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宋明理學，康有為及毛澤東思想_風聞

   自宋代以來，中華文明的思想圍繞着打通內外，打通知行而展開。宋人提倡“尊德性而道問學”，側重點雖在於內修德性，其目的仍在於為外在行動提供堅實依據。而內修德性，又在於存養天理，與天理合一。但朱子的理很大程度是靜止的規則，且高懸於人之外，這使得人與理判然兩分，格格難入。陽明則把天之理化為人之良知，賦予理以活潑的生命感，為知行合一邁出了一步。毛澤東思想則進行了徹底反轉，以外部實踐為本，以實踐聯結身心與外部世界，在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中，激盪身心，激發認識，激發覺悟，獲得鮮活深刻的生命體驗，從而實行了知行合一。

   此外，陽明心學雖刺激了人的能動性，但他的理只建立在孤零零的一顆心上，顯得單薄、脆弱，缺乏公共性的客觀標準，反不如朱子深厚博大。孤立的個人修養，沒有社會化的彼此聯繫，難以構建磅礴的政治性。因此，陽明心學雖激盪一時，註定難以行遠。這個缺陷到了延安時代，把個人的修養實踐，延伸到了集體的修養實踐，與羣眾相結合，建立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中介的社會化修養方式，才得以克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只是針對文藝理論，更主要的是顛覆士農工商傳統的倫理秩序，重建更為民主平等的大眾取向的倫理秩序。在這個新的大眾取向的倫理秩序中，士的實踐，找到了現實的依託，那就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與人民羣眾打成一片。通過這種與人民生活實踐的打成一片，士的實踐，士的覺悟，得到了源頭活水的滋養，深深體會到了中華民族內在生命的脈動，從而實行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從此，德性修養不止是停留在個體的層面，也是集體的修養，是集體成員在集體之中的相互促進，相互推動，是集體修養與集體實踐的水乳交融。這激活了民族整體的生命力，產生了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爆發出建立新世界的強大能量。解決了宋明儒者那種因對於外部世界深深的無力感，而引發的焦慮。

   而民國大師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學的舊框架中，沉浸在一個毫無生氣的理的世界中，沒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實踐中來，找不到與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內在生命與外部世界的疏離，導致一種隔膜，導致生命的萎縮，從而產生知與行的斷裂。內心虛弱，外在無力，這正是宋代以來，士大夫根本特徵的延續。他們與延安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誰拒絕了毛澤東思想，誰就自外於中華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進程之外。

 內在的德性修養要達成外部的社會實踐的效果，這也是 清代經學復興的內在驅動力。從歷史的進程看，清代經學是理學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過渡的橋樑。經學有文質互變，三統三教的歷史觀，而歷史觀可以説是外在實踐的指導大綱。理學追求中和，追求一個靜謐永恆的世界，遺失了歷史觀，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歷史觀，尤其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歷史觀會告訴我們從何而來，因何而來；從而也指引我們往何而去。方向瞭然，則志堅意定，負重行遠，這樣，宏大的歷史觀還起着鼓舞整個共同體精神的妙用，包括心學在內的理學無法做到這一點。缺失了有縱深的歷史觀，就失去了開闊的視野，格局變得狹小，從而學術思想只能治內，治個體，而不能治外，治共同體，這是宋明理學的缺陷。隨着清代經今文學的重興，歷史觀也得到了恢復。不是別人，而是擁有史觀的經今文學家康有為啓動了變革的時代，這是偶然的嗎？同樣不無巧合的是，中國人最終選擇了擁有科學的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而非欠缺史觀的自由主義，成功地指導了全面的社會變革，這體現了中華文明內在進程的需要。而中國傳統史學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自延安時代開始，在革命隊伍中也有了鮮明體現，毛澤東不斷地號召回顧研究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兩個歷史決議的形成，都分別開創了新的時代。這是史學對集體修養和集體實踐的功用。

今天，我們重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再造中華文明的輝煌，就是在吸收西方哲學精神的基礎上，重塑中華民族的史學精神。由窮古今之變，而達天人之際，再探天道之行，為確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