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個人主義談資本主義底層文化邏輯的展開實現及其影響_風聞

西方尤其是英美等以新教文化為基底社會思想氛圍中所孕育的哲學家普遍都存在這樣一種幻想，既將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視為‘’個人‘’，以對個體價值的尊崇為出發點，將人類的一切或絕大多數的社會行為作為個人的權利和義務進行劃分和裁定。這種哲學幻想發展到頂峯的突出代表便是安•蘭德式的，帶有極端利己主義色彩的自由意志主義(中文互聯網上有人也將之稱之為‘’極端成功學‘’)，其主要主張在於鼓吹富人(或一般意義上的‘成功人士’)為了‘成功’(主要體現為資本價值的永續增值)而不擇手段，攫取一切權力和財富，並放棄一切公權力和政府機構對其的制約和對窮人輸家的保護，可以説是資產階級意義上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發展到頂點的形態，美國石油富豪科赫就是這一理念的擁磊(併為之積極的採取政治行動)。由此可見，這一哲學幻想的真實底色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這一幻想之所以稱之為幻想的原因就在於：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是歷史中社會性勞動實踐中進化形成的動物，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羣居動物，具體的、真實的人只存在於一定的社會集團之中，純粹的個體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當哲學家有意或無意的地將人的個體從社會集體中以無視其社會聯繫為代價抽離出來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時，具體的人便被抽空了，成為理論中、假想中抽象的‘’人‘’，只能作為一個空泛的哲學範疇存在，並流毒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造成理論與社會現實的脱節，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科赫口中的‘富裕弱勢羣體’、‘被強迫繳税的公民’既現實中永遠作為傑出個人和絕對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統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呢？撇開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長期、廣泛地收買豢養和出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説，一大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脱胎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資本主義文化傳統，表現為人文主義和新教倫理一體兩面的資本主義精神，前者認為人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社會生活的主人和享有者，部分主張者帶有明顯的縱慾傾向，在當時神學主導的社會環境下有很大的進步性，反映了資本主義初生時在新航路開闢背景下表現為人們對發財致富的渴望和私慾正當化的訴求的資本原始積累衝動後者則經路德宗創立、加爾文改造、清教徒殖民推廣不斷發展，鼓吹創造財富以榮耀上帝，主張現世的成功者作為先定的選民得救，他者則作為註定的棄民受難，其主張者帶有禁慾傾向，反映了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避免浪費揮霍，專事投資生產的需求，成為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二者看似矛盾的傾向實為統一的目標，即資本的永續增殖，前者即資本異化的人文主義，通過對人們慾望的迎合和滿足實現將之俘獲為資本增殖服務，使之認同資本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其精神繼承發揚為利用表面的人文關懷來馴服被統治被剝削者的普遍做法，如以人權來收買高價自由勞動力，以女權開發婦女的勞動力富礦，以普選權和自由民主收買工人羣眾，以福利豢養工人貴族，以白左意識形態馴化少數族裔和性少數羣體，再以上述或其他名義鼓吹消費主義，以慾望為鐮收割剩餘價值，體現了資本對其增殖材料(俗名‘韭菜’)態度與做法；後者即新教倫理，通過對資本持有者的節制要求和合理化辯護以維繫其統治剝削地位，以神聖而不沉重的光環鞏固資本永續增殖的階級基礎——資產階級本身，其精神內涵反映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美國贏者通吃、輸家活該的競爭文化，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對貧困的不道德認知，現代英美單軌制學制下精英教育與快樂教育的分化，以及開篇提及的作為傑出個人和精英少數的資產階級與作為大眾人的無產階級的對立，都是這種選民(贏家)——棄民(輸家)文化的具體體現，反映了資本對其代理人(俗稱‘鐮刀’)的態度。

回到開頭，這一將個體抽離出社會集體的做法，即個人主義的哲學幻想雖然脱胎於資本主義一體兩面的文化傳統，暗合了為資本永續增殖服務的底層邏輯，但真正在西方社會中深入人心卻是在啓蒙運動後期康德確立人的主體地位之後才得以實現。康德形而上學中作為主體的，非工具的人並非現實中具體的人，而是上文所述的被抽空的抽象人和假想中的、道德的理性個人，這樣的抽象理想個人在哲學的虛空中不僅有了完滿的理性，還藉此獲得了為自然界立法的特權(從而架空了具體實踐對人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意義)，並被推而廣之，令即將到來的資本主義‘理想國’中的社會個體擁有了表面上平起平坐的主體性，為社會每一個體披上了擁有這一主體性的、至高無上的、作為目的的個人的虛假外衣，真正意義上為現代資本主義政治中的私人事務公共化提供了哲學意義上的合理性，洽合資本主義文化的雙重邏輯——一方面，作為普羅大眾的勞動者獲得了虛假的主體性，在政治上變現為所謂普選權、各類政治自由和身份政治福利，心安理得地作為社會中疏離的個體原子服從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接受着作為抱團取暖的利益羣體被小恩小惠的人文關懷分化收買，從而被瓦解其反抗力量與意志的命運，在奶頭樂的低級慾望中沉淪；另一方面，作為傑出個人和絕對少數的資本家則利用其對社會資源的絕對壟斷成為了最接近康德假想中個人的存在，從而獲得了真正的主體性，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集體中真正的‘目的’即服務對象。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目的人‘’(資產階級)——‘’工具人‘’(無產階級)的對立得已成立，一體兩面的資本主義精神得以實現自我展開，資本的永續增殖有了現實基礎。所以説，馬克斯•韋伯對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工具理性壓倒人的價值理性的憂慮某種程度上是杞人憂天，因為康德的主體人假設已經以康德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在資產階級內部成立，畢竟資產階級尊崇自身的價值理性同利用技術工具理性來驅使無產階級創造剩餘價值為自己服務並不矛盾，利用工具為目的服務不正是此理嗎？ 普羅大眾的‘美國夢’虛無縹緲

資產階級的‘理想國’早已建成 (圖為電影《守望者》中墮落的英雄笑匠幫助美政府鎮壓抗議民眾後對同伴道出實現的‘’美國夢‘’的本質——混亂、墮落、令人失望，最終演變為為慾望所驅使而自相戕害的野蠻鬥爭) 所以説，後現代學者和他們的先輩在二戰後對現代人主體性‘缺失’現象的體察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大勞動人民從未擁有主體地位的這一現實的重新發現罷了。而這一現實在二十世紀中後期，則由於迫於蘇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部競爭壓力的社會改良和二戰後美英作為戰勝國相對於法西斯戰敗國的道德輿論優勢在西方無產階級面前得以掩蓋，使其耽於自由民主和社會主人的幻想之中不可自拔。儘管六十年代西方無產者尤其是美國黑人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志一度抬頭，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但很快便被熟稔的鎮壓收買和招安，在九十年代更是在冷戰勝利的喜悦和自信之中被強烈的制度優越感所沖淡消解。階級意識和革命意志的喪失，令西方普羅大眾失去了改變現狀和制度自省的動力，只有以法國後現代主義學者為代表的少數知識分子察覺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們陷入‘’現代性‘’危機的生存困境(這與法國作為歐陸理性主義和啓蒙運動的主場所形成哲學思辨傳統、戴高樂執政時期五月風暴的洗禮、作為西歐革命老區的思想文化遺存 和不同於英美新教主導而世俗化更為徹底的社會文化氛圍有關)。而後現代主義學者在看穿了主體性陷阱的同時，也有人錯誤地取消了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運動中整體性的主體地位，在解構資產階級對現代文明與理性的宏大敍事的同時，也否定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無產階級解放、人類解放和社會生產力解放發展的社會歷史敍事，一味地追求執迷於原子化敍事和個體經驗，再度落入了西方個人主義哲學幻想的窠臼。原本針對社會問題整體化的社會革命和階級視角，被窄化為針對單一羣體的種族、性別或性取向視角，從而為資產階級收編利用，成為了資產階級泛左翼(白左)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令西方當代左翼社會運動陷入一盤散沙、為白左意識形態馬首是瞻的境地，使西方社會本應隨着全球化產業轉移、去工業化和金融自由化而日益集中激化的階級矛盾被分散轉移至社會的各個羣體之間，維護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的統治地位。這，正是資本主義底層文化邏輯的又一次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