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古代真能實現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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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歷經了兩千餘年的漫漫歷程。

　　法律文化是人類社會寶貴的精神財富。幾千年來綿延不絕的中華法系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雖然是封建統治的工具，但其中也藴含着許多積極、進步的法律思想觀念，如“明德慎罰、為政以德、寬猛相濟、德主刑輔、罪止其身、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等等，有些至今仍然有參考價值和借鑑意義。在這些説法之中，“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以説是耳熟能詳、婦孺皆知，經常被作為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重視平等觀念的例證。但是如果仔細探究一下，這句話無論從理論基礎、觀念、實證和歷史上都站不住腳，是從未實現過的美好幻想。

　　一、“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語句溯源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出現的比較晚，是在《野叟曝言》第六七回:“眾人都道説那裏話，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這是因姦殺命的事，既犯到官，還有活命的嗎”？《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1707-1787），是清代乾隆年間人，是一個久試不第的落魄文人，據考證，該書為其晚年所作。這樣滿打滿算，“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出現也就距今兩百多年的時間。

　　有人可能會説，雖然這句話出現得晚，但與這句話意思差不多的句子出現得早。查了一下資料，註明這句話的另一出處是《史記·商君列傳》，徵引的是商鞅變法的故事：

　　於是太子犯法。衞（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誠，黥其師公孫賈。

　　大意是説，（秦國）太子觸犯了（商鞅）制定的法律，商鞅説：“法律之所以不能貫徹執行，是因為居高位的人犯法（不受懲治）”，商鞅“將法太子”，注意是“將要”依照法律處罰太子。但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可施加刑罰，於是對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施加了刑罰。這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例證嗎？這分明是王子犯法、師傅受罰！真是絕妙的諷刺！

　　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可能實現的理論基礎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理論、觀念深刻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法律觀念、法律制度。在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之前，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確實有過一定條件下“執法平等”的理論構想，如《商君書·賞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於士大夫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後來的韓非子也有“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和“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觀點。“刑無等級”頗有點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但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之後，法家的理論被認為是“刻薄寡恩”，不如儒家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仁政”思想寬厚。法律思想、理論、制度的主流從“法治”轉化為“禮治”。

　　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精神內涵的“禮治”思想，其核心要義是按照不同的社會等級來確定相應的法律地位，不能越界過線，法的公平性要服從於禮的等差性。西晉制定《泰始律》首次將禮制中的“服制”引入法律，確立了“準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則，使法律成為“峻禮教之防”的工具，對後世影響深遠。

　　“五服”用以區別親疏遠近

　　所謂“準五服以制罪”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親屬關係遠近及尊卑，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服制愈近，即血緣關係越親，以尊犯卑者，處刑愈輕；相反，處刑愈重。服制愈遠，即血緣關係疏遠者，以尊犯卑，處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舉例來説，如果古代張三持刀傷了李四的父親，根據傷勢輕重要處以罰金、杖刑，最多流放，但不至於死，但要是持刀傷了自己父親，不論傷勢如何，一律處以絞刑。“準五服以制罪”以法律形式將禮制中的親疏、遠近原則提高到法律的平等原則之上。因此，要求因於禮的立法去講求平等，無異於緣木求魚。這是中國古代實現不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理論根源。

　　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無法實現的制度規定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從根本上來講，是以宗法關係為維繫紐帶的特權法，貴族、官員等享有庶民（普通人）無法享有的合法的“法律特權”。《禮記》中“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這種法律特權的集中體現。“禮不下庶人”姑且不論。“刑不上大夫”，意思是説“刑”的處罰對象主要是大夫等級以下，即便是大夫以上的貴族觸犯了法律，必須要受到法律懲罰，也有很多庶人享受不到的優待。如《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中有“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的規定，意思是王的同族處死刑不能公開執行，一般是“有賜死而亡戮辱”（《漢書·賈誼傳》）。《禮記·文王世子》中有“公族無宮刑”的規定，犯了罪的貴族不使用帶有侮辱性的“宮刑”。《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中有“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即貴族及其配偶即使遇上訴訟也不用親自出庭應訴。

　　早期，這些規定都比較零散，不成體系，後來隨着法律的健全完善，貴族、官員享有的特權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主要有請、減、贖、免、官當、八議、丹書鐵券等制度規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八議、官當、丹書鐵券。如果説“準五服以制罪”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的倫理法特徵,那麼“八議”“官當”“丹書鐵券”等則突出地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的特權法的性質。

​　　八議

　　何為“八議”？“八議”是指封建貴族官僚中的八種人犯罪後，依法享有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制度，具體包括：一議親，指皇親國戚；二議故，指皇帝的親密故舊；三議賢,指朝廷認為“有大德行”的人，如其言行可供人效仿的賢人君子；四議能，指具有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的人；五議功，指為朝廷建立過卓著功勳的人；六議貴，指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以及有一定等級爵位的人；七議勤，指為朝廷勤勞服務的人,如日夜操勞、恪守職責的將軍；八議賓，指享受國賓待遇的前朝國君的後裔。上述八種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員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將其犯罪情況和特殊身份報到朝廷，由負責官員集體審議，提出意見，報請皇帝裁決，給予寬宥處理。除犯“十惡”之罪外，一般情況下死刑均能免除，流罪及以下其他刑罰均可以降等處理。

　　八議入律，始於曹魏的《新律》，魏律把原有的一些保護貴族、官僚的特權法系統化、條理化，明確歸納為八條，定名為“八議”，正式列入法典中。自此之後，晉律、北朝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均沿襲了“八議”的基本內容，成為封建時代持續時間最長的特權法制度規定。

　　“八議”中，“議親”居首。東晉成帝時，盧陵太守羊聃脾氣暴戾，為非作歹，濫施刑殺。在簡良案中，他徇私枉法，冤殺無辜人員達 180 人之多。有官員向成帝上奏，稱其罪當處死，但由於景獻帝皇后是羊聃的祖姑，按“議親”的規定，免於一死。

　　再拿距離現在最近的清代的例子來説，清代的皇親國戚按照親疏遠近分為宗室（黃帶子）和覺羅（紅帶子）兩大類。清朝顯祖塔克世(努爾哈赤的父親)所生的後裔直系子孫稱宗室，腰間外衣系金黃色帶子為標誌，故俗稱宗室為黃帶子。努爾哈赤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孫稱為覺羅，腰間外衣系紅色帶為標誌，故俗稱覺羅為紅帶子。清代律法規定，涉及宗室、覺羅的民刑事案件，户部、刑部必須會同宗人府進行審判；宗室、覺羅犯罪也不納入一般監獄，而是圈禁在宗人府空房。

　　官當

　　“官當”就是以官階來折抵部分或全部刑罰的制度，也就是説，有罪的官員可以“依法”用他們擔任的官職作為交換條件，逃避或者減輕法律對他們的處罰。“官當”作為一種制度最先出現在晉律當中，晉律規定免除官職可以折抵三年的徒刑。此後南朝時的《陳律》正式出現了“官當”之名，規定“五歲、四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一年”。意思就是説官員如果被判五年或四年刑，可以用官階折抵兩年，其餘的刑期還得服滿；如果被判三年，就以用官階抵當兩年，餘下的一年就可以用金錢來贖了。南北朝時期陳朝建寧郡有個縣令程滔犯貪贓罪，本來被判處徒刑三年，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他以頭上的烏紗抵掉了兩年，又用金錢折抵了剩下的一年，這樣就一天也不用服刑。

　　《陳律》在規定以官抵罪時並沒有區分官品的高下，後世的隋、唐、宋補了這疏漏,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制度。明清時君主專制空前膨脹，法律不再有“官當”的規定，但官貴們犯罪實際上仍能享有各種優待。

　　丹書鐵券

　　相比於八議和官當，丹書鐵券（又俗稱“免死金牌”）的門檻要高不少，一般僅在王朝開國初期頒發給開國元勳、功臣家族。丹書鐵券首見於西漢，是皇室給功臣家族長期存在的保證書，並沒有“免死”功能。到了南北朝時期，鐵券的“免死”功能才開始出現。據《北史·李穆傳》記載，北周初年，大將李穆在芒山之戰中救了北周文帝宇文泰一命，宇文泰覺得無以為報，“特賜李穆鐵券，恕以十死”，這是史書中較早的鐵券可以免死的記載。

　　現存最早的丹書鐵券實物是唐昭宗頒賜給彭城郡王錢鏐的，鐵券上刻有333字，核心內容是這麼幾句，“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即赦免錢鏐本人九次、子孫三次死罪，觸犯了一般法律，相關部門不得追究。

　　唐代錢鏐鐵券，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明代是頒發“丹書鐵券”的高峯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後大封功臣，頒發了大量的丹書鐵券。明代鐵券與唐代相比有兩大不同：其一是謀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數趨少，且子孫不免死。丹書鐵券是皇帝籠絡功臣、向功臣示好的產物，是否能發揮效力，決定權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如果翻臉不認人，再多的丹書鐵券也無濟於事。朱元璋即位後大殺功臣，明初分封的公爵、侯爵、伯爵共有62人，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丹書鐵券，但這六十餘位開國元勳中大部分被殺、被貶，只有8人勉強稱得上善終。所謂丹書鐵券甚至比不上廢紙一張。儘管丹書鐵券在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其宣稱的效用，但是作為一種具有特權性質的制度安排，是對貴族、勳臣的特殊優待。

　　1908年，滅亡前夕的清政府頒發了中國近代第一部以“憲法”為名的《欽定憲法大綱》，共24條，君上大權有14條，臣民權利和義務只有9條。《欽定憲法大綱》將君上大權獨攬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臣民的權利只是作為附則，表現了清朝統治者重君權、輕民權的一貫性。在這樣的憲法框架下，要想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視同仁，無異於與虎謀皮、緣木求魚。

　　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12年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公佈了《中國民國臨時約法》，其中第5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有了明確、清晰的法律依據。民國時期的憲法、法律都繼續重申、確認了這一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寫入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從“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歷經了兩千餘年的漫漫歷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個曾經遙不可及、不可能實現的法治夢想歷經艱難曲折才得以實現。法律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學法、懂法、知法、守法是每個公民應該而且必須做到的，只有懂得法律才能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威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