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1962年印度的對華戰略如此冒險地走在戰爭邊緣？有四個原因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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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1962年印度採取了極為冒險的對華戰略？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政治、軍事角度對當時印度國內的諸多影響因素做深層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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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魯的大印度戰略

政治因素中的第一條與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是分不開的。

1947年，以尼赫魯為首的國大黨領導印度終於取得了獨立地位。與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同，印度的獨立並不是通過武裝鬥爭取得的，而是以“非暴力不合作”一類的妥協的方式，通過英國殖民當局把權力移交給國大黨的和平改良道路實現的。

甘地與尼赫魯

在印度長期執政的國大黨，是從英國殖民統治中孕育出來的印度政黨，各方面與英帝國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政治思想上受英國的影響很深，獨立掌權後，不僅沿用了英國的國家政治體制，而且在立國思想和戰略安全觀念等意識形態方面，幾乎與當年的大英帝國殖民主義者一脈相承。因而，印度的國家戰略有着對昔日大英帝國的明顯的繼承性和由此而產生的擴張性。這一點從尼赫魯的“大印度聯邦”計劃中可見一斑。

大印度聯邦

這個計劃設想是這樣的：英屬印度下的整個南亞，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地區，還有東南亞的緬甸，以及中亞乃至東亞地區都納入大印度聯邦的範圍，也就是個“大南亞共榮圈”。對此，尼赫魯給出的理由是：亞洲地區的很多民族都是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組成的國家註定要滅亡，只能作為文化上的自治區，苟延殘喘，但根本無法成為獨立的政治單位。尼赫魯的大印度聯邦計劃徹底暴露了印度的野心，所以他的這套計劃在巴基斯坦、緬甸都無人理睬，很快壽終正寢。但尼赫魯轉而在世界範圍推動起不結盟運動，為印度贏得了更多的注意力。

不過，尼赫魯制定的不結盟外交政策中同樣包含着印度要稱雄世界的因素，也就是説在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之外，建立一個以印度為核心的“第三勢力”，由尼赫魯“充當世界領袖”。印度獨立前，尼赫魯曾經説過，“獨立後的印度，就其雄厚的資源潛力而論，定能對人類做出重大貢獻。命運決定我們要成就大業，改變世界面貌”。印度獨立後，他宣稱，“當今世界上只有美、蘇、中三國雄視全球，雖然還有許多文明發達的國家存在，但當你放眼未來”，“則世界上第4個大國非印度莫屬”。尼赫魯所有言論中以這句最為著名：“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可以説是對印度1947年以來國家戰略的最好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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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好輿論

在這一點上，尼赫魯及其政府是咎由自取。由於印度奉行所謂的民主政治，台下的政客們睜着鬥雞眼隨時準備抓台上人物的話柄馬腳，台上的政治人物們需要不斷地注意保持與輿論的一致性，否則他們的政治根基就有可能被顛覆。從這一點來講，輿論之於政客們就象一團飄忽不定的烈火，固然可以取暖但也隨時可能燒焦自己。所以，印度政界形形色色的人物們都要小心伺候輿論，因為這既可能是幫助他們飛上權力寶座的天使，也可以是把他們拖下地獄的魔鬼。

中印邊界困難的補給

戰前，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印度政府高官們經常向公眾表示在中印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中，印度軍隊是佔據優勢的。然而1961年11月（封山季節後）印度陸軍參謀長塔帕爾上將和參謀局長考爾中將都曾視察過沖突地帶附近的達旺。因此，他們應當很清楚在麥克馬洪線上作戰所面臨的後勤上的困難非常大。而且考爾與尼赫魯的私人關係很好，在軍中也據此一路高升。但一直到了戰爭爆發的1962年10月，尼赫魯還在告訴記者們説，東北邊境特區的有利條件在印度方面。總之，不是尼赫魯騙公眾，就是他的軍事顧問們在騙他。但甭管是誰在騙，到1962年9月印度軍隊佔據優勢在印度已被公認為是事實。因而印度公眾期望新德里當局迅速採取堅決行動把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趕回去的心情就更加急迫。

印度民間的軍事訓練

於是，當1962年9月10日前後，印度新聞界得知一個營左右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從塔格拉山脊（在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北）上下來進入克傑朗河谷時，頓時掀起了軒然大波。批評印度政府的人認為，即使只有一名中國士兵越過了麥克馬洪線，而沒有把他立刻驅逐出去，那麼當局就違背了它向全國承擔的責任；如果中國軍隊大舉越過這條線，那麼當局所採取的行動當然就應該激烈得多。自由黨很快提出要尼赫魯辭職，因為他“完全不能保護印度的邊界”，人民社會黨則要求當局對中國發出最後通牒。新德里議會里的反對黨當然是一片狂呼，而國大黨人對所謂中國再次無端的、蠻橫的侵略則同樣地表示憤慨，對尼赫魯政府所採取的對策也同樣地越來越感到不耐煩。

就這麼着，尼赫魯及其追隨者是自己不斷地一次次抬高了印度輿論的胃口，等到局勢真的緊張到了需要做出巨大調整時，他們就受到了輿論的反噬，結果又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畏畏縮縮裹足不前。於是乎，就出現了印度國防委員會在9月22日下令要把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趕走的荒唐事。而當時在克傑朗河谷前線的印軍第七旅指揮官達爾維准將等一線指揮官對此項訓令的反應是嗤之以鼻。因此，這又引出了下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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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軍高估自身實力

其實這一條是根本。沒有對自身實力足夠的信心，前面的各種戰略、言論儘可以天花亂墜，但是不會有人把它當真了。印度領導層的問題就在於從政界到軍界都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從這一點來講，印度軍界的罪責並不比政界大佬們輕。

北非戰役中的印軍官兵

客觀地説，印度陸軍底子並不算差。起家的6個步兵師中，第4、5師是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算得上戰功卓著。第4師作為英軍主力部隊參加了北非的一系列著名戰役，包括“戰斧”戰役、“十字軍”戰役、“阿拉曼”戰役。“阿拉曼”戰役中對德軍防線的突破就是第4師完成的。後來又在意大利登陸，攻擊德軍“古斯塔夫”防線，在以盟軍死傷慘重而著稱的卡西諾之戰中，第4師也是擔綱主力。第5師在東南亞戰場參加過著名的“英帕爾-科希馬”戰役，重創日軍。有這麼兩支部隊在手，印度陸軍覺得自己在南亞乃至東南亞都風頭無兩也是正常的。

但是從印度建國到1962年之前的兩次僅有的戰爭經驗——第一次印巴戰爭、果阿戰爭看，印度陸軍並沒有經受過特別嚴酷的戰爭考驗。

第一次印巴戰爭

在第一次印巴戰爭中，印度陸軍主要是在克什米爾對付以巴基斯坦為後盾的穆斯林民團武裝，印度出動了兩個師及裝甲部隊在斯利那加和查謨攻擊巴民團武裝。缺乏正規軍事訓練的巴民團武裝在印軍特別是裝甲部隊的打擊下潰不成軍。待半年後巴基斯坦軍隊介入時為時已晚，印軍已經佔據了克什米爾大部分地區。但巴基斯坦軍隊介入後印軍的攻勢頓挫，雙方很快轉入對峙局面。除了乍奇山口等個別地段的戰鬥比較激烈以外，大部分戰線印巴軍隊一直僵持到停戰生效。基本上，印巴雙方的軍隊都來源於獨立前的英屬印度軍團，巴基斯坦軍隊的戰鬥經驗也並不比比印軍更豐富，這次戰爭中的雙方在指揮風格和裝備特點上兩者都高度相似。這樣的戰爭對於印度軍隊而言起不到多少借鑑和學習的作用，對各級指揮官的能力提升也非常有限。

在果阿投降的葡萄牙殖民軍

果阿戰爭就更不值一提，數量佔優勢的印度陸軍第17師配合一個空降旅僅用48小時就解決了不到3000人的葡萄牙殖民軍。從難度上看就是一場一邊倒的軍事表演，從規模上看也就比戰鬥的級別高一些，説成戰役都勉強了點。這樣的戰爭還不如説是一場警察行動。可想而知對於印軍高層能有多少進益。但這已經是1962年以前的10年時間裏印度軍隊進行的最後一場師以上規模作戰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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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層軍事經驗匱乏

尼赫魯的一生是在西方式的所謂民主政治中度過的。從他的出身到他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乃至他回到印度之後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來看，他都是富於那套民主政治經驗而對軍事鬥爭經驗不足，應該説尼赫魯在國際戰略方面有着比較開闊的視野，但他及國大黨同僚在軍事鬥爭方面由於政治生涯中並未經歷過長期戰爭的磨練因而其決策頗具冒險性而又缺乏對不利事態的控制能力。這在尼赫魯的挑選用人以及對華戰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尼赫魯接見印度軍官

1962年擔綱印度陸軍對華作戰的考爾中將是尼赫魯的遠親，尼赫魯家族的姓氏就是考爾。但考爾中將並不是一名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將領。考爾出身於一箇中產的克什米爾婆羅門家庭，為人很善於鑽營。年輕時曾向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獻過殷勤，注意這一點。然後，他卻又得到推薦，獲得了英國香霍斯特軍事學院為印度保留的一個名額，足見他是怎樣會來事，迅速改頭換面為大英帝國的忠實捍衞者。畢業後，他回到印度，在拉加普特那聯隊服役，之後又進入陸軍勤務部門，既享受更優厚的俸祿，又遠離了戰鬥前線。在印度參與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6年期間，他從未參加過作戰行動。對於一名香霍斯特學院畢業的正規步兵軍官而言，這種經歷實在是非同尋常的。

自信的考爾

印度獨立後，考爾向上爬得很快，他在戰爭結束前後就拜會了尼赫魯，不知他是怎樣向後者介紹他自己的民族主義信仰的。但之後很快他就在陸軍印度化委員會里擔任秘書了，陸軍的印度化是當時一項重要的工作：至1945年1月，印度陸軍中的英籍軍官和印籍軍官的比例大致為4.2比1。關鍵是他能夠隨時得到尼赫魯的接見，這給予了他凌駕於眾人之上的優勢。十年裏，考爾官運亨通，迅速從一名低級聯絡官成為印度陸軍第四師的師長。而他也很自然地成為尼赫魯以及國防部長梅農的高級軍事顧問。如此一來，一個對軍事一知半解的領導人搭配一名毫無作戰經驗的高參，1962年以前的印度對華軍事戰略就象一匹瞎馬在黑夜裏狂奔。

中印邊界東段

再説説對華戰略。尼赫魯早在1934年就在自傳中寫道：“我認為將來會建立一個聯邦，其中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金、阿富汗和其他國家。”他還認為，印度必將成為聯邦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並把中國的西藏作為緩衝國納入印度勢力範圍。1947年3月，還在獨立前夜的印度臨時政府便慫恿西藏獨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尼赫魯政府又阻止西藏當局上北京商談和平解放問題。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時，印度駐華使館竟在向中國政府的照會中説：“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的。”此外，印度還向西藏地方武裝提供軍火，阻止解放軍進藏。1951年2月2日，印度軍隊乘中國在朝鮮激戰無暇西顧，派兵佔領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達旺地區。1959年，西藏叛亂失敗後，尼赫魯完全拒絕了中國政府防止邊界衝突的各項建議，繼續侵佔中國領土。當年8月25日，在中印邊界東段的朗久發生了雙方第一次武裝衝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衝突。為避免衝突，中方從邊境後撤20公里。1961年12月，印度陸軍總部發出指示，命令東部軍區將哨所向前推進，以便有效佔領整個邊境。尼赫魯則在印度人民院宣佈：“最後，如果你們願意這樣説的話，就採用戰爭的手段……我們要不斷加強我們的陣地。”可以看出，尼赫魯把中方的忍耐視為軟弱可欺，本着得寸進尺的心態不斷挑釁中方底線。而推動他如此挑釁的來源之一就是印度建國以來從未遭遇過軍事上的大敗。

盡在不言中

到1962年上半年，印度沿麥克馬洪線已建立了大約24個新哨所。麥克馬洪線本就是條非法的界線，歷代中國政府都從未承認，而在扯冬（印方稱為多拉），印軍乾脆越過麥線建立哨所。對此印度陸軍自己的地圖上都標明哨所位置在中國境內。當年9月16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提出抗議，照會回顧了印度軍隊1959年侵入了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兼則馬尼，並且長期滯留在那裏。中方譴責印度方面現在更侵入了扯冬。對此印度政府的反應是：9月22日印度國防委員會命令如下：“通盤決定與前幾次會議所討論的相同。即陸軍應作好準備，並儘速將中國部隊趕走。”很快，這一命令就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結局

總之，由於1962年印度政界、軍界存在的上述四個深層次問題。加上高估了對手面臨的困難，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政府直接無視了潛在的巨大危機，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越走越遠，直至將整個國家帶入了對華戰爭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