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良厚：中國“治權優先”PK美國“人權至上”？_風聞

達良厚：中國“治權優先”PK美國“人權至上”？

內容提要：

“人權至上”也好，“治權優先”也罷，二難是隨時糾結的，優劣是相互共存的。沒有絕對，更不能絕對化。它們都是有侷限的體制，都是有時空限度的模式。而且，它們本質上也不是對立關係，它們是工業化時代完美政治體制有機勾連的兩個方面

面對這次新冠肺炎對全人類本源人權——生命權的瘋狂掠奪，長期高喊“人權至上”並以“人權衞士”自居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可大大臭了一把；

而強調“治權優先”且長期飽受美西人權指手畫腳的中國，則反而好好秀了一把。

美西的“臭”，“臭”在所謂“羣體免疫”的抗“疫”理念，“臭”在政府主導抗疫的小為、少為甚至無能無為；

中國的“秀”，“秀”在高高舉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大旗，“秀”在全國一體、上下一心的全民抗疫、強力抗疫。

美國的“臭”，“臭”在特朗普總統、蓬佩奧國務卿等美國政治精英，不是盡力抗疫，而是竭力玩疫政遊戲，潑髒水於中國，轉嫁國內視線於國際博弈，企圖發疫情政治財、發攻擊中國政治財；

中國的“秀”，“秀”在2個月基本控制疫情、3個月基本戰勝疫情，“秀”在積極投身全世界抗疫大政。

如果深入分析一下這“臭”與“秀”的政治根源，美國之“臭”與美西式“人權至上”體制不無關聯，中國之“秀”與中國“治權優先”管理模式直接相承，遠遠不是幾個政治人物可以解釋的，也遠遠不是幾把金錢可以解決的。或者説，這是中國“治權優先”對美西“人權至上”治理體制的新一次大PK，也很有道理。

正如法國政治學者布魯諾·吉格在“今日俄羅斯網站”發文做出與西方一些權勢人物不同評價那樣：

中國：做到了別的國家從未做到之事，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大規模動員在兩個月內戰勝了一種新流行病。

歐洲：在其因為預防措施而癱瘓的領土上批評中國、推諉躲閃、經濟至上。

美國：2009年，H1N1病毒在墨西哥和美國出現，在全世界感染了160萬人，造成28.4萬人死亡。華盛頓在處理那場大流行病方面的無能讓人印象深刻，而西方媒體卻視而不見。如今，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可以一直談論“中國病毒”：他破壞的是自己與他所代表的政府的聲譽。

《世界報》社論作者説得對：“這是一種體制的垮台。”不過垮台的體制不是西方認為的那一個。（參考消息網：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417/2407805.shtml）

雖然我不太贊同布魯諾·吉格先生“一種體制的垮台”的激情説法，但美國以世界最強盛國家體、最強大經濟體和最完善醫療體，卻收穫世界新冠肺炎1/4到1/3感染者和死亡者的“驕人”戰績，不能不令人遺憾與痛心。這有政治人物別有用心的可鄙催化，但美西式“人權至上”體制弊端也不可不察。

設身處地為美西政府想想，美西是自由社會、私有社會，美國還是地方自由度極大的聯邦國家，他們的中央政府是很難像中國一樣隨時都可實現全國一盤棋式管制的，因為誰敢輕易阻遏個人要自由、私企要賺錢的幾百年傳承呢？何況即使時至今天，病毒感染和死亡者依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人。為了一個一下子難以準確判斷的危險而干預多數人的正常生活，這可是選票民主制下政治人物需要面臨的巨大危險擔當。特別重要的是，管制意味着政府掏大把錢，依然沒從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中徹底走出的美西國家有錢麼？即使有錢，他們那掣肘扯皮的撥款體制能快速如願到位？

但因為這，就可以漠視一部分人的病痛乃至生命嗎？美西人權至上的本意可不只是多數人的至上，而是他們長期自詡的普適人權，而是全國全人類全世界的普世訴求。這不明擺着，美西人權至上超不脱自身治權拘束，甚至超不脱政治人物操控而不可能真正至上嗎？並且陷入人權、治權間的二難尷尬也是常有之事。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人權至上”，對有色人種來説，一直都不至上，至少比不上白人那樣至上。比如黑人在美國取得與白人平等地位，還是近半個世紀的事，而現實生活中的歧視有色人種事件還時有發生，像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跪殺”致死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不過是最新一個例證而已，不過是使疫情危機乃至由此誘發的政治社會危機更危機而已。

《人權與基本自由歐洲公約》

正如美國日裔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評述的，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上，“美國應對危機時顯得笨手笨腳，眼瞅着本國的聲望迅速下滑。美國的國家治理能力本有巨大潛力可挖，並在過去的傳染病危機中表現不俗，但目前美國社會高度的政治對立和無能的領導卻使這個國家無法高效運作。美國總統煽動對立而不是鼓勵團結，將醫療援助分配政治化，在將拍板責任推卸給各州州長的同時，竟以保護公眾健康的名義鼓勵民眾上街抗議，不但拒絕支持國際機構還不斷攻擊這些機構。全世界也都站在一邊，充滿好奇地看着這一幕幕表演，而中國則迅速脱穎而出”。（福山《疫情可能產生積極的政治結果，比如自由民主的重生》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6_16_554271_s.shtml32）

中國的“治權優先”模式，確實在應對災難疫情時脱穎而出了，但二難選擇也是常常糾結着的。別看中國抗疫救災時錢財物到位快捷，也別看中國辦大事時力量容易集中，但這快捷集中背後就全是瀟灑風光？就沒有某些被快捷、被集中，甚至被犧牲？就拿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來説，雖然上次抗擊非典給我們提供了封閉管制的許多經驗，但這次比軍管都嚴格的關城、封村、禁足，就一定完全合理適當？如果不是恰逢春節休閒，管制真能如此雷厲風行、高效實現？

還有，“治權優先”意味着強調治理、強調共性、強調大一統，雖然我們常拿中國重共性當做區別於美西重個性的重要特質，但中國人的個性不張，甚至唯唯諾諾、逆來順受不也常遭遺憾、批判麼？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改革開放與團結穩定、公有與私有、人權與治權、公權與私權、共性與個性糾結難清式的改革發展，我們收穫着發展崛起的舒心，也何嘗沒有遭遇左右不適、夾縫前行的二難煩悶呢？

中國呼籲推進人權全球治理

看來，“人權至上”也好，“治權優先”也罷，二難是隨時糾結的，優劣是相互共存的。沒有絕對，更不能絕對化。它們都是有侷限的體制，都是有時空限度的模式。而且，它們本質上也不是對立關係，它們是工業化時代完美政治體制有機勾連的兩個方面。

如果我們普遍接受“個體人權”與“集體人權”的區分、融合且機制化操作，那重“個體人權”的西方“人權至上”機制，與重“集體人權”的東方“治權優先”機制，不就是一家人了麼？可惜即使彼此常常在取長補短，只因利益侷限、價值觀差異和意識形態爭鬥，表面上總是要褒己貶人。難道它們就真不能全面和平共存、互補發展？經濟全球化、世界信息化、地球村落化，是一個趨勢性和合機制建構世界的好機會，美西過去在推動，中國等現在正努力，為什麼彼此就不能更好合計合計呢？反恐、金融危機、抗災救災、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一個隨機性化害為利的好機會，雖然世界也取得了共同機制並積極行動着，但更多還是美西的強勢霸道，這次新冠病毒危機中美國甚至藉機大生其事，這到底是為了啥？難道為了“美國優先”就可以什麼都不顧嗎？那還何談“人權至上”呢？何談世界領袖呢？

如果我們普遍認同自然法大拿盧梭等“天賦人權”，與保守主義鼻祖埃德蒙·柏克“人賦人權”，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社會賦人權”互補性有機融合的理念，那“人權至上”與“治權優先”的機制化融合，也就有更豐富厚實的理性指導了。

再關聯一下歷史脈絡，“人權至上”和“治權優先”的共存互補更有深層意義，明確説是它們共構工業化時代政治體制的兩個階段。

美西“人權至上”源於對神權（教權）、王權奴役生命、摧殘人性的反動，進而開啓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人性解放、民主政治、自由生活的偉大進程，短短幾百年，就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人權、大發展、大財富、大自由、大民主、大法治、大繁榮，把工業化時代從建構推向發展、推向頂峯。

中國“治權優先”源於集權體制的需要及其順延。輝煌燦爛又分分合合的中國漫長農業文明，至上皇權的更替是自然動態式維繫，貫徹皇權的嚴密治權體系無疑是超穩態法寶，政官、學官和商官三官體系的有機構建和有序推進，創造了中國治權優先的特質和持久治理文明。時至後工業化時代，全球化、信息化、村落化蓬勃發展，特別是中國在集權體制基礎上向自由民主體制靠近的改革開放，不僅成功趕上了後工業化的末班車，更在美西人權至上理念下的自由民主體制面臨危機性弊端而需重建時，中國的治權優先彰顯了獨特的優勢，穩定發展了自身，也使世界看到了新舊體制轉換期陣痛外的穩定和希望。儘管陣痛是必然的，穩定是必要的，希望是必須的。

但操作是可以選擇的，中國從治權優先到同時選擇接納自由民主，是歷經血與火的磨難考驗的，迄今還只是開始摸索到一點點門道而已，離真正建構起融治權優先和人權至上體制於一爐的綜合新體制還遠着呢，幸好這是我們正在努力奮鬥的。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美西不僅不謙虛東學，依然還在重新挑起東西矛盾、爭端和對立，美國甚至有可能重蹈中國晚清閉關自敗之覆轍呢。

不過我們中國可不能重走近代西方打着自由民主旗號侵略欺凌世界的老路了，其實中國也沒這樣的老路可重走了。中國的唯一選擇，就是和合文明早已張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高調主張的、一帶一路正實踐探索的和合共贏新體制。

其實，世界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的思想大反封、大解放，從英國資產界革命到美國獨立戰爭，再到法國大革命，再到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勃興，再到西方福利國家建設，再到共產主義從理想到實踐、從公社到國家、從勃興到挫折，雖然波瀾壯闊、曲折複雜，但自由公正、人權民主的主軸沒有改變；

從美國《獨立宣言》到法國《人權宣言》，到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宣言》，再到聯合國《人權宣言》，再到一度轟轟烈烈的世界自由民主潮流，再到中國這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強調生存權、發展權優先，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甚至糾結着許多彼此矛盾和衝突，但綜合起來、共構起來，不正是人類更趨完整的文明發展歷程、人權發展歷程麼？

雖然這人權發展歷程沒有盡頭，但眼下世界，人權不是也不應是整體急迫的事情。素以人權教父自詡的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至少説明美國覺得繼續打人權旗號，於美國利益不再巨大而迫切了。而各國乃至全世界越來越迫切繁重的治理問題的層出不窮，説明世界治理才是這大爭大組之世的整體急迫之事。

這次新冠肺炎世界大流行，如果世界全面像中國、韓國、德國、日本等一樣果斷行動、共同治理，何至於此人心惶惶難以收拾呢？在如此瘋狂的流行病上，美西特別是美國商人總統特朗普也許敢冒險放任一賭，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不敢這樣賭，而且這也不是強調治理優先的大一統中國的慣常做法，因為一旦中國這樣放任性賭了，歷史上常發生的不穩定甚至分爭局面可能就會重演起來。

事實上，正如中國人權研究會《新冠肺炎疫情凸顯“美式人權”危機》一文所説，“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導致人權災難”、“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在疫情中暴露無遺”、“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疫情中愈演愈烈”、“美國的弱勢羣體在疫情中生存維艱”、“美國政府相關行為嚴重背離國際人權法精神”（觀察者網轉新華社文稿，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6_11_553776.shtml），而且這種種危情在世界等許多地方疫情日趨嚴重的幫襯下似乎已經發酵起來。這是治權不力、治理無能強化的人權災難，更彰顯世界治理及其大協調在大災大難面前依然多麼蒼白無力啊。

不過，弗朗西斯·福山在冷靜分析疫情的巨大負面效應乃至危機之時，也給人們一絲希冀：“這場疫情還將促成自由民主體制的浴火重生，再次挫敗懷疑這個體制的論調，顯示出這個體制巨大的韌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疫情可能產生積極的政治結果，比如自由民主的重生》，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6_16_554271_s.shtml32）

其實，要我看，與其説是“自由民主體制的浴火重生”，還不如説是自由民制體制與集權體制更大更高層面的融合性浴火重生。回到本文的角度，就是“人權至上”體制與“治權優先”體制的更大更高層面的融合性浴火新生，再大再高一點，就是全球化、世界治理一體化趨向的浴火新生。 

                                                擁抱全球化大時代                           

2020、6、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