士的實踐,士的覺悟,得到了源頭活水的滋養,深深體會到了中華民族內在生命的脈動,從而實行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從此,德性修養不止是停留在個體的層面,也是集體的修養,是集體成員在集體之中的相互促進,相互推動,是集體修養與集體實踐的水乳交融。這激活了民族整體的生命力,產生了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爆發出建立新世界的強大能量。解決了宋明儒者那種因對於外部世界深深的無力感,而引發的焦慮。
而民國大師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學的舊框架中,沉浸在一個毫無生氣的理的世界中,沒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實踐中來,找不到與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內在生命與外部世界的疏離,導致一種隔膜,導致生命的萎縮,從而產生知與行的斷裂。內心虛弱,外在無力,這正是宋代以來,士大夫根本特徵的延續。他們與延安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誰拒絕了毛澤東思想,誰就自外於中華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進程之外。
內在的德性修養要達成外部的社會實踐的效果,這也是 清代經學復興的內在驅動力。從歷史的進程看,清代經學是理學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過渡的橋樑。經學有文質互變,三統三教的歷史觀,而歷史觀可以説是外在實踐的指導大綱。理學追求中和,追求一個靜謐永恆的世界,遺失了歷史觀,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歷史觀,尤其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歷史觀會告訴我們從何而來,因何而來;從而也指引我們往何而去。方向瞭然,則志堅意定,負重行遠,這樣,宏大的歷史觀還起着鼓舞整個共同體精神的妙用,包括心學在內的理學無法做到這一點。缺失了有縱深的歷史觀,就失去了開闊的視野,格局變得狹小,從而學術思想只能治內,治個體,而不能治外,治共同體,這是宋明理學的缺陷。隨着清代經今文學的重興,歷史觀也得到了恢復。不是別人,而是擁有史觀的經今文學家康有為啓動了變革的時代,這是偶然的嗎?同樣不無巧合的是,中國人最終選擇了擁有科學的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而非欠缺史觀的自由主義,成功地指導了全面的社會變革,這體現了中華文明內在進程的需要。而中國傳統史學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自延安時代開始,在革命隊伍中也有了鮮明體現,毛澤東不斷地號召回顧研究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兩個歷史決議的形成,都分別開創了新的時代。這是史學對集體修養和集體實踐的功用。
今天,我們重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再造中華文明的輝煌,就是在吸收西方哲學精神的基礎上,重塑中華民族的史學精神。由窮古今之變,而達天人之際,再探天道之行,為確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