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1962，印度為何嚴重誤判中國捍衞領土的決心？_風聞

中印“加勒萬河谷事件”後，印度國內輿論情緒相當激動，並帶動了社會上的激烈現象，比如一些民眾砸自家的中國產電視、中國產手機、不知道有沒有砸中國產的節能燈泡，然後在黑暗中吶喊。

昨天印度總理莫迪主持召開多黨派視頻會議，專門討論中印邊境問題，會後傳出的消息又再一次刺激了印度輿論場。

莫迪在會上説：“他們（解放軍）既沒有闖入我國邊境，也沒有佔領任何哨所，我們有20名士兵殉職……”這段話直接否定了印度外交部及媒體多日來強調的説法--“中國越界，印度自衞。”

印度一些網友大呼不滿，他們接受不了這個事實-20名士兵反而是越界挑釁者。

為了平息爭吵，印度政府會後的官方聲明又刪除了莫迪這段講話。

這説明印度內部存在着嚴重的信息混亂，並導致了決策混亂，這並不是指“加勒萬河谷事件”後的混亂，而是事件發生之前，印度就存在着混亂。

這種混亂再存在下去，就會變成更嚴重的戰略誤判，重蹈1962年軍事冒險慘敗覆轍。

1962年之前，印度總理尼赫魯及他的內閣也是在一系列混亂中走向了戰略誤判，並給自己帶來了無法洗刷的“羞辱”。

構成這些混亂的單位有情報部門、軍事參謀部門、外交部門以及尼赫魯本人。

關於1962中印邊境衝突（對印自衞反擊戰），現在很多內容都陸續公開，讓人們大致可以知道印度是如何一錯再錯的？

情報部門信息混亂，可以説是印度最致命混亂。

1947年印度獨立後，英國人給這片長期統治過的殖民地留下許多“遺產”，有利的：鐵路、公路、機場、港口、城市、相對統一的文字和語言……不利的：與多國的領土“地雷”、對宗主國的經濟依附等等。

但英國在情報系統方面，給印度留下一片空白，這是英國最拿手的本事，當然不會教給印度，連美國也是在二戰期間才得到英國指導和幫助。

印度不要説情報系統，連情報人才一個都沒有，英國是不培養這方面的印度人才的，因此，印度只能自己摸索。

1948年，印度成立了一個多部門組成的情報聯合情報委員會，但很快就運行不下去，因為它無法做情報部門的基本要求--保密。

1950年之後，印度內政部情報局成了專職的情報機構，情報局長由尼赫魯親信穆立克擔任，他主要的情報蒐集對象就是潛在的戰略對手--中國。

印度情報局負責分析中國對印度的意圖，以及中國實現意圖能力。但問題是穆立克手下精通中文的專業人員嚴重不足，連《人民日報》這樣的公開信息解讀，也得僱請圈外人士。直到1956年左右，德里大學、外語學院才有了中文專業，但又嚴重缺乏師資力量。

穆立克在1960年向尼赫魯彙報稱已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解決。因此，印度情報部門一方面變成了中國問題“權威機構”；一方面又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

另外，印度陸軍有一個情況機構，專門負責中印邊境的偵察，包括解放軍的番號、駐防、調動、後勤等信息。但都是戰術細節層面，尼赫魯也不會去看，他主要還是相信穆立克的彙報。

而這兩個情報部門經常出現信息打架，比如情報局認為解放軍在藏區部署了七個師，而軍方得到的情報是四個師。

怎麼上報？雙方就坐下來討價還價，你七個，我四個，大家各讓一步，算解放軍五個師好不好？可以，那就按五個師上報。

這種笑話能怪英國人嗎？這完全是印度人自己的問題--**眼高手低，又不想腳踏實地。**反過來看看，中國的情報系統是在白色恐怖屠刀下生存下來，鍛煉出來，成長起來的。

混亂不算，情報局長穆立克由於與尼赫魯的親密關係，他就專挑老闆喜歡的情報，壓制或否定其它機構的情報。而情報彙報因為保密原因，一般都是尼赫魯一對一與他交談，這樣，穆立克就擁有了情報壟斷權。

我上一篇文章1962成了印度心理障礙：它在加勒萬河谷又皮癢了裏面寫過，當時的印度西部軍區司令道拉特.辛格一再建議放棄“前進政策”，不要到解放軍實際控制區域建立哨所，這些不同意見，尼赫魯就是不聽。

一方面，尼赫魯本人認為印度在國際政治、外交方面優勢遠大於中國，有美英支持，而蘇聯與中國正處於矛盾中，印度又是不結盟運動領袖，而中國在東南沿海面臨威脅，還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經濟一下子緩不過來。印度有理由不抓住機會，迫使中國接受苦果。

另一方面，穆尼克的情報局成了私家重地，連領導他的內政部也不得過問，其它國家通行的情報收集與解析工作分離原則，在印度並不存在，穆尼克一人全部包乾。

尼赫魯作為最高決策者，過於倚重穆尼克，造成了其它官員不敢提供不符合總理口味情報的局面。

中印邊境衝突爆發前一個多月，1962年9月，道拉特.辛格再次建議撤出“前進”到中國領土上的哨所，尼赫魯置若罔聞。

10月10日到東線克節朗河視察備戰的印軍主要指揮官考爾中將，已經親眼目睹了事態的嚴重性，但回到新德里，不敢向尼赫魯説明實際情況，反而去迎合情報局的“情報”。

這種單一情報來源，其實是情報信息混亂的另一個表現。

尼赫魯為什麼要如此相信穆尼克的情報工作能力？

1961年9月，在美國科羅拉多接受軍事訓練的藏區叛亂分子，被美國投放回中印邊境，這些殘匪滲透到中國境內後，多次襲擊解放軍運輸車輛。

殘匪在擊毀的解放軍軍車或犧牲的指戰員身上找到了一些文件，時間跨度為1961年1月1日-8月16日，交給了駐在印度的CIA秘密機構，內容分析得知：解放軍存在戰士營養不足、給養保障較弱、軍事調動速度受交通困難影響等問題。

穆立克如獲至寶，他要求情報局複製一份，CIA只好答應分享，同意印方複製，原件送到華盛頓總部，再複製一份給台灣當局。

穆立克就是根據這些撿來的情報信息，與尼赫魯一起做出了“中國軍力不行，印軍士兵能夠以一擋十的判斷。”後來為了嚴謹一些，改成了“以一擋六”。

這種軍事情報是建立在CIA合作的基礎上，而尼赫魯相信這是穆立克的能力所致。

1961年底，印度決策層就形成了一種判斷：印度越界修建的哨所，中國除了提出外交抗議外，不會採取軍事行動，而且會盡量避免軍事衝突。

接下來，中國邊境守軍圍而不打的策略，以及周恩來總理多次提出談判的建議，在印度人眼中，又被視為驗證了他們的判斷。

戰略判斷的錯誤是致命的，印度一步一步走向懸崖，而且蒙着眼睛和耳朵。中國説“懸崖勒馬”，他們不聽，那就只有“勿謂言之不預”了。

在印度政壇，同樣到處是錯誤的信息，國大黨右翼勢力不斷藉着中印邊境問題指責尼赫魯軟弱、不道德、損害國家安全，而這些“證據”來自西方報紙和電台的信息。

右翼勢力代表是內政部長帕特、財政部長德賽（後來的總理）、農業部長帕蒂爾，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權力。

再加上印度國會議員的壓力，尼赫魯為了避免對方合流一個反對派集團，在1959年9月7日，他在國會以白皮書形式，公佈了自己與周恩來總理的往來書信及政府部門全部通信，以表示自己沒有“上當”，更沒有軟弱。

雖然尼赫魯地位得到了鞏固，但立法機構得到了干預總理處理外交事務的權力，他對中國的談判建議無法再進行獨立決策。

社會上，印度媒體起到了煽風點火，將盲目自大的信息傳遞給了民眾，記者和評論家還不斷指導國家應當這樣做，或者不應當那樣做，甚至有人呼籲轟炸中國領土。

1962年7月，加勒萬河谷事件，解放軍包圍了印軍非法哨所，但沒有開火，而且後退近百米。印媒鬆了一口氣後，卻將中國明顯的善意理解為膽怯，大吹特吹“前進政策”。

社會輿論一邊倒的“強硬”態度，加上一些軍方將領謎之自信，再加上印度情報部門完全失去了責任心和客觀分析的本職工作，印度終於在懸崖邊上邁出了最後一步。

10月初，尼赫魯下令，將9月8日後“越境”的中國軍隊“清除掉”，而解放軍一直在中國領土上活動。

10月20日清晨，隨着信號彈升起，忍無可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印反擊戰開始進行。

解放軍從加勒萬河谷南北兩側同時出擊，被印媒大力吹捧過加勒萬河谷印軍，不到一個小時，全軍覆沒，據點被全部撥除，其它戰線同樣節節勝利。

10月28日，解放軍停止反擊，中國建議印度坐下來談，印度拒絕，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再次向邊境調兵。

11月16日，第二階段反擊戰開始，至21日結束，印軍連戰連敗，國內民心動盪，新德里只能向美國乞求保護。

印軍得到了什麼？中國七日遊。

錯誤的戰略判斷導致的冒險軍事行動，得到的只能是自取其辱。

硝煙散盡，五十多年過去了。

當年我們的戰略目的基本達到，解放軍仍然牢牢捍衞着中國的阿克塞欽地區。

今天呢？繼續相安無事，還是再來一次？

再來多少次，印度的結局也是一樣，但願印度不要再做出錯誤的判斷，不要讓中國再次説出“勿謂言之不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