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見祥：中國水下考古發展的序章——以《夏鼐日記》為線索_風聞

1986年4-5月，英國人米歇爾·哈徹（Michel Harcher）在南海附近大肆打撈中國沉船並在阿姆斯特丹拍賣獲利的行為引起了中國考古學、博物館學界的強烈不滿，也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在政府各相關部門及來自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老一輩考古學家的共同努力下，俞偉超先生於1987年11月主持籌建了中國第一個從事水下考古學研究的組織——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中國水下考古由此正式拉開大幕[1]。這是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開篇之筆，關於中國水下考古發展積年的計算以1987年為開端是業界共識[2]。本文談的主要是1987年之前的事情，稱為“序章”。

中國是一個海陸兼備的國家，擁有遼闊的海域和綿長的海岸線。自清朝末年尤其是梁啓超先生髮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以來[3]，海洋交通史的研究漸成顯學，中國是具有發展水下考古的思想基礎和實際需求的。那麼，在缺乏1986年哈徹事件刺激的情況下，中國學術界是否考慮過發展水下考古事業呢？俞偉超先生曾經指出，“在我國，準備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學的願望，始於要了解沿海島嶼上的古文化遺存情況。70年代在西沙羣島上進行的考古調查，即為具體事例。因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這種科學事業當然未能進行真正的籌劃”[4]。對此，還有一種説法表達地更為明確：“文革期間，老一輩考古學家就瞭解到巴斯在地中海的沉船考古，加之西沙考古的重要性，曾試圖發展海洋考古技術，夏鼐曾找當時的海軍司令肖勁光協商西沙水下文物的調查，但最終未獲成功。”[5]也就是説，1970年代的中國考古學界已經出現了“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學的願望”，而這一努力與夏鼐先生有關係。

夏鼐先生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考古學的奠基人，又精通中西交通史和科技史研究，還十分注重中外學術交流，這些條件決定了夏鼐先生具有其他同輩學者難以具備的學術視野[6]。實際上，水下考古學及其相關研究領域（如航海、造船、文化交流、外銷瓷等等）也是夏鼐先生寬廣學術視野裏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本文擬以《夏鼐日記》中的人物、事件為線索，對與水下考古有關的內容進行編排，稍作説明和總結，以初步呈現1987年之前中國水下考古的基本狀態。

一．夏鼐先生對中國水下考古學的貢獻

1985年以前，夏鼐先生參與、指導和推動了許許多多的重要考古工作，西沙羣島考古調查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3—5月及1975年3—4月，廣東省博物館和海南行政區文化局等單位在西沙羣島的主要島礁開展了兩次文物調查，取得重要收穫[7]。《夏鼐日記》中關於此事的記載有如下幾條[8]：

1974年5月16日：上午赴外交部，談關於參加考察西沙羣島……

1974年5月24日：上午所中骨幹小組商談所事……（3）西沙羣島考古事……

1974年8月6日：……下午廣東省文物隊參加西沙羣島考古的何紀生、吳振華、徐恆彬三同志來談……

1974年11月15日：……下午廣東一位參加西沙羣島發掘工作的同志來所談這項工作……

這些記錄集中在1974年，有其特殊的背景和需求。新中國成立後，南越西貢政權屢次侵犯我國西沙羣島和南沙羣島，1974年1月15至19日再次出動海、空軍侵犯西沙羣島，中越雙方發生了“西沙海戰”，我國軍民堅決捍衞了西沙主權[9]。在這一背景下，組織力量開展綜合考察，進一步瞭解西沙、南沙諸島的方方面面就是非常重要的舉措。自1974年開始，我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對西沙、南沙諸島區域集中開展了海洋生物、生態、地質、海島動植物分佈及南海諸島歷史地理和主權歸屬等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工作，標誌着中國對南海諸島的認識進入到新的階段，西沙羣島考古調查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10]。遺憾的是，前文提及的夏鼐先生與海軍司令肖勁光商談西沙水下文物調查並發展水下考古技術一事，《夏鼐日記》中沒有明確記錄（前述引文也沒有標明信息來源）。但據1974年5月16、24兩日的日記判斷，夏鼐先生很有可能是在赴外交部商談“參加考察西沙羣島”的事情時，涉及到了與水下文物調查、水下考古技術相關的話題，至於他與肖勁光司令的商談是否就在當天，還是另有場合，現在還無從得知。5月24日屬於單位內部的會議情況傳達和具體工作商談、安排，應與此事無關。8月6日、11月15日兩條日記，説明夏鼐先生一直很關心西沙羣島考古調查一事，跟工作隊成員進行過多次交流，徐恆彬後來還成為中日南海沉船調查發掘學術委員（1990年）下設“中日事務局”的成員[11]。總之，此為中國發展水下考古最早的一次努力，限於條件和能力，其結果正如俞偉超先生所説“未能進行真正的籌劃”，前述西沙羣島兩個年度的工作並沒有涉及水下考古的內容。

在同一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主持的泉州後渚港宋代沉船發掘是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夏鼐日記》中有“黃展嶽交來泉州交通博物館同志來信，談海船發掘工作事”（1973年12月20日）與“福建博物院派蘇垂昌同志等四人來京，為晉江後渚古船（海船）發掘事”（1974年4月8日）兩條記錄[12]。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於1974年3月制定了《泉州灣古船發掘、保護計劃》並經省文化局和國家文物局批准後，6月9日開始發掘[13]。據此，夏鼐先生對後渚沉船的關注貫穿始終。後渚沉船及後來泉州一系列海交史蹟調查成果引起了航海、造船、中西交通、中外關係史學界的廣泛關注，並與中國發展水下考古的另外一次努力很有關係（詳見後文）。

夏鼐先生晚年以主編身份與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考古學”總條的部分內容，體現了其對水下考古學的廣泛瞭解和深入思考，也是對中國水下考古學的重要貢獻。兩位先生將“水底考古學”與“航空考古學”一起納入了與田野考古學、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相併列的特殊考古學範疇[14]，並高度概括了水下考古學（水底考古學）的主要內涵、學科性質和發展簡史[15]：

水底考古學的萌芽可上溯到16世紀意大利人在海底探尋沉船。到了20世紀初期，水底的考古調查在世界各地進行，最有名的是在墨西哥奇琴伊察馬雅文化遺址的“聖池”中尋找犧牲人和祭品，在突尼斯馬赫迪耶港的海上探尋滿載古希臘美術品的羅馬沉船。但由於潛水條件的限制，調查時不能做精細的操作和記錄。1943年發明了潛水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改進了各方面的設備和條件，這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學得以成立。從60年代起，先是法國人在馬賽附近海底發掘沉船，接着美國考古隊在土耳其附近海底發掘希臘羅馬時代和青銅時代晚期的沉船，不僅獲得船中許多古物，而且還為研究古代造船術、航海術、海上交通和貿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水底考古學的對象從沉沒物、沉船擴大到淹沒於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等的遺址，而勘察、發掘及攝影記錄等的手段和方法也大為改善，使水底考古學以顯著的速度不斷取得成果。可以認為，水底考古學是田野考古學在水域的延伸。

從“開始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寫作《考古學》一條”始（1983年1月2日），到“和王仲殊同志商酌《大百科》考古學卷總條的修改稿，加以定稿”止（1985年5月23日），在近兩年半的時間裏，《夏鼐日記》還有11條記錄與“考古學”總條的撰寫有關，現將比較關鍵的數條羅列如下[16]：

1983年11月6日：今天以一整天的工夫，將《大百科》《考古學》條第一節“考古學的定義”修改謄抄出來……

1984年12月23日：……開始寫《大百科》考古學卷中“考古學簡史”一節。

1985年3月24日：……晚間寫《大百科》總條“考古學史”部分，已決定將這總條的下半讓王仲殊來寫。

1985年4月5日：本來想上午赴所，結果睡到11時始起來……我午飯後又睡午覺，起來時已近3時。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來，仲殊並送來他寫好的《大百科》總條稿子……

1985年5月6日：上午赴所，將《大百科》考古學卷總條前半交王仲殊同志，以便打印，並商談下星期在西山開會《大百科》定稿會議事……

1985年5月22日：……下午在家，修改《大百科》考古學卷總條，作為定稿……

1985年5月23日：上午赴所，原有院部召開的整黨總結會議……我請假未去，和王仲殊同志商酌《大百科》考古學卷總條的修改稿，加以定稿……

上述日記清晰展示了“夏鼐本人沒能親自完成該特長詞條地全部文稿，前半部系王仲殊根據他的初稿整理，後半部則由王仲殊根據他的提綱撰寫，但全稿仍然經過他最後審定”的過程。“考古學”總條的撰寫之所以耗時兩年半，一方面與夏鼐先生1983-1984兩年的工作安排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其反覆查閲多種百科全書及研究論著，對考古學的語源、變化及編寫提綱進行反覆斟酌有關[17]。提綱確定後，王仲殊先生起草的詞條後半部分用時僅十天。1985年6月19日，夏鼐先生不幸逝世，“考古學”總條定稿之時，留給他的時間已不足一月，他還對“水底考古學”進行了認真的討論；2003年11月10日，俞偉超先生用顫抖的筆跡寫下《商船戰艦東西輝映》這篇文字[18]，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也把目光投向了南海I號、投向了他親手奠基的中國水下考古事業。這是巧合，卻恰恰表現出兩代考古學人的奉獻與情懷，將永為師表。

二．《夏鼐日記》中有關水下考古的人和事

自1962年夏鼐先生繼任考古研究所所長起，尤其是1970年10月自河南息縣“五七幹校”返京後，外事活動成為夏鼐先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出國考察、接待外賓、學術交流等不同形式，夏鼐先生與國外學術界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些內容與水下考古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以日本為例，與夏鼐先生有過交流且記錄在案的人員近二百人[19]，有些交流還很頻繁，其中有不少學者算得上是1987年後中國水下考古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我們知道，南海I號是貫穿中國水下考古三十多年發展史的重要工作，其工作步入正規的標誌是1990年2月中日南海沉船調查發掘學術委員會的成立。該委員會中，“蘇秉琦、江上波夫分別擔任主任、副主任委員；宿白、徐蘋芳、黃景略、俞偉超、坪井清足、長谷部樂爾、田邊昭三任委員”[20]，皆為一時之選，此等規格的學術委員會充分顯示了中日雙方對南海沉船調查、發掘工作的高度重視。除了中國老一輩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與委員會中的日本學者也都已相熟很久。例如，1982年9月18日夏鼐先生曾題詞給田邊昭三：“《須惠器大成》一書輝煌鉅著，猶如須彌山之高出羣峯，實集其大成，嘉惠學林不淺也。欣聞東瀛將為田邊昭三先生大作之刊行舉行盛會祝賀，敬書數語，遙伸賀忱。辛酉中秋後二日” [21]。又如，在1985年6月17日生前最後的那條日記中，夏鼐先生寫道“上午坪井清足來所講演，談《日本的考古學》，由王仲殊同志主持，聽眾約……”，戛然而止。坪井清足先生時為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所長，是1985年6月訪華日本考古代表團團長，早在1966年夏鼐先生就接待過他的妹妹坪井明日春率領的日本工藝美術代表團[22]，算是老朋友了。此外，《夏鼐日記》中的三上次男（1987年去世，帶領長谷部樂爾等人於1964年調查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後提出“陶瓷之路”）、弓場紀知、大庭脩、櫻井清彥、山本達郎等的研究領域涉及陶瓷貿易、造船技術、文化交流、東亞海域研究，也都是水下考古及周邊領域非常熟悉的學者。

其中，與中國水下考古的關係最為密切的要數田邊昭三先生。田邊昭三先生時任日本水中考古學研究所所長，曾在日本及敍利亞沿海開展水下考古工作，1987年底應邀來華講授水下考古學，1989年又應邀來華協商合作開展廣東南海沉船（即南海I號）調查發掘事宜並簽訂協議書。同年11月，中日聯合南海沉船調查隊開展了近十天的水下考古調查，俞偉超與田邊昭三先生為正、副隊長，正是通過這次調查，俞先生提出“南海I號”的命名，沿用至今[23]。《夏鼐日記》還提到了一位日本學者菅谷文則。菅谷文則先生後來在其採訪錄中對田邊昭三先生的上述活動有所補充，他説“……南海水下考古項目的開展，也是在俞先生督促下，由我協調日本方面的田邊昭三先生最終實現的。這件事也可以説是我留學北京大學的成果之一”[24]。看來，中日合作的這次南海I號調查，菅谷文則先生有居間協調之功，他本人對此也頗為滿意。

夏鼐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問大家，他對航海史、造船史、外銷瓷、港口考古、水下考古這些頗有關聯的領域一直富有興趣。例如，上世紀八十年初，夏鼐先生對太平洋兩岸早期文化交流很感興趣，多篇日記留有記錄。1982年4月20日條寫道“閲最近一期的Archaeology[《考古學》]，其中有Frost[弗羅斯特]所寫的舊金山附近發現的石錨問題，謂乃中國僑民的漁船所遺者”[25]。此Frost即Honor Frost（1917-2010），是一位塞浦路斯籍的女海洋考古學家。自1957年開始，Frost開始在黎巴嫩開展水下考古工作，是黎巴嫩、敍利亞海洋考古學的先驅，興趣主要集中在海岸景觀、港口考古、沉船考古等方面，她去世後還利用其遺產成立了Honor Frost基金，用來發展黎巴嫩、敍利亞和塞浦路斯等地中海東部區域的海洋考古學[26]。又如，1982年5月24日條寫道“閲《考古學》34卷第6期（1981年）中Koseir發掘等篇，埃及Koseir海港，當年（1939年）格蘭維爾教授曾有意發掘……曾約我參加，據云其處多中國瓷片，後以歐戰爆發而作罷，匆匆40年。此次美國人發掘……頗有收穫”[27]，未能參加埃及Koseir港口考古，夏鼐先生想來有些遺憾吧。再如，夏鼐先生1983年7月15日在瑞士訪問時，“赴Murten[穆爾騰]湖北岸St.Blaise[聖布萊斯]附近的Chiam Reverres遺址，現下所掘者為銅器時代晚期（約900BC）的湖居遺址，已在湖中築牆抽水發掘，岸上尚有新石器時代（約3000BC）的湖居遺址，又無意中發掘到（約是萬年前）舊石器晚期物”[28]，則具體記錄了“築牆抽水”法，即圍堰發掘法，此方法是處理水深不大、能見度較差的水下遺址常用的手段，可以通過降低水位或人工干預水的能見度為考古工作的正常開展創造條件。當然，湖居遺址的發掘在水下考古技術發展史上也是劃時代的事件，1854年8月24日地理學家阿道夫·封·莫爾洛（Adolphe von Morlot,1820-1867）在瑞士冉弗希湖的湖居遺址進行水下發掘，已載入史冊[29]。凡此種種，顯然都是夏鼐先生認識“水底考古學”的基礎。

三．由《夏鼐日記》展開的另一條線索

1979年6月26日，夏鼐先生訪問京都大學當天的日記提及“……松田詢問中國研究海船及中西海運交通史的專家，特別詢及周世德、田汝康在何機關工作”[30]。周、田兩位先生是中外交通史、造船史領域的專家。《夏鼐日記》還有四處提及周世德先生（1973至1982年間），內容涉及審查周氏論文《衡制考》、交流中國沙船問題等[31]。周世德先生（1921-2012）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任職，是著名的技術史家（後文還將提及他的一個學生戴開元）。1983年的日記中，夏鼐先生還提到了邱克，即“上午山東大學邱克同志攜劉敦願同志的信來訪”（2月21日）、“上午赴所……又寫信給山東大學研究生邱克同志”（ 4月7日）兩條[32]。邱克時為山東大學張維華教授的碩士生，主修中西交通史，後赴暨南大學隨朱傑勤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

下文將圍繞周世德、邱克、戴開元三位先生，梳理1987年中國水下考古事業正式開始之前的另外一條線索。

1983年，周世德先生髮表《海外交通史的研究與海洋考古》（後文還將提及）[33]；1983至1984年間，時年二十三四歲的邱克也撰寫了《海洋考古學與海交史研究》《淺談海洋考古學》兩篇論文[34]。現在看來，這三篇文章是1987年之前中國學術界對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的基本認知，比夏鼐先生在百科全書“考古學”總條中的相關認識還要早，具有學術史價值。其中，邱克《淺談海洋考古學》一文廣泛利用外文資料，簡要介紹了歐美和日本海洋考古學的發展情況，並對海洋考古學的定義、方法、研究範圍等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可以看出，邱克的討論主要是依據英國水下考古學家基思·馬克爾瑞（Keith Muckelroy）於1978年出版的《海洋考古學》一書[35]。進而，最晚至1989年8月[36]，邱克與戴開元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並於1992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37]。基思·馬克爾瑞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學家，也是英國水下考古的先驅之一， 1980年在水下考古調查時的一次潛水事故中不幸罹難，時年29歲。他畢業於劍橋大學，先後任職於聖安德魯斯大學和格林威治航海博物館，學生時代深受大衞·克拉克（DavidClarke）《分析考古學》的影響，具有“新考古學”傾向。基於豐富的水下考古實踐經驗，馬克爾瑞首次系統思考了沉船遺址的形成過程問題，並提出了沉船遺址形成及海底遺物分佈的具體模式和方法，為提升水下考古資料獲取手段的科學性做出了卓越貢獻，四十年來關於水下遺址（尤其是沉船遺址）堆積物研究的討論都要從馬克爾瑞的《海洋考古學》講起[38]。

夏鼐先生與邱克的通信內容我們無從得知，也許會涉及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以及雙方都熟悉的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吧。隨後不久，邱克赴江西九江參加了中國航海學會（及其下屬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組織的“紀念鄭和學術討論會”（1983年5月20日-26日）。在這次會上，為推動鄭和航海史的研究，部分專家提出了發展海洋考古的“四條建議”。清楚起見，現將其主要部分引述如下[39]:

……及早發起和開展我國尚屬空白的海洋考古工作（包括海底、江底沉船及物件，陸上與航海有關地遺蹟等）和海洋考古學的研究，建立起國家級的航海博物館（包括航海史、造船史、海港史、海外交通史、通過航海的中外關係史）。**為了切實有效地籌建和領導這些工作，建議由交通部、文化部、國家海洋局、海軍司令部、農牧漁業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有關學會，在國家科委地領導下，聯合組成國家海洋考古、博物工作領導小組，確定調查研究探察、打撈地計劃和實施方案，文物地收集、保護措施；同時組織以下工作：（一）設立海洋考古研究所，專門從事海洋考古的調查研究，擬定計劃以及文物的研究鑑定、收集保護工作，同時從事海洋考古學的學術研究工作；（二）建立海洋考古探察打撈工作的領導系統，可在交通部及海軍的現有航道、測量、救撈機構中，確立考古探察和打撈的任務，與海洋考古研究所共同擬定計劃及實施方案，在領導小組審批後統一行動；（三）建立國家航海博物館，**負責收集、鑑定、保護、陳列航海有關的文物，包括各時代、各地區不同船型的圖片、史籍記載以及製作模型，已出土的船舶、屬具實物，國內外有關鄭和航海史籍的碑刻或複製品，有關航海的各種文獻資料；（四）**組織古代航海和船舶的科學實驗工作，**在學術界的研究比較一致的基礎上，仿造唐代海舶，進行中西“海上絲綢、瓷器之路”的實驗航行，以驗證我國古代文明和航海成就……我們作為航海史研究人員，熱忱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上述呼籲和建議，讓中華民族在航海史上的偉大成就，放出應有的光彩。

我們不清楚周世德先生是否參加了上述會議。不過， 同年6月7日-11日，周世德先生參加了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組織的“揚州港海外交通史學術討論會”（江蘇·揚州）。周先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海外交通史的研究與海洋考古》一文，他闡述了海洋考古對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認為“對研究海外交通史來説，海洋考古雖然不是唯一的條件，但卻是十分必要的條件。海洋考古主要是指水下考古。”發言的最後，周世德先生“呼籲有關方面注意和重視海洋考古。由於工作的需要和事業的需要……無論是搞海外交通史，還是造船史、航海史、離開海洋考古是不行的”[40]。會議結束時，會議領導組對代表們也提出了“關於開展海洋考古，關於在連雲港、長島當地召開海交史學術會議等的建議和倡議，表示負責向有關方面反映，並協商決定進行”[41]。

上文雖以《夏鼐日記》中的相關人物為線索，並不是説這些事情與夏鼐先生直接相關。繼夏鼐先生之後的這兩次建議和呼籲，另有背景。1978年後，科學技術的發展迎來了一個好局面，河海運輸、海洋勘察、漁業捕撈、海上救助與打撈、海軍建設、航海科技等都邁入了新的軌道。1974年泉州後渚海船、1982年泉州法石海船的發掘及海外交通史蹟調查也引起航海、造船及中西交通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在這個背景下，中國航海史學會（1979年，掛靠交通運輸部）、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1979年，掛靠泉州海交史博物館）、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1981年）、中國造船工程學會船史研究會（1984年）先後成立，學術界日益認識到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對航海史、造船史乃至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價值。1983年，上述兩次會議和有關專家的建議是否提交有關部門，是否得到明確反饋意見還無從得知。不過，通過比較1983年建議成立的“國家海洋考古、博物工作領導小組”與1987年正式成立的“國家水下考古工作協調小組”的信息，可以對此稍作推測。表一可見，國家科委的重視、涉海部門的配合、學術部門的參與都是兩個小組的共同點，區別是：前者從排序看是計劃由交通部牽頭，有學會組織參加；後者是由文化部文物局牽頭，有博物館、考古所、高校參加[42]。正如夏鼐先生所言“水底考古學是田野考古學在水域的延伸”，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顯然難以歸入交通系統，從業務歸口看，“四條建議”渠道有些不暢。再者，促使有關部門下定決心的哈徹式事件還未出現，這次主動發展海洋考古的願望沒能實現。不過，上述工作思路、工作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續、強化，典型表現是1987年“水下考古工作協調小組”的成立。

四．餘論

綜合上述，1987年之前中國學術界確實存在發展水下考古的想法，並做出過相應的努力，可歸結為兩條線索。

**線索一：1974年，夏鼐先生這一代人“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學的願望”沒能如願，經過俞偉超先生一代學人的卓越努力，最終得以實現。**眾所周知，夏鼐先生與俞偉超先生對考古學某些問題的看法存在差異，如“中國學派”與“新考古學”。以對“新考古學”的看法為例：夏鼐先生直言“他們叫囂了二十多年，‘新考古學’變老了，但是他們仍然沒有拿出一條大家公認的新規律來”[43]；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俞偉超先生則對“新考古學”可能為中國考古學帶來的變革寄予了厚望，甚至還發展出著名的“班村”精神[44]。直到今天，學術界也還在反思、回顧這些問題。有意思的是，當暫時擱置這一差異後，兩位先生的學術視野（或學術貢獻）卻表現出了延續性，他們對於中國水下考古的共同關注便是其中一例。此外，夏鼐先生不但精通科技史，也有“科技夢”，1950年剛到單位報到他就與蘇秉琦先生商討相機購置的事情，並一口氣買下5台萊卡相機[45]，這也表現在他對航空考古學的持續關注上[46]。1983年7月7日，夏鼐先生訪德期間來到巴伐利亞州專門考察航空考古，由Becker博士陪同，在Landshut小鎮見到了著名的航空攝影考古學家Offo Braasch，本擬一起駕機航測古蹟，無奈天氣突變未能如願[47]。十年後的1994年6月23日，俞偉超、孟憲民（國家文物局）、郭佳濱（地礦部遙感中心）三位先生又來到了Landshut（蘭次胡特）小鎮，接待他們的依然是Becker（貝克）、OffoBraasch（布哈什），天公作美，這一次他們成功了[48]！中國的航空考古學隨後也在俞偉超先生的領導下不斷發展。也許在面對某些問題和目標時，所謂的新與舊是相對的，是相通的。總之，夏鼐先生認真思考併為之努力過的水下考古學、航空考古學最終在俞偉超先生的精心培育下都開枝散葉、發揚光大了。

**線索二：1983年航海、造船、中西交通史等領域學者發起的“海洋考古”倡議當時雖未落實，後在“水下考古工作協調小組”的框架下，他們為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87年後中國水下考古之所以能夠獲得較快的發展，是與“水下考古工作協調小組”這一工作機制分不開的。從起步階段的南海I號、三道崗沉船，到近年的致遠艦、經遠艦、定遠艦水下考古，基本都是在交通、海洋、航海、造船等部門和機構的協同合作、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像南海I號整體打撈這樣的工作，如無交通救撈系統的參與更是無法想象的。隨着水下考古學自身的發展，中國的水下考古工作者也騰出手來，開始考慮如何提高資料獲取的科學性和系統性這些基礎問題（如水下考古區域調查、物探技術研究、實驗考古及埋藏環境等），與上世紀80年代前後航海史等領域已有所關注的問題[49]，存在一定的契合點。這應是更為深入地開展多方合作的新基礎、新任務。

2020年6月18日稿

註釋：

[1]  張威、李濱：《中國水下考古大事記》，《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88-89頁。

[2]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2017年年報暨中國水下考古30年工作大事記特刊》，2020年。

[3]  梁啓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新民叢報》1904年第21號，後收入《飲冰室合集》。

[4]  俞偉超：《十年來中國水下考古學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6頁。

[5]  a. 吳春明、張威：《海洋考古學：西方興起與學術東漸》，《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42頁；b.吳春明等編著：《海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66頁。

[6]  a.王世民：《夏鼐與新中國考古學——紀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週年誕辰》，《考古學報》，2020年第1期，第1-4頁; b. 王仲殊：《夏鼐先生傳略》，《考古學報》1985年第4期，第410-411頁。

[7]  a. 廣東省博物館：《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1頁；b.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西沙羣島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974年第10期；c.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海南行政區文化局：《廣東省西沙羣島第二次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976年第9期。

[8] 夏鼐：《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卷七426、428、440、456頁。

[9]  李新建：《中越南海博弈的動態過程分析——以中越西沙和南沙兩次海戰為例》，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9-27頁。

[10]  趙煥庭：《西沙羣島考察史》，《地理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年12月，第61頁。

[11]  張威、李濱：《中國水下考古大事記》，《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91頁。

[12]  《夏鼐日記》卷七405、421頁。

[13]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編：《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與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引言”部分。

[14]  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18-19頁。

[1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32-33頁。

[16]  《夏鼐日記》卷九205、298、421、455、464、468頁。

[17]  王世民：《夏鼐與新中國考古學——紀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週年誕辰》，《考古學報》，2020年第1期，第4、16-17頁。

[18]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博物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陽江市博物館編著：《南海I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一——1989~2004年調查》（上），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4頁。

[19]  據《夏鼐日記》卷十“交往人物索引”統計，第55-222頁。

[20]  張威、李濱：《中國水下考古大事記》，《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91頁。

[21]  《夏鼐日記》卷九71頁。

[22]  《夏鼐日記》卷七220頁，卷九476頁。

[23]  a. 張威、李濱：《中國水下考古大事記》，《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91頁；b.[日]田邊昭三講授，王軍整理：《水下考古學講座》，《水下考古通訊》第2、3期，第22-30頁、第15-17頁。

[24]  李水城採訪、李浩北翻譯、秦曉麗校對：《菅谷文則先生訪談錄》，《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第47頁。

[25]  《夏鼐日記》卷九128頁。

[26]  a. Lucy Semaan，Maritime Archaeolog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ase of Lebanon，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Vol.6,No.1-2,2018,pp.79-98;b.Matthew Harpster,MaritimeArchaeolog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Approaches, Perspectives, and Histories,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6,No.1-2,2018,pp. 59-61.

[27]  《夏鼐日記》卷九137頁。

[28]  《夏鼐日記》卷九264頁。

[29] 保羅·G·巴恩主編，郭小凌、王曉秦譯：《劍橋插圖考古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第5頁。

[30]  《夏鼐日記》卷八324頁。

[31]  《夏鼐日記》卷七406頁、卷八440頁、卷九159頁。

[32]  《夏鼐日記》卷九217、230頁。

[33]  周世德：《海外交通史的研究與海洋考古》，《海交史研究動態》總第15期，1983年。

[34]  a.邱克：《海洋考古學與海交史研究》（鉛印本），山東大學歷史系中西交通史教研室，1983年1月；b.邱克：《淺談海洋考古學》，《海交史研究》1984年總第6期。

[35]   Keith Muckelroy, Maritime Archaeolog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8.

[36]  汪笑礫：《<海洋考古學>即將出版》，《水下考古通訊》第三期，1989年8月，第23-24頁。

[37]  基思·馬克爾瑞著，戴開元、邱克譯：《海洋考古學》，海洋出版社，1992年。

[38]  a.I.A.K.Ward&P.Larcombe,ANew Process-based Model for Wreck Site Forma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y Science(1999)26,561-570;b.Martin Gibbs,Cultural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n Maritime Archaeology:Disaster Response,Salvage and Muckelroy 30 Yearson,IJNA(2006)35.1:4-19;c.Matthew E.Keith(edited),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ubmerged Shipwrecks,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6,pp.1-11.

[39]  丁正華：《記九江紀念鄭和學術討論會》，《中外關係史學會通訊》總第4期（1983年），第17頁。

[40]  周世德：《海外交通史的研究與海洋考古》，《海交史研究動態》1983年總第15期，第11-14頁。

[41]  《揚州港海外交通史學術討論會完滿閉幕》，《海交史研究動態》1983年總第15期，第2頁。

[42]  a. 張威、李濱：《中國水下考古大事記》，《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88-89頁；b. 宋建忠：《一封鮮為人知的信件——當年北京大學考古係為何沒有開設水下考古課程》，《中國文物報》2020年6月9日第三版；c. 丁正華：《記九江紀念鄭和學術討論會》，《中外關係史學會通訊》總第4期（1983年），第17頁。

[43]  夏鼐：《什麼是考古學》，《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33頁。

[44]  裴安平：《懷念俞偉超，呼喚“班村”精神》，《俞偉超先生紀念文集（懷念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6-60頁。

[45]  胡文怡：《認識夏鼐：以<夏鼐日記>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6-217頁。

[46]  裴世東：《<夏鼐日記>所見“空中攝影”考古學》，《中國文物報》2019年5月5日第七版。

[47]  《夏鼐日記》卷九259頁。

[48]  2007年5月8日，中國文物研究所（現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時任黨委書記孟憲民先生曾惠示訪德報告手稿鼓勵筆者關注航空考古學，經他允許我當時留存了掃描件。在此，特別向孟憲民先生致謝。

[49]  a.林禾傑：《泉州灣宋代海船沉沒環境的研究》，《海交史研究》（總第4期），1982年；b.即周世德、邱克、戴開元等先生圍繞基思·馬克爾瑞開展的一些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