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寂滅-被固化的商鞅（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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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寂滅

三、當人性本惡遇到“利出二孔”

充分釋放人性之惡到底有什麼惡果，從陳勝、吳廣起義的發展速度就可見一斑：大澤鄉斬木為兵，揭竿而起的時候才九百人，不到三個月時間，他們衝州過府發展到十幾萬人。

大家注意，這是在當時信息傳遞緩慢的小農時代，不是一個朋友圈和微博就天下皆知的現在。而且陳吳二人舉事之前也沒有像後來黃巾起義那樣，先在民間結社發展好多年，有組織、有聯絡。他們只是為了活命，臨時決定的。

這段歷史一直被描寫成“天下苦秦久矣”的老百姓為了實現推翻暴秦，再創一個新天地的遠大目標而積極參加陳吳人民解放軍。

老百姓有那麼高的志向嗎？真有的話，早就不是草根了！

根源還可以在商鞅變法中找到：商鞅變法極盡“貧民”之能事的同時，強調“利出一孔”。秦人既不能求富，自然就要求名、求地位。然後商鞅通過法律把人民的行為搞了個兩分法：每個人都必須做事，而做事有且只有兩個結果：事功和避罪。

有些事鼓勵你做，比如打仗、種田，都可以以功授爵。只要你肯不顧一切的為國立功，你就可以逐漸出人頭地。如果不積極參與這兩項活動，那就是懶漢疲民，就要被消滅；

有些事逼着你做，比如鄰里相互告發不法。無論感情多好，必須告，不告就要連坐。

長此以往，不僅造成人人之間感情淡漠，而且讓每一個人都形成一種觀念：天下事要麼利、要麼害。人一輩子的追求只有一個：就利避害。

大家心裏除了功利，什麼都沒有！而且其來源只有一個：那就是大秦官府。

亂世之秋，出人頭地的機會很多。大家的功利心可以在對敵國長期全面的鬥爭中縱情釋放，那麼百姓國家之間可以相安無事；現在天下太平了，沒有戰爭了。在這個戰爭體制中，出人頭地機會大大的減少了，但是大家唯功利的心還在，而且政府又沒有建立起一套和平機制。

就在這時，陳勝、吳廣起事了：戰爭體制中的“利”不再出自一孔了，有兩孔了！

而且由於大秦帝國統治力的稀釋，它竟然沒能力很快撲滅起義，堵上這一孔！

一介傭耕的草民匹夫竟然可以轉瞬為諸侯！不再需要小心翼翼、低眉順眼的在官府面前表現自己，千萬人走獨木橋，一步一個台階熬了！造反就可以！

這個誘惑和激勵太大了。

一羣利慾薰心而又茫然的愚民湊到一起，不僅便於統治者來控制，同樣也便於統治者的反對派來蠱惑和控制。

這個反對派，就是指天下初定時，六國殘餘的王族，以及權臣世族。

這幫人的危險不在於武力，而在於秦朝統一太快，沒有及時消滅他們的文化。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秦國可以在十年內滅掉六國，但是六國各自幾百年的文化積澱，那不是説滅就能滅的。尤其是這些王族、權臣，例如信陵君、孟嘗君之類的人，哪一家不養幾個門客學者呢？辦個私學更是家常便飯。國家一滅，這些人都到處流散，走到哪兒，他們的文化就傳播到哪兒。

文化是本集體的感召力，也是對其他集體的排斥力，這些人的存在是秦朝愚民政策的大敵，更是國家思想統一的長期大敵。後來我們也看到，隨着陳吳起事，僅僅兩三個月，過去的六國舊貴族就紛紛在自己的故國拉起人馬，割據一方了。這不僅僅是錢糧的原因，更是文化感召和族羣認同在起作用。

這一點秦始皇其實也知道，所以他搞了個政策，就是把天下的世族、富户全部集中到咸陽，看起來；把多餘的兵器也收起來，融了，鑄成翁仲；並且焚書坑儒，消滅散佈不利於國家統一言論的“公知”。

但是天下太大了！總有漏網之魚。

商鞅變法建立的這種縱向管理模式，在秦國偏居西陲一隅的小範圍內搞搞可以----朝廷政令朝發夕至，全國都在最高統治者的視線之內，不會有問題。

一旦擴展到整個天下，國家的管理邊界脱離了最高統治者的直接視線，這種縱向管理就暴露出它的脆弱性。

從秦國到秦朝，乃至於今天，這種縱向模式對統治者來説是最理想的，但也是最難大規模維持的。即使到了今天這種信息發達的時代都不行，何況兩千多年前呢？迅速擴張的領土和人口很輕易的就稀釋了秦帝國的統治力，星星之火最愛燎這種草原。帝國的反對派們就抓緊時機在帝國的權力真空中四處滲透，最終隨着大澤鄉一聲吶喊掀起了反秦的大潮。

焚書坑儒

今天我們都把秦朝的滅亡歸功於陳勝吳廣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真正徹底動搖秦帝國的，其實還是當時六國的舊貴族----項梁、項羽，張耳、陳餘，還有魏豹、田儋這幫人。加上最後摘桃子的劉邦，他們才是真正的“強民”。

陳勝、吳廣不能説沒有作用，但只是個誘因。他們兩個只是首先吶喊而已，旋即就被幹掉了。

他們被打敗，走投無路的時候，天下反秦的運動已經風起雲湧了，但是誰也沒去救他們，沒人拿陳勝、吳廣當同志。在那些六國貴族眼裏，你們兩個泥腿子跟我們不是一路人，不是一個階級的。你替我們在秦帝國身上撕開一道口子，你們的使命就完成了，該下場就下場，別佔着舞台礙眼。

説白了，陳勝、吳廣在六國舊貴族的眼中其實就是個燒乾了油的火把！不過第一把火在改朝換代者的眼裏都具有紀念意義。所以漢代司馬遷修《史記》，為這兩個草根獨列一傳《陳涉世家》，與諸侯同列。

難道偌大的秦帝國就沒有一個能夠認識到前面所提到的問題的人嗎？應該有！十室之邑，還必有忠信呢！何況兩千多萬人的大帝國。所以肯定有，但是絕對很少，而且他要站出來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一斷於法”的商鞅思想，在經歷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政治實踐之後，它自己的嚴酷扭曲了世人，而世人又用他們在嚴酷下形成的習俗扭曲了商鞅精神，使它逐漸脱離了原來的軌道，把大秦帝國從原來的論事不誅心，逐漸帶進了一個“戮心的盛世”。

（下一期：“戮心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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