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寂滅-被固化的商鞅（四）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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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寂滅

四、“戮心的盛世”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龔自珍.已亥雜詩

“一斷於法”的商鞅思想，在經歷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政治實踐之後，它自己的嚴酷扭曲了世人，而世人又用他們在嚴酷下形成的習俗扭曲了商鞅精神，使它逐漸脱離了原來的軌道，把大秦帝國從原來的論事不誅心，逐漸帶進了一個“戮心的盛世”。

《過秦論》下篇就寫：“當此時也，也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指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就是説，當時並非沒有深謀遠慮懂得形勢變化的人士，然而他們所以不敢竭誠盡忠，糾正君主的過失，因為秦朝的政治風氣多有忌諱禁規——商鞅變法為了摶力，他是禁止隨便議論國家政策的，有見識、有思想在秦國那都是犯罪的種子，忠言還沒説完，自己就被殺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側着耳朵聽，立正站好，閉上嘴巴不敢説話。因此，秦朝三位君主執政出現失誤的時候，忠臣不敢進諫言，謀士不敢出主意。

這是説還有忠臣智士，但是前面説了，即便有，也極少。

因為當時進諫的成本太高，而且這種高成本維持時間太長！

造成這種固化現象的原因不僅是單純的制度因素，還有始終存在的人性因素：我們説過，商鞅變法用的是卡爾多改進的辦法。

這種辦法具有很強操作性，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為商鞅變法成功構築起龐大的羣眾基礎；但是這種辦法也能在短時間內為商鞅的體制樹立起反對派——集中掌握着巨大政治和經濟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組成大多是出身贏氏王族的分支，或者早年軍功晉身進而與王室聯姻的貴族聯盟。

這些人可以在政治上一時失勢，但只能一時壓制，而無法徹底消滅。他們是最死忠的反對派。與此同時，還要看到，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批集中掌握雄厚政治和經濟資源的當權者來推動，也就是造就一批當前改革下的既得利益者。

除非是聖賢，通常來説，絕大多數既得利益者都有擴張，至少是固化自身既得利益的衝動。商鞅體制下自然也有商鞅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利益的最好辦法就是通過終止商鞅精神，來維持商鞅體制。

戰時體制下的商鞅版“三民主義”能夠有效的阻斷其他社會階層對當前既得利益集團的進入，也能有夠有效的削弱其他社會階層參與利益分配競爭的能力。這顯然符合當前既得利益者的要求。兩大勢力有了共同立場的時候，那麼阻礙改革就成了共識----商鞅死了，他的精神也死了！

一旦社會階層停止流動，開始固化，那麼忠臣智士就會大量的沉澱於最基層，在政治和社會地位方面的追求，就會逐漸凝聚成毀滅現有體制的活火山。

人才的成長離不開環境的薰陶和特定的培養，而商鞅給戰時的秦國創造的是一片愚民的世界，一個萬馬齊喑的社會。《商君書·農戰第三》寫得很明白：“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有了法令制度，就不需要再選拔那些深謀遠慮的有才之人來做官了。沒了需求，自然就不會去培養這樣的人。把一個嬰兒扔在狼羣裏長大，他只可能用狼嚎交流，去茹毛飲血，做個狼才，不可能成人才。造成這些，基本一代人就足夠，而秦朝完成統一大業，整整一百三十多年，至少六七代人！怎麼可能有人才！

清代龔自珍的《乙丙之際箸議第九》對這片景象描寫的更是傳神：“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有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一百三十餘年的時間，這個“強盛”的大秦帝國裏，人們都習慣了嚴刑峻法下的庸庸碌碌，唯唯諾諾，人云亦云；沒有思考，更沒有創新；沒有文明，也無所謂道德；沒有才子、精英、商人，沒有善人，也談不上惡人，甚至小偷和強盜都不須要什麼技術含量。因為有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來，就會有成百上千的愚民按照國家的政治習俗出來圍剿，來監督，來束縛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滅。按照龔自珍的説法：大秦消滅的不僅是對當時帝國政治的憂慮、對官府強勢的憤怒；還順便消滅了對帝國未來的思考，想幹事業、想有所作為的積極心態，消滅了人們僅有的廉恥感和不想淪為渣滓的心態。

 明君忠臣也誤國！（終）

説到給皇帝進言，我們首先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丞相！而始皇帝末期至二世早期，丞相是李斯。

李斯這個人很奇怪，看着後世留下的關於他離間六國君臣、上《諫逐客書》、建立郡縣制、以及焚書坑儒之類的霹靂手段，按説他應該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但是我們看《史記》，看到秦始皇去世後的那場政變裏，李斯又似乎變得庸碌顢頇。

一個堂堂大秦丞相，大權在握，結果竟然鬥不過趙高區區一個九卿府駕車販馬的中車府令。趙高説啥他幹啥，一直讓趙高利用到全家上刑場。

現在看來，其實沒什麼奇怪的。因為李斯正是商鞅體制下的官僚產品之一。

他在做丞相之前的大部分時間一直在擔任長史，就是個皇帝辦公廳秘書長，直到天下一統了，靠聯合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禮儀制度，才晉身丞相。

他習慣了唯唯諾諾，習慣了服從皇帝。

這種人也許善謀，但是絕對寡斷，他不習慣離開統治者自己決斷。

我們看後來他動議的那些什麼焚書坑儒之類的事，基本是沿着商鞅的施政路線搞出來的，他只是做了堅定的執行者，而沒有做好一個改進者，更不用説審時度勢，積極改革了。

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居於政治核心的君主有着如臂使指的絕對權威，執行力當然是有所保證的！

這樣的體制裏面，大家在明君的領導下，既可以團結一致地來成事，也可以團結一致地去敗事。

戰國齊宣王時代，在稷下學宮最著名的法家學者之一，慎到曾經有過一個“忠臣誤國論”：他強調國家要用能臣，而不用忠臣。因為人的忠誠往往是為統治者盡忠，而非對職責盡忠。這種對人不對事的“忠誠”往往都會淪為錯誤政策的推手。

一個明君帶來的絕對權威本來就足以令整個國家權力失衡，再加上“忠臣”的參與，失衡會更嚴重。在絕對的權力之下，任何來自明君的想法都會被“忠臣”們無限吹捧，竭力擁護，無論這個想法是否荒謬。

這樣的例子古往今來數不勝數：戰國時代的魏惠王、齊威王、趙武靈王等等都是勤而強，強而驕，驕而後敗。明君一暗，或一代而衰，或兩代而衰，無人能止。後面的漢武大帝、唐宗宋祖，凡是長期秉政者無一不是晚年暮政，羣小伺畔，錯着連連。

落實好主意，叫做改革；落實壞主意，還可以叫改革。

久而久之，當絕對的話語權演變為這種語言腐敗的時候，就意味着權力的徹底失衡和隨之而來的動盪。

慎到，尊稱慎子，法家創始人之一，也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

權力失衡會導致全體智慧沒有辦法凝聚，以及施政者的行動失去監督和制約。失衡最終造成的是互動靜止，這種靜止的“和諧”帶來的則是徹底的寂滅。這時犯錯就會成為經常性和必然性的行為。而且由於這種錯誤決策來自獨斷而非眾謀——既然明君掌握着絕對的話語權，那麼就要無限的負責，將來出了問題，就要被無限的問責，一直問到明君負不起責為止。

最終大眾會把一切不利後果都遷怒於決策者，要麼消極的抵制，要麼積極的革命。只有集體與局部、局部與局部在動態的相互“壓力測試”中，把握好各自的利益和權力邊界，才會有最大公約數的集體利益。而集體領導者的責任則是把這種相互的“壓力測試”始終控制在理性的範圍內——只有理性的內部博弈，才有集體的理性決策。

我們通常把外界加諸己身的問題視為“麻煩”，總是無意中給自己加之以上帝的角色和職能，幻想在自己周圍創造出一片“沒有問題”的唯我至高界。我們大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上帝真的能創造出完美的世界，那麼當年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就不會面對蛇的誘惑而犯禁。上帝也便不會將二人逐進充斥缺陷和艱險的人間。如果人間沒有各種艱險，作為他們後代的我們也就不必應對挑戰，謀求發展，也就沒有了今天燦爛的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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