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國（西方）提出了基於文明、制度、模式的高層次的挑戰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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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00618

二三十年前，中國人看美國的制度，覺得就是燈塔，是彼岸，是未來，這是代表人類最先進文明的制度。為什麼持有這樣的看法，很大程度因為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強大。因為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強大，所以推導出美國製度必然強大。

這裏面有個因果關係的問題。是因為美國製度優越導致美國強大，還是因為美國強大使得我們覺得他的制度優越？

人類社會和歷史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只能説這樣的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但站在2020年的今天，有一點可以似乎肯定，就是不能再簡單、樸素的認為是美國製度的優越導致美國的強大。美國的強大可能還有其他的理由，譬如其他國家的相對落後。而其他國家，譬如中國，是有可能追趕美國的。而美國的一些制度甚至可能在妨礙美國變得更加強大。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人們——包括美國人——覺得創造經濟奇蹟的日本非常強大，認為日本的制度必有許多可取之處。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寫了一本書叫《Japan as Number One》。美國的工商界和政界都渴望從日本的制度和模式裏尋找某些可借鑑的成功因素。當時不少人用日本的經驗去推敲和批評美國模式的不足。

但在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也“歸功於”美國的廣場協議），經濟發展停滯數十年後，再也沒有人討論日本製度的先進性了。相反，日本製度被認為是落後的，陳腐的，難以與時俱進的，抵制創新的，帶有太多封建和本土色彩。日本的文化、制度和傳統在阻礙日本的發展。

所以，是日本的成功讓人們覺得日本製度好。

舊帝國也是一樣的，譬如英國、法國。今天還有人去研究英國和法國的政治體制麼？沒有。因為他們早就沒有這樣的重要性。

20世紀以來是美國的世紀。英國被取代，德國日本在二戰被打敗（其中日本兩次被打敗），蘇聯在冷戰中失敗。美國成為最後唯一的超級大國。所以人們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好的。

其中有一個因素非常重要，能夠在人口、地域、資源地域美國的另一超級政治體——蘇聯被冷戰博弈中落敗解體，而人們認為蘇聯的制度是不好的。蘇聯的解體，美國的成功，也正説明這個命題——即美國的制度更優越。

所以，美國製度更優越 導致 美國國力最強大 這個命題、假設或理論在過去一百多年從來沒有被挑戰過，並逐漸成為真理。Francis·福山在冷戰結束後更著書《歷史的終結》，論説西方模式統一天下。

但歷史並沒有終結，還在以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演變。

而在今天，我們要回過頭問這樣的根本問題：有沒有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美國的強大在於美國人口、自然資源及物質的極大豐富，總和的力量非常強，同時，美國又在更早的時候做對了更多的事情，使得美國相比其他國家（例如蘇聯以及其他大國）要更強大？

畢竟，從地理、資源、人口角度來説，美國這樣“物理”意義上的大國在全球是非常罕見的——美國的國土面積在全球排第四，人口數全球排第三。（第一二名為中國和印度，第四五名為印尼和巴基斯坦）。

如果我們把國力競爭僅僅放在在國土和人口大國之間進行（基於此，日本和歐洲國家都不可能是美國的對手），美國只需要比其他大國（例如人口大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亞、孟加拉等）在更多因素上做得更好，就可以成為世界強國。

換言之，班上沒有一個同學能跟20世紀新任“班長”美國比較。

但那麼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這樣的“同學”，一個這樣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做得也不錯，也做對了很多的事情，蒸蒸日上，持續發展，甚至開始挑戰“老班長”美國的地位呢？

這是有可能的。這個國家已經出現了，就是中國。

而且中國有許多的優勢。它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國家的民族與文化構成非常同質化，社會文化價值觀高度統一（中國小粉紅和方方/燈塔派之間的價值觀差異，在分裂的美國看來實在是很小的分歧，根本不值一提），中國的人民非常勤勞刻苦，能夠為家庭、社區、集體犧牲小我；國家和社會的向心力、秩序感、集體感非常強；人們注重儲蓄與投資，希望積累財富；全民都非常注重教育，且這種重視已經內嵌到了人們的文化基因裏；社會按照儒家的制式組織，人們各司其職；無所不在的考試體制保證了社會流動性；龐大的人口基數保證了巨大的內需和經濟行為所需的規模效應。國家和社會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則在將這樣的文化價值觀灌輸、“內化”到每個個體身上……

這樣的國家，這樣一個適合社會，如果適度效仿、融合21世紀人類現代文明的先進實踐——包括市場化的機制，包括創新的動力與激勵機制，包括最好的教育，能不能造就一個強大的經濟文明、政治文明？

答案是顯然的——會。

當年創造經濟奇蹟的日本給西方制度創造了挑戰。中國肯定會超過日本，自然會給西方帶來更大的挑戰。

有許多的文化和社會因素，使得中國比日本有更強的發展潛力。首先因為人口多，資源豐富，本地市場廣大，這是日本永遠不具備的資源稟賦。其次是中國社會在相對同質化的同時，比日本這個更加同質化的狹小島國又更加多元、開放和包容；中國因為20世紀的革命，使得傳統因素（包括封建、宗族文化等）的束縛和限制更少，社會更加扁平與平等（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有更多的性別平等），人們的觀念更加創新、開放、自主、個人化。如果要比較的話，可能會發現中國在開放度和自由度上其實比日本更加接近於西方。除此之外，中國在某些因素上又比日本有優勢，最主要的是更加嚴謹、正宗、本源地繼承了儒家的教育傳統。儘管東亞社會都注重教育，但筆者認為只有中國才把教育深入到全民的思想內核，而不只是少數精英維持的價值觀。

中國是人類社會在過去一百年（及未來一百年間）唯一出現的可能對美國提出挑戰的大國。

中國國力的相對崛起，就是美國國力的相對衰弱。

中國國力的崛起，肯定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製度、文化、模式的可取之處。

而美國的相對衰弱，也會讓人們看到美國製度、文化和模式的缺陷。

如果沒有中國這樣的大國作為一個不可忽略的參照物出現，人們是無法發現美國的缺陷的。沒有人會根據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去質疑美國製度和模式的不足，因為他們發展程度無法與美國相比。也沒有人會拿日本、德國與美國相比，因為他們是更小的國家。

只有中國是可比的。

中國對美國（以及更廣泛意義的西方）提出了前所未有且不容忽視的挑戰——這是一個基於文明、制度、模式的高層次的挑戰。

説中國提出“挑戰”，不是為了推翻美國，而是提出有別於美國的道路，終結“歷史的終結”這一敍事：人類文明終歸是有不同的發展路徑的。由美國所代表的西方並非唯一。

2020年是一個分水嶺。COVID-19疫情的應對，美國因為種族等社會經濟問題導致的內亂，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的看到兩國的差異。在這個時點，我們並不説中國製度優於美國，但至少可以指出，美國的制度有諸多問題。COVID-19應對無能（以及對種族等由來已久的國內社會矛盾解決的無力），都是美國製度及文化的問題所在。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有了中國，才能看到美國的問題；也因為有了美國，也才能看到中國在某些問題上的優勢。而中國觀眾不是唯一的，我相信全球觀察者都可以在今天看到美國製度的問題。

而如果説中國相比美國有什麼優勢的話，就中國的相對謙卑：中國人能看到美國的國力強大，對美國保持敬畏之心，始終希望學習、融合美國的先進經驗。而中國對自己的優勢和長處反而認識不足，不夠自信。但這恰恰使得中國處在更具自我批判意識、更加自省的追趕狀態，可以不斷敦促自己做得更好。

美國則限於自信的認知陷阱之中，由上到下沉浸在人類第一強國的極大自負之中（包括Trump的基本盤們堅信美國COVID-19應對全球最出色）。今天的美國不具備自我批判能力、自省能力，對追趕的競爭對手中國處於片面否定狀態，看不到中國的成功之處，並在認知上錯誤地把中國體制歸類為源自20世紀歐洲大陸的極端政治，全然看不到中國文明的歷史內涵和特徵。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粗暴否定，只希望把中國的政治文化抑制、消滅、同化。但很可惜，他們的這種想法永遠不會實現，並且會離中國越來越遠。事實是，中國一定會依據自己的國情與歷史，走出一條與美國/西方不同的道路。但這不代表中國不會借鑑西方模式的可取之處。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大國競爭，如果中國人能夠讀懂美國，而美國人讀不懂中國——如果中美競爭之下存在這樣的信息不對稱，那中國必然會佔上風。如果中國能夠汲取美國/西方制度的一些長處，而美國/西方對中國片面/全盤否定，固步自封，那美國/西方也沒有長足的競爭力。

未來有競爭力的政治文明一定需要融匯東西方的因素。

筆者相信，21世紀往後的政治文明，只有把東西方文明精華要素都充分地參考、借鑑、融合，才會在人類社會及歷史裏有更長久的競爭力。

在這方面，東方文明處於追趕狀態，更能虛心地學習西方，因此在融合世界文明方面比西方文明更有優勢。歷史上，日本嘗試過，但日本仍然過於封閉，落後的東方封建因素太重，包袱甩不掉，因此發展受阻。新加坡也嘗試過，但新加坡國家實在太小。中國國家大，文化多遠開放，國傢俱備足夠的資源稟賦及智識能力，只要能借鑑一點西方文明的精華，就能做得很好。

五四時提“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是放在同等地位的，都是對中國和傳統文化制度的批判和挑戰。但在2020年這個時點，我們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認識可能就和一百年前不同了。不是説否定我們之前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認識，而是説我們的認知比原來更加複雜了。

筆者現在以為，兩者不在一個層次，可以有先後主次的，賽先生處理的是任何物理世界、客觀世界的關係，理性、批判、科學，代表的是認知方法論，更加簡單、可以依靠，更加普適，應當居於更優先的地位，直接可以採納。

至於“德先生”，它處理的不是人客觀看待客觀世界的方法論，而是處理人與人關係的價值觀、理念、準繩、制度，和賽先生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

德先生可以是一種抽象理念，公權力需要充分照顧、反映人們的想法和訴求。重大的公共決策需要充分的磋商和合議。德先生也可以是一種具象制度，譬如一人有一票，直接選舉。

實際情況比這複雜得多。一個帶有民主精神的合議體系，與一個基於程序的投票制度（其中又可以化為無數不同的各有優劣的投票選舉制度）是不同的。不能説投票制度就優於合議體系。

在2020年的今天，我們會發現，在何種程度上德先生是一個抽象理念，或是一個具象制度，其答案比一百年前想象的要更復雜。而在過去若干年，我們看到了德先生“燈塔國”美國製度所展現的種種流弊之後，也需要承認，這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歷史上我們對德先生的認知是比較基礎的，僅僅停留在淺層次的理念與願景，但對制度與實踐所知甚少，必須承認我們還在學習和了解的過程之中。

一百年前中國對西方是無比謙卑的，因為近代歷史的原因。我們更選擇了源自歐洲大陸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共產主義）作為救國道路。1980年代的中國對西方也是無比謙卑的，甚至更加謙卑，國人嚮往西方的燈塔。透過西方，否定中國的歷史與傳統，希望尋求中國的進步。

到2020年，特別是年輕一代，海歸的一代，看待這些問題，大概會有不一樣的思考和答案。今天的人們更能看到中國一些獨特的優勢，也更能平和、理性、平等的看到西方體制的問題。只有建立在一定認知基礎上的兼容幷包——而非割裂自己的歷史語境、對外部模式進行簡單粗糙的模仿與複製——才有能創造出更加高維的文明。

筆者認為中國處於追趕狀態，能夠謙卑地自省與學習，因此具備建立更高維文明的潛力；西方因為相對強大，過於高傲，認知落後（停留在美蘇/資本主義vs共產主義的冷戰思維），反而固步自封，不能豐富和完善自己，因此不能很好的調整和麪對中國。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甚至搞不清楚威脅來自哪裏。到底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遺產，還是強大的、脱離舊封建體制（歐洲-日本模式）僅兩千年的東方中央集權古國？

筆者也認為中國紅色制度的特徵，使得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無法認清和理解中國。

今天先寫到這裏。未來幾天繼續閒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