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印度的計劃經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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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以後印度的經濟發展模式，計劃經濟是最常用的標籤。

在很多比較中印的文章中，認為印度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後被中國遠遠拋開，都是因為計劃經濟維持太久，而市場的改革比中國晚。彷彿計劃經濟就是一個詛咒，早點解除經濟就會早點騰飛。

事實遠不是這樣。

印度的計劃經濟與中國的、乃至蘇聯的計劃經濟都不是一回事。不同點遠比共同點多。可以説印度搞得是“印度特色”的計劃經濟（因為是由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一手推動的，所以也被稱為“尼赫魯式”的“社會主義民主經濟”）

“印度特色”的計劃經濟最大的特點，也是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為大資產階級和私人壟斷資本的存在和發展留下了巨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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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有一種沒什麼根據但流傳很廣的看法是：資產階級與市場經濟是天然盟友，與計劃經濟是天然的敵人。

這種看法在印度是不成立的。因為印度的（本土）大資產階級是本國計劃經濟思想重要的奠基人。

獨立以前的1938年，印度國大黨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以尼赫魯為首，由15名成員組成，其中有知名的工業家、金融家、經濟學家、教授和科學家以及工會的代表。

二戰快結束時，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委員與一批大資本家，如塔塔財團的J.R.D.塔塔，A.D.斯洛佛和約翰·馬塔伊，還有G.D.比拉，擬定了所謂的“孟買計劃”。明確要求公營部門在未來的印度經濟發展中發揮重大作用。 

印度資產階級支持計劃經濟和國營經濟，是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充分的理由。

作為殖民地的印度長期以來就是大英帝國的主要經濟來源。在自由經濟的規則下，低價原料被英國人搶走，工業品市場又被英國產品佔據，本土資產階級辦的企業一直舉步維艱。他們自然希望獨立以後能用國家力量、計劃手段改變這一狀況。

而且印度的貿易順差沒能反哺印度人民，卻而成為英國殖民者在印度一切開銷的報銷庫。於是放任經濟和國際貿易，都被認為是“經濟帝國主義的漩渦“，應該為印度的貧窮落後負責。

所以，印度資產階級支持尼赫魯的計劃經濟模式，是希望印度能建立起抵禦老牌帝國經濟侵略的公營經濟，最終目的還是維護本土資產階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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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擔任印度總理時，尼赫魯應該是打心底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是適合印度這種貧窮落後的人口大國的。

但他必須要向同樣作為建國基石的大資產階級妥協，於是就創造了一種混合經濟體制，可以“間接迂迴邁向社會主義的途徑”。

他希望：“只要國家基本控制了經濟，公營部門直接由國家掌管資本主義經濟就會逐漸轉變成社會主義經濟。他設想，私營企業有助於增加國民財富，而公營企業的逐漸擴張將迭蓋並最終壓倒私營部門。”

在此思想指導下，1948年出台了《工業政策決議》，將工業領域劃分為四大領域，並規定了公私資本各自的活動範圍，1956年進一步細化。

理想很美好，但後來印度經濟的發展現實，卻極大偏離了尼赫魯的理想。

首先，公營企業的投資只有兩種渠道。除了沒收獨立以前殖民者的企業事業之外，就只能在已有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加大公營部門的投資。所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印度的公營企業產值在國內總產值中的比例仍不到1/5。

其次，行政壟斷造成了印度公營企業很快患上了“大企業病“：政府和企業內部的官僚機構膨脹，行政開支超過非部屬公營企業，競爭力更無從談起。

第三，某些工業部門專門由公營部門投資，同時為私人資本留有足夠的餘地，除此之外的領域，對私人投資的部門流向沒有多少限制。公營機構如工業金融公司、國家工業發展公司等提供的貸款促使印度工業中私營部分,特別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長。

這使私營企業特別是獨立時已經形成的壟斷資本的發展有了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好環境，大資本家們利用這個機會置產興業,結果在獨立後十多年時間裏經濟實力有明顯的增強。像塔塔財團、比爾拉財團這樣的實力最雄厚的財團到60年代初生產能力更為擴大,控制了更多經濟部門,財富的積累扶搖直上。

到一五、二五計劃結束時，統計數據印度國民收人增長了42%。但尼赫魯卻在問“這些增長的收入到哪裏去了？”

顯然，經濟發展的成果很大部分被大資產階級掠奪，印度政府的收入也大多耗費在行政支出上，能夠用於社會改革任務的資金所剩無幾。

所以尼赫魯時期提出的很多社會改革都難以推行。最重要的土地改革，僅廢除了柴明達爾制（中間人制度，代為殖民政府收税），土地私有制延續至今。

更要命的，是大資產階級已經充分並熟練利用這套“印度特色”的計劃經濟來維護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價格管制雖然讓私營企業沒有超額利潤可供追求，但卻保證了私營企業的固定利潤——大資產階級並不一定是偏好冒險的企業家，所以他們其實很支持這套經濟制度。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對商品進口實行嚴格的限制。規定凡是本國自己能夠生產的商品均不準進口,並對可以進口的商品實行高關税,最高關税般達300%個別達500%，並對外國投資有嚴格限制。這樣就避免外國企業的競爭，維護本土企業獨佔的地位。

所以，印度在遠比中國優越的國際環境下，卻維持了比較封閉的經濟形態。其對外開放的時間和開放的程度，都遠遠落後於中國。

此外，資產階級對印度體制的綁架還體現在國家“兜底”上。

70年代，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採取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將14家大型銀行的國有化收編,將保險行業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還將多40萬家虧損的中小私營企業收歸公有，使得公營經濟的比例迅速升高。

但這一階段的國有化與其説印度向社會主義邁向了一大步，不如説是印度政府用前三十年國家的積累，向企業主贖買社會穩定——40萬家的虧損企業若倒閉，將造成多少失業人口。

而且在印度這種管制經濟體制下，這40萬家企業的虧損，並非由於市場競爭，而是企業主用人管理不善。國有化並未提高公營企業的實力，反而加劇了競爭力的惡化。

當時有作家是這樣形容這次國有化收購：“工人們保住了一日兩餐，但老闆揣走了政府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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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中國的計劃經濟卻打下了此後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三大基礎。

第一，在土地公有制下，在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村為工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積累，建起了龐大的國有經濟。而通過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又打造了龐大的具有基本文化素質的勞動力羣體（即使在文革時期，農村的醫療和初級教育投資也是逐年增加的）。

第二，以國家的力量，實現工業化在空間上的擴散，例如三線建設的投入，東部的國企通過各種方式，在西部等地建立起工廠，極大推動了當地的工業化水平。而這種複製產生的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與原本的企業形成了行業內的市場競爭。

                                                                  前身是三線企業的十堰東風

印度的工業企業向落後地區擴散的行為有，但規模並不大。以至於印度就算進行市場經濟改革，但國內市場也缺乏競爭。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是中國計劃經濟並未形成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當然，這種形態很大程度是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

​“印度特色”的計劃經濟形成了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維持封閉並拖延印度經濟的開放。改革在中國更多是面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是不可同日而語。

值得一提的是，被很多人認為是“制度優勢”的印度政治體制實際上更有利於利益集團保護既得利益。

當一項新的法案要落地，首先需要在直選產生的下議院審議通過，然後報送由各邦立法院普選產生的上議院審議（獲得2/3投票後算通過），接着再拿到27個邦議會審議，且至少獲得15個邦議會的批准，法案才能最終通過……

這樣繁複的立法程序，其實更容易被有錢人上下其手，假如觸動利益太多的政策，是不太可能通過的。 

前幾年莫迪在財政税收，紙幣制度上大刀闊斧的改革，他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已在1949年搞定了。

何況還有更困難的問題。除非來場大革命，否則解決的可能很小。那印度所謂的“經濟潛力”，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轉化成真實實力。

最後，對印度經濟歷史的分析，並不是為了貶低對手，或是增強自己的自信心。實際上，印度在混合制經濟的實踐上，可以對我國未來的經濟改革提供很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不同所有制可長期共存，可補充、可競爭，但最糟糕的情形就是公私經濟形成共謀，扼殺社會進步，這是萬萬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