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恩·克拉考爾:荒野生存 (IN TO THE WILD)-PART4_風聞
豆沙包-瞎说大实话星球驻地球大使2020-06-21 19:42
第十章 費爾班克斯
一名在荒野中瀕死的徒步旅行者,記錄了他面臨恐懼時的心路歷程:【美聯社安克雷奇9月12日電】上週日,一名因傷不能行動的徒步旅行青年,在阿拉斯加內陸被人發現已經死亡,到目前為止還無法確定他的身份。但在營地發現的日記和兩張留言條,記錄了他死前的一搏但卻徒勞無功的痛苦求生過程。
由日記內容來看,這名男子應是美國人,年齡在20多歲到30歲之間,可能因為摔倒受傷,被困在營地3個月。日記中敍述了他是如何捕獵鳥獸和食用野生植物維生,以及身體漸漸衰弱的過程。
他的兩張留言條中,一張是他到附近搜尋食物時,寫給可能經過營地的人的求救信;另一張則是向世人道別的遺書。。。。。。
本週在費爾班克斯法醫辦公室的驗屍報告顯示,此人死於飢餓,死亡時間可能是7月底。有關機構在他的所有物中,發現了一個可能屬於他的名字,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無法證實他的身份。並且,在確認他的身份之前,他們拒絕透露這個名字。
——《紐約時報》,1992年9月13日
《紐約時報》登出這名旅行者的相關報道時,阿拉斯加州警察已經花了一週的時間,試着確認他的身份。麥坎德利斯死時,穿着一件藍色T恤衫,上面印着聖塔巴巴拉一家拖車公司的商標。但聯絡後,這家救援公司卻表示對此人一無所知,也不知道為何他有這件衣服。在和屍體一起發現、簡短而令人迷惑的日記中,記載的許多內容都是對動植物的觀察,因此警方揣測麥坎德利斯是田野生物學者,但這方面的調查也沒有任何結果。
9月10日,也是消息刊登在紐約時報的前三天,《安克雷奇日報》便在頭版刊載了這則報道。吉姆。加利恩看到標題和所附的地圖,表示死者是在希利以西約40公里的斯坦佩德小徑被發現時,他覺得一陣頭皮發緊。“亞歷克斯!”加利恩心裏依然有着這個青年的影子,奇怪而友善,穿着大兩號的靴子走下小徑——那是加利恩的靴子,是他説服這孩子收下了那棕色舊靴子。“報上的資料雖然很少,但感覺很像是同一個人,”加利恩説,“所以我打電話給州警察,告訴他們‘我想我曾載過這個人一程。’”接電話的警官羅傑。埃利斯(Roger Ellis)問道:“噢,你為什麼會這樣想?一個鐘頭以來,你是第六個打電話來説認識這名旅行者的人。”但加利恩並不放棄,他説了很多,埃利斯的懷疑逐漸消失。他描述了幾件裝備,而這正是報上沒刊登,而卻在遺體旁找到的,而且埃利斯也注意到旅行者日記中神秘的第一條寫着:“出費爾班克斯。
坐加利恩。兔子日。”
州警察沖洗出旅行者用美能達相機所拍的照片,其中有幾張顯然是旅行者自己的照片。加利恩説:“他們把照片帶來給我看,一點沒錯,照片上就是亞歷克斯。”
麥坎德利斯曾經告訴加利恩他來自南達科他州,州警察立刻開始在當地尋找他的親友。他們在尋人啓示上發現了一條來自南達科他州,距離迦太基韋斯特貝格家只有32公里的小鎮的失蹤人口消息,正好也姓麥坎德利斯,州警察一度以為他們找到了,不過後來發現是個誤會。
韋斯特貝格自上一年春天收到朋友亞歷克斯從費爾班克斯寄來的明信片後,再也沒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9月 13日,完成了在蒙大拿州為期4個月的收割工作,韋斯特貝格帶着夥計正在回迦太基的路上。“韋恩!”經過北達科他州詹姆斯頓時,一個焦急的聲音由另一輛貨車上的對講機傳來,“我是博比,你的收音機開着嗎?”
“是的,博比,我是韋恩,什麼事?”
“趕快,打開收音機,聽保羅。哈維的節日,他正在講有個孩子餓死在阿拉斯加的事。警方查不出他的身份,聽起來很像是亞歷克斯。”
韋斯特貝格馬上打開頻道,只聽到哈維廣播的結尾,不過很不幸,從聽到的一些內容就可以大致判斷,這個無名旅行者實在很像他的朋友。
一回到迦太基,沮喪的韋斯特貝格就給阿拉斯加州警察打電話,想告訴他們他所知道的有關麥坎德利斯的事。然而,因為那時全美各大報都刊登了這名旅行者的故事,包括他日記的摘錄,州警察已經接到太多電話,每個打電話的人都表示他們知道死者的身份,所以他們對韋斯特貝格的態度比之前加利恩還要冷淡。“警察對我説,他們已經接到 150多個電話,每個人都説亞歷克斯是他們的孩子、朋友或兄弟。”韋斯特貝格説,“你們敷衍我,我很惱火,並告訴他們,‘我和他們不一樣,我知道他是誰。他幫我工作過,我甚至有他的社會保險號,只是要找一下。’”韋斯特貝格翻遍穀倉裏所有的檔案,最後終於找到兩張麥坎德利斯填的W-4表格。第一張是1990年麥坎德利斯第一次來迦太基時填的,他在上面胡亂寫了“免税免税免税免税”,這名字是“艾里斯”,地址“關你什麼事”,社會保險號“我忘了”。
但在第二張表格上,日期是1992年3月20日,也就是他出發前往阿拉斯加的前兩週,他簽下自己的姓名:“克里斯。 J。麥坎德利斯”,在社會保險號一欄,他填着“228-31-6704”。韋斯特貝格再次打電話到阿拉斯加,這一次州警察可當回事了。
經查證,社會保險號是真的,麥坎德利斯的永久性住址在弗吉尼亞州北部。阿拉斯加州當局與當地執法部門聯繫,通過查電話號碼找到了麥坎德利斯的家人。沃爾特和比莉當時已經遷到馬里蘭州,不再使用弗吉尼亞州的電話號碼,不過沃爾特的長子山姆。麥坎德利斯住在安嫩代爾,他的名字登錄在電話薄上。9月 17日下午,山姆接到由費爾班克斯重案組探員打來的電話。
山姆比克里斯大9歲。幾天前他才在《華盛頓郵報》上讀到有關旅行者的報道,不過他承認:“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名旅行者竟會是克里斯。完全沒有料到。這真是太諷刺了,因為我看到這篇文章時還在想,‘噢,老天,真是可怕,我真為這人的家屬難過。真悲慘。’”山姆在加利福尼亞州和科羅拉多州由母親撫養長大,直到 1987年才遷到弗吉尼亞,當時克里斯已經離家去亞特蘭大上大學了,因此山姆和他同父異母的弟弟並不很熟。但當探員打電話來詢問這名旅行者是否像他們認識的人時,他回答説:“我很確定就是克里斯。他去了阿拉斯加,獨自一人——這令我更加確信他就是克里斯。”
山姆應探員要求前往警察局,一名警官拿出從費爾班克斯傳真來的旅行者照片。山姆回憶道:“那是8X10的放大照片,大頭照,克里斯的頭髮長了,還留了鬍子。他以前總是留短髮,鬍子刮的乾乾淨淨的。
照片中的他很憔悴,但我還是一眼就認了出來,沒錯,那正是克里斯。
我回家接了我太太米切爾,開車到馬里蘭州通知爸爸和比莉。我不知道要説什麼,該如何開口告訴,他們的孩子死了?”
第十一章 切薩皮克灣
突然間一切都變了,言論變了,道德風氣也變了,既不會思考,又覺得無所適從。彷彿有生以來就像個孩子似的讓人牽着手走,如今驟然把手放開,要自己學着邁步了。而且周圍既沒有親人,也沒有權威人士。於是便想信賴最主要的東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讓它們而不是讓被打破了的各種人類法規來支配你,使你過一種比以往那種平靜、熟悉、安逸的生活更加充實的、毫無遺憾的生活。
——拍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
《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
在麥坎德利斯遺體旁數本書之一的畫了線的段落在這段話上面的空白處,有麥坎德利斯手寫的“需要來自目的”字跡小塞繆爾。沃爾特。麥坎德利斯(Samuel Walter McCandless Jr。),56歲,留鬍子、沉默寡言,花白的長髮直直地向後梳着,露出他高高的額頭。他身材挺拔,結實勻稱,戴着寬邊眼鏡,很有學者的派頭。
7周前,他兒子的屍體在阿拉斯加被人在藍色的睡袋裏發現,那是比莉親手縫製的睡袋。沃爾特從臨海別墅凝神遠望着窗外疾馳的帆船,一邊茫然地注視着切薩皮克灣,一邊自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個這麼善良的孩子,卻讓他的父母承受這樣的痛苦?”
位於馬里蘭州切薩皮克灣的麥坎德利斯家宅格調高雅,屋內一塵不染,井井有條,通過落地窗,海灣朦朧的景象盡收眼底。屋外停着一輛大型的雪佛蘭多功能車和一輛白色凱迪拉克,車庫裏放着精心保養的1969年產的雪佛蘭Corvette,碼頭則停放着一艘9米長的雙體船。
這些日子,餐桌上一直放着4大塊正方形的佈告板,上面放滿了記錄着克里斯短短一生的各種照片。
比莉仔仔細細地看着這些照片,克里斯蹣跚學步時騎着木馬、8歲第一次遠足時開心地穿着黃色的雨衣、高中畢業典禮。。。。。。沃爾特看着兒子和家人一起度假時嬉鬧的照片,聲音變得有些沙啞了:“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他再也不在我們身邊了。我花了許多時間和克里斯在一起,也許比我和其他孩子相處的時間都多。我真的很喜歡陪他,雖然他經常令我們失望。”
沃爾特穿着灰色運動褲、網球鞋,以及繡有噴氣推進實驗室標誌的絲質棒球外套。雖然他穿着隨意,卻流露出權威的神情。在所屬的神秘領域——“合成孔徑雷達”(SAR)中,他可是赫赫有名。自 1978年第一個載有 SAR的人造衞星——海洋資源探測衞星發射上地球軌道以來,SAR一直是高水準太空任務的必要設備,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海洋資源探測衞星發射任務的項目負責人,就是眼前的沃爾特。
沃爾特的履歷表第一行寫着——“批准:當前美國國防部最高機密。”接下來幾行則説明了他的專業資歷:“我提供遙控感測器和衞星系統設計的私人諮詢服務,負責信號處理、數據篩選和信息抽取的任務。”同事們都説他精明幹練。
沃爾特習慣於發號施令,他常會不自覺地掌握控制權。雖然他説話不緊不慢,帶有美國西部的口音,但聲音卻很鋭利,並且其下巴的姿勢也流露出潛伏的充沛精力,即使在房間的另一頭,都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他身上的磁常克里斯濃烈的熱情來自何處,也就不難得知。
沃爾特只要一開口,別人就只有聆聽的份兒。如果有什麼人或什麼事違逆了他的意思,他會眯起眼睛,言辭簡練地訓斥。這個大家庭的成員説,他的情緒陰鬱多變,儘管近年來他這出了名的壞脾氣已經好多了。自從1990年克里斯刻意避開人羣后,沃爾特改變了許多。兒子的失蹤令他惶恐,備受折磨,他的個性也開始變得温和、容忍。
沃爾特出身貧寒,在科羅拉多州格里利市長大,這是位於懷俄明州界附近強風橫掃的高原上一個農業城鎮。但是他天資聰穎,積極向上,於是獲得了科林斯堡附近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獎學金。為了維持生計,他在大學時打了多種零工,甚至在停屍房工作過,但其中最穩定的收入來自擔任查利。諾瓦克(Charlie Novak)率領,在當地很受歡迎的爵士四人樂團的鋼琴手。沃爾特極有音樂天賦,現在偶爾仍會做頗具職業水準的表演。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名為“普尼克”(sputnik)的人造衞星,全美都籠罩在恐懼的陰影下。在隨後的全國性極度恐慌中,國會把數千萬美元的經費投入加利福尼亞州的航天業,使得航天業空前繁榮。當時年輕的沃爾特。麥坎德利斯剛出校門、婚後也將迎來第一個寶寶,“普尼克”正好為他打開了機會之門。他獲得學士學位後,就到休斯頓飛機公司工作,被派到圖森工作了三年,在那時取得亞利桑那大學天線理論碩士學位。完成論文“圓錐螺旋的分析”(AnAnalysis of Conical Helices)後,他就被調到休斯公司加利福尼亞州分公司任職。在這裏他開始努力實現雄心壯志,希望能夠在太空角逐賽中,有所建樹。
他在託蘭斯市買了一座小屋,同時因為工作努力很快得到了晉升。
1959年長子山姆出生,接下來斯泰西、肖娜、謝利、香農相繼出生。
隨後沃爾特被任命為“探測者一號”(Surveyor 1)的測試主任和部門領導。“探測者一號”是第一艘在月球軟着陸的太空船,沃爾特的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到了 1965年,沃爾特的婚姻出了問題。他和妻子瑪西婭(Marcia)分居,開始和休斯公司一位秘書,威廉明娜。約翰遜(Wilhelmina Johnson)約會,人們都叫她比莉。比莉只有22歲,有一雙動人的黑眼睛。他倆墜入愛河。比莉懷孕時人們不容易看出來,一直懷孕9個月,體重只增加了3.6公斤,根本不用穿孕婦裝。 1968年2月12日,比莉生了個兒子,他雖不足重,卻健康活潑。沃爾特為比莉買了一把吉安尼尼吉他,讓她彈奏催眠曲來安撫煩躁的新生寶寶。20多年後,國家公園處的巡邏員在米德湖畔被棄的黃色達特桑後座找到的,就是這把吉他。
要想了解染色體究竟是怎麼組合的、親子之間的關係是怎麼形成的,以及宇宙之間是怎麼搭配的幾乎不可能。克里斯有着異乎常人的天賦和堅強的意志,2歲時,他半夜醒來,沒有驚醒父母,自己走到鄰居家中,搜刮人家的糖果櫃。
三年級時,克里斯在測驗中表現優異,被選進優秀班。比莉記得:“不過他一點也不開心,因為這樣他要做更多的功課,所有他花了一週想讓自己被除名。他試着説服老師、校長和任何願意聽他説話的人,告訴他們測驗成績有誤,他不該被選進優秀班。我們在第一次家長會時才聽説這件事,老師把我們拉到一邊,告訴我們‘克里斯有他自己的主意。’她邊説邊搖頭。”
比克里斯小 3歲的卡琳説:“在我們很小的時候,他就很會自得其樂。他並非合羣,大家都喜歡他,他有很多朋友。但他可以不需要玩具或朋友,自己就可以玩幾個小時。他可以獨自一人而不會感到寂寞。”
克里斯六歲時,沃爾特接受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職務,因此他們遷到首都。他們在安嫩代爾市郊威利特街買了一套複式住宅,有着綠色的百葉窗、外漂窗,以及一個漂亮的庭院。四年後,沃爾特辭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職務,到了弗吉尼亞,和比莉開了一家自己的顧問公司——用户系統有限公司。
放棄穩定的收入開始創業,他們資金很緊張,另外因沃爾特和第一任太太離婚,他要負擔兩個家庭的開銷。卡琳説,為了成功,“爸爸媽媽工作時間很長。早上克里斯和我起牀上學時,他們已經開始工作;下午放學回家時,他們還在工作;到了晚上我們要上牀睡覺時,他們依然在工作。他們倆密切合作,公司終於開始賺錢了,可他們總是在工作。”
生活的壓力很大。沃爾特和比莉的情緒都不穩定,神經緊張,而且還都很固執。偶爾就會有言語上的衝突,而且人在氣頭上,就會提出離婚來威脅對方。卡琳説,雖然他們可能只是虛張聲勢,但“我覺得這也是克里斯和我這麼親密的原因之一。我們在爸爸媽媽不和的時候,學會互相依賴”。
但生活中還是有愉快時光的。週末或學校放假時,全家人會一起出遊,開車前往弗吉尼亞灣和卡羅萊納的海濱;到科羅拉多去探望沃爾特上一次婚姻的孩子;到大湖地區;到藍色山脊山脈。沃爾特説:“我們在雪佛蘭大型多功能車後車廂露營,後來我們又買了一輛“空中飄帶”拖掛型房車,旅行時就開這輛拖車。克里斯很喜歡這樣的旅行,旅程愈長愈好。我們家族有一點流浪癖,顯然克里斯遺傳了這個癖好。”
在這些旅程中,這家人經常去攀登密歇根州的鐵人山,它位於上半島森林中的一個小採礦城,是比莉孩提時代的家。比莉家共有六個孩子,父親洛倫。約翰遜(Loren Johnson)曾是卡車司機,不過據她説:“他從來沒有一份做很久的工作。”
“比莉的父親和社會有點格格不入,”沃爾特解釋説,“在很多方面克里斯和他很像。”
洛倫是個高傲、頑固而喜歡幻想的伐木工,也是無師自通的音樂家和詩人。在鐵人山,他和森林裏生物的親密關係很有傳奇色彩,比莉説:“他總在飼養野生動物,如果他發現落入陷阱的動物,就會把它帶回家,治療痊癒後在放生。有一次父親的卡車扎死了一隻母鹿,小鹿成了孤兒,他難過極了,於是把小鹿帶回家養起來,好像它也是他的孩子。”
洛倫為了維持家裏的生計,曾嘗試過很多工作,但沒有一次成功。
他曾經養了一陣子雞,後來又養貂和栗鼠。他還設過一個馬廄,讓遊客租乘馬屁。雖然他很討厭殺生,但他帶回來的食物卻大半是打獵而來的。比莉説:“我父親每次射殺鹿後都忍不住會哭,但我們嗷嗷待哺,所以他不得不這麼做。”
他還做過打獵嚮導,這讓他感到很痛苦。比莉説:“城裏人開着他們的凱迪拉克大轎車來,父親會帶他們去狩獵,但大部分人射擊技術很差,還醉醺醺的,結果什麼都打不到。我父親只好為他們開槍。老天,他真的痛恨這樣做。”
洛倫喜愛克里斯是意料中的事,而克里斯也崇拜他的外祖父。這位老人樸實的見解、和大自然的關係,都給克里斯留下的印象。
克里斯8歲時,沃爾特第一次帶他做露營的揹包遠足,到弗吉尼亞州西北部的仙納度去爬舊拉格山(Old Rag Mountain)。他們用了 3天爬到山頂,而且克里斯全程都是自己揹包。登山成為父子的傳統,此後他們幾乎每年都去爬舊拉格山。
等克里斯再大一點時,沃爾特和比莉帶着包括他第一次婚姻的所有的孩子們去爬科羅拉多高4346米的朗斯峯,這是落基山國家公園的最高峯。沃爾特、克里斯和沃爾特前次婚姻最小的兒子爬到接近4000米的高度,在一條名叫“鑰匙孔”的突發的峽谷上時,沃爾特決定回頭。當時他很疲憊,而且覺得海拔太高了,上去的路看起來潮濕、沒有遮蔽,十分危險。沃爾特説:“到這兒就因此只能埋怨,如果當時他十四五歲,就不會管我,自己上去了。”
沃爾特靜下來,茫然地向遠處望去。沉默了一會,説:“克里斯從小就無所畏懼,他從不認為意外會發生在他身上,我們總是得努力把他從危險的邊緣拉回來。”
不論什麼事情,只要克里斯有興趣,他就會盡力去做。在學業上,他可以毫不費力拿回全A的成績單,只有一次他高中物理得了F。沃爾特看到成績單後,和物理老師是位老先生,退休的空軍上校,傳統而且嚴厲。在學期開始時他就説過,這裏有200多個學生,因此實驗報告要依照規定的格式來寫,才能取得好成績。克里斯覺得這種荒唐可笑,不予理睬。他做了實驗報告,但格式並不相符,老師就給了他F。和老師談過之後,我回家告訴克里斯那是他該得的分數。”
克里斯和卡琳都遺傳了沃爾特的音樂天分。克里斯學吉他、鋼琴和圓號。沃爾特説:“他這個年齡的孩子會喜歡託尼。班納特實在很奇怪,他會在我的鋼琴伴奏下演唱‘夜色温柔’這類歌曲,並且唱的還不錯。”的確,在他大學時代拍的一卷可笑的錄像中,可以聽到他動人地高傲呤唱,也可以聽到他低迴婉轉地哼唱,頗有“海濱夏日”、“卡布裏風情”的情調。
克里斯還是一個很有天分的圓號手,少年時就入選美國大學交響樂團,但後來退出了。沃爾特説,因為克里斯反對一名高年級樂隊指揮定的規則。卡琳則説,除此之外,“他退出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喜歡讓人呼來喝去,還有也是因為我。我想和克里斯一樣,所以我也開始學習圓號,結果我發現比他好。當他大四時,我還是新生,就已經在高年級樂團中擔任首席了,他可不想落在妹妹後面。”但這並不影響兩人的感情,他們從小就是最好的朋友,經常在安嫩代爾家中的客廳打枕頭仗。卡琳説:“他一直對我都很好,總是護着我,過馬路時,總牽着我的手。他上初中時,我在上小學,他出門比我早,不過放學時他總是待在朋友家裏,等我一起走路回家。”
克里斯繼續了比莉天使般的容顏,尤其是那雙動人的眼睛,深邃的漆黑眼珠流露出豐富的情感。儘管身材矮歇—在團體照裏,他是班裏最矮小的,總是站在第一排——但他身材強健,協調性好。他對許多運動都有興趣並且積極嘗試,不過都沒有耐心去提高技巧。他們全家在科羅拉多州度假滑雪時,他懶得轉彎,只是像猩猩似的蜷縮着身子,張開雙腳保持穩定,然後直接滑下去。同樣,沃爾特説:“我想教他高爾夫,他卻不認為姿勢重於一切。他每次都是以你所見過的最大的弧度揮杆,有時他可以打到近300米遠,但更多時候他總是把球打到下一個球道。”
“克里斯天分很高,”沃爾特繼續説,“但如果你想要訓練他,提高他的技術,幫助他表現得更完美,就會碰壁。他牴觸任何形式的指導。
我短網拍牆球打得不錯,克里斯11歲時,我就教他打,到了十五六歲時,他就經常贏我。他反應很快,很有活力,但當我提一些改正建議時,他總不理會。有一次比賽,他遇到一個45歲的對手,那人經驗豐富。開局克里斯佔盡優勢,但對手十分巧妙地測試他,找到他的弱點,就開始猛烈反攻,比賽就這樣結束了。”
細節、策略和基本功以外任何技巧的事,克里斯都不屑一顧。他面對挑戰的惟一做法,就是立即運用他充沛的精力迎頭向前,他經常因此遭到挫折。直到開始跑步——這種只要憑藉毅力和決心、而非依依恃技巧和謀略的活動——他才找到真正適合他的運動。10歲時他參加了第一個賽跑項目,在10公里賽跑中,他跑到了第69名,還贏過1000多個成人,此後他就對跑步着了迷。到了少年時期,他已是當地頂尖的長距離賽跑選手。
克里斯 12歲時,沃爾特和比莉為卡琳買了一隻喜樂蒂牧羊犬,取名布克裏。克里斯養成了每天帶它一起練跑的習慣。卡琳説:“布克裏本來是我的狗,但它卻和克里斯形影不離。布克裏跑得很快,每次都比克里斯先到家。我記得克里斯第一次比布克裏先回到家時興奮得在屋裏四處跑,直喊‘我贏了布克裏!我贏了布克裏!’”伍德森高中是弗吉尼亞州費爾費克斯郡的一所大型州立學校,因其高水平的學術表現和戰無不勝的運動隊而馳名。克里斯是這個學校越野賽跑隊的隊長,他鐘情於這個角色,還設計了一些心氣的魔鬼訓練法,到今天隊友們仍記憶猶新。
當時隊裏年紀較小的戈迪。庫庫魯(Gordy Cucullu)説:“他真的很拼命。他發明了一種名叫‘道路勇者’的訓練法,帶領我們長距離奔跑,穿過農田、建築工地這些我們原本不會去的地方,故意讓我們迷路。我們必須全力跑得又快又遠,跑過陌生的地方,穿過森林等等。
他就是要我們搞不清方向,帶我們到不認識的地方,然後讓我們先以稍慢的速度跑,知道發現自己認識的路,再全力跑回家。其實克里斯的一生就像這樣。”
克里斯將賽跑視為崇高的精神運動,幾近於宗教。他的另一個隊友埃裏克。哈撒韋(Eric Hathaway)説:“克里斯會從精神層面來激勵我們,他讓我們想想世上所有的罪惡,所有的仇恨,再讓我們想想自己是在和黑暗勢力,和企圖阻礙我們跑出去最佳成績的邪惡之牆賽跑。他相信只要你有足夠的信心,就能創造佳績,精力充沛只是次要條件。我們當時是熱血青年,很容易受感動,因此深受這種言論影響。”
賽跑不止是精神運動,也是充滿着競爭的運動。克里斯賽跑時為了贏。女隊友克麗絲。馬克西。吉爾摩(Kris Maxie Gillmer)可能是克里斯在伍德森最親密的朋友,她説:“克里斯對賽跑很認真。我還記得站在終點線看他跑時,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多麼想跑好,也知道如果他跑得不滿意時會有多麼失望。當賽跑成績不理想,練習時表現不如意,他都會嚴厲地自責,並拒絕談論此事,如果我想安慰他,他就會生氣,不理我。他把挫折放在心裏,躲到一個沒人的地方,痛打自己一頓。”
吉爾摩説:“克里斯不止對賽跑認真,任何事情都是這樣。你肯定會認為高中生不會有很重的責任感,但他就是,我也是。這也是我們很談得來的緣故。我們會在茶歇時間在他的櫃子前談論人生、世界局勢等嚴肅的話題。我是黑人,我永遠不能瞭解為什麼有人對種族如此放大,克里斯會和我討論這些問題,他能理解。他總是以同樣的方式質疑事情。我很喜歡他,他是個真正的好人。”
克里斯非常在意人生的不公平。他在高中三年級時,非常關心南非的種族壓迫問題,曾認真地和朋友談論要偷運武器到南非或去那兒參戰,以結束種族隔離。埃裏克説:“我們偶爾也會爭論這個,克里斯不願循正常途徑,不願受限於體制,更不願靜待時機。他總説,‘算了吧。埃裏克,我們可以自己籌錢去南非,就在現在。這只是決定是否去的問題。’而我會反駁説,我們只是幾個毛頭小子,不可能改變什麼。然而你不能和他爭議,他會反駁説,‘哦,原來你根本不在意對與錯。’”週末,當克里斯的朋友都忙着參加啤酒宴會,或計劃溜進酒吧之際,他卻漫步在華盛頓的貧窮地區,和妓女或流浪漢談話,請他們吃飯,誠心誠意地向他們提供改善生活的建議。“克里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捱餓,尤其是在這個國家,他會為這樣的是憤怒數小時。”比莉説。
一次,克里斯在華盛頓州街上結識了一名流浪漢,並把他帶回環境優美而富裕的安嫩代爾,偷偷地把他安頓在車庫旁的拖車裏;他父母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曾經招待過流浪漢。
還有一次,克里斯開車去埃裏克家,約他一起去市中心。埃裏克記得他當時想:“夠酷!”他説,“那天是星期五晚上,我原以為我們會到城裏狂歡,但克里斯卻把車停在第十四街,當時那是一個不好的地區。他説,‘埃裏克,你是可以從報上讀到這些事,但除非你實際參與,否則你永遠不會真的瞭解。今晚我們就這麼做。’我們在這個令人恐懼的地方待了幾個小時,和皮條客、妓女之類底層的人談話,我簡直嚇壞了。”
“最後,克里斯問我有多少錢,我説5美元。他有10美元,他説,‘好的,你付油錢,我去買些吃的。’他花了10美元買了一大袋漢堡,我們開車四處繞,把漢堡發給睡在公園椅子上、發出臭味的人。那是我一生中過的最詭異的星期五,但克里斯卻經常做這樣的事。”
克里斯升到高三後不久,就告訴父母他不想上大學。沃爾特和比莉教導他,只要有了大學學位,就會有令人滿意的工作,克里斯卻説職業是20世紀令人不齒的發明,是債務而非資本,沒有工作他也不在乎,無需他們費心。
沃爾特承認:“這使我們感到很慌亂。比莉和我都是來自藍領階段的家庭,大學文憑對我們而言可不是小事,而且我們努力工作,就是為了有能力送我們的孩子上好學校。因此比莉要他坐下,對他説‘克里斯,如果你真想改變世界,如果你真想幫助那些不幸的人,那麼你就要先自立。上了大學,獲得法學學位,你才有能力和影響力去幫助你想幫助的人。’”埃裏克説:“克里斯功課好,不惹事生非,自覺地做該做的事,他的父母實在沒什麼好抱怨的。但他們卻對他上大學的事很在乎,不知當時他們對他説了些什麼,但畢竟發生了作用,最後他還是去了埃默裏大學,雖然他認為這一點意義也沒有,只是浪費時間和金錢。”
雖然克里斯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停沃爾特和比莉,但令人驚訝的是,在他們的壓力下,他還是去上了大學。不過他們之間依然時常起衝突。
克里斯和吉爾摩在一起時,經常奚落沃爾特和比莉,把它們描述成不可理喻的暴君。但他和男性朋友——埃裏克、戈迪和另一名田徑明星安迪。霍洛威茨(Andy Horowitz)在一起時,卻很少抱怨。埃裏克説:“在我印象中,他父母是很好的人,和我父母或任何人的父母沒什麼兩樣。克里斯只是不喜歡受人支使。我想他和任何父母都合不來,‘父母’這個概念對他而言是個困擾。”
克里斯的個性複雜而矛盾。他非常孤僻,但有時又變現得非常友善、合羣;他雖然有過於強烈得社會責任感,但也不完全是個沉默寡言、反對享樂的空想的社會改良家;相反地,他喜歡偶爾喝杯酒,並且有無可救藥的表演慾。
可能最大的矛盾是他的金錢觀。沃爾特和比莉年輕時都嘗過貧窮的滋味,經過奮鬥擺脱貧窮後,他們認為享受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是理所當然的。比莉強調:“我們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在孩子們小時候,我們白手起家,把賺來哦一點一滴都存起來,併為未來做投資。”
期望中的未來終於來臨時,他們並沒有炫耀他們小小的財富,只不過是買了些臨海的房子和帆船,帶孩子去歐洲、去佈雷肯裏奇滑雪、去加勒比海航行。比莉坦承,克里斯“對這一切都感到難為情。”
他的兒子,這位少年托爾斯泰,認為財富是恥辱、是墮落、是邪惡。
諷刺的是,克里斯天生就是個資本家,他賺錢很有一套。比莉笑着説:“克里斯是個企業家,一向如此。”
8歲時,他在安嫩代爾的家後面種菜,然後挨家挨户兜售。卡琳説:“一個可愛的小男孩拉了一車的新鮮豆子、番茄和胡椒,誰會拒絕呢?克里斯很瞭解這點,他臉上帶着‘我很可愛吧?!買點豆子吧?!’的神情,等他回家時,車上的東西已經賣光了,手上拿了一大筆錢。”
12歲時,克里斯在家設立了“克里斯快穎複印服務,免費取送。
他用沃爾特和比莉辦公室的複印機,每張文件付父母幾美分錢,向鄰居客户收取比其他複印店便宜2美分的價格,賺取一點兒利潤。
1985年,克里斯在伍德森唸完高一,當地一家建築公司僱用他到附近招攬裝潢和廚房重新裝修等生意。他做的很成功,業績突出。幾個月內,就有五六個學生為他工作,幫他賺了7000美元,他用其中一部分買了那輛二手達特桑B210。
克里斯很會銷售。 1986年克里斯高中畢業前,那家建築公司的老闆給沃爾特打電話,表示只要沃爾特説服克里斯留在安嫩代爾,不要辭職去上埃默裏大學,他願意支付克里斯的大學學費。
沃爾特説:“當我向克里斯提起這件事時,他説他已另有計劃了。”
等高中一結束,克里斯就宣佈夏天他要開着新買的車橫跨美國。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旅程開啓了今後一系列橫跨北美的冒險旅程;克里斯的家人也沒料到,這次旅程中的偶然發現竟會讓他更加封閉自己,與家人的距離更遠,使他和愛他的人陷入憤怒、誤解和悲傷的深淵。
第十二章 安嫩代爾
不必給我愛,不必給我錢,不必給我名譽,給我真理吧,我坐在一張放滿了山珍海味的食桌前,受到奉承的招待,可是那裏沒有真理和誠意;宴罷之後,從這冰冷的桌上歸來,我飢餓難當。這種招待冷的像水。
——梭羅《瓦爾登湖》
在麥坎德利斯遺體旁找到的書中畫線段落頁首有麥坎德利斯用正楷字親筆所書的“真理”一詞孩子們純真、會愛、有正義,而我們大多數都是邪惡的,自然希望寬耍——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1986年春季,一個悶熱的週末,克里斯高中畢業了。沃爾特和比莉為他辦了一個慶祝會。沃爾特的生日是6月10日,就在慶祝會的前幾天。因此克里斯在慶祝會上送給沃爾特一份禮物,一架昂貴的奎斯達(Ouestar)望遠鏡。
卡琳説:“那天晚上,克里斯喝了幾杯酒,很情緒化,我記得他把望遠鏡送給爸爸時,幾乎哭出來了。他抑制住眼淚,告訴爸爸,雖然多年來他們有衝突,但他還是很感謝父親為他所做的一切。克里斯還表達了他對父親的敬佩,敬佩他白手起家,半工半讀到大學畢業,努力工作,撫養八個孩子。在場的人都被感動了,哽咽無語。然後,他就離開,踏上旅程。”
沃爾特和比莉並沒有試圖阻止克里斯,不過他們説服他帶着沃爾特的信用卡,以防萬一,而且還囑咐克里斯要每三天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沃爾特説:“他出門的這段時間,我們總是提心吊膽,但我們無法阻止他。”
離開弗吉尼亞之後,克里斯向南行駛,然後向西越過得州平原,穿過炎熱的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來到太平洋岸。開始他還謹守承諾,按時打電話報平安,但隨着夏天慢慢過去,電話越來越少。直到埃默裏大學秋季學期開學前兩天,他才回到家。他走進家門,滿臉鬍子,頭髮長長了,還糾結在一起,本來就很瘦的身體又輕了27斤。
卡琳説:“我一聽説他回家,就跑到他房間,但他已經睡着了。他非常瘦,看起來就好像畫中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媽媽看到他這樣子,心疼不已。她開始不停地煮東西,想要讓他長胖一些。”
原來,在最後的旅程中,克里斯在莫哈韋沙漠迷路了,幾乎脱水而死。知道了這些,他父母非常擔憂,但卻不知告誡克里斯將來要小心一點。沃爾特回憶:“克里斯的成長曆程一直很順,這使他過於自信,如果你想勸他不要做什麼事,他不會和你爭辯,只是禮貌地點頭,然後依然故我。”
“所以開始我一點兒也不提與安全有關的事情。我們打網球時,聊些別的事情,最後坐下來才和他討論他的這次冒險。我知道,直截了當的方法——‘老天,你最好別再那樣做了!’——對克里斯不起作用,因此我試着向他解釋,我們不反對他的旅行,只是希望他更小心一點,而且要讓我們知道他的落腳處。”
不過沃爾特失望的是,克里斯對父親的這番忠告很生氣。而這段忠告產生的惟一效果,就是他更不願意説出他的計劃。
比莉説:“克里斯認為,我們為他擔心簡直是蠢透了。”
那趟旅程中,克里斯收穫了一把大砍刀和一枝.30-06的來復槍。沃爾特和比莉開車送他到亞特蘭大上學時,他堅持要帶着兩樣東西。沃爾特笑着説:“當我們和克里斯走進宿舍時,他室友的父母幾乎要當場暈倒。他的室友是個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傳統男孩,衣着打扮就是典型的大學生,克里斯卻一臉蓬亂的鬍子,穿着破舊的衣服,看起來就像傑裏邁亞。約翰遜;另外,還帶着一把大刀和獵鹿的來復槍。不過你能想到嗎?90天之內,那名傳統的男生就退學了,而克里斯卻被列為優秀學生。”
隨着學習生活的開始,克里斯的父母很高心地發現,克里斯在埃默裏似乎過得很愉快。他颳了鬍子,剪了頭髮,重新恢復了以往的清爽面貌。他的成績非常好,幾近完美,並開始為校刊寫稿,甚至積極地談論畢業後要繼續學法律。有一次,克里斯向沃爾特誇口説:“我覺得我的成績可以上哈佛法學院。”
第一學年的暑假,克里斯回到安嫩代爾,在父母的公司工作,開發電腦軟件。“他編寫的程序非常完美,”沃爾特説,“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用,還拷貝它,賣給許多客户。但我問克里斯他是怎麼寫的以及它如何運用時,他卻拒絕透露,‘你只需要知道它有用,不必知道它是如何或為什麼做出來的。’這就是克里斯。我還是很生氣。他很適合當中情局探員,我認識為中情局工作的人;他們就是隻告訴你他認為你應該知道的,其他則閉口不談。克里斯就是這樣。”
克里斯父母對克里斯個性中的許多地方感到迷惑。他過分慷慨、關心別人,但他也有偏執、缺乏耐心、過度自我等性格的陰暗面,而且在大學生活開始後變得更加強烈。
埃裏克回憶道:“克里斯讀完大二時,我在聚會上碰到他。他改變了許多,變得非常內向,幾乎可以説是冷漠。我向他打招呼:‘嗨,克里斯,很高興看到你。’他只是冷冷地回答,‘是啊,每個人都這麼説。’他惟一有興趣談論的是他的學業。埃默裏大學的社交生活主要就是兄弟會和姐妹會,克里斯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我想,如果當人開始變得難以接近時,自然會慢慢疏遠老朋友,轉而更關注自己。”
在上大三前的暑假,克里斯回到安嫩代爾,找了份為達美樂比薩送外賣的工作。卡琳説:“他並不在意這份工作是不是多酷,他掙了很多錢。他每天晚上都要在餐廳上算賬。不管多累,他都要計算出他開車的公里數、達美樂付給他的汽油錢和實際消費的汽油錢、當天的純利等,並把當天的利潤與上週同一天的比較,諸如此類。他記錄下每筆支出,並向我説明他是如何做的,向我傳授他的生意經。他對如何賺錢比賺錢本身興趣更高。就像比賽一樣,而金錢只是記錄成績的方式。”
高中畢業後,克里斯和父母的關係變得非常客氣,可是後來卻嚴重惡化,沃爾特和比莉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比莉説:“他似乎對我們很抱怨,而且變得更孤僻。不,不能這麼説,他不是孤僻。他只是不肯告訴我們他心裏究竟在想什麼,反而更願意獨處。”
可以想得出來,克里斯的這些變化來自心中鬱積的怒火,這是因為兩年前的那次橫跨全美的旅行中所發現的事。那次,他抵達加利福尼亞州後,去了他六歲前生活的埃爾塞康多地區,拜訪了許多還住那兒的家庭友人。他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從他們的回答中逐漸弄清楚他父親上一次婚姻和再婚的事實——而這些事情他從未聽説。
沃爾特和比莉在一起後很長的時間裏,他和首任妻子仍遲遲沒有離婚,而是藕斷絲連。甚至在克里斯出生後,沃爾特依然和瑪西婭秘密來往,他周旋在兩個家庭中。當他被發現説謊時,只好又編更多的謊言來自圓其説。克里斯出生兩年後,沃爾特還和瑪西婭生了個兒子奎因。紙包不住火,沃爾特的雙面生活最終還是曝光了,對雙方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最後,沃爾特、比莉、克里斯和卡琳搬到東岸,沃爾特和瑪西婭漫長的離婚過程終於了結,和比莉的婚姻終於也經法律認可。他們努力告別過去,告別這些折磨,繼續過日子。就這樣20年過去了,隨着閲歷的豐富,人生智慧的增長,罪惡、傷害和嫉妒都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他們似乎經受住了風暴。可是就在1986年,克里斯駕車來到埃爾塞康多的這次造訪,獲悉了這段痛苦的往事。
“克里斯是那種凡事都放在心裏的人,”卡琳説,“如果有什麼事讓他困擾,他也絕不會説出來。他會把它放在心裏,隱藏自己的憤怒,讓這種不好的感受一再醖釀。”他到埃爾塞康多發現事實後就是這樣,對許多事他都是採取這樣的做法。
做孩子的對父母常常會很苛刻,對他們所犯的錯誤很痛恨,而克里斯更是如此。相比其他的同齡人,他更傾向於認為事情是非黑即白,以極端苛刻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和他身邊的人。
讓人不解的是,克里斯並不是以同樣的標準對待所有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他所欣賞的人之中,有一個人是酒徒,還是個積習難改的花花公子,經常毆打女友。克里斯很清楚這個人的種種劣行,但卻能原諒他。他對他最喜愛的作家也能以寬容的心對待:傑克。倫敦是個聲名狼藉的酒鬼;托爾斯泰雖然大力鼓吹禁慾,但年輕時卻放蕩不羈,至少生了13個子女,甚至有些還是在他發表斥責性的邪惡的言論時孕育的。
和許多人一樣,克里斯在評判藝術家和友好時,是以他們的作品而非生活為標準;但他卻無法以同樣的寬厚來對待自己的父親。每當沃爾特嚴厲地訓斥克里斯、卡琳或其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時,克里斯就會想起多年前他父親那些不光彩的行為,然後在心裏將他視為惺惺作態的偽君子。克里斯將一切都埋在心裏,逐漸地,積蓄了滿腔的憤怒,直到再也無法壓抑。
沃爾特離婚的真相讓克里斯感到憤怒,他整整壓抑了兩年後,終究還是爆發了。他不能原諒父親年輕時的荒唐行徑,更不能寬恕父親隱瞞事實的行為。後來他向卡琳等人表示,沃爾特和比莉的欺騙行為使他覺得“整個童年就像是一個謊言”。但他從來沒有當面質問父母,他寧可隱藏這些秘密,並以其他的方式發泄憤怒。他變得沉默、鬱鬱寡歡而孤僻。
1988年,隨着克里斯對父母的日益憎恨,他越來越憤世嫉俗。那年夏天,比莉記得“克里斯開始抱怨學校裏所有有錢的學生。”他選修了更多的有關社會問題的課程,如種族主義、全球性飢餓以及財富分配不均等。雖然他嫌惡金錢和過度的消費,但他的政治傾向並非自由主義。
的確,他嘲笑民主黨的政策,公開表示支持里根。他甚至和朋友在大學裏共同創辦了“大學共和黨俱樂部”。他反常的政治立場或許可以用梭羅在《論公民的不服從》中的宣言來反映:“我由衷地贊同這個警句——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除此之外,他的觀點倒看不出鮮明特色。
身為《埃默裏之論》的編輯助理,克里斯發表了血多評論文章;五年後再讀這些文章,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年輕活力、他的熱情洋溢。通過這些文章,他以獨特邏輯所表達的觀點都躍然紙上。他嘲諷卡特總統和喬。拜登(Joe Biden);提議司法部長埃德温。米斯(EdwinMesse)下台;嚴厲譴責右翼基督教的猛錘聖經者(Bible-thumpers);支持黑人牧師耶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認為他是很才幹的總統候選人。1988年3月1日,克里斯的一篇評論的第一段以他特有的熱情寫道:“我們現在已經揭開了1988年第3個月,而這也將會成為現代歷史上政治最腐敗、最可恥的月份之一。。。。。。”報紙的編輯莫里斯(Chris Morris)對克里斯的印象是“感情強烈”。
在隨後的時間裏,克里斯的同道朋友逐漸減少,克里斯變得越來越強烈。1989年春季學期一結束,克里斯就開着他的達特桑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又一次長途旅行。“整個夏天,我們只收到他兩張卡片。”沃爾特説,“第一張寫着‘前往危地馬拉。’我當時就想,‘我的老天,他到那兒去支持叛軍了,他們會叫他站在牆前射殺他。’直到夏天快結束時,我們才收到第二張卡片,上面只寫着‘明天自費爾班克斯啓程,幾周內去回去見你們。’”顯然他改變了想法,沒有向南方去,而是去了阿拉斯加。這次風塵僕僕的辛苦旅程是克里斯的首次北方之旅,而且縮短了行程——他只在費爾班克斯短暫停留,然後就向南返回,在開始秋季課程前回到亞特蘭大。他被遼闊的土地、夢幻般色彩的冰川、清澈的亞北極區天空深深震撼。他確信他一定還會再回到此地。
大四時,克里斯住在校外一個簡樸的房間裏,屋內只有牛奶箱和一張放在地上的牀墊。他的朋友很少在課外看到他。一名教授給他一把鑰匙,以便他圖書館關門後還可以去看書;他的課餘時間絕大部分都花在那兒。畢業前的一天早上,他高中時的密友、越野賽跑隊的隊友安迪碰到他,雖然他們在埃默裏也是同班同學,但兩人卻已經有兩年沒見面。他們只侷促地談了幾分鐘,接着克里斯走了。
那一年克里斯和父母幾乎不聯繫,他沒有電話,父母也很難聯絡到他。沃爾特和比莉越來越擔心他們和兒子情感上的疏遠。在一封給克里斯的信中,比莉哀求他説:“你完全拋棄愛你和關心你的人,不論有什麼事,不論你和誰在一起——你認為這樣對嗎?”克里斯認為她管得太多,他告訴卡琳這封信“很蠢”。
“‘不論我和誰在一起’是什麼意思?”克里斯向妹妹抱怨到,“她一定是發瘋了。你知道我怎麼想?我猜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同性戀。他們怎麼會這麼想?真是一羣蠢人。”
1990年春天,沃爾特、比莉和卡琳一起參加了克里斯的畢業典禮,他看起來很愉快。他們看到,他大步上台領取畢業證書時咧開嘴笑了。
他表示他正計劃另一次長途旅行,不過他也暗示他會在出發前先回家一趟。之後不久,他就把自己的全部存款捐給了OXFAM,把行李裝上車子,從此就消失了。此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和父母,甚至避免和卡琳聯繫,雖然這個妹妹是他最為關切的親人。
卡琳説:“沒有他的消息,我們都非常擔憂,我覺得父母在憂慮的同時,還有受傷和憤怒的情緒。但我並沒有因為他不寫信給我而感到難過;我知道他是快樂的,正在做他想做的事。他明白,只要聯繫我,爸爸媽媽就會知道他的下落,接着就會飛過去,試圖帶他回家。”
對此,沃爾特並不否認。“這點毫無疑問。”他説,“如果我們知道他在哪,我一定會立刻趕去,設法把我們的孩子帶回家。”
月復一月,沒有克里斯的一點消息;年復一年,他們的痛苦與日俱增。比莉出門時從不忘在門上留張紙條給克里斯。她説:“每當我們開車出去,看到想搭便車而且長得像克里斯的人時,總會調頭再繞一圈。那段日子真是難熬,最糟的是晚上,尤其是寒冷、風雨交加的天氣。我會翻來覆去地想,‘他在哪裏?穿得暖和嗎?受傷了嗎?寂寞嗎?一切都好嗎?’” 1992年7月,克里斯離開安嫩代爾兩年後,比莉在切薩皮克海灣的家裏。夜半時分,她突然坐直地坐起來,推醒沃爾特:“我確定克里斯在叫我。”她堅持着,淚水滑過臉龐:“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我沒有做夢,也並非想象,我就是聽到了他的聲音!他在求救,‘媽媽!
救我!’但我救不了他,我不知道他在哪兒。他只是反覆地説,‘媽媽!
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