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孫子兵法》謀略，印度有《政事論》“暗黑”哲學【解讀印度之一】_風聞

中印邊界衝突正引發國際關注，多名士兵為了國土安全與民族榮譽獻出寶貴的生命。

英雄不應該無名，但我們更不希望看到衝突升級，相信兩國領導人有足夠政治智慧，以及堅實的民意支持，儘快解決邊界衝突。畢竟，中印同為超過10億人口的核大國，維持平和的邊界，以及友好的經貿往來，對於兩國人民的福祉都很重要。

危機時刻，更要重温歷史，理解對手的思想脈絡和戰略意圖。“新知與常識”將選刊Mir Adnan Aziz撰寫的系列評論“印度: 歷史的囚徒”，原刊於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報紙《國際新聞The News International》。

第一篇從歷史追溯印度外交政策的根源，就像中國有《孫子兵法》傳世，印度孔雀王開國丞相考底利耶通過《政事論》，構建了“曼荼羅理論”，提出比大家熟悉的“君主論“更加暗黑的權術鬥爭論，也長期影響了印度的外交政策。——新知與常識

馬克思·韋伯認為，考底利耶的政治權術觀，比馬基雅維利更“暗黑”

“你的鄰居是你的天敵，鄰居的鄰居是你的朋友”

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an）這個術語，來自意大利人尼可羅·馬基雅維利1532年關於政治權力的專著《君主論》。

就像許多臭名昭著的語錄，馬基雅維利宣傳操縱行為的好處，比如“君主從不缺少違背諾言的正當理由” ，馬基雅維利這個詞成了兩面派、背叛和欺騙的同義詞。（“新知與常識”注：在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看來，無論何種非道德或反道德的政治手段，只要是“以其人之道反正其人之身”，都是正當和合理的。因此他們需要製造敵人，一方面是顯示自己的威力，一方面也是用態度來測試所有人對自己的忠誠度。）

出生於毗濕奴 · 古普塔，印度孔雀王朝開國宰相昌納琪亞·考底利耶（Chanakya Kautilya）是公元前700年塔克西拉塔克沙希拉大學的婆羅門校友。他後來成為印度王子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的教師、顧問和首席部長。後者被稱為“轉輪聖王”世界的征服者，他的王國從印度洋一直延伸到喜馬拉雅山脈，從西方的伊朗到興都庫什山脈一直延伸到阿富汗。

考底利耶也因他的史詩梵語傑作《政事論》而聞名，這是一本無情的帝國治理指南。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和法學家馬克思·韋伯在他著名的《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説: “關於真正激進的權術説，最通俗易懂的呈現，可以見諸考底利耶的《政事論》這份印度文學典籍，相比之下，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是小兒科”。

寫於馬基雅維利出生前1800年，考底利耶的《政事論》塑造了“曼荼羅國際體系”，一個國王可以選擇和決定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在與個人和國家打交道時，可以通過假消息、間諜、下毒和暗殺進行勾結、獲取、結盟或破壞; 還提倡必須殺害家庭成員以獲得或保留權勢。考底利耶最推崇的格言之一是: “你的鄰居是你的天敵，鄰居的鄰居是你的朋友。”。

《政事論》與印度外交戰略的古典根源（張金翠，2013）

印度的外交政策受考底利耶哲學影響深遠

以考底利耶哲學為基礎的印度外交政策，一直得到印度的共鳴和實踐，尤其是在今天以極端右翼國民志願服務團(簡稱“RSS”) 為首的印度。新德里的外交飛地被命名為“ Chanakyapuri（昌納琪亞·考底利耶）” ，其周圍的道路也以 《政事論》的政策命名。難怪好戰的印度公然敵視其近鄰，並試圖與鄰國阿富汗(作為恐嚇巴基斯坦的渠道)、伊朗、日本、韓國、蒙古和越南接觸，將矛頭指向中國，並鼓勵 / 支持越南在南中國海佔領南沙羣島（Spratly Nansha Islands）。

印度裔美國學者撰寫的專著，分析考底利耶哲學對印度外交政策的影響

印度是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國家，例如阿薩姆、孟加拉、馬拉地、納薩爾派、旁遮普、泰米爾和克什米爾; 但也是一個歷史的囚徒; 它對穆斯林的極端憎惡源於印度不斷遭到馬哈茂德 · 加茲尼的入侵和莫卧爾人的統治。它瘋狂地試圖把孔雀帝國過去的時代扭曲翻個四腳朝天，進而重新講述自己的過去。為了實現這個烏托邦，印度吞併了錫金(它的一個鄰國) ，積極參與了1971年巴基斯坦的分裂，當時英迪拉 · 甘地被譽為“杜迦”(戰爭女神) ，並在今年早些時候吞併了印度佔領的克什米爾。

印度最近在巴基斯坦境內捲入了激烈的軍事衝突，聯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最近咆哮的“莫迪吉”(Modiji，印度唯一一位以自戀者“ ji”作為自己名字永久附屬詞的總理)讓世界意識到，儘管遭受了兩架被擊落的飛機和一名印度飛行員被捕的打擊，印度仍將懲罰任何侵入其邊境的人。

印度脅迫所有鄰國，不斷以戰爭威脅巴基斯坦，像一個頑固的偏執的孩子一樣糾纏中國。它還因無恥地封鎖內陸國家尼泊爾和不丹而聲名狼藉，運用了葛蘭西作為墨索里尼的囚犯在他的《獄中札記》中寫下的經典霸權公式“以強制手段所製造的同意”。

印度的歷史經歷太多令人沮喪的失敗，它忘記了自己在1962年遭到中國羞辱的慘敗，因為它再次加快了自己的前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印度扮演了永久受害者的角色; 人們公開指責它挑起了1962年的戰爭。 

澳大利亞記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在《印度的中國戰爭》(India’s China War)一書中稱尼赫魯是“一個奉行前進政策的帝國主義者，試圖通過使用武力將中國從西藏以西和以南的任何地區驅逐出去”。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官員布魯斯•裏德爾(Bruce Riedel)在其著作《肯尼迪被遺忘的危機: 西藏、中央情報局和中印戰爭》(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中寫道: “1962年9月，印度實施前進政策是對中國的重大挑戰。

印度與中國的邊境線長達3488公里。2017年，印度與中國進行了為期73天的挑釁性對峙。最近，印度在中國加勒萬河谷侵佔並建造了非法防禦設施，儘管中國一再表示願意和平與和解，但這再次引發了緊張局勢。在2013年德班金磚國家峯會上，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後宣佈，希望儘早解決喜馬拉雅山的邊界爭端。中方領導人還向時任總理辛格表示，印度將是中國總理在2014年5月亞洲之行中訪問的第一個國家。

2014年，中國領導人與印度新任命的大使阿肖克 · 康特(Ashok Kantha)舉行了一對一的會談，另有13位大使遞交了國書。同年，中國副主席在北京出席了印度的共和國日招待會，他在講話中讚揚了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歷史性聯繫。

印度習慣性的傲慢vs中國儒家的節制

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和平提議，正如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 · 汗的提議一樣，被傲慢地扔進了垃圾箱。就在駐華大使康特會見中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幾周後，印度拒絕允許中國船隻進入安達曼島搜尋馬來西亞MH370航班的殘骸，該航班的240名乘客中大部分是中國人。據報道，一名軍方官員告訴《南華早報》 : “我們不希望中國軍艦以尋找失蹤客機為藉口在該地區四處打探。”

這被中國視為一種極端的侮辱——相當於丟臉，在中國被認為是最卑鄙的行為。中國著名作家林語堂曾經説過: “面子是不能被翻譯或者定義的，但是它卻是中國社會交往中最微妙的規範。”

中印關係目前的轉變，體現了印度習慣性的傲慢，以及在中國的耐心與和解面前，就像完全不合時宜的大男子主義——印度這種虛張聲勢的行為，受到了幾個世紀以來的儒家思想的調節，只是為了確保該地區的和平現狀。

相反，永遠缺乏安全感的印度看到中巴經濟走廊和中國在其周邊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時，則充滿了恐懼和嘲笑。這種偏執導致印度人民黨 / 人民黨喉舌比平•拉瓦特將軍(Gen Bipin Rawat)威脅稱，印度已經“準備就緒” ，並決心發動“兩個半戰線”戰爭，對抗巴基斯坦、中國及其眾多國內叛亂組織的協同侵略。相對應的，中國政府恪守其官方和公民對話的傳統，避免公開抵制個人。

然而，中國報紙《環球時報》在社論中指責這位將軍説: “拉瓦特是個大嘴巴，他可能會點燃北京和德里之間的敵對氣氛。他主張兩線作戰，讓我們看到了印度軍隊中盛行的傲慢，但這種信心從何而來？印度的將軍們需要對當前形勢形成一些基本認識。當中國和巴基斯坦同時成為印度的敵人時，印度能夠承擔後果嗎？難道印度軍隊在讓拉瓦特發言之前，不應該模擬與中國軍隊進行軍事對抗的演習嗎? ”

——“印度：歷史的囚徒”系列評論之一

艾森/新知與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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