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從後疫情到消費券，臨危受命的“新基建”_風聞

文/陳根

目前，新冠肺炎累計確診逾830萬，超過了全球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自COVID-19被世衞組織定義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來，其已成為當前影響全球經濟走勢最重要的變量，疫情擴散範圍和持續性也一再刷新各界的預期。

新冠疫情造成的封鎖已導致自1930年代以來最大幅度的失業率，經濟的急劇下滑也讓人們感到震驚。我國經濟第一季度GDP報告，從各產業來看，第一產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3.2%）；而第二產業受到的影響最大（-9.6%），這是因為人員流動受到限制，產業鏈就無法正常運轉，因此第二產業受到的衝擊幾乎是“休克”式的；其次為第三產業（-5.2%）。

儘管近日疫情在北京的反彈引起了國民的高度關注.但相對總體而言，疫情還是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2020年，我國還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脱貧攻堅戰以及完成“十三五規劃”等重要任務。**

面對疫情時代的經濟下行，不少人寄希望於“新基建”，兩會期間“新基建”也被不斷提詞，那麼，“新基建”是否能擔當穩增長大任？被加戲的“新基建”的初衷和歸宿又是什麼？

“新基建”的臨危受命

在“新基建”以前，傳統的基建主要是指鐵路、公路、橋樑、水利工程等大建築。對於一個大陸型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是經濟穩定的基礎。沒有現代化的公路、鐵路、電力和通訊系統，現代工業就無法運行。

儘管“新基建”在疫情期間一度被推上風口，**但回顧近幾年，就會發現“新基建”在中國並不是一項臨時的危機救助計劃，它最初始於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該會議提出“發揮投資關鍵作用，加大製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城際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等投資力度”，包括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短板等。隨後“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2020年以來中國頂層會議如國務院常委會、中央深改組會議以及中央政治局會議均提到 “新基建”。目前市場比較流行的“新基建”定義來自中國官方媒體CCTV-4。根據CCTV-4，“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項：5G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以及工業互聯網。

事實上，特高壓、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以及新能源充電樁並非信息基礎設施範疇，而屬於鐵路、公路、機場、港口、水利設施等建設項目，即傳統的“鐵公基”。值得一提的是，“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與“特高壓”是在2018年10月中國國務院《關於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中首先提出的。

無論“新基建”狹義上指信息基礎設施，還是廣義的既包括信息基礎設施，也包括一些傳統基建的新內容，通過近幾年的回顧就會發現，**“新基建****”的使命要麼是補齊科技創新的短板，要麼是補齊基礎設施在區域上的短板，或者是夯實某些產業的基礎設施薄弱環節，而這些歸根結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部分。這也意味着，“新基建”的提出並非臨危受命用來穩增長和逆週期調控，其初衷是從供給側入手提高發展質量，而非追求速度。因為，**光靠短期快速投資無法解決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領域對技術創新的要求。

當然，不可否認“基建”能起到一定的穩增長作用，中國曆次非常時期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中，基建投資都承擔了穩增長的大任。但歷史在變，中國在變，一二十年之後，“新基建”能否再次成為中國特別時期的穩增長主力？

從“新基建”到消費券

想要知道“新基建”能否擔當穩增長的大任，則先需要明確現階段中國經濟穩增長的大梁。**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以及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分別為3.53%，1.9%和0.67%，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2003年SARS爆發時期，這“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分別為3.6%、7%和-0.6%，即SARS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投資。基建投資在應對中國2003年應對SARS，以及2008年度過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現階段中國的發展動力和產業結構與2008年次貸危機、2003年SARS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以往的非常時期，中國加大投資對沖掉了淨出口或者消費的大幅下滑。但現階段中國增長動力已經升級，消費已經取代投資和淨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來源。而疫情對承擔中國增長重任的消費衝擊更為直接，涉及面更廣。

事實上，中國在經歷了40餘年改革開放之後，拉動GDP增長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其一，由政府通過財政預算主導的投資，也即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建設，比重不斷下降；其二，由於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國紛紛關閉關門，國際貿易幾近停擺，出口呈斷崖式下降，“中國製造”面臨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消費之於中國經濟愈加重要。

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現階段是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而2008年金融危機、2003年SARS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工業是中國最大的貢獻部門。

2019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對GDP的貢獻分別為3.8%、36.8%和59.4%，中國產業結構已升級為服務業主導型。而2008年中國三大產業結構的貢獻分別為4.4%、58.2%和37.4%，彼時中國是典型的工業國家；在SARS爆發的2003年，中國第二產業的貢獻高達59%。

當前中國已經成功實現產業升級，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越投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勝過工業，而疫情對中國衝擊更嚴重的在服務業和消費領域，第一季度的GDP報告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至此，“新基建”對於疫情的作用已然明瞭。不可否認**，“新基建”對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能起到一定的穩增長作用****。但我們也需要明白“信息基礎設施”這類****“新基建”光靠短期大規模投資是無法達到預期目的的。**追求投資速度而過度投入和重複建設，容易造成“新基建”若干年後的產能過剩，就像當年的光伏產業和“四萬億”之後煤炭鋼鐵等行業造成的產能過剩。

從消費券到“新基建”

對“新基建”內在邏輯的瞭解，也能夠讓我們更理解後疫情時代發放的大量消費券的作用。以杭州為例，第一、二期杭州電子消費券分別兑付政府補貼1.45億元和5736萬元，累計帶動杭州消費22億元。其中，清明小長假三天，消費券帶動杭州消費7億元。在消費券發放後，杭州市區內30家大型商場（綜合體）的日營業總額從日均4000萬元上升到了6000萬元，恢復到去年同期的85%左右。

具體而言，**消費券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為擴大效應和乘數效應，**即發放消費券增加居民收入，帶動額外消費增加，使全社會消費支出規模擴大。而消費的擴大又通過刺激產品銷售使企業加大投資，同時，穩固並增加就業，進而實現經濟比消費更大幅度的增長。

從世界歷史經驗看，發放消費券是許多國家特殊時期的特殊辦法，是遏制經濟下滑、刺激消費、活躍市場的關鍵舉措，有助於拉動內需、穩定就業、釋放信心、推動經濟復甦。誠然，提振消費決非一蹴而就，消費的提高受可支配收入、財產、社會保障、消費習慣等因素制約。只有配合其他舉措，消費券才能起到持續性的刺激作用。促進消費擴容提質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在優化市場供給、營造消費生態、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形成合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消費券政策的實施是由各地政府與互聯網平台攜手完成，即數字化消費券，這就又回到了“新基建”。**“新基建”的核心就是數字化，從技術長週期的視角來看，數字化是一個業務數字化的過程，**由數字化消費券也可以看出未來中國服務業全面數字化的端倪，這也是“新基建”的具體展示。

通過數字化平台發放消費券，一方面能夠刺激消費，另一方面可以助推商家實現數字化經營。中國目前尚有80%的服務業沒有被數字化，這是一片廣闊的藍海市場。要打造服務業數字化的“新基建”，平台須通過自身平台升級、持續生態開放，攜手服務商推動線下服務業加速變革。

雖然新冠疫情出乎意料，但經濟衰退從來都不是由單一事件引起的**。****相反，它們是實體經濟中積累起來的過剩的結果。**由於之前的經濟擴張持續了創紀錄的10年時間，到2020年已經存在大量過剩，而此次疫情只是已在逼近的經濟衰退的導火索。從更長期的歷史視角來看，新冠疫情造成了供需雙弱的獨特蕭條場景，卻也加速了全球經濟的艱難蜕變。

**對於被加戲的“新基建”，我們的正確認識和理性對待，也會幫助我們在後疫情時代對經濟的恢復有一個合理的期待。**但可以確定的是，科技變革才是經濟體系最重要的一種產出。“新基建”如此，電子消費券也是如此。科技的長足發展甚至比走出疫情困境更重要，因為它關乎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