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瓦爾代”《不要在‘搖搖欲墜的世界’中喪失理智》_風聞

瓦爾代之辯丨不要在“搖搖欲墜世界”中喪失理智（上）

盧基揚諾夫 巴拉巴諾夫 博爾達切夫 利索沃裏克 舒申索夫 季莫菲耶夫

2020-06-16 18:19

【專題】專題｜瓦爾代之辯2020

【編者按】

2020年，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發布題為《不要在“搖搖欲墜世界”中喪失理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的報告。“搖搖欲墜世界”出自“瓦爾代”兩年前發佈的題為《搖搖欲墜世界中的生活》的報告。在今年的報告中，作者指出，兩年前報告中提出的“國際制度危機導致無政府狀態加劇——每個國家都將依靠自己去解決生存問題”的判斷，正被今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印證。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成為世界已積累的大量問題的催化劑，但世界果真“搖搖欲墜”了嗎？人類將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導的激烈鬥爭？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外交學人”與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瓦爾代之辯”系列，刊出報告全文及系列專家深度評論。今日刊出的是瓦爾代2020年度報告的上篇。

【報告全文】

兩年前，“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發布了一份題為《搖搖欲墜世界中的生活》的報告，提出多邊合作正逐漸收縮的判斷。國際制度危機導致無政府狀態加劇——每個國家都將依靠自己去解決生存問題。2020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此鮮明地印證了這一假設，讓這份報告的作者們都頗感驚訝。像所有大流行病一樣，新冠病毒（COVID-19）也是一個暫時現象，但目前發生的一切構成早已推進的各項進程的催化劑。

主權國家仍然是能夠以有組織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機制。有關國家可能從世界政治中消失並讓位給跨國界的超國家實體的幻想，最終不復存在。

國家在經濟領域的作用也在增強，而在公共利益和市場利益的爭奪中，天平正在向前者傾斜。由國家而非市場提供的應對非經濟衝擊的穩定性，正在變成最重要的經濟指標。要知道，當經濟已真正變成全球性之際，政治仍然是國家間的。

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常規，尤其是二元論的“民主-專制主義”，正在失去意義。危機表明，國家的效能是由其他的座標系決定。相較於政治架構而言，這種能力與文化和傳統的聯繫更加緊密。已經到來的這個時期的主要範疇之一將是道德倫理上的多元化——缺乏所有國家都應該遵循的整套“正確”價值觀。

“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時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其根基是繼承於冷戰時期的軍事力量平衡以及一系列規範和自由，這套規範和自由能夠為那些認同並遵守它們的國家，提供相對公平地獲得全球化利益的機會。這個試驗方案失敗了，因為它是由某些國家集團主導，而其他國家則認為這是不公正的。

國際制度的“搖搖欲墜”將未來歸結為兩個基本選擇。要麼維護已有發展最重要的組織（聯合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功能性組織。要麼出現另一種兩極對立，但要比冷戰期間更加激烈。在完全不同的國際條件下，不同取向的玩家將面對不可調和的競爭。核武器仍然是防止滑入全球軍事災難的主要因素。但其威懾力並非是無限的，而且制度效能的進一步低下也將對其構成衝擊。

社會變遷進一步侵蝕着政治結構。對威脅的識別能夠消除上個時代的區別性特徵：首先是本世紀內的民眾流動性達到歷史新水平。全球化的世界正從“無限機遇的社會”轉變為“無限風險的社會”。持續的風險需要全球團結。但人類本能對此反對的。“各自為政”原則和避免外部影響的封閉需求，可能勢在必行。

幾年前出現的去全球化趨勢，正獲得更加清晰的表現形式。理性推算表明，經濟問題的解決需要加強全球合作，但這還不足以使其成為現實。到目前為止，主要經濟體能夠達成一致的僅是，在採取措施自救時應該儘量減少對他國的損害。

無論大流行病之後世界經濟按哪一種可能方案發展，資源的過剩將被其匱乏所取代。圍繞爭奪資源的激烈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最不利情況發展下，“國際政治達爾文主義”將變成一種規範，這是國際關係中最原始的版本。

需要新形式的全球道德責任，以降低因資源（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競爭者實力的客觀差異所引發的威脅。因此，我們再次重申，選擇很簡單：要麼聯合國這一制度，它過去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維持和平，而且無論如何，它也是目前國際關係中最高程度的合作形式；要麼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導的激烈鬥爭中。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就享有特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全世界負有特殊責任，這可以使得第二種場景不會變為現實。

一、“搖搖欲墜世界”的緣起

自2020年春季以來，世界一直處於“休克”狀態。也許沒有人預見到這一事件會導致數十億人在一夜之間陷入“隔離”、全球經濟陷入停滯，並使大多數國際組織“出局”。在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機期間，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國際協調努力。引人關注的是因果之間明顯失衡。一種死亡率並不高的相當普通的病毒，實際上對相互連接世界的所有領域都產生了最嚴重影響。

像所有大流行病一樣，新冠病毒是一個暫時現象。但是，正在發生的一切將成為與惹禍的病毒無關的大規模鉅變的催化劑。世界已積累大量問題，問題的關鍵是什麼將成為觸發因素。

自2014年以來，“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在年度報告中都研究了世界經濟和政治結構的狀況。我們的晴雨表顯示暴風雨來臨的可能不斷增加。許可的空間被壓縮：從建立遊戲規則的呼籲到沒有達成一致規範的聲明，而未來穩定的維繫取決於玩家自身進行理性自我約束的能力。

2018年的報告《搖搖欲墜世界中的生活》[注1]引起最大反響，部分是得益於隱喻的使用。“一幢世界建築的架構就在我們眼前開始搖搖欲墜，並變成扭曲的框架，包括曾經堅固的支架。它是1945年之後，也即起於1914年8月並在遭受第二次破壞期結束後重新建成的。世界大國考慮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建立和平嘗試失敗的悲慘經歷。它們善於在防止矛盾失控的體系上達成共識。而正是這個模式目前正遭受嚴重危機。”

我們的報告曾被批評是過於危言聳聽：儘管世界政治中存在明顯的問題，但談論制度瓦解是不準確的，它們處於轉型進程中。以下觀點招致了特別嚴厲的批評：“基於全球治理構建有效運作的國際秩序分岔點已經走過了。世界已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滑向單邊主義決策的時代——這種趨勢是客觀的，無法被治理，但必須要了解其導致的後果。”

大流行病變成了如此規模的事件，因為它恰巧陷入一種趨勢，這種趨勢在中國正式確診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之前就已經出現。鑑於非人為的原因，除隔離和封鎖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抵抗感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個人都在心理上為此做好了準備，並立即加入到全面的封城進程。過去三十年裏用以裝飾國際關係的思想和修辭“空架子”立刻消失，這也終結了一些看似無法解決的爭論，併為一系列重要問題給出了答案。

國家的命運

主權國家仍然是能夠以有組織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機制。在瓦爾代系列報告中，我們多次指出國家重返世界政治，更確切的是指出，似乎“國家可以從世界政治中消失”這一幻想正在消除。

無論是跨國公司，還是國際組織，或任何其他行為體，都無法同時解決所有的問題並管控多種後果——從經濟停頓到街頭的基本秩序。發生嚴重危機時，公民轉向求助自己的國家，期望它履行確保安全和福利的義務。其他地方他們指望不上。結果是，經濟真正成為全球性的，而政治仍是國家間的。

制度的侵蝕

一系列國際機構根本無力解決問題。它們所設定的任務並不符合實際的挑戰。如果確實開展協作，那麼是在雙邊層面上。即使在聯盟內部也幾乎沒有出現互助。在“休克”條件下，歐盟的團結受到質疑。曾經在各種論壇上廣泛討論的“共同價值觀”也陷入陰影之中——當爆發真正嚴重的危機時，國際人道主義問題有一段時間幾乎從議程中消失。

熟悉的思想體系的危機

新冠病毒大流行再次引發熱議的“專制-民主”二元論（在民主制度中的個人責任和團結，相對於威權制度中的壓迫和不透明，或者相反，中央集權的高效相對於“開放社會”的渙散），再次被證明是虛假的。

不同國家對抗疾病的經驗清楚地表明，政府和社會應對挑戰的效率並不取決於政治體系的結構，而是取決於一系列初始數據，而且每個國家獨具特色的文化和傳統也發揮着作用。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內部平衡。政治特徵的統一性是不存在的，沒有統一的模式來應對挑戰，無論是對威權國家而言，還是對民主國家而言。

多元化道德倫理時代的來臨

多元主義是世界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產物，其中政治和戰略文化多樣性占主導地位[注2]，但完全排除要將它們統一起來併成為一體的嘗試。政治決策不再基於一個“唯一正確的”道德倫理平台。

過去二十年流傳的“歷史正確方”形象的出發點就是源於建立在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基礎上的社會組織模式具有絕對道德倫理正當性，其他國家或早或遲都會走上這條路。在不深入討論該模式優缺點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説它尚未證明自身具有普適性。新冠病毒大流行這一危機表明，國家依賴於自己的社會文化經驗走出危機。嘗試採用別國不同尋常的方案只會使問題惡化。這意味着，甚至連不同國家評估國際進程和形勢所依據的標準都不可能是相同的：每個國家都是基於自己的道德倫理觀念來制定政策，以“對錯”的標尺來審視它們是錯誤的，它們只是不同而已。

沒有前景的投機經濟

此次流行病暴露了公共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反差。在正常情況下，經濟效率一般通過經濟增長指標，以及很多收益指數和排名來進行衡量，並且這些數據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出。但此次新冠病毒提醒我們：增長並不等於發展。那些展示給投資者精美的PPT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數據不等於可靠的醫療和有效的管理。

市場利益與公眾利益孰輕孰重的爭論再次出現。醫療體系應該是怎樣的？從市場角度看，大規模民眾保健並非必需，應加以優化。但在極端危機背景下，即使再多能力也顯嚴重不足。對於教育、科學、社會保險、軍事等相關部門，此類問題同樣不可避免。所以，效用的界定標準不僅是現有資源的多少，還是對此時此地合理需求的具體認識。可抵禦任何衝擊的穩定性，正成為最重要的經濟指標。

當下，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增強成為了主要結果，而主導自由世界秩序時代的經濟觀點以最低限度政府幹預為前提。目前分散的和私人的衞生體系無法應對規模性災難。在某些情況下，像西班牙這種衞生體系開放國有化正在不斷被推廣開來。國家向大型企業提供數目可觀的補貼，就意味着這些企業對政府在資金方面負有更大的責任。在擺脱經濟危機階段，這種做法將遍及各個領域的企業公司。

以上所言並不意味着國家、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會結束並以有利於國家對經濟積極干預政策的方式得到永久解決。關於該主題的討論將持續下去，並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會出現不同觀點。

但可以肯定的是：與許多問題關聯的“自由世界秩序”時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在此期間給出的答案將不再被認為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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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政府狀態加劇與新的兩極化風險

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構建起一系列的規則和慣例，從而確保了相對“利益和諧”，並使參與國公平地享有全球化紅利。由此（以及維持從冷戰延續下來的軍事能力的全球平衡）建立了一系列為鼓勵國際合作、限制各國固有利己主義的規則。這種世界形勢的狀態被認為是幾個世紀以來國際政治發展的高潮。由於疫情造成的大規模關閉邊境口岸、大規模停止接觸、從根本上減少合作，無非是對幾個世紀建立起的一個現存國際政治架構的強力攻擊。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就是新冠病毒的傳播導致了此種後果，其實緊張局勢早已升温。新冠病毒只是作為一種推動力使“雪崩”徹底爆發。

在這個“搖搖欲墜的世界”裏，各國將週期性地經歷此類動盪，並且可能成為一種戲劇性的常態。

當下這些應對均具有國家屬性，這是完全自然的，至少是因為國家應該在本國民眾面前擔負起責任。即便在歐盟這樣幾乎最優的國家間一體化模式，也不可能將問題“一攬子”解決。順便指出的是，新冠疫情首先使得世界各國組成的“國際社會”分崩離析，而在此之前這些國家能夠構建更為完善的國家間關係模式，且有過一定的目標。在不需要取得對世界大國武力優勢的情況下，合作與互相救助依然無法施展開來。問題不在於國家的自然表現，而是對國家間合作的期待被扭曲地拔得過高。按照定義，國家是最高和最負責的社會組織形式，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替代性方案。雖然在相對和平時期國家依然是世界秩序的唯一基礎，但通常是危急時刻才想起國家是最高和最負責的社會組織形式。

儘管如此，在“自由主義秩序”試驗方案失敗之後，從結構上而言，人類在善於組織社會（國家）間關係方面可能會顯著地退回到從前。“坍塌”後的選擇很顯然：既有“新兩極”這樣的簡單抉擇，也有複雜的應對方案——維護已有發展最重要的組織（聯合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功能性組織。第一種情況下，我們將會看到舊世界的制度殘餘消失殆盡，而兩巨頭的搏鬥可能會比冷戰更加激烈，而在第二種情況下，會有機會維持文明溝通的方式。

有必要考慮出現兩種場景的可能性，並在改進外交方面尋求解決辦法。與此同時，需要記住的是，國際組織的有效性以及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確保成員國利益的相對公平性，都是成員國之間激烈談判交鋒與力量對比的結果。

最容易被接受的重構方案是鞏固聯合國安理會在國家生存最重要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方面的“世界政府”角色。安理會是國際社會機構，在成員國的綜合實力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其合法性的來源是成員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法。

這一方案面臨可怕對手的抵抗，也即世界權力分配的進一步重組和加速兩極化趨勢。這一演變場景將會對自由主義及其替代性（如金磚國家）的機制構成威脅，因為這意味兩種對立場景的抉擇，不過也是當下最有可能出現的場景。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小國家）而言，兩極化將會比試圖打造單極世界的那段時期更加難以應對。

在多份瓦爾代報告中，我們不止一次地談及過新兩極化的前景，認為這是很可能的場景，但隨後（2018-2019年）我們開始認為，沒有必要期待這種秩序模式的出現，更多的是“無極世界……一種嚴峻危機的場景，不會導致出現新的權力均勢，而是機制、權力、生產工具和國際關係的完全重組”。現在這兩種場景都可能出現。

可能的聯合應對這些場景不會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對俄羅斯或者印度而言，熟悉的世界秩序“坍塌”帶來的挑戰不會比美國或歐洲面臨的挑戰更少。俄印都希望完善國際秩序，並消除對自身利益的不合理地方，但兩國並沒有計劃摧毀或者以革命的方式改變它。對中國而言，雖然從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方案的獲益最大，但這種秩序的失敗對其並不構成問題。中國現在是一個強國，在很大程度上具備能夠“量身”重構世界的資源。

因抗擊疫情取得的成績，中國的雄心和自信心增長。顯然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追隨中國，特別是其能夠消除民眾面臨的威脅，併為其他國家提供援助。美國並沒有展現其作為發展發動機，能夠戰勝線性競爭的宗旨。在減少雄心方面美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中國則處於相反的進程（雄心上升）。

兩極化是熟悉的場景，可能有人已經斷定這並非最糟糕的場景。世界也很順利地經受過冷戰。但是這是一種危險的幻想。當今世界過於複雜，以至於不能回到1945-1990年代的狀態，這個時期曾構建起當代國際政治的基礎。那個時期對抗的兩個超級大國處於各自政治經濟“軌道”的中心，並按照自身的規律發展，且雙方在爭奪勢力範圍（邊緣地區）時才相互接觸。美蘇最根本性的對抗不是在軍事、政治和經濟領域，而是圍繞社會建構、發展優先方向和生活方式的對抗，屬於道德倫理範疇。它們發揮的是組織功能。

當前，主要對手之間在文化方面存在顯著差別，但相互依賴更加緊密，且都處於市場經濟和統一世界經濟的共同體系之內。這樣，我們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當穩定的冷戰年代，而是一戰之前的帝國主義競爭階段。更何況，這些追求領導權的國家，還面臨不堅固的道德倫理基礎。

核武器將依然是防止世界滑向全球軍事災難的主要因素。雖然核武器的遏制潛力是有限的，但依然很大。當前戰爭（使用武力解決一系列衝突）的可能性依然比人類歷史的任何時候都小。但隨着國家對正在“坍塌”中世界生活的不斷適應，相互協作機制的繼續失效，將會重創其穩定性。因此，從政治角度很重要的是不要對原始的無政府狀態“習以為常”。

在2019年瓦爾代年度研究報告《無政府狀態的時機成熟或證明——國際秩序的缺失如何促進國家的負責任行為》中，對無政府狀態作為一種國際關係已到或迴歸的國際關係模式類型進行過描述。我們強調，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是一種自然屬性。雖然世界環境的這種狀態正面臨惡化風險，但這些風險也可以要求國際玩家要有更高的責任感，以及對其任何行動會導致急速對抗的認知，相應地也需要評估自身能力與可能採取的應對舉措的匹配性。遺憾的是，近期觀察到國際舞台的各種表現，讓我們擔憂會出現無政府狀態的最具摧毀性形式，尤其是行為體們開始越來越多地以這些本能指導自己的行為。

三、“巨大的平衡器”

疫情大流行促使我們重新審視過去幾十年來幾乎被視為公理的概念。而按照20世紀和21世紀初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意識形態模式，將國家以“自由”和“不自由”進行劃分的方式，正遭遇深刻蜕變。事實證明，多數曾被指責為獨裁者使用的社會管控措施，如今不僅有效，而且在民主國家中非常流行。

一般而言，國家的復興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後果。現代技術強化下的隔離措施為政府開發管控社會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在緊急狀態下，那些過去被視為與法律和道德相悖的做法如今也被認為是合理的（而在疫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當局宣佈緊急狀態延續和加強時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利用定位系統跟蹤潛在的病毒攜帶者，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監控違規行為，使用人臉識別技術進行監控等如今都被認為是必須的。

國家控制手段將逐漸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中（例如對僱傭員工的監控）。米歇爾·福柯關於權力是將人從時間和空間上加以控制的手段的觀點有了新的闡釋。未來可能會出現新形態的專政模式和奴役行為，也會出現傑里米·邊沁提出的全景式圓形監獄的現代模型。生物技術很有可能成為另一個分裂因素。設立在機場的病毒快速測試系統，保護員工的新措施，消毒和健康狀態監督可能會變成一種常態，就像21世紀初在反恐行動中使用金屬探測儀一樣普遍。而當下，社會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裂痕已愈發明顯。

另一方面，即將到來的嚴重經濟下滑可能導致新形式抗議、社會動盪、侵略行為的進一步加劇。失業率的增加，民眾對政府無力應對危機的不滿，政府未提供足夠的援助都將使情況變得更糟。

“專制”和“自由”之間的爭論與採取何種政治制度並沒有必然聯繫。管控的慾望和反抗的要求隨處可見。

最後，未來社會的一個最主要特點將是對全球化態度的轉變。無論從行為實踐還是道德準則上，全球化時代的大規模跨界流動都可能成為過去時。“避免廣泛接觸”和“待在家裏”將被認為是更安全的（不論從狹義還是廣泛意義上來説）。一旦對開放性產生恐懼，整個世界都將發生重大變化。作為20世紀全球一體化的標誌和全球化最顯著的成就，旅遊業在疫情蔓延的最初期就遭遇完全停擺，恢復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恐怕難以回到疫情開始前的水平。

過去半個世紀，人類社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全球化不僅推動世界貿易體系的形成，也使人們跨越國界流動的新形式成為可能。國家和社會層面的普遍聯繫推動了由跨界聯絡、利益和價值觀聯結的真正全球化社會的形成。隨着國際合作轉變為單一全球政策最初跡象的顯現，政治層面的變革轉向了全球治理概念的鞏固。無論如何，這就是對20世紀末開啓的一系列變化的解釋。同時，全球化已成為一國對外政策的一部分，一些國家因此變得強大，而另一些則逐漸衰落。

儘管對主權被侵蝕可能導致的後果感到擔心，但沒有人質疑全球化的經濟原理。通常情況下這是未來學家思考的問題。自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就激發了人們圍繞能源、耕地、淡水等資源短缺議題的討論。討論中的一些建議引向有意識的災難結局，它指出，人類不應該再相信進步是發展的主要動力，有説法認為，我們的後代將面臨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未來並不樂觀。聯合國對這些警示做出回應，堅持強調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可持續發展”一詞在聯合國框架內出現，即便強調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它也沒有對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步伐產生任何遲疑。

但近年來，一種強調全球風險社會的理論首先在社會學範疇，而後在更廣泛的信息和文化範疇中開始流行，在烏爾裏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等歐洲社會學家的著作中均有涉及。該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在全球範圍內的社會和技術聯繫的不斷複雜化，必然引起風險的升級，而不斷累積的影響將可能對整個全球系統的穩定造成打擊。

我們可能面對各種危機，以及因此導致的災難。一方面是技術引發的災難，福島核泄露事故後，全球風險社會理論的異常流行並不是偶然。另一方面是由於人類打破自然平衡後導致的自然災害。顯然，在這種情況下，理性觀點和非理性的神秘主義觀點（例如自然報復人類）之間的界限變得很模糊。於是出現了環境末世論和災難主義美學。瑞典女孩格雷塔·桑伯格就證明了這種非理性主義是通過精心計算的情感影響得以體現的。

直到幾個月前，關於全球風險的討論仍主要圍繞氣候變化議題和國際社會的應對措施展開（包括《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其重點在於中長期規劃。然而，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將全球化導致的環境危機問題一下子推至我們面前。實際上，在氣候變化、流行疫病以及一系列自然災害和技術災難的作用力下，全球風險社會很可能被視為對現有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替代。因此，瞭解新風險如何影響全球政治體系和世界秩序演變至關重要。戰略規劃有必要轉變為全球風險計劃。但問題在於，疫情期間普遍的“社交隔離”現象使人們對人類是否能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產生懷疑。

如果全球風險社會不可避免出現，那麼意味着我們正處於社會關係，行為方式和道德觀念發生根本性轉變的邊緣。透過一系列危機的縫隙來審視的方式正在改變這個世界，同時將另一套道德評判帶到眾人面前。關鍵在於，進步的概念在全球風險社會中是否仍然有意義？如果災難不是一次偶發事件，而變成一種常態，那麼我們必須意識到，新冠病毒之後必定還會發生其他災難。這意味着實現“可持續發展”、對生活品質和“舒適區”的追求將成為我們無法企及的奢侈品。因此，當前我們的重點不是發展，而是盡全力減少損失。

在瘋轉的現實面前，我們開始思考世界上“最富有的十億人”和其他幾十億人之間的差別。新冠病毒是一個“巨大的平衡器”，既沒放過富人，也沒放過窮人。儘管發達國家在改善生活質量和人類壽命延續上似乎遙遙領先於發展中國家，但如今看來，這種優勢也只是曇花一現。

隨着過去幾十年醫療水平的進步，似乎只有被慢性病和落後的醫療衞生條件困擾的“第三世界”會爆發傳染病（例如登革熱、埃博拉等）。而這些遙遠的流行病除了以新聞報道的方式傳播到發達國家，似乎與“文明世界”沒有任何關係。不願袖手旁觀的人通過慈善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來彌補社會普遍的冷漠，但也僅此而已。

新冠病毒在歐美地區的爆發改變了人們對於“成功”與“失敗”的思維定式。首先，很顯然，即便最先進的技術和醫療條件也無法抵禦並不複雜但具有高傳染性的流行病。其次，因航班取消而滯留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白種人和商人成了當地人眼中的“病毒傳播者”，此刻人們的仇外心理不再是富人針對窮人，而由窮人轉向富人。當然，在極端環境下出現的這種心態會隨着時間流逝而漸趨平復，但不會徹底消失。

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持續性的危機要求整個世界比以往更加團結，而另一方面，這恰恰與人類的本能背道而馳。當下，“各自為政”的理念和互相隔離的要求對輿論和政治家而言刻不容緩。而這必定會影響未來的經濟發展。

四、安全網

時下，新冠病毒正在世界範圍內大肆傳播，我們暫且很難描述這一超乎尋常的局面會給經濟造成哪些影響與後果。普遍的共識是：這些影響與後果將是鉅變的。這場疫情的特殊性在於：它使全球的主要經濟活動被迫停滯。如果説史上那些重大危機與災難給經濟造成的是環環相扣的連鎖式影響的話，那麼這場疫情則令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在一瞬間轟然搖搖欲墜。世界經濟目前正面臨重組。問題不僅僅在於以中美為代表的最大主體之間經濟矛盾的尖鋭化已然不可避免。疫情所帶來的風險層出不窮，全球與地區的增值鏈也隨之在發生着變化。

疫情危機使得世界經濟因貿易保護主義而付出的代價也越發突顯。疫情期間，藥品和醫療設備在貿易壁壘的掣肘下更加顯得至關重要。在這場災難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不但沒有叫停相關的制裁與限制措施，美國甚至還叫囂要採取進一步的制裁與保護主義措施。事態如此發展，這同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內的世界主流經濟學家的期許背道而馳；這些主流經濟學家期盼各國能消除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思想與精神上達到高度統一，從而讓發展“人力資本”成為疫後世界經濟的重心。

當然，事態如此發展，也是我們所始料未及的。然而，我們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的報告與簡報中曾再三預警過各國在貿易領域衝突激化以及全球多邊協同機制弱化的風險。新冠疫情傳播所導致的經濟危機，給多邊機制與國際協作造成了劇烈的衝擊與震盪，割裂了國家與地區間的交通往來和經貿聯繫。

我們在一系列報告中論述了加強現有多邊協同機制和創建全新多邊協同機制的必要性問題。尤其是在去年，“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提出所謂的“安全網”理念[注3]，亦即在危機來臨之前未雨綢繆地構建國家間去風險化措施的協調預防機制，這裏首先指的是超前構建世界最主要經濟體政府財政支持性激勵措施的協調體系。2020年這場空前疫災恰恰強調了構建這種協調體系的重要性。假如運用這種提前部署好的模式來應對疫情，那麼必定會更加有效地穩定市場預期，進而維持企業、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

全球經濟在今天所呈現的這副局面是各國政府倉促採取應對措施的結果，這些不成體系的零散措施無法有效扶持和提振市場。在今年3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峯會上，與會代表通過視頻會議的方式討論各項議題，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在相互勸誡：在實施本國經濟自救措施的過程中儘可能不損害到他國的利益。僅此而已。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隨着世界經濟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只會愈加惡化。世界經濟從未像今天這樣急需一種建立在明確規則之上的透明且有效的機制，用以在經濟急劇下滑時兑現經濟增長的激勵與協調政策，摒棄少數幾大經濟體匆忙制定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無效救市機制。

與此同時，我們去年還曾提出：“僅在本國內部落實政府財政支持性激勵與協調舉措，這將極大地制約本可用於全球範圍內激勵經濟的資源。因而，預先構建能夠保障全球金融安全體系協同去風險化的應對機制迫在眉睫，這一機制也應當能夠動用各方面儲備與資源來刺激全球經濟、保障其增速”[注4]。

我們還談到[注5]：引入地區開發銀行和一體化聯合體等區域性機構的力量，可以極大提高財政支持性激勵協同舉措的實施效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已提出的抵禦經濟危機舉措的框架下，特別指出與區域性金融機構企業協同行動的重要性。我們也曾強調過[注6]同歐盟、東盟、歐亞經濟聯盟等區域性一體化機構協同實施去風險化措施的必要性。以某個特定地區為導向的機構，更易關注到該地區範圍內的經濟走向及其發展態勢——這些機構在各相關地區的經濟政策國家間協調方面頗富經驗。

除此之外，充分調動區域性協同合作機制也同等重要；這些區域性協同合作機制都是在地區一體化協議以及具備地區開發銀行融資能力的開發機構的框架下應運而生的。不言而喻，在當前世界各國全面封鎖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間組織的資源與能力都會大打折扣。然而，世界各國終將逐步解禁開放，到那時，區域性機構必將在穩定局勢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各鄰國間彼此關聯着的不僅是瞬息萬變的市場，更要一起面對共同存在的問題，攜手解決這些問題才是各國更加明智的選擇。

我們在2019年曾經這樣認為：依靠區域主體的加入，建立去風險化應對機制完全可以成為更大範圍內搭建全新全球經濟體系倡議的一部分。為此，我們提出要在二十國集團發揮協調作用的條件下建立嶄新的區域一體化協議與機構合作方式。這種嶄新的合作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區域二十國集團”（R20），它聯合並團結着由二十國集團國家[注7]從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地區一體化聯盟與機構。只有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才能在縱向增進與全球多邊組織合作的同時，橫向地協調各區域性機構的行為與活動。例如，區域性金融機制完全可以密切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區域性開發銀行可同世界銀行緊密協作，而區域性一體化聯盟則可加緊與世貿組織的合作等等。

我們可以初步認定：在世界經濟的疫後新常態下，地理分佈與距離因素在各國對外貿易往來中的重要性將會降低，而數字技術與遠程交流的應用範圍無疑將大為擴展。倘若不消除網絡安全、瘟疫流行和人為災害等全球性威脅，並進而將世界經濟提升至富有成效的全新水平，那麼國際管理與施政體系的變革也就無從談起。最好是能採取必要措施，來鞏固並加強世界衞生組織或國際移民組織等這類全球性機構的工作效力。

建立更加平衡且包容的世界經濟體系，應是當前經濟頹勢帶給我們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這一體系應當囊括各方預先商定的去風險化協同舉措實施機制，也應當能夠充分調動並利用其同區域性集團與開發機構合作的巨大潛力。

無論如何，我們不得不承認：當這場席捲全球的瘟疫逐漸消退後，世界經濟局勢的發展將令所有人猝不及防——此前值得人們去探討的那些議題全都會失去其現實意義，而此前人們商定的任何一項舉措也都無法應對疫後問題大規模顯現所帶來的巨大挑戰。

五、特殊責任與道德律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血腥的戰爭。二戰的爆發是多重因素與條件推進演變的必然結果，但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上半段發生的那場經濟危機則是二戰爆發最主要的一根導火索，我們把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經濟危機稱作“大蕭條”。如今我們時常會看到：人們在評述經濟預期時，總把即將顯現的疫後經濟形勢與“大蕭條”這一概念相提並論——到處充斥着極為悲觀消極的預測。任何歷史事件的重演都有其先決條件，絕不存在偶然歷史圖景的再現。即便如此，詭譎多變的時局中最令人擔憂的一點是：資源正在急劇縮減，資源在未來將會掌控在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手中並受其支配。

經歷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自由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時代，人們對產能過剩這一現象早已司空見慣，認為這是經濟的常態。的確，當今世界的資源分配實際上並不均衡；然而從整體上來看，資源總量足夠豐沛，儘管人們獲得資源的規則與辦法各不相同，但在急需時總能享受到資源。積欠債務已成為各國極其普遍的做法——由於資金在全球範圍內循環流通且並不囿於某種特定的生產潛力，所以各國重籌資本和資金再融通的能力極大提升。

當然，並非任何一國都擁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威力並能利用政治手段來填補任意大小的財政虧空。然而，即便是那些經歷過財政破產的國家，通常也未能在破產之後從根本上改變自身經濟行為的性質，繼續我行我素地積欠債務。全世界位列“第一梯隊”的國家，能夠利用政治手段毫不費力地高築起財政金字塔，不斷吸納新的盟友，為自己這座金字塔注入資源。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對自身永久吸納資源的能力也深信不疑，儘管它們並不確定，這個“永久”會有多久！

無論世界經濟在疫後會朝哪個方向演進，資源過剩的時代終將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幅圖景：各國用於自身發展的資源陷入緊缺，競相爭奪資源在所難免。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面臨着社會經濟方面愈加嚴苛的挑戰與威脅，人類社會缺乏哪怕是維護最基本的正義與公平的保障機制，缺少公認的國際準則與規則體系——在此條件下，各類風險在人們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將快速疊加。一旦事態朝着最為不利的方向發展，那麼以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為核心的“國際政治達爾文主義”必將回歸，這一在史上反覆得以驗證的國際關係理論將再次在現實中獲得印證。

75年前，距今最近的那場世界大戰終於偃旗息鼓。決不允許二戰規模的災難再次上演——從二戰的硝煙散去後直至今日，這一直都是國際政治的律令與信條。人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得益於1945年在幾大戰勝國倡導下構建起的各國共同遵守的規則體系，這一體系顧及到如何在國際事務主要參與國之間均衡分配力量這項重要因素。

二戰結束後，各方在20世紀前半段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出世界秩序，其基本要素在冷戰結束後沿用至今。現如今，我們正眼睜睜地看着這些規則體系搖搖欲墜。儘管如此，世界各國依然緊密關聯，全球局勢急劇惡化，資源陷入緊缺困境——面對這些挑戰，各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遵守國際安全準則，不去碰觸彼此的底線。無論國際關係體系如何發展，“力量對比”與“意識形態對峙”始終應是其基本範疇的內容，這兩點符合國際關係發展的規律，也因此而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專門利用力量優勢、把自己的意識強加於別國——這種行為是絕不可取的。美國及其盟友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圖在冷戰後建立單極世界，卻屢試屢敗——這一事實再好不過地證明了上述行為的荒謬性。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令人們對未來憂心忡忡，卻也讓我們由此而探討全球道德責任的新形態問題——應如何在脱離國家特權和大國間力量對峙的前提下構建全球道德責任的新形態。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資源僧多粥少，各國在爭奪資源時又在客觀上存在力量對比，我們務必要減少因力量懸殊而導致的各種威脅；與此同時，還應在國際政治中杜絕那些強國與弱國均無法接受的局面出現。

我們拿這場疫情來比對歷史上的黑死病，以點及面地考察上述問題。與14世紀中葉“黑死病”時期迥然不同，當今世界各國已經具備必要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建立應對全球流行病與自然災害的統一戰線。就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當下，世界衞生組織正在積極推進大量工作以建立最廣泛的抗疫戰線，解決醫療救助問題。但面對無比強大的新冠病毒，世衞組織所能提供的資源竟顯得如此微不足道。世衞組織針對2020年至2021年的計劃預算規模僅為48.404億美元，而自從美國拒絕向該組織繳納會費後，其計劃預算規模還將在此基礎上明顯縮減。

世衞組織是國際醫療信息的中心，同時也是國際醫療社羣的主心骨，其地位不可動搖；但即便如此，世衞組織依舊缺少能在各地堅決且積極有效地貫徹必要政策的方法與手段。我們需要另闢蹊徑，力求讓各國達成一致，將切實有效的權力轉交給世衞組織或在其基礎上建立的其他組織，共同抗擊新冠病毒這類全球性疫情以及比其更加惡劣的多種疾病。世界性的全球流行病預防機構能夠保障每一個人享受到醫療救助，儘管只能在醫療領域實現公平公正，但醫療救助卻是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解決的迫切問題。世界性的全球流行病預防機構所建立起的這種全球道德機制，可以維護並鞏固聯合國構建的全球力量制衡機制。

新冠疫災消逝之後，世界將呈現衝突加劇、暗流湧動的新局面。今年秋季，多國首腦計劃將在美國紐約聚首，共同出席聯合國成立75週年紀念慶典，重温聯合國為維護地球和平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我們衷心期盼屆時疫情消退，各國首腦皆能成行）。屆時，在各項隆重的週年慶典活動的框架下，還將舉辦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領導人的會晤活動。舉辦此次最高級別首腦峯會的倡議由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並立即得到英國、中國、美國和法國元首的大力支持。

回溯75年前，來自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的代表正式向世人宣告：將始終不渝地維護世界和平，讓世界大戰的悲劇不再重演，讓人類永遠擺脱戰爭的困擾。昔時今日，此時此刻，在潛藏的衝突急劇升級的大背景下，防止世界大戰再次發生——這一任務的緊迫性絲毫沒有減弱；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應對各類自然災害與疫病所帶來的威脅。

過去幾十年來，世界已然發生了根本性的鉅變。儘管聯合國的各項活動與工作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而且聯合國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但其作為協調國際關係的世界性組織，依然有能力完成自身的主要使命，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聯合國能夠經受住冷戰後時期極其嚴酷的考驗絕非偶然。當和平的夢想即將化為泡影時，行之有效的抉擇將蕩然無存，人們甚至連選擇的餘地也不會有。所以，我們目前要做的選擇很簡單：要麼選擇聯合國這一制度，它過去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維持和平，而且無論如何，它也是目前國際關係中最高程度的合作形式；要麼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導的激烈鬥爭中。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就享有特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全世界負有特殊責任，這可以使得第二種場景不會變為現實。

（全文完）

註釋：

[注3] Лисоволик Я.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овыеподходы.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Июнь 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regionalizm-globalizatsiya/

[注4] Anton Bespalov, Andrei Bystritskiy, YaroslavLissovolik. Regional Trade Blocs as Supporting Structures in Global Governance,2019. G20 Insights. URL: https://www.g20-insights.org/policy_briefs/regional-trade-blocksas-supporting-structures-in-global-governance/

[注5]Ibid.

[注6]Ibid.

[注7] Лисоволик Я.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овыеподходы.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Июнь 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regionalizm-globalizatsiya/

本報告由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授權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翻譯發表，首發於“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編輯時略有刪節。報告全文將發表在《俄羅斯研究》雜誌2020年第4期。作者：瓦爾代俱樂部學術主任盧基揚諾夫（Fyodor Lukyanov），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巴拉巴諾夫（Oleg Barabanov）、博爾達切夫（Timofey Bordachev）、利索沃裏克（Yaroslav Lisovolik）、舒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翻譯：曲文軼、萬青松、張嚴峻、何勰。校對：萬青松。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63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