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集成電路先導工藝研發中心官方科普：《中國芯片最壞的時代，和最好的時代》_風聞

編者按：前段時間轉發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起步只比美國晚幾年，為何如今落後20年？》很多人依然對於80年代後研發經費大幅下降，自主項目大量下馬持肯定態度。

他們的理由是：1.沒錢，先發展民生。2.當時中國技術落後沒有競爭力。3.《中國集成電路產業起步只比美國晚幾年，為何如今落後20年？》是自媒體亂寫的。或許文章裏的作者個人觀點“實際上，在40年前，中國已經幾乎追趕上了當時美國的步伐，在集成電路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也是我們自己親手放棄了自己的優勢**“**可以商榷，

但應該重點關注的是文章中提到的發生過的事實，譬如：80年代後研發經費大幅下降，自主項目大量下馬，洋躍進——800億美元瘋狂計劃，撥改貸抽乾中國電子企業血液！

歷史無法改變，要以史為鑑！但****現在依然沒有吸取教訓！！！依然重點扶持引進不可控的項目，幻想着美國的馬甲馬仔們去美國化，統一代工島台灣，收回方方面面被美國控制的代工廠台積電讓中國半導體上台階的春秋大夢！

延伸閲讀：  

                                              中國芯片最壞的時代，和最好的時代

其實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起步並不算晚。在那個革命氛圍依舊非常濃厚的年代，領導對電子工業非常重視。1955年2月，也就是“一五”期間，北京大學就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半導體課程，負責人是楊振寧的大學好友、享譽世界的頂尖物理學家黃昆，以及後來成為復旦大學校長的另一位頂尖物理學家謝希德。

 

　　1956年8月，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五所高校抽調了100多名學生在北大參加半導體培訓班。

　　這100人中，包括後來中芯國際的董事長王陽元、華晶集團總工程師許居衍、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俞忠鈺。

　　還是在那一年，國家制定了12年科學規劃，半導體成為中國四大發展重點之一。

　　1957年，京東方（000725）的前身北京電子管廠拉出了中國第一根鍺單晶，同年，王守武、王守覺這對兄弟科學家研製出了中國最早的半導體器件—鍺合金晶體管。

　　距離美國人發明世界上第一個晶體管剛好過去了10年。考慮到當時新中國僅僅成立了6年，基礎極為薄弱，所以這個成績，已是相當不錯。

　1958年，上海組建了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上海半導體廠（後改名上海元件五廠）、上海電子管廠、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等廠。　加上北京酒仙橋地區以北京電子管廠首的各大電子廠，中國的半導體形成了京滬兩大陣營。那幾年，中國的半導體每年都有不錯的進展。1965年9月，在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元件五廠共同努力下，搶在位於北京的半導體研究所之前，研製成功了中國第一塊集成電路。

　　這個成績比美國晚7年，和日本相當，比韓國早10年。

　　1966年，通富微電（002156）的前身南通晶體管廠成立。

　　1968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組建了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無線電十九廠，四機部還在重慶永川建立了1424所（中電科第24所）。

　　1969年，四機部又成立了華天科技（002185）的前身甘肅天水永紅器材廠（749廠）以及肅天水天光集成電路廠（871廠）。

　　70年代，藉着中美建交以及美國產業升級，中國從美國買了20多條2手設備。

　　而且不可思議的是，文革期間我們的半導體依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1972年，重慶1424所研製成功了中國第一塊PMOS大規模集成電路。中國和美國的差距縮小到不到2年。

 

　　1424所原址已經成為重慶大學城市科技學院所在地，其中一層樓被改建成了中國集成電路創業史陳列館。

　　多説一句，這個位於深山老林的1424所一度成為中國半導體領域的第三極，曾創造了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多個第一。

　　1973年左右，上海無線電十四廠、上海鐘錶元件廠、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元件五廠合力研發並做出了中國最早的採用CMOS電路的手錶，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典範。

　　同年，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燃料化學工業部等單位研發成功了中國第一台每秒運算100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

　1975年，北京大學的王陽元等人，設計出我國第一批三種類型的（硅柵NMOS、硅柵PMOS、鋁柵NMOS）1K DRAM。比美國晚五年，比韓國、中國台灣早五年。

　　1978年，中國又研製成功了4K DRAM，次年量產。

　　更讓人振奮的是，70年代上海冶金研究所的離子注入機性能優異，還出口日本。

　　那時候，我們的衞星、導彈、家電都用上了自己的芯片，各大電子廠的效益也非常好，扭轉了“集成電路不如晶體管，晶體管不如電子管”這樣功利的論調。

　　當時不少其他企業也紛紛加入集成電路大潮，比如位於江蘇無錫的江陰長江內衣廠就分出了江陰晶體管廠，這就是長電科技（600584）的前身。

　　上海還將上海元件五廠位於漕河涇的五車間組建成上海無線電十九廠，專注生產雙極型數字電路。

　　北京則把東光電工廠打造成中國第一家集成電路專業化工廠，以產品齊全著稱。

　　兩家企業成為“南北兩霸”，訂單多到手軟，盛況空前。

　　從建國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的近30年裏，中國很窮，又百廢待興，花錢的地方很多，我們要搞“兩彈一星”，我們要對抗外敵，我們還有文化大革命，半導體產業卻在那種環境中不斷進步，與美日差距不算遠，遠好於韓國和中國台灣。

　　中國第一代半導體人創造了奇蹟！

　3　　“致命的”改革開放

　　緊接着改革開放到來。我們如今習慣了説改革開放帶來的成就。但改革開放也是有代價的。

　　比如**，自主科技的停滯。**

　　原因有二。

　　第一是不斷引進國外技術，第二是市場化改革。 

　　或許是特殊年代形成的民族自卑感，上至中央下至百姓都覺得自己的產品不如國外的好。各地政府和機構大肆引進國外的半導體設備和生產線。

　　於是自己辛苦幾十年的半導體產業被冷落了，相應的企業也沒落了。

　　（大飛機也是這個命運。）

　　比如上海無線電十四廠在70年代末是國內主要的計算器集成電路廠家，但是80年代初由於國外計算器的大量進入，該廠陷入虧損的境地。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閉塞的計劃經濟環境下，又經歷了大躍進、文革等事件，雖然很多半導體技術實現了突破，但是從產品質量和產量上都跟美日有差距。

　　1977年8月，中國半導體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就曾説：“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但是國產的再差，也不至於自廢武功。

　　可悲的是，雖然我們積極地，甚至盲目地擁抱國外的產品，但由於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國外企業對中國進行嚴格的技術封鎖，他們不賣給我們最新的東西。

　　我們引進的那些設備和生產線大多都是舊貨爛貨，在更新換代很快的電子行業，落後就意味着完全沒有市場。

　　80年代，我們幾年在半導體領域的總投資不過3億美元左右，我們用本身就捉襟見肘的經費購買了大量無用的垃圾，再要麼就是重複引進，很多還是舉債引進。

　　更令人憤怒的是，一旦中國在某個細分領域有所突破，國外立馬向中國市場低價銷售相關產品，不少項目就這樣被他們通過市場手段扼殺在搖籃裏。

　　最嚴重的問題在1985年到來。

　　改革開放的前幾年，我們還處在逐步引入市場經濟的階段，也還能靠着老一代科研人員的忘我工作去推動發展，但是1985中國全面進行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政企分開的時代來臨。

　　曾經的資金來源是國家撥款，現在變成了銀行貸款。

　　那一年，大批無法立刻產生效益的科研項目被叫停。此後每一年我們的自主半導體設備和產品都在暴跌。

　　由於要賺錢、要還貸款，更加促使地方政府和企業尋求和國外企業的合作，功利主義逐漸成為主導中國經濟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具體到操作上就是“能買的不造”，還由此滋生出很多的腐敗。

　　那個年代，自研的企業大多沒有好下場。

也不是説那時候國家就不重視技術，而是想走捷徑，又要快速賺錢又要技術，只能向西方妥協，名曰“以市場換技術”。

　但事實證明這是單方面的痴心妄想。

　　從此，我們的半導體產業也逐漸失去了自主創新和主動消化先進技術的意識和動力。

　　個別機構即便消化了技術也無奈地面臨“技術一旦掌握就已經落後”的尷尬局面，自主產品幾乎不可能推向市場。

　　而80年代中後期，韓國開始舉全國之力發展半導體，他們一年的投資額幾乎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投資的總和，迅速超越了我們，再後來利用反週期在存儲芯片領域站在了世界之巔。

　　我們也被日本徹底甩開，日本的半導體甚至實現了對美國的超越，讓日本人敢於“説不”。

 

　　其實，1986年國家也曾嘗試扭轉半導體的頹勢，專門制定了“531”發展戰略（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

　　起初大家對這個計劃信心滿滿。

　　在80年代初，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從日本東芝引進了電視機集成電路3英寸晶圓生產線，採用5微米制程，藉着中國當時電視機工業的發展，江南無線電器材廠一躍成為中國半導體的標杆。

　　國家想要複製江南無線電器材廠的成功，該廠也十分大度地向國內同行傳授經驗和技術。

　　但問題是，江南無線電器材廠也沒有核心技術，而且國家的投資遠不及預期，這個計劃以江南無線電器材廠又引進了兩條國外生產線告終。

　　“531”計劃之初的豪言壯語，最終淪為口號。

　　整個80年代，中國半導體最大的遺產主要是下面幾項。

　　1984年底，上海在漕河涇地區設立微電子開發區，這是中國最早的與半導體有關的開發區。

　　1985年，航天691廠技術科長侯為貴在深圳創立了中興通訊（000063）的前身中興半導體，這家企業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中興通訊以半導體起家，卻因為半導體而遭受磨難，不知道作為創始人的侯為貴內心會是怎樣的波瀾。）

　　1987年，江南無線電器材廠聯合1424所成立無錫華晶的前身，無錫微電子聯合公司，無錫華晶後來被稱作中國半導體的黃埔軍校。

　　1988年，甘肅天水天光集成電路廠紹興分廠被改組成為和紹興華越微電子公司，並建立了中國第一座4英寸晶圓廠。

　　後來，這家公司出了一個人叫陳向東，1997年陳向東創辦了士蘭微（600460）。

　　1988年9月，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與上海貝爾聯合成立上海貝嶺（600171），1998年9月上海貝嶺成為中國微電子行業第一家上市公司。

　　1988年10月，飛利浦和上海無線電七廠合資成立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95年改名為上海先進。上海先進曾在香港上市，去年底退市。

　　4　　兩大工程 

　　當90年代到來，中國的半導體已經步履蹣跚，也再次被高層重視。

　　開頭我們説了，1991年初的海灣戰爭讓高層感到震驚，其實為了提高半導體水平，在海灣戰爭之前的1990年8月，小平同志就已經批准了“908”工程，計劃在“八五”期間集中投資20多億元，在無錫華晶建成一條月產1.2萬片、6英寸、0.8－1.2微米的生產線。

　　相比於“531”工程，“908”工程的規格更高。作為高層制定的中國半導體有史以來第一個大項目，我們又擅長集中力量辦大事，按理説“908”工程會取得不錯的成績，更何況半年後的海灣戰爭就讓高層夜不能寐。

　　萬萬沒想到，這個工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失敗的計劃之一。失敗的原因是審批流程實在過於繁瑣，審批週期遠大於產品生命週期。

　　從立項到投產用了7年多，產品已經沒有任何商業價值，而且月產能只有800片，距離目標遙不可及。投產當年，無錫華晶鉅虧2.4億，第二年只得把設備租給台灣人降低損失。2002年，華潤集團收購了華晶，這就是現在的華潤微電子。如今，華潤微電子位列中國第三大半導體制造企業。從這個角度看，“908”工程是成功了，但顯然不是預期的那種成功。

　　作為對比，“908”工程進行的時候，華越微電子、上海貝嶺、上海先進都順利完成了技改，特別是上海先進在1991年建設了中國第一座5英寸晶圓廠。

　　另外1991年，首鋼和日本NEC成立了首鋼NEC，從公司設立到投產只用了3年，而且還在1994年底建設了中國第一條6英寸晶圓廠。

　　就在“908”工程在拖沓的審批中看不到希望的時候，國務院於1995年12月13日推出了當時中國電子工業史上最大的一個國家項目-“909”工程。

　　促成“909”工程被推出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訪韓之後受到極大的觸動，他説：“砸鍋賣鐵都要把集成電路搞上去！”

　　高層的這個決定很有必要，也很冒險。

　　1994年全球集成電路年銷售額達到1097億美元，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而我們的佔比只有可以忽略不計的0.2%。

　　我們從和美日差距不足5年，到相差15年；曾經俯視的韓國，也已經需要折斷脖子去仰視。

　　不改變不行了。

　　問題在於，“908”工程騎虎難下，難道要徹底歸零？

　　高層的決定是，“908”工程繼續執行，但要吸取“908”工程的教訓，以更大的決心和代價推進“909”工程。

　　高層給的指示是4個字——“特事特辦”。

　　“特“是一個特殊的字，但凡能用上這個字的項目都是不得了的項目。

　　小平同志一句”就叫特區“開啓了深圳的輝煌，此次“909”工程被冠以這個字，足見高層不是喊個口號而已，實際上中央是不惜動用財政赤字來支持項目，並指派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鬍啓立擔任項目董事長。

　　時任副總理朱鎔基親自把地點選擇在上海浦東，上海市政府要求各單位一路開綠燈，甚至要派出“開道車”，主動為項目解決一切困難。

　　“909”工程最大的特點是快和以市場為導向。

　　從1995年11月17日，結束對韓國的訪問，到12月13日正式推出“909”工程，不足一月。

　　1996年4月，項目主體華虹集團就獲得了營業執照，資本金40億。

　　半年後，華虹的8英寸晶圓生產線開工，同時資本金從40億追加到48.7億。

　　完成以上環節僅僅用了一年。

　　最難的是外部合作。

　　華虹的規劃也是找國外企業合作，但中方必須是大股東，且對方必須提供知識產權保護並做出市場承諾。

　　但就在華虹成立後的第三個月，1996年7月，西方國家制定了臭名昭著的《瓦森納協定》。（該協定幾經修訂，如今已是西方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的指導文件。）

　　加上當時正值半導體下行週期，幾乎沒有國外企業願意和我們合作，我們的坦誠相待換來的是拒絕和冷嘲熱諷。

　　然而一個民族的偉大正是在困難時期才能真正體現。 

　　由於不甘受辱，在中國政界、科技界、商界以及海外同胞團結一致的努力下，曾經拒絕過華虹的當時世界第二大半導體企業，也是已經和首鋼合作的日本NEC表現出了積極的意向。

　　中國的談判代表又在談判截至日期之前，以極高的談判技巧和堅定的立場，頂着壓力，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這個世紀工程的談判，而且確保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1997年7月，華虹和日本NEC合資成立了華虹NEC，並重新修改工廠建設方案。

 

　　1999年2月，華虹NEC比原計劃提前7個月建成投產，當年實現盈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過無數次的中外合資案例，華虹NEC無疑是最成功的代表。

　　雖然在最開始，華虹NEC也不過是單純地為NEC生產內存的廠家，我們的經營主動權不多，但由於我們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制定了合同，而不是一味地妥協和讓步，所以日方不僅以最低價格提供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製程，而且還承擔了相當大的經營風險。

　　第一次，國外巨頭成了我們的打工仔，也給了我們一次風險很小的學習機會。

　　後面因為半導體週期，華虹NEC陷入虧損，但也因禍得福。

　　2003年，華虹集團全面收回華虹NEC的經營權，日方退出，華虹NEC也正式從半導體加工廠轉型升級為中國第一家晶圓代工廠（Foundry）。

　　華虹集團不單單隻有做加工的華虹NEC，1999年初還成立了做芯片設計的華虹集成電路，以及做智能卡系統的華虹計通（300330），三家公司藉着當年上海市大力推廣的銀行IC卡、公交一卡通、社保卡等工程實現了爆發式增長，也建成了自主IC卡產業鏈。

　　華虹讓IC卡芯片價格暴跌了90%，對於接下來全國推行各類民生卡片以及二代身份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華虹集團那些年還成功地進行了多起海外投資，其中有一家叫Omnivision，中文名叫豪威，也就是韋爾股份（603501）正在收購的世界第三大圖像傳感器設計公司。“909”工程總的來説是一次成功的項目。

　　其實，“909”工程還有一個彩蛋。為了配合華虹消化產能，“909”工程另外投資了5家芯片設計公司，其中有一家叫做華為。不過華為沒等國家打錢，自己就把錢籌集了。

　　華為在1991年成立集成電路設計中心，2003年獨立出來，2004年，改名為海思半導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