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邏輯_風聞

革命的邏輯：從《讓子彈飛》説開去

——關於辛亥革命的教訓和建黨90週年的幾點思考

【內容提要】本文結合對電影《讓子彈飛》的分析，總結了辛亥革命的教訓——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腐化變質分子手中，並按照無產階級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對此作了剖析。從這個視角對中國共產黨90年的經驗作了淺顯的總結，提出了筆者的思考。

【關鍵詞】革命 《讓子彈飛》 無產階級

姜文執導並主演的電影《讓子彈飛》很是熱了一陣子。作為一部商業電影，充滿了虛構甚至夾雜着荒誕、暴力、市俗的片段，本是不需要太認真的，更難以與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這樣宏大的主題相提並論。但沒有無源之水，也沒有無本之木，無論期間經過多少折射、甚至扭曲，作為文學藝術的電影仍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更由於《讓子彈飛》的故事背景、情節，我們仍可以從這部本是商業電影的作品出發，談談關於革命這個嚴肅的話題。讓那些枯燥的理論稍現活潑些。

（一）第一個思考，革命依靠誰（為了誰）？

革命依靠誰呢？依靠誰也就是為了誰的問題，所以這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問題，是“時代精英”、仁人志士？還是底層的勞苦大眾？從歷史來看，革命往往要靠仁人志士（往往是知識分子羣體）的發動、組織，但革命的根源、動力則是以體力勞動者為主體的勞動羣眾，在近代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以產業工人為主的勞動人民。當然，共產黨本身也是具有馬克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結合的產物。毫無疑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革命的主力軍。這裏的人民的主體是體力勞動者工人、農民等勞動羣眾，也包括勞動知識分子。

關於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學界早有定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當時的革命者脱離羣眾尤其是脱離農民，置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土地問題於不顧，而熱衷於“會黨政治”、“奪權”。這在魯迅先生的《藥》、《阿Q正傳》中都有藝術的再現。

孫中山先生在痛感沒有真正忠於革命的軍隊時曾經説：“南與北，一丘之貉”（指當時表面支持革命的南方軍閥與當時革命的對象北方的軍閥，本質上是一樣的）。革命必須在充分發動人民的基礎上建立革命的武裝，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用鮮血換來的寶貴教訓。

當然，革命依靠誰的問題，不僅在革命過程中有極大的影響，《讓子彈飛》告訴我們：在革命之後，這個問題仍有極大的影響。

片中的黃四郎、馬邦德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如同革命不能依靠軍閥一樣，革命成功後能依靠政客、官僚嗎？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説：——“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很顯然，革命只能是勞動羣眾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業。

政客、官僚和政治家是不同的。政客沒有原則，沒有信仰，甚至沒有道德底線——這一點從馬邦德在被張麻子打劫之後，為了保命連老婆都不要了，可以看得很清楚。政客、官僚甚至連一句真心話都沒有，正因為如此，張麻子才拒絕聽馬邦德的“深情的回憶”——“説了也是假的”。在政客、官僚那裏只有個人私利。

既然，政客、官僚如此可惡。革命以及革命後的政權可否不用官僚呢？這是不行的，至少從現實來看是不行的。這正是革命後最大的困難所在——既要“留用”官僚又要防止官僚篡奪革命果實。電影中作為革命者的張麻子雖然對馬邦德的嘴臉認識的很清楚，可他還要利用馬邦德，甚至在黃四郎面前兩人裝作甥舅還配合的很默契。津巴布韋土地革命後，由於不講策略，白人大量離開，由於缺乏資金尤其是缺乏管理經驗，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度高達百分之十億）就發生了——革命永遠具有正義性，但必須講究策略。

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正如列寧所一再強調的：現實中工人羣眾等勞動者由於舊社會的盤剝、壓榨失去了接受教育、掌握科學文化尤其是管理國家和社會經驗的機會。因而革命成功後不得不要暫時“留用”、“贖買”那些有這方面“專門技能”的舊社會的人（主要是知識分子）。雖然新社會可以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各類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但現實生產力的侷限，特別是舊的習慣勢力的存在，這些出身工農的幹部也有墮落為官僚分子、甚至剝削者的危險。只有廣大工人勞動羣眾能夠達到自我管理並管理國家和社會的程度，這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2】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尤其是那些享受着官僚好處的新老知識分子是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期間必定充滿鬥爭。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一點是哪一個人也改變不了的。

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3】列寧在警告人們：“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説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就是這個。”【4】在這裏毛澤東同志和列寧實際上提出了同一個問題——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官僚主義成為很大的危險，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政權必須戰勝官僚主義，從而真正走出興勃亡忽的“歷史週期律”。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佔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有的佔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燬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5】後來在《格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僅僅摧毀資產階級所有制還不夠，還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只有這樣無產階級的政權才能真正鞏固。正如前文已經引述過的，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強調必須砸碎舊的國家機器，並建立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駁斥考茨基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指責時指出：官僚制是與資產階級專政聯繫在一起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制度要消滅官僚。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不是“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6】這與此前的一切革命形成根本區別。恩格斯説：“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歸結於某一階級的統治由另一階級的統治所替換；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羣眾而言，都只是區區少數。這樣，一個統治的少數被推翻了，另一個少數又起而掌握國家政權並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國家制度。每次這都是在一定的經濟發展狀態下能夠並且應該進行統治的少數集團，正因為如此，並且也只是因為如此，所以在變革發生時，被統治的多數或者是站在這個少數集團方面參加變革，或者是安然容忍這個變革。”【7】

辛亥革命的這一致命傷使得它能夠趕跑一個滿清皇帝卻無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讓子彈飛》中，作為邪惡勢力的代表黃四郎也曾經是“慷慨激昂”的“革命志士”。但革命之後，他卻利用革命的資本成了獨霸一方、榨盡民脂民膏的“革命的反動”——他不過取代了當年他曾經革命的對象而已。其實這一幕在中外歷史上上演過無數次——每一次改朝換代不過是新的剝削者取代舊的剝削者——由此也就形成了所謂的“歷史週期律”。

革命要依靠底層的人民，只有這樣才是徹底的革命。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深入發動人民，領導了轟轟烈烈的羣眾革命運動，也使得中國共產黨有了深厚的羣眾根基，強大的“自我免疫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不僅打敗了八百萬將匪軍，更盪滌了中國舊社會的一切污泥濁水。看過《暴風驟雨》等反映土改小説的人，都會對那些原來看似愚昧、無知甚至麻木的農民所迸發去的改造舊社會的激情所震動——這就是共產黨的力量之源，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對辛亥革命的揚棄。

（二）由此，又有了第二個思考：革命後是什麼？

《讓子彈飛》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黃四郎革命後成了反革命——從一個為民請命的志士蜕化為壓榨人民的“被革命者”。張麻子等人歷經艱辛動員鵝城的百姓打到了黃四郎，佔領了那看似堅不可摧的黃宅。可是，普通百姓忙於“享受”革命成果，就連張麻子當年的同志也盤算着個人今後的小日子各走各的了。殊不知，被殺死的不過是黃四郎的替身而已。就算真的黃四郎被殺也絕不意味着革命的終結——當年黃四郎不也是革命者嗎？又有誰能保證今日的革命者不會墮落為新的剝削者呢？在他們中間會不會有人蜕化為馬邦德直至黃四郎這樣的人？在上述官僚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以前，這種危險是始終存在的！

“黃四郎的替身”是極具警示意義的一個詞彙——舊的、具體的剝削者是較容易打倒的，但這不過是一個“替身”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講，真的黃四郎也是剝削制度的人格化而已）。勞動者受苦受難的根本原因是在這個替身之後產生剝削的社會土壤，既包括生產資料私有的社會制度還包括建立在這種私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習慣勢力。產生剝削者的土壤是難以在一個早晨被清除掉的。只要這個土壤還存在，新的剝削者、“惡人”就會產生（也許昨天他還是個革命者）——這就是“歷史週期律”的本質所在。

革命之後是什麼呢？對於革命者而言是“功成名就”之後過自己的小日子嗎，是停頓起來嗎？如果是這樣，“歷史週期律”是難以真正避免的。有人會説：革命之後是建設啊！對，這一點都不錯。但生產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人要生存都首先要做的事情。縱然，革命後的政權將生產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並沒有回答上述問題——革命之後經濟領域以建設為主，那政治領域呢？

唯一合乎歷史和邏輯的答案就是革命。革命之後仍然是革命？當然，有官逼民反的革命，也有革命政黨領導下的有步驟、有秩序的對產生剝削和官僚主義的舊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改造的革命。“革命之後仍然是革命”這句話中前一個“革命”是官逼民反的革命，後一個則可以是革命政黨領導下的有步驟、有秩序的對社會改造的革命，特別是提高勞動羣眾文化、管理能力的革命。這是一場更加深刻，真正讓勞動羣眾擺脱受壓迫、受奴役地位的革命，

“革命之後仍然是革命”有些人是不理解的。但這不僅是邏輯演繹的結果，而且是歷史的“自然要求”，且已經被蘇聯和東歐等國家的歷史從反面所證實。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東歐開始搞“全民黨”、“全民國家”——其實質就是“告別革命”，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種傾向日益露骨。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説：他們丟了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還能有什麼好結果呢。【8】

不過30多年的時間，用無數革命先烈和無數勞動者血汗建成的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地，人民再度淪為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賤民”，而所謂的“新俄羅斯人”在巧取豪奪了人民的財產尤其是生產資料後替換了當年的革命對象。從目前已有的資料看，這些俄羅斯新貴中有不少就是當年革命者的後代——中國辛亥革命後在黃四郎一人身上發生的革命者蜕化為反革命者的事情在俄羅斯變成了“黃四郎的兒子或孫子”“邁向自由世界”的大倒退。是的，這些俄羅斯新貴們的確自由了，底層的俄羅斯人民也“自由”了——選擇讓哪個資本家剝削的自由，他們的確有“人權了”——被變成資本增值機器上一個血肉零件的“人權”。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説：“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們國家的那些具體的人，他們懷着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出於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和算計，更主要的是出於個人對利益的貪婪，促成了這樣一次歷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毀滅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毀滅了它的社會制度，是絕大多數百姓陷入了季度貧困得境地。”【9】

由此觀之，所謂“告別崇高”、“告別革命”以及“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不過是迷魂計而已，一個紮根於勞動人民中的黨將永遠是革命黨，而不會停頓下來，更不能有“打江山，坐天下”的念頭。道理很簡單，當這種念頭佔據那些曾經的革命者和自詡的革命者頭腦的時候，新的革命就在醖釀之中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建立政權後大力發展經濟，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積極提高工人農民等勞動羣眾的科學文化素養，並逐步增強勞動羣眾自己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能力——從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到“鞍鋼憲法”再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提出和實施，都是這一努力的具體體現。

由此看來：革命絕非易事。讀過美籍作家韓丁《翻身》的讀者肯定對此會有同感。

（三）這就是第三個思考：革命最大的困難在哪裏？

革命的困難不僅僅在於敵人的強大。《讓子彈飛》中黃四郎是強大的，馬邦德是可惡的，但只要革命者敢於進攻，特別是在把百姓發動起來後黃四郎不過是一個縮頭烏龜而已，馬邦德也不得不“隨大流”。

革命的困難不僅僅在於敵人的狡詐。《讓子彈飛》中黃四郎可以指使他的走狗利用百姓暫時的懦弱逼死張麻子的乾兒子——一個極具前途的革命者，也可以讓自己的人化裝成張麻子的人，“搞亂革命隊伍”。這的確是革命中需要萬分警惕的事情，但這些伎倆並不能阻擋革命的洪流。

革命的困難也不僅僅在於羣眾對統治者的恐懼。只要革命能夠改變他們的命運，只要有人向反動堡壘打響第一槍，並勇敢戰鬥——就像張麻子和他的夥伴一樣，革命總能喚起羣眾的響應。

革命最大的困難恰恰來自於這一點——革命者需要順應勞動羣眾的要求不斷革自己的命！那就是革命者尤其是其中的領導者在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後不僅要消滅人剝削人的私有制還要徹底革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僚主義等習慣勢力，而不是把它拿過來作為自己享受特權的基礎。對於出身知識分子且革命成功後身居高位的人來説這不僅意味着痛苦的思想革命還意味着要放棄物質上的特權，與自己的人民同甘共苦——“一手用槍指着敵人，一手用槍指着自己的腦門”，片中這個鏡頭是有象徵意義的：革命者既要革敵人的命更要不斷革自己的命！

黃四郎，曾經的革命者，在革命後，他沒有剷除滋生剝削者的土壤，而是替代了原有的剝削者。所以新的革命也就難以避免，黃四郎這個曾經的革命者最終成了被革命者。

出身貧苦、曾和張麻子一同“落草為寇”、一同與黃四郎生死搏鬥的夥伴，在打倒黃四郎後也去過自己的小日子了，對他們而言“革命太累”、“不自在”。我們無從得知張麻子的夥伴中有沒有人成為新的黃四郎、馬邦德，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產生剝削階級的土壤以及建立在這個土壤基礎之上的傳統習慣勢力沒有被徹底剷除，新的官僚、剝削者就一定會產生。而且，這些新生的剝削者中許多人就是當年的革命者，尤其是那些墮落為官僚的人。“革命”對他們而言成了榨取別人勞動、發財致富的資本！“去上海？還是去浦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什麼身份去——官僚？還是革命者？

到這裏，這三個思考也就匯合為一個命題了：“革命依靠誰（為了誰）”是問題的關鍵和要害；“革命之後是什麼”和“革命最大的困難在哪”則是它的延伸和深化——革命必須依靠（為了）勞動人民，而決不能依靠官僚、政客。但從策略上講革命又離不開知識分子（雖然有蜕化為官僚的很大危險）。所以，革命之後仍然要革命——徹底剷除滋生剝削、官僚主義的舊社會的土壤和習慣勢力，防止革命者變質；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提高勞動羣眾的科學文化素養，尤其是提高他們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的能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由勞動人民幫助那些承擔領導職務的知識分子，防止他們蜕變為官僚——起主體作用的永遠是勞動人民，雖然在前台的是投身革命並承擔領導職責的知識分子（幹部）。

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90年來的軌跡——領導人民翻身求解放，帶領人民治理國家，真正當家作主。

以辛亥革命的終點作為自己的起點，中國共產黨的90年是輝煌壯麗的，而她的前程將更加燦爛光明！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歷史將不再徘徊。如果再出現“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感嘆，人民是決不會答應的！

【1】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29頁。

【2】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9——640頁；第253頁、第259頁。

【3】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列寧：《列寧全集》第35卷，第5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83頁，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6】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73頁。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頁至第5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8】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４月第１版，第322頁。

【9】雷日科夫：《大國悲劇》，第35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

2011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