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歷史深處已註定，再蹭蹭三哥的熱度！_風聞

公眾號“歷史約讀座”的小寶庫 ，可能有的部分無法過審，看全文的可以移步關注下

命運**----歷史深處已註定**這幾年一直在讀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書，對他那句“人類文明進步的推動因素就是環境挑戰的產生以及人類對其作出的應激性反應”的話印象深刻。尤其是結合這一理論重讀歷史，甚至是當下發生的很多事，都很有指導意義。本文就圍繞這句話把自己閲讀歷史的一點兒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命運，就是上帝搖的骰子。

最近三哥吃了點兒虧，在加勒萬河谷裝古惑仔，被解放軍一頓社會毒打，上校以下撂了二十多口子，還被抓了不少。

由於害怕印軍吃慣了中餐在賴着不走，昨天，我軍效太祖故事，喝令一眾俘虜滾粗！其中包括一名中校和三名少校，再加上當場撲街的那位上校，相當於打了一場古惑仔式的野架就報銷了印度一個團部。

在這起事件裏，大家不僅沒有感到戰爭的威脅，反而差點兒憋不住笑。

這和2017年6月中印洞朗危機時的氣氛截然相反。

那場危機很吸引眼球！當時八一節朱日和閲兵過後，西部戰區突然向前線大量運輸血漿。頓時舉世譁然，很多人都在屏息凝神，尤其是很多90後，都認為他們也能在青春壯年時見證一場戰爭的爆發。當然，結果大家都知道，當時的前線，噴口水是有的，打羣架也是有的，就是沒有開火。最後這場對峙以中國在洞朗修建起永久性設施終了。

為什麼沒打？很簡單，印度沒法打！

拋開這背後的各種政治算計，甚至可以拋開我們中國的想法，我們只需要仔細看看地圖，就能明白：事情爆發在夏秋季，此時的印度一面是內陸的持續高温乾旱，一面是恆河水系周邊各種洪災，而它的源頭雅魯藏布江正處於豐水期。中國一側僅僅是暫停向印度提供雅魯藏布江的水文數據，就能讓印度多遭遇了好幾次洪災。

再把地圖從牆上拿下來，平視一下：青藏高原相較於印度的核心區恆河平原平均高出近4000米，比當時印度軍隊的主要集結地高出約2000米。

與此同時，印度一側前沿陣地連接後方的所謂交通主幹線，放在中國勉強能算村鎮級硬化路面，一到10月就大雪封山，徹底斷絕交通。這也是為什麼這次鬥毆也發生在6月份的原因----也就這段時間可以保持充足的後勤供應。而看似貧瘠的西藏的背後是運力龐大的青藏鐵路，高等級的青藏公路，以及近在咫尺的機場。

也就是説，一旦打起來，印度一側需要馬拉人扛，爬一個2000米的坡，才能維持幾支輕裝山地部隊的後勤。即使是這種維持也只能堅持到10月份。

而解放軍一側卻早已經把整師整旅的坦克、重炮，甚至是導彈羣拉上了前線……

這怎麼打？

説句難聽的，解放軍站在青藏高原上撒泡尿，下面的三哥都得好好打着傘。

什麼國際形勢、政治博弈、工業產能、軍力對比，幾千米的海拔落差能把所有的天都聊死。

最後印度人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中國一側把公路修過去，並且建立永久據點。這個據點，只要往前幾十公里，就能把印度東北部和它本土唯一的陸路聯繫西里古裏走廊給切斷。這個據點徹底改變了印度對包括不丹、尼泊爾等山南國家一家獨大的影響和控制。

沒辦法，這就是命！

誰讓老天爺把你印度人分到中國樓下，還把全樓的自來水總閥放在中國家裏呢？

這麼説話，是有些唯心主義了。

所以，話又説回來，地理真的是決定性因素嗎？

至少在我們心目中不是這樣。

從漢武帝指揮衞青、霍去病由關中平原北上蒙古高原打匈奴，再到五代十國中原王朝丟失燕山山脈的屏障，依託步兵與遊牧民族反覆拉鋸爭奪，直至明代朱元璋重新收復北平。就拿這場對峙來説，同樣是面對世界屋脊，我們中國人還地處險峻的北坡，結果卻是我們先爬上去大搞建設？顯然，我們中國人就從來沒有屈服過上天的安排。

現在再重複一遍湯因比先生的理論：“人類文明進步的推動因素就是環境挑戰的產生以及人類對其作出的應激性反應”----環境挑戰是一方面，而“人類對其作出的應激性反應”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四大文明古國之翹楚的奧秘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我一直認為華夏文明是其中的翹楚。在我們政治歷史教科書裏，經常會出現這樣的一句話：**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這話我們一直都覺得它只是政治口號，自己讀起來都有點兒不好意思----太不謙虛了吧？但是凡事都怕對比，仔細審視一下地球上其他同行----一襯托，“偉大”這個詞用在中國人身上，其實挺寫實的。

一説起中國人，網上各種所謂揭露特指中國人劣根性的文章不一而足。

全方位、多角度，生怕別人不知道這類作者本人及其家人先輩不是個東西。

劣根性有沒有呢？這看怎麼説！

中華文明最早的發源地是一個大陸性季風氣候的地帶，各種水旱天災不斷。翻開中國的歷史，幾千年來一直是豐饒與災荒的交替中度過的。

我們的先人所有的政治生活核心就三個詞：治水、備荒、度荒。這讓我們中國人始終有一種匱乏焦慮，對於眼前利益看的非常重。

但是這沒什麼丟人的，這就是我們對環境挑戰做出的應激反應！今天我們任何一個人，上溯十幾代幾十代，都是荒年，豐收，富裕，災難，這麼交替着來。一會兒祖上曾經闊過，一會兒就家破人亡。

這種環境不得不讓我們中國人養成一種習慣：一是要拼命把眼前利益撈到手；二是面對個人無法應對的大災難時，我們要在各種小算計中迅速取得利益共識，抱着團活下去。這種習慣表現在我們當前民族再度復興的關頭就尤為突出：今天的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完整囊括從資源開發到重工業，以及尖端製造業所有門類工業體系的國家。表現在我們這些老百姓日常的言行中，只要還有一個外國，在一個門類上比中國強，那就是“我們還不行”，就要繼續拼命幹。

為什麼國外的“中國威脅論”一直有市場？其實站在外國人的角度看，理由是很充分的，因為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吃相的確太可怕。

當年歐美發達國家在經過產業升級以後，由於人口規模的限制，加上資本主義天然對工人運動的恐懼，於是往往只保留研發或高端製造業，然後把一些低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

這就讓我們中國抓住了工業化的尾巴，得以先上車後補票。

如今我們發展起來了，周邊例如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眼巴巴的等着能有一些低端產業能再次轉移出來。結果等的望眼欲穿，最後卻發現中國吃完了高端產業後，低端產業還照樣吃的一乾二淨。

一隻手做着金山銀海的大生意，一隻手連兩毛的苦力錢也死攥着不放。偶爾轉移出一點兒，也是出於外交和統戰目的的施捨。

所以，我一方面很理解“中國威脅論”，另一方面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堅信不疑。一個既能上廳堂動腦子做大生意，又能挽起褲腿刨地的民族，註定無法戰勝。

這樣的習慣下，我們中國人在骨子裏其實壓根不信鬼神，有的只是追求利益過程中的“臨時抱佛腳”。發了水災，西方人把落荒而逃包裝出一個受上帝眷顧的諾亞方舟的心靈雞湯，而我們的祖先大禹則是親力親為，組織大眾去治河改道，最後縛住蒼龍。在中國的文明體系中，神從來都是各有職司的服務者，而非主宰者。

經歷了幾千年折騰，那些真信鬼神、真信來世，不爭不搶，對未知抱有幻想的，早就都在災難面前死光了。

剩下的都是在時刻收集糧食布匹，平時充分利用每一塊閒置土地種糧種菜，天災一到就立即幹掉或奴役多餘人口的人。總之，就是特別務實，行動力特別強的人。

這種習慣經過多少代人，已經形成基因刻在我們骨子裏面了。這就讓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了樸素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種樸素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就決定了中國人是最講道理、最理性的。如果不做出這樣的應激反應，中國人早就滅絕了。

因為要治水，大禹不得不嘗試着去動員人羣和進行大型組織的管理；我們的先人不得不學着考察地理，嘗試着去用體系性的思維去搞規劃；那些要在山川阻隔上開挖溝渠、修築堤壩的人，不得不想辦法去記數、測量，甚至嘗試着改進工具，提高效率。

於是，我們就有了當時最先進的社會組織和科學實踐。現在有一種説法，中國的政府組織就是圍繞治水的實踐才形成了雛形，並不斷完善。再後來，為了更好的耕作，儘可能多的收穫，並減少損失，我們又不得不嘗試着觀測天文，制定曆法，規劃灌溉。

總之，為了應對變化多端的環境，我們不得不勤奮勞動、開動腦筋。

於是，中國人率先脱離了採摘漁獵的叢林部落形態，進入了農業化社會。

進入農業化社會，意味着我們從一片矇昧中脱穎而出了。不同的社會形態，必然要通過競爭的方式來決定誰代表着最先進的生產力，誰才是社會發展的方向。

這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就主要表現為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

這些戰爭中，中原農耕民族經常是敗多勝少，但是在一個宏觀的歷史緯度裏，最終卻是遊牧民族幾乎滅絕，而農耕民族的版圖卻在不斷擴張。

鋤頭和馬背的競爭

從遊牧漁獵走入農耕有什麼優勢呢？首先就是可以獲得大量的，基本可以預期的，穩定食物來源，不需要再像漁獵那樣靠運氣吃飯。趕上運氣差了，不僅我能吃的食物沒出現，連把我當食物的都遇不上。這就可以養活數量龐大的人口，並且定居下來。

這種局面可以造成兩個結果：

一是讓一些人口脱離追求食物的生存性勞動，進行腦力勞動，進而形成社會分工，產生更加複雜的手工業體系，極大的提高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戰爭能力。

這一點在漢武帝遠征匈奴時表現的最突出----漢朝的騎兵除了個人騎術稍微弱一些之外，他們身上設計合理的盔甲，射程超遠的弓弩以及質量上乘，源源不斷的精鋼馬刀，甚至經過專業人士一代代選育的優良馬種，都是匈奴人無法企及的能力。

李廣、李陵祖孫憑着幾千步卒都能和數萬匈奴騎兵打的有來有回，靠的就是匈奴人無法仿製的弓弩和高品質的鐵器。這些東西都是那些不直接生產食物，卻能有飯吃的工匠才能製造的東西。

二是可以依靠穩定的食物來源，來不斷繁衍產生的龐大人口，讓這個民族整體產生一種不可阻擋的向外蠶食土地的集體本能。這種本能是基於農耕民族對耕地的渴望。如果説工業化社會中，發展是硬道理；那麼在農業化社會中，人多就是硬道理。

農耕民族對耕地的渴望是無限的，而且有定居性。無論到了哪裏，只要土地開墾耕種成功，農耕民族就會紮下根，大量的繁衍人口，小的建立村落，大的建立城鎮、要塞。即使一時失守了，一代代人也要孜孜不忘的打回來----也就是我們常聽外交部説的“自古以來”。

遊牧民族則不同，他們發動戰爭純粹為了掠奪，而非建設。在元朝的時候，蒙古人甚至還幻想把中原變成大草場。

一面是安土重遷，穩紮穩打，一面是搶一票就走，再加上人口數量級和科技發展的差距，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農耕文明可以無數次失敗，但是總能爬起來，而遊牧民族雖然攻擊犀利，但是一次或幾次失敗的大消耗就能讓它萬劫不復。兩者較量的最終結局就是遊牧民族“在不斷的勝利中走向失敗和滅亡”。

説到這裏，相信大家可能就能理解為什麼非洲落後，總是發展不起來----自然環境太優越了，對於古代人類來説，那裏簡直就是温室----光照充足、降水充沛、土地肥沃，種子隨便往地上一撒，不需要深耕，不需要人力灌溉，不需要施肥，只要沒有病蟲害，就能輕易的一年三熟，甚至四熟。

一個木薯動輒十幾斤重，能提供比玉米高出13倍的熱量。

當然，更多的時候當地人甚至連耕種都不需要，各種連本地人都叫不出名字的野果到處都是。其中很多都富含油脂，遠超花生。

曾經有在非洲創事業的中國老哥在當地單靠吃各種水果，就讓自己增重30斤----血一般的教訓啊！像這樣的一個地方，對農業技術有需求嗎？對天文曆法有需求嗎？對治水等大型工程建設有需求嗎？這些實踐的過程一概沒有，哪裏來的技術爆炸和文明提升呢？把我們放到那裏去，結局估計也沒什麼兩樣。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説，印度就是一個比非洲稍微好點兒的反面案例。

和我們華夏文明的主體民族始終一脈傳承不一樣，咱們南邊的這位鄰居，它的歷史就是一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那塊土地上的主體民族一茬一茬的換。

最大原因就是那塊土地進去容易出來難----一年四季全是適合糧食生長的無霜期，太安逸了。

所謂一方水土一方人，誰進去，誰就大字一躺，失去奮鬥的目標和動力。

於是，印度平原上，大家由北向南排着隊入侵，一波針對前一波搞壓迫，最後產生了種姓制度----最初的本土原住民淪為最底層的賤民。且這種觀念根深蒂固，賤民們連反抗的想法都沒有。

我們中國的陳勝吳廣面對壓迫就揭竿而起，直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結果安逸的印度賤民們則會堅定且淡定的回答：“有啊！”

這裏説一句題外話，現在經常有人把黑人作為種族歧視的敏感話題。其實這個話題在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答案歷來都是明確的----中國人心氣從來都很高，無論是面對歷史，還是面對當下，我們一直有着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國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來自我們這個民族與生俱來的勤勞和不安分。

在我們的傳統裏，凡人可以補天射日，平民奴隸可以推翻皇帝。

所以我們的歧視從來不是針對種族，而是針對那種安於現狀的懶惰和聽天由命的渙散等等低劣的品質。

都説中國人勤奮聰明。其實這不是天生的，這是因為身處劣境，幾千年戰天鬥地練出來的。不勤奮不聰明的人在這塊土地上是活不下去的。

説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四大文明古國，本質上全部都是農耕文明，但為什麼其他三個都幾經滅亡，主體民族不斷變化，而只有華夏文明一脈傳承下來了呢？印度我們前面説了，另外兩個，中東的兩河文明，先是古巴比倫、波斯，進而馬其頓、羅馬入侵，後來又是阿拉伯帝國，接着是蒙古和奧斯曼土耳其，到了近代又是西方殖民者侵略。埃及文明就更倒黴了，由於靠近中東，一般凡是在中東稱霸的勢力都會順手把埃及也滅一遍。

在這裏，我就重複一下老祖宗的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華夏文明在四大古文明中，所處的地理環境是最封閉，也是最艱苦的。這是我們先人的不幸，卻是我們後人的幸運。

所以，歷史的深處到底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我堅定的説，都是！看一面和走極端本身就不唯物。我們的先人説的很清楚：一方面要“盡人事以聽天命”，另一面則是“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