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會驚人的相似，但絕不是簡單的重複！國際格局不會變成“冷戰”翻版_風聞

崔洪建 參考消息 昨天​

儘管全球疫情依然膠着，持續時間和擴散範圍仍難確定，但隨着中國漸回常態、歐美國家開始趨緩，疫情後世界格局的走向正逐漸清晰。可以觀察到的是疫情正“讓歷史加速”，一些已有的趨勢會提前成型，可以預見到的是這種加速也會催生出新的思想和行動來“改寫歷史”。在疫情衝擊形成的歷史湍流中，會有更多的觀念衝撞和行為牴牾；在疫情起伏導致的世界失衡下，會有更多的風雲際會和折衝樽俎。是回到“更糟糕的昨天”還是走向一個“不會更糟的明天”，取決於我們現在如何看待和對待這個世界。

世界正積蓄觸底反彈動力

疫情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常態被打斷，經濟和政治的運行軌跡被打亂，國際關係的既有平衡被打破。個人和社會生活要回歸常態，需要逐漸克服對病毒的恐懼，改變日常生活習慣並留意社交距離。經濟和政治運行要恢復正常軌跡，需要休養生息，增強韌性並調整政策議程，補齊體制短板。但國際社會要從失衡失重狀態下解脱出來，則需要耗費更長的時間、經歷更大的周折、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疫情衝擊之下，此前已經出現的變化讓世界失衡的風險進一步加劇：**產業鏈供應鏈的暫停和中斷讓本就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更受質疑；一些國家的“身份政治”回潮和保護主義抬頭，讓“民族(國家)利己主義”的政策和行為在疫情期間更加有恃無恐；大國間競爭的對抗性有增無減，並以政治化、污名化的形式延伸至公共衞生領域；全球治理領域的鬥爭更加激烈，多邊主義受困，單邊主義則更加肆無忌憚。

國際社會在疫情出現時不幸正處於自身系統紊亂、免疫力低下的時期，儘管有些免疫細胞表現出色但未能形成系統性的有效應對。疫情顯然加劇了世界的失衡狀態，對此最悲觀的預期是公共衞生危機與經濟蕭條、地緣政治對抗相疊加，導致格局傾覆、秩序瓦解，出現比百年前的“昨日世界”更糟的狀況。但正因為有了百年來的經驗和教訓，更因為全球化的經濟基礎已經紮根，不重複歷史悲劇的意願和不喪失共同利益的理智會共同作用，正倒逼國際社會對疫情做出系統性反應。在格局失衡之虞下，世界正在為實現再平衡積蓄觸底反彈的動力，如同人類社會終將把新冠疫情置於常態化管控之下，我們也需要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找到可持續之道。

“經濟區域化”漸成三足鼎立

全球化的重置將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疫情先後對東亞、歐洲和北美這三個世界經濟樞紐形成此起彼伏的衝擊，大範圍的停工停業和難以同步的復工復產加劇了經濟發展困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部分斷裂也暴露出全球化佈局的脆弱性。這一脆弱性被各國醫療防護物資的普遍短缺狀況放大，不僅將在觀念上進一步動搖此前全球化主要由市場原則決定的經濟基礎，還將強化疫情之前一些主要經濟體已經開始謀劃的產業調整方向，並在政策和行動上推動全球範圍內的產業鏈供應鏈重組。這意味着全球化的經濟基礎將經歷一次深刻的改造，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將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這一進程中來，因此疫情過後全球化不會簡單地重啓(restart)，而是會出現要素更新的重置(reset)。

全球化重置在觀念上意味着此前市場和資本原則主導、民族國家意識淡化的邏輯，將讓位於維護產業安全、提升國際競爭力並服務於地緣政治競爭等多因素平衡的綜合考慮。這種觀念轉變將直接體現在政治對經濟活動的更多幹預上，產業分工和佈局規劃將被植入更多涉及國家(地區)經濟主權的概念，維護產業、供應、經濟甚至政治安全等指標將被要求計入產業投資和佈局的成本計算中，政府也將通過產業政策加以更明確引導並利用財政手段提供實質性支持。

在這種多因素平衡的政策驅動下，全球化的重置方向在政策和行為上將體現為“經濟區域化”的優先發展，並可能取代現有的全球產業形態成為全球化新的經濟基礎和主要構造。美國着力打造的美加墨新貿易協定、歐盟推進的泛歐洲經濟區和亞太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漸成三足鼎立之勢，在此基礎上可以拓展出更大範圍的美洲自貿區、歐非經濟合作圈以及歐亞大陸經濟圈，這將預示着未來全球產業佈局的新態勢。

大國競爭和多極化加速

在全球化重置的經濟基礎之上對應的是疫情對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的衝擊，大國競爭和多極化都進入加速態勢。迴歸現實主義理念、提升綜合實力並追求影響力範圍，將成為今後一段時期國際關係和大國競爭的基調。科技和產業政策、治理體系和能力以及規則制定與話語權將成為主要的爭奪領域，這已經在疫情期間的國際關係變化中得到體現和加強。

在國際政治層面需要應對的是，對全球化的改造是否會導致大國關係的“全面脱鈎”，大國間能否在滑向無序競爭狀態前逐步修復政治互信，以及在全球化基礎改造、多極化態勢增強的世界如何建立起新的被廣泛接受的博弈規則。

以科技競爭和產業佈局為支撐的經濟區域化發展，意味着各方在中高端產業科技和價值競爭將更加激烈，但這將是一個漸進和曲折的過程，其前景不應是各地實行經濟割據，因為這將完全喪失市場比較優勢帶來的利益，得不償失。因此原有的全球化基礎仍會發揮作用，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國際政治格局不會成為全面脱鈎的“冷戰”翻版，而是將在市場原則與政治安全關切之間建立起新的平衡。

在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競爭中，有關“民主與非民主”、“西方與非西方”的分野仍會時隱時現，但已經形成的全球性的文明交流和人員往來，會在西方內外持續形成“非西方化”潮流，並在國際社會進一步模糊和消解傳統的觀念對立。非此即彼、集團式的兩極對立狀態並不具備充分的意識形態基礎。疫情期間出現的國際關係互動尤其是大國競爭更多地以輿論交鋒的形式出現，這不僅意味着在規則和話語權領域的鬥爭趨於激烈，也表明修復政治互信並探討建立新的博弈規則將是疫後國際政治的最大需求。

新舊格局之間的轉換從來不是一蹴而就，新舊秩序之間的嬗變也非一夕之功，疫情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舊秩序與新常態仍將繼續共處，國際社會應當共同努力，為這種複雜的共處態勢做好準備並找到實現再平衡的可行途徑。

崔洪建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