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篪和蓬佩奧會談：中美談談打打，歷史記憶的力量_風聞

楊潔篪和蓬佩奧能談什麼結果？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披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本週將在夏威夷與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前天沒有否認相關報道，稱如果有進一步消息將及時發佈。

這意味着中美雙方很可能正在就楊潔篪與蓬佩奧會面進行協商，“楊蓬會”有望在近期上演。

很多人都會感到納悶：中美關係已經跌入多年未見的谷底，雙方在政治、經貿、科教、軍事等領域的摩擦有增無減，並且在香港、台灣、南中國海、抗擊冠病疫情等問題上的矛盾也在升級，蓬佩奧又是著名的“反華急先鋒”，不久前還被中國官媒連篇累牘地譴責批判，他怎麼就突然要和楊潔篪舉行會談？“楊蓬會”到底能談出什麼結果？

這正是中美關係的複雜與弔詭之處。中美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雙方的衝突只有大小之分，絕無可能避免。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中之間利益交集之處太多，雙方即使有意脱鈎，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互不往來。説白了就是：別看雙方鬧得歡，最後還得坐下談。

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説，今年11月的大選是頭等大事，爭取連任是不二目標。但今年3月以來，美國疫情毫無受控跡象，經濟低迷導致4000多萬人失業，過去幾周又因為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遭警察虐殺，引發全國性抗議浪潮，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大幅下滑，至今沒有反彈的跡象。特朗普政府須另闢蹊徑為自己加分，換個角度打“中國牌”不失為一個好的選項。

因此，這次計劃中的“楊蓬會”可能是由美方倡議。通過與中方高官會談，特朗普政府可以達到以下目的：當面向中國提出美國對香港、疫情防控、執行雙邊經貿協議等熱點問題的關切，同時減少美國工商界對中美關係惡化產生的擔憂，提振美國恢復經濟的信心，樹立特朗普政府既敢於對中國施壓、又善於同中國打交道的新形象。

對中國來説，中美關係向來是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只要美國願意進行不設前提的談判，中國都願積極響應。一旦中美坐下來談判，中國的內外壓力就會有所緩解，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都利大於弊。

CNN報道稱，蓬佩奧將在夏威夷與楊潔篪討論廣泛的問題。至於雙方將討論那些問題，能否達成具體協議，目前還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美方將重點表達對香港國安法的關切，敦促中國在香港問題上保持克制，在疫情防控問題上保持透明度，要求中方繼續按照雙邊貿易第一階段協議大量購買美國產品，進一步開放航班等等。中方則會強調香港是中國內部事務，要求美方不要干涉香港國安法的制定與實施，敦促美國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不對中國留學生採取歧視性規定等等。

“楊蓬會”也可能涉及朝鮮半島、中印邊境衝突、伊朗等問題，不過這些問題不會是“楊蓬會”的重點。

最近幾天，中美關係出現了某些轉圜的跡象：美國運輸部6月15日宣佈，每週將允許中國四架航班執飛往返美國的航線，美國航空公司執飛中國的航班將與中國航班的數量相同；美國商務部也宣佈，允許美國公司與華為公司合作制定5G標準。

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6月15日報道，今年4月份美中雙邊貿易額增至397億美元（約555億新元），較3月份增長近43%，再度超越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貿易額。近幾個月來，中國對美國玉米、小麥和大豆等農作物的採購量增加，超過了貿易戰之前的水平。在截至6月4日的五週中，中國的採購量佔美國大豆總銷售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這些轉圜可能為“楊蓬會”創造必要的氣氛。對處於“冷凍”狀態的中美關係而言，一兩次高官會談肯定無法解決諸多現實矛盾。但即便是形式大於內容的會談，也強過劍拔弩張的對抗。從這個角度看，“楊蓬會”還是值得期待。

中美之間確實有必要坐下來談，畢竟雙方仍有許多共同利益，相互妥協甚至交換利益應是外交藝術的尋常。即使利益衝突難解，但只要經過協商與相互妥協，也可避免各走極端。中美之間如果不幸陷入零和關係，不僅損害各自的利益，也會陷相關國家於池魚之殃，同受其害。

中美這場世紀鬥爭，已使許多國家捲入漩渦之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最近發表長文，強調亞太各國不想“被迫歸邊”，他呼籲中美放下分歧，避免禍及“亞洲世紀”。華府企圖拉幫結派孤立中國，多數有實力的國家不想蹚渾水，有些盟友則左右為難，只盼中美鬥爭適可而止，給小國留一條生路。這個卑微的希望能否如願，就看兩強之間能否鬥而不破、爭而不戰了。

美國擴張過度造成負擔過重

儘管美國依然是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在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美國開始快速地調整自身和這個體系的關係。正如特朗普6月13日在美國西點軍校，對2020年畢業班發表講話時所説，美國不是世界警察，“美國軍人的職責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國家，而是強力保衞我們國家免受外敵的侵略。我們正在終止無休止戰爭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將重點明確放在保衞美國的關鍵利益上。”

過去幾年，特朗普當局的選擇便是通過“退羣”策略，減少美國對現存世界體系的承諾。特朗普的政策如此激進，以至於美國的強硬派也適應不過來，因為他們認為，美國“退羣”的結果，就是給了中國繼續崛起的機會，中國會隨時填補美國退出的國際空間。

特朗普的判斷並沒有錯，但錯在其政策選擇。即使在特朗普之前，美國也早已認識到“帝國擴張過度”所造成的負擔過重問題。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的擴張受到蘇聯的制約。蘇聯解體後，美國一霸超強，一系列的擴張（北約、中東戰爭、大中東民主計劃等）很快演變成一個現代版超級帝國。美國在擴張過程中所採取的往往是單邊主義，不僅把聯合國拋在一邊，也不和傳統盟友合作。因此，美國須要對自己的擴張行動“買單”。

結果，隨着過度擴張而來的便是過度負擔。儘管總統奧巴馬開始採取一些具體行動，希望促成“帝國”收縮到美國負擔得起的程度，但效果並不顯著。帝國表現出“擴張容易、收縮難”的局面。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後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可説是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政策，不計後果地從其認為已經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體系、國際條約中退出來。

其實，美國可以有更好的選擇。那就是通過國際合作，促成其所主導的世界體系變得更加開放，像從前和其他西方大國分享國際權力一樣，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共享國際權力；在此基礎之上，和這些新興大國共同承擔國際責任。美國一些有遠見的政治人物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們希望通過給中國更多的國際空間，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如果這樣，國際政治就會是“雙贏遊戲”，因為這既可以延長甚至鞏固美國的國際地位，也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實力，沒有強大的願望，也沒有和其他國家爭霸的傳統。

但至少有兩個因素使得這場雙贏遊戲成為不可能。第一，信仰現實主義的美國強硬派，並不相信國際政治可以是雙贏的。他們相信，中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因此，不管中國如何行動，美國總是將其解讀成對美國的挑戰。第二，中美兩國之間全然不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也阻礙了中美之間建設任何有意義的政治信任。在沒有一定程度政治信任的情況下，兩國長期處於美國學者所説的“同牀異夢”狀態。

今天冠病疫情加速了二戰之後所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解體。無論是外交家還是政治人物，人們都意識到舊秩序難以為繼。那舊秩序如何解體？新國際秩序會是怎樣的？新秩序如何確立？由誰（哪些國家）主導確立？這些問題不僅為各國研究者所關切，一些國家也已經把這些問題，提到外交政策的議事日程上。

中國須清楚自身選擇

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已經高度捲入世界事務的中國，無疑也必須思考這些問題。對中國來説，有幾個方面的選擇是很清楚的。首先，中國不可能像顧凱傑所説的那樣，去“接管世界秩序”。這不僅因為如前所述，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實力，沒有強烈意願，也沒有這樣的傳統，來從美國手中“接管”充滿無窮問題的世界秩序，更是因為美國也不會自願退出國際秩序。不管怎樣，特朗普之下的美國不等於特朗普之後的美國。一旦美國恢復常態，其迴歸國際秩序也是可以預期的。

其次，儘管很多現存國際組織已經名存實亡，效率低下，但離死亡仍然有一段距離，主要因為美國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並不想這些國際組織死亡。在這方面，中國和這些西方國傢俱有共同的利益。例如美國退出世界衞生組織，並沒有導致這個組織的死亡，歐洲國家和中國一如既往地在支持它。西方國家和中國這樣做並非沒有道理。很簡單，摧毀一個組織容易，但建設一個組織難。

再次，中國基於自身的利益、能力和國際關係理念，會盡力推動國際權力的多極化。隨着中美衝突的升級，今天的世界越來越呈現出“一個世界，兩個體系”，或者“一個世界，兩個市場”的局面，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和市場，與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和市場。這個趨勢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中國的長遠利益是竭力避免國際權力的兩極化，即中美兩極。如果演變成中美兩極，就很有可能演變成往日的“美蘇冷戰式”的中美關係。

實際上，在兩極化的背後，世界權力也在多極化。美國仍然強大，中國繼續崛起，俄羅斯不認輸，德國恢復了其在歐洲的地位和在擴展國際影響力，印度在急起直追。在所有這些大國之中，沒有一個大國有能力使得另一個大國屈服。

因此，只要中國能夠有效管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繼續實行既定的改革開放政策，和轉向務實的外交政策，將很難再出現美蘇冷戰期間所見的一個以中國為敵的“西方”。即使中美冷戰得不到緩和，甚至繼續惡化，西方國家大多會流離於中國和美國之間，而不會毫無理性地做選邊的選擇。

中國必須也能夠成為一個新型大國。如果重複從前大國的老路，搞霸權主義，無論是英國式的還是美國式的，中國最終同樣會失敗。一個多極、多元、開放的國際秩序，不僅是更加民主公正的秩序，也是一個更可持續的國際秩序。

退一步以免兩敗俱傷

問題的根源在於快速崛起的中國被視為挑戰美國世界一哥地位的威脅，美國不惜一切手段遏制，引用華府鷹派的説法，就是要中國“安分守己”，“留在其應有位置上”。然而，北京致力於民族復興大業，期盼成為現代化強國，當然不會自我限縮，中美關係因而由合作共贏轉變成為零和對抗。而在堅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總統主導之下，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徑日趨偏頗，華府行事作風愈益霸道，致使許多國家的生存發展與左右逢源的空間縮小。

美國不僅發動貿易戰遏制中國，以科技戰封鎖中國，啓動話語戰醜化中國，進行外交戰逼迫盟友配合孤立中國，甚至在香港問題上公然介入中國內政，揚言採取強烈措施取消香港的特別待遇，並且制裁中港相關官員。當前中美之間最緊迫的問題正是“港版國家安全法”引發的美國製裁企圖。中共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安法條文尚未推出，美國的具體制裁措施也尚未公佈，這給兩國留下博弈的空間。加上中美貿易協議是否照約執行、中國承諾的高額採購能否按進度落實，乃至於新冠病毒肺炎引發的兩國齟齵問題，都可望被捆綁在一起合併談。

就香港問題而言，中共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有其不得不制訂法律的需求，但在美國國會通過的相關法案授權之下，給了特朗普政府取得介入干預的憑藉。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固然重要，但面對無休無止的暴亂、搖搖欲墜的投資信心以及瀕臨危機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中共不能沒有積極作為。

相對的，美國基於國家利益、法律責任與國際觀瞻，也自忖必須加以制裁。然而，美國從香港獲取的貿易、金融與營運總部各方面的利益十分可觀，若對香港強力制裁，固然可以損害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經濟利益，但美國企業也將損失重大。對兩方而言， 雖有不得不發的緣由，也有不宜走極端的現實利害。基於此，中美兩方實有退一步以免兩敗俱傷的必要。

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兩國之間更有合則兩利的現實需求，無論是貿易協議的執行、採購承諾的落實、合作抗疫的必要等事項，都有協商出同蒙其利辦法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所以，兩國實應在戰略競爭的謀算之外，盡力擯除敵對意識，緩解對抗意念，為兩強自身以及寰宇諸國策謀善策，和解共生。畢竟中美之間沒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或矛盾，若能管控分歧，可為共同促進雙贏奠立基石。

在中美衝突如同滾石下山難以遏止之際，我們樂見兩國高層會面協商，尋求化解相互對撞的驅動力，尋求相向而行的凝結力。中美之間鬥得夠久了，互相傷害夠深了，雙方應從對峙的懸崖邊上回到安穩處所，談出個所以然來。須知，世界雖然不完美，相互關係難以完全和諧一致，但是沒有節制的互鬥必然將使世界野火燃燒得更加炙烈，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兩岸之間共策合作紅利的關鍵時刻，應當掙脱互毆的魔障，恢復協調的良好機制。

歷史記憶的力量

不加批判地將“修昔底德陷阱”應用於中國，是給不明就裏的人設下的一個智力陷阱。中國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而是一個迴歸的大國。兩者在心態上是不同的。

迴歸大國的心態與崛起大國的心態截然不同。20世紀初，德意志帝國試圖躋身強國之列，爭取自己在太陽下的一席之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總理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創造這句名言時，説的是德國佔領中國的土地。

一個新興且繁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受到尊重，而不是被那些壓迫它的國家教訓。誤解問題的本質只會使問題惡化。

出於國內原因，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對峙。特朗普説，當前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對美國的打擊，遠超珍珠港和九一一事件。他之前説過，貿易戰很容易贏。按此推論，他認為，美國也很容易在一場種族和文化的對抗中勝出。但他低估了歷史記憶的力量。

當外國強權首次對中國的貿易不平衡感到不滿時，就爆發了戰爭。1839年至1842年，英國迫使中國進口鴉片以糾正其貿易順差。中國不得不向外國人開放幾個港口，而這些外國人卻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這是強加給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2019年是《凡爾賽和約》簽訂100週年，也是五四運動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向法國派遣了10萬多名工人，希望在談判桌上的戰勝國一方獲得一席之位，擺脱不平等條約。但在凡爾賽，中國卻被出賣了。

德國在山東的租界被轉交予日本，而不是歸還給中國。5月4日，中國各地爆發了針對這種不公平待遇的抗議活動。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最近就在一次演講中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以打擊中國共產黨。

這實在是一個諷刺。正是因為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失望，致使中國轉向以蘇聯這樣的專制國家，甚至戰敗的德國為榜樣。這最終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那段種族不公正的記憶，日積月累成難以磨滅的傷痛。不平等條約產生了由外國人統治的西方飛地（enclaves），那裏的華人雖在自己的國家，卻被視為次等公民。日本提議在《凡爾賽和約》中加入種族平等條款，卻遭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拒絕。

特朗普現在正利用這股反“中國”的情緒，作為他競選連任的武器。還有什麼比把火力集中在一個有着不同膚色和文化的外部敵人身上更好的方法，來團結他的支持者呢？最初的貿易戰正在演變成種族和文化戰爭。

利用種族作為選舉武器，就像地毯式轟炸一樣，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策略。任何看起來像華人的人都是敵人。韓裔美國演員趙約翰（John Cho）寫道，東亞人現在在美國面臨日益嚴重的種族主義。美國非盈利組織“行動改變未來”（Act to Change）指出，“冠病大流行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反亞裔仇恨犯罪。”

種族主義是由兩種相互矛盾的情感所驅動。第一是優越感。美國白人認為其他種族是劣等人種，因而在凡爾賽反對加入種族平等條款。它證明，美國是世界的一盞明燈，只是一種錯覺。在應對冠病問題上的明顯失敗，削弱了美國宣稱具有的道德領導地位。它的應對之策，是將疫情歸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責任推卸給外部敵人。

與優越感相反的情感是自卑感：美國人無法與黃種人競爭，這種觀念形成了1882年《排華法案》的立法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崛起，再次助長了這種歇斯底里的情緒。美國對此的反應是指責“中國人”進行不公平貿易。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就是源於這種不安全感。

相對衰落和絕對衰落有着一個重大的區別。美國在1945年之後取得全球經濟主導地位，是一種反常現象。這主要是拜歐洲在三十年戰爭（1914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大戰中自我毀滅所賜。

摧毀一個帝國：哪個帝國？

在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期，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增長，美國的相對地位將會下降，但這並不一定意味着絕對的衰落。防止相對衰落的唯一方法，是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這不僅不可行，而且完全不道德。

對峙將會在第三國上演，而美國並不就一定會贏得這場爭奪人心的鬥爭。自毛澤東主義式微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便不再嘗試輸出革命。它不尋求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變其他國家。

美國卻經常這麼做，到處宣揚其價值觀的優越性；但只要看看深受黨派紛爭毒害的美國政治，這種説法聽起來是那麼的虛假。在美國社會陷入混亂之際還來道德説教，就顯得更加虛偽了。讓那些沒有罪的人扔第一塊石頭；那些住在玻璃房子裏的人在做這件事時，應非常小心。

亞細安國家並非天生就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亞洲人也為一個非高加索大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將第一名宇航員送入太空時，駐布魯塞爾的亞細安國家大使，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表示了祝賀；而這可不是出於外交禮節上的需要。

美國的恃強凌弱，使人們對它的看法從正面轉向負面。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曾在一項調查中問道，如果被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這兩個競爭對手中做出選擇，亞細安應該站在哪一邊。絕大多數人都不願意選擇；但如果非要選擇的話，10個國家中有七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選擇了中國。

然而，歷史記憶也可以是正面的。2001年9月14日，20多萬德國人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聚集在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的門前聲援美國。美國駐德國大使丹·科茨（Dan Coats）的國書遞交工作加快，以便他能出席聚會。許多人還記得在柏林封鎖期間，“葡萄乾炸彈”成了西柏林的生命線。讓美國變得偉大的是慷慨，而不是“美國優先，世界其他國家見鬼去吧”的自私。

美國可以阻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但不能阻止它。對峙將消耗能使美國人的生活過得更好的資源。在特朗普糟糕的冠病應對措施造成嚴重破壞後，美國須要利用它所能調動的一切資源。

一名美國官員説，美國知道如何“把敵人消耗殆盡”。這裏讓我們重温一段歷史故事：富甲天下的克羅伊斯（Croesus）是呂底亞（Lydia）王國的最後一位國王。他想要進攻波斯，便向德爾斐（Delphi）請教神諭，神諭宣稱“如果克羅伊斯與波斯開戰，他將摧毀一個偉大的帝國”。於是，克羅伊斯滿懷信心地去打仗，結果卻一敗塗地。他摧毀的偉大帝國是他自己的。

也許美國可以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來源：**時政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