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政府抗疫滿意度全歐墊底 保守黨做錯了什麼？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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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英政府抗疫滿意度全歐墊底，保守黨做錯了什麼？

　　本文是上海歐洲學會與澎湃新聞（www.thehpaper.cn）“外交學人”合作推出的“歐洲觀察室”專欄的第23篇。僅僅2個月，英國保守黨的支持率就下滑至接近首相約翰遜成為保守黨黨首以來的最低的支持率。究竟發生了什麼？

　　6月初，英國保守黨支持率頗為戲劇性地下滑。僅僅2個月前，保守黨的支持率還在50%以上，領先工黨超過20%，而2個月後這一優勢就縮小到了5%，迫近英國首相約翰遜成為保守黨黨首以來的最低的支持率。而在另一項民眾對政府抗疫支持度的民調數據中，英國民眾對保守黨抗疫政策的滿意率在3月下旬一度高達70%，但在6月初下降到了40%，為全歐洲最低，也低於美國。

　　為什麼保守黨短期的支持率下滑如此顯著？這與自2015年大選以來，保守黨政府長期處於“競選狀態”，主攻輿論宣傳，而缺乏治理對策有關，以至於面對脱歐、抗疫與對華關係等問題時宣傳先行，行動滯後，導致疫情暴發後民意支持率波動劇烈，具體表現在三組矛盾上，即在脱歐中擁抱世界，以弱勢的政府領導強勢的議會，以及政治宣傳和現實的分裂。

　　在脱歐中擁抱世界

　　英國雖然在2020年1月31日完成了名義上的脱歐，但英國和歐盟未來的關係走向並不明朗。作為堅定的疑歐派，約翰遜在脱歐公投之前的輿論戰中一直強調的是留在歐盟對英國的負面作用，尤其是歐洲移民的負面作用。約翰遜的支持者們預期的是脱歐之後生活在一個移民鋭減，經濟、民生、就業等方面都有顯著改善的英國。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到來讓約翰遜這套説辭的漏洞充分暴露。無論是因為脱歐缺席歐盟的防護用品採購會議，還是大量歐洲移民人口流失所引發的醫護人員和非技術性勞動力短缺，都讓英國在此次抗疫中十分被動。以至於近期約翰遜甚至呼籲歐洲工人回到英國工作，一改過去排斥歐洲移民的論調。

　　這種“脱離歐盟、擁抱世界”的論調在特雷莎·梅擔任首相期間也曾出現過。無論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還是拉近和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關係，都是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對英國而言，如果要放棄歐盟，難免需要回到英國加入歐共體之前的外交策略上，即全方位加強和前英帝國控制地區的聯繫，如加強和美國各方面的聯繫，加強和英聯邦國家及地區之間的聯繫，可以將之解讀為21世紀的“三環外交”。

　　約翰遜對香港問題的分裂態度便是這種論調的體現。約翰遜前一陣不斷髮表涉港言論，提到英方願接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港人來英。中國外交部6月初曾對此回應稱，無論是在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題上搞政治操弄，還是國際串聯試圖干涉中國內政，都是沒有出路的。如果英方執意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不僅違背自身立場和承諾，也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

　　不過約翰遜在發表這些言論的同時並不願意放棄和中國大陸在經濟問題和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是英國政府所謂“擁抱世界”的另外一條線路。

　　細看約翰遜對香港事務的解説，會讓人恍惚以為他生活在拉迪亞德·吉卜林（編注：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作家，部分作品被被指責帶有明顯的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色彩）的時代，向民眾解説“白人的責任”。而隨着過去一週“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這一社會運動從美國蔓延到英國並愈演愈烈，英國民眾對“帝國遺產”負面情緒的表達，與約翰遜所勾勒的帝國舊夢形成了明顯的衝突。

　　約翰遜這番言論不僅違背自身立場和承諾、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與保守黨的政策立場衝突。早在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時期，保守黨就已經通過立法限制持有英國海外公民護照的人獲得英國公民權。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2日的議會辯論中就對香港問題明確表達了與約翰遜不同的意見。這種對前殖民地可能湧入大量移民的擔憂，乃是支持約翰遜、支持脱歐和支持保守黨的民眾的主流立場。

　　換言之，約翰遜的相關言論挑戰了一直以來保守黨的政策立場，要成為現實並不容易，不能排除是為了轉移英國國內對政府抗疫不利的憤怒，通過重新喚起支持保守黨的民眾對帝國時代的記憶，來獲得他們對政府的支持，是一種對內的宣傳策略，而非實際的政策目標。

　　強勢議會與弱勢政府

　　約翰遜與拉布在香港問題上缺乏共識這一點，同樣暴露了目前保守黨作為擁有議會下院絕對多數的執政黨存在的內部問題，即缺乏黨內共識。這在約翰遜的首席顧問多尼米克·卡明斯違反政府規定，於3月底驅車數百公里將家人送往杜倫避疫一事曝光後表現得更為明顯。

　　《星期日泰晤士報》在3月中旬爆出卡明斯在2月底已經表現出對“羣體免疫”方案的青睞後，輿論已對卡明斯這樣一位未經民選的顧問是否過多影響政府決策發出質疑。5月下旬多家媒體報道稱卡明斯在3月底違反規定長途旅行後，保守黨內部有多達98名保守黨議員批評了卡明斯的行為，有45人要求他辭職。如此激烈的回應可以看成是對卡明斯和約翰遜的高度不信任。

　　然而，約翰遜不僅同意卡明斯在首相官邸內舉行新聞説明會，還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他的支持，希望民眾可以向前看，不要過度聚焦在卡明斯的個人行為上。但這已經無法改變民眾對卡明斯的不滿，對保守黨政府的不信任和對約翰遜能力的懷疑，促使保守黨的民意支持率進一步下跌。

　　儘管約翰遜領導保守黨在去年的大選中贏得壓倒性的勝利，看似為英國議會議決脱歐有關事項提供了一條快速通道。但自從約翰遜3月底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到4月26日回到首相官邸工作，在這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政府內部出現了權力真空。雖有外交大臣拉布代行首相之職，但缺少統治國家的正當性。加上脱歐談判由於疫情停滯不前，新冠病毒檢測能力提升緩慢，死亡人數不斷攀升並超過2萬的心理界限，都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要求政府檢討是否對疫情的反應過慢。

　　雖然約翰遜重回唐寧街時，英國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增速初步表現出了放緩的趨勢，檢測能力也有所提高，但對政府的懷疑聲浪並未消退。而在約翰遜重回工作崗位一個月之後，無論是脱歐談判的進度，還是英國政府抗疫的成效，都無法令民眾滿意。當約翰遜政府宣佈在5月上旬逐步解除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恢復各類公司機構的線下服務之後，蘇格蘭首席大臣妮可拉·斯特金公開表示，約翰遜政府給出的解封之後的各類抗疫建議不夠明確，因此蘇格蘭將自行決定如何按下重啓鍵。結合在英國正式脱歐後斯特金再度將蘇格蘭獨立公投提上日程，以及蘇格蘭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現優於英格蘭，都在為蘇格蘭進一步尋求獨立、擁抱歐盟埋下草蛇灰線。

　　這意味着，即便擁有一個保守黨佔據絕對優勢的議會，約翰遜所領導的政府已經失去了部分黨內同僚和部分原來支持者的支持。律師出身的新任的工黨領袖凱爾·斯塔莫沒有前黨首傑里米·科爾賓的政治包袱，在上任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贏得了大量民眾的支持。從雙方的支持率來看，斯塔莫在上任之初的支持率落後約翰遜將近25%，至6月上旬，雙方支持率已不相上下。民眾對約翰遜的不滿有可能轉變為對斯塔莫的支持，也就意味着即便保守黨在議會下院擁有多數，也要繼續加強輿論引導，以確保下次大選依然能得到選民青睞。

　　政治宣傳和現實的分裂

　　對以競選為中心的西方政黨來説，民意支持率下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開動宣傳機器是保守黨過去五年裏頻繁採取的手段。實際上，從2015年大選以來，作為執政黨的保守黨長期維持在“競選狀態”，而非執政狀態。短短四年多時間舉行了三次大選，更換了兩次黨首，直面極具破壞力的脱歐公投，是這種“競選狀態”遲遲無法解除的重要原因。

　　特雷莎·梅和鮑里斯·約翰遜恰好又都是温斯頓·丘吉爾的擁躉，熱衷效仿丘吉爾發表具有鼓動性的演説。這點在約翰遜的身上表現得尤為顯著。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約翰遜頻繁利用個人社交媒體和官方媒體發表講話，積極參與疫情發佈會，創造了許多向選民喊話的機會。

　　隨着1月31日英國正式脱歐，4月初科爾賓下台，保守黨的宣傳政策中最常攻擊的兩個“稻草人”——歐盟和科爾賓先後倒下。重温帝國舊夢，給予英國本土主義者（little Englander）以幻想成為了新的宣傳策略。但無論演説多麼具有煽動性，議會辯論多精彩，新發明的政治修辭多又説服力，如果沒有可行的方案支持，那麼宣傳都只是空頭支票，無法解決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原本用於攻擊科爾賓個人的策略，也不適用於斯塔莫，導致宣傳內容脱靶。

　　而在英國的疫情不斷惡化之後，為了安撫民心，約翰遜的講話不得不以今日之我消解昨日之我，為政府最新的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釋。從拒絕封鎖全國到全面封鎖，從呼籲民眾不要戴口罩到強制在公共場合使用面部遮蓋物，從限制檢測到全面放開檢測和追蹤，這些變化都發生在短短三四個月之內。即便約翰遜強調以政府的專家顧問團隊作為決策的依據，但無論是提供依據的帝國理工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還是在政府內協助他決策的多米尼克·卡明斯，都被曝出違反政府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打擊了民眾對政府決策的信心。即便約翰遜每次面向全國民眾的講話都充滿激情，信誓旦旦，但前後矛盾、語焉不詳的呼籲的説服力日益降低。

　　而且，長期處於“競選狀態”也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裂。政治話語中不斷塑造他者，反覆以投票的方式讓選民確認立場，雖然是英國式民主的運作常態，但也削弱了兩黨在重大問題上追求共識的可能。無論是脱歐還是新冠疫情，對英國而言都達到了“全國性危機”的程度，但兩黨並未嘗試過回到“戰後共識”，或建立“國民政府”的方案上去，選擇繼續攻訐對方的短處，而非尋求具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新冠疫情發生後，少數族裔的高死亡率讓英國社會的不平等和結構性矛盾再度浮出水面，讓保守黨政府對過去成就的宣告變成了諷刺。以解決經濟的手段解決公共衞生問題的做法，雖然理論上可以幫助很多未感染病毒的民眾度過經濟上的困境，卻無助於約翰遜政府迴避民眾對英國抗疫不力的質詢。

　　如何將工作重心從競選轉移到治理，對約翰遜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來説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一個不同羣體之間裂痕逐漸加深的社會中，執政黨和在野黨尋求最大公約數的難度日益加大，因為尋求公約數會動搖多年以來保守黨所使用的以宣傳代替治理的做法中所用話語的可信度。如果約翰遜還記得丘吉爾為何在1945年的大選中下台，也就應該能理解，好的演説家如果無法解決民生問題，那麼選民也會把票投給他們認為有能力解決民生問題的黨派和政治家。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歐洲觀察室”繫上海歐洲學會主辦的專項學術活動，由歐洲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歐洲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以及相關時事熱點，進行及時、多維、深入、前瞻地觀察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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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放棄原有新冠病毒追蹤系統 擬斥巨資再造新系統

△圖片來源：網絡　　當地時間6月18日，英國政府在多日糾結後，終於宣佈放棄NHS旗下數字部門NHSX所開發的“新冠病毒追蹤系統”，並打算轉向採用 “蘋果—谷歌” 模式打造新的系統。原有系統自5月初在懷特島上試用後，就遇上了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比如，該系統在安卓手機上僅能獲取75%聯繫人，而蘋果手機上更是低至4%，不能起到預期的效果（新的蘋果—谷歌系統可以獲取99%聯繫人）。因此，衞生大臣馬特·漢考克（Matt Hancock）在今日證實政府將放棄當前版本的追蹤系統，而原定在6月中旬就應該上線的追蹤系統，現在“可能”會在冬天之前準備好。（總枱記者 白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