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恩·克拉考爾：荒野生存 （IN TO THE WILD）-PART3_風聞

  第七章 迦太基市

有些書籍。。。。。其中一本是《天路歷程》描述了一個人離開他的家庭，但沒有詳述原因。我不時翻閲這本書，其敍述很有趣，但很難讀懂。

                      ——馬克。吐温（Mark Twain）

《頑童流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 Berry Finn）的確，很多有創意的人無法建立起成熟的人際關係，其中有些人更是極端孤立、不合羣。有時，太早經歷生離死別的痛苦，的確會使有天才創造力的人在孤立的狀況下發展其人格。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孤單、有創造力的追求本身是病態的。。。。。。

    逃避是一種使兒童避免行為混亂的反應。如果我們將其應用到成人生活中，就可以瞭解，逃避的兒童很可能會發展為一心追求人生意義和秩序的成人，而這種意義和秩序並非全部來自人際關係。

                          ——安東尼·斯托爾（Anthony Storr）

                         《孤獨：迴歸自我》（Solitude：A Return to the Self）

    龐大的約翰·迪爾 8020拖拉機靜立於黃昏的餘暉中，四周是收割了過半的南達科他州高粱田。韋斯特貝格泥濘不堪的球鞋從聯合收割機的口中露出來，好像他正被機器一口吞噬，雜草叢生的金屬大物則彷彿正在消化它的獵物。“拜託，把那該死的鉗子遞給我！”機器深處傳出憤怒而沉悶的叫聲，“你們這幫混蛋是不是忙着站在一邊袖手旁觀？”聯合收割機在這幾天裏已經壞了三次，韋斯特貝格急於在天黑之前換上一個手很難夠到的軸套。

    一小時後，他從機器中爬出來，滿身油污和穀殼，不過總算修好了。

    “很抱歉我發了脾氣，”他道歉，“我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每天工作18個小時，我有點兒暴躁。這一季已經太晚了，而且人手不足。真希望亞歷克斯盡快回來工作。”此時距麥坎德利斯的遺體在阿拉斯加的斯坦佩德小徑被發現，已經超過了50天。

     7個月前，一個霜凍嚴寒的3月下午，麥坎德利斯不緊不慢地走進迦太基穀倉的辦公室，宣佈他已經準備好，可以開始工作了。韋斯特貝格回憶：“當時，我們正忙着往明天早上開出的貨車，亞歷克斯走進來，揹着那個舊的大揹包。”他告訴韋斯特貝格，他準備工作到 4月15日，以籌足經費。他解釋説，他得買一堆新裝備，準備好前往阿拉斯加。麥坎德利斯答應秋天時回來幫忙收成，但他希望在4月底抵達費爾班克斯，這樣才有足夠的時間北上。

    在迦太基的那4個星期，麥坎德利斯努力工作，處理其他人不願意做的髒活和煩瑣事物：清洗倉庫、除蟲、油漆、除草。有一次，作為酬勞，韋斯特貝格教麥坎德利斯操作裝貨機，打算讓他從事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亞歷克斯極少使用機器，”韋斯特貝格邊回憶邊搖頭，“他手忙腳亂地踩離合器、操縱槓桿的樣子滑稽可笑。他絕對不是那種有機械頭腦的人。”

    麥坎德利斯也不具備太多常識。不必去詢問，就有很多人是他的人主動告訴你，他似乎有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玻“亞歷克斯倒不是反應遲鈍或淺薄無知，”韋斯特貝格説，“而是讓人覺得他好像腦子裏缺根筋。有一次我回來時，走進廚房就聞到一股可怕的臭味，惡臭無比。我打開微波爐，發現底部積滿腐臭的油脂。亞歷克斯在用微波爐煮雞，但他竟沒有想到先把油脂清理掉，他倒不是懶惰——他總是乾淨整潔、做事頗有條理，而是他根本沒有注意那兒的油脂！”

    在麥坎德利斯回到迦太基不久的那個春天，韋斯特貝格向他介紹他斷斷續續交往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女友——蓋爾。博拉（Gail Borah），一位身材嬌孝眼神憂鬱的女子，纖細瘦弱，五官精緻，長髮金燦燦的。35歲的她已經離婚，兩個子女正處於少年。她很快就和麥坎德利斯親近起來。博拉説：“他起先有點兒害羞，不太容易相處。不過我覺得，那可能只是因為他獨處慣了。”

    “我幾乎每天都叫亞歷克斯來吃晚餐，”博拉回憶，“他食量很大，碗裏從來不會剩下任何食物。從來沒有。他也是個好廚師。有時候，他讓我到韋斯特貝格那兒，他為每個人準備晚餐，為大夥兒煮很多米飯。你以為他終究會厭煩，事實上他一直樂此不疲。他説，只要有10公斤大米，他不需要別的食物就可以讀過一個月。”

    “亞歷克斯和我在一起時很健談，”博拉回憶，“我們談論嚴肅的話題，他會吐露一些心事，他説他會向我傾訴他無法對別人啓齒的事。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事在困擾他，顯然他和家人相處不愉快，但他很少談及家人，除了他的小妹妹卡琳。他説，他倆關係很親近，她很漂亮，走在街上回頭率很高。”

    韋斯特貝格倒不曾關心麥坎德利斯的家庭問題：“不論他為什麼煩惱，我想一定是有其原因的。既然他已去世，我也不想尋根問底了。

    如果亞歷克斯還在這兒，我一定會生氣地訓斥他，‘你究竟在想什麼？

    這麼久不和家人聯絡，完全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有一個為我工作的孩子連父母親都沒有，但他從未抱怨過什麼。不管亞歷克斯的家人是怎麼回事，我保證我見過情況比他更遭的。以我對亞歷克斯的瞭解，我想他可能是和父親有齟齬，無法解開心結。”

    韋斯特貝格的事後猜測，看起來是對沃爾特和克里斯父子關係相當到位的分析。父子二人都很固執，又很敏感。沃爾特過度的控制慾，遇上克里斯過度的獨立天性，由此而生的極端對立是在所難免的。從高中到大學期間，克里斯對沃爾特的服從令人驚訝，但同時，這個年輕人內心積怨已久。他細細思索父親的道德缺陷，父母生活方式的偽善，以及他們有條件的、專制的愛。最終他反抗了——當他終於這麼做的時候，也是以他一貫的極端作風來反抗的。

    麥坎德利斯失蹤前不久，曾向卡琳抱怨父母親的行為“如此不理性、暴戾、無禮，令我終於忍無可忍。”他繼續寫道：既然他們無視我的意願，畢業後的幾個月內，我要讓他們以為自己是正確的，讓他們以為我“改過自新，接納他們的觀點了，”以為我們的關係已經穩定下來。

    然後，一旦時機成熟，我會突然、迅速地行動，將他們從我的生活驅逐出去，和他們斷絕關係。我在有生之年，都不願再和這兩個愚蠢的人説話；我要和他們一刀兩斷，而且是永遠的。

    韋斯特貝格感覺到，麥坎德利斯和他雙親之間親情的冷漠，正好與他在迦太基展露出的熱情形成鮮明對比。他情緒高漲的時候特別外向、有魅力，吸引了一大羣人。當他回到南達科他州時，已經有信件在等候他，那都是他在路上遇見的人的來信。韋斯特貝格記得：“其中有一個對他非常着迷的女孩也寄來信件，他在一個叫做通佈圖的地方與她結識——我想那大概是個營地吧。”但麥坎德利斯從未對韋斯特貝格或者博拉提及任何風流韻事。

    “亞歷克斯從沒向我提過結交女友之類的事情，”韋斯特貝格回憶：“雖然他提過將來要結婚，組建家庭。但你很容易看出，他不會隨便建立男女關係，也不是那種只想找女孩上牀的人。”

    博拉還發現，麥坎德利斯很少流連於單身酒吧。她説：“某天晚上，我們一大羣人去麥迪遜的一間酒吧，他原來死活不肯下舞池；但一旦下了舞池，他又不肯休息。我們狂歡了一番。亞歷克斯死後，卡琳曾告訴我，據他所知，我是極少數曾與他共舞的女性之一。”

    高中時，麥坎德利斯曾與兩三位異性建立某種親密的關係。據卡琳回憶，有一次他喝醉了，在半夜帶一個女孩到他房間。但他們上樓梯時聲音太大，吵醒了比莉，比莉就把女孩送回家了。但是，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在少年時代有過活躍的性生活，甚至沒有什麼跡象證明他在高中畢業後曾和女性同牀共枕。同樣地，也沒有跡象顯示他與男性有性接觸。麥坎德利斯看來是對女人有興趣，但卻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完全保持貞潔，如同修士。

    貞潔和無暇的道德是麥坎德利斯長期以來一直思索的品質。的確，他遺體所在的公交車裏有一本故事集，其中收錄有關托爾斯泰的《克魯採奏曲》，故事的主角——原為貴族的苦行僧公開批判“肉慾需求”。

    在折角的書頁中，有幾個段落做了記號；在書頁邊緣，麥坎德利斯用其獨特的筆跡做了秘密暗號。另外，在公交車上找到的梭羅《瓦爾登湖》中，麥坎德利斯在“更高的規律”一章裏的一段文字上做了記號：“貞潔是男人的花朵；所謂的天才、英雄主義、神聖等，都只不過其後的種種果實。”

    作為美國人，我們往往在性的快感中難以自拔，對之愛恨交加。一個看起來體格健康的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男子，竟然能夠抗拒肉慾的誘惑，實在讓我們莫名驚詫，大起疑心。

    然而，麥坎德利斯在性方面顯而易見的純潔無暇，也是收我們文化的引導所致。貞潔禁慾的人格似乎備受推崇，至少這方面的某些知名信徒是如此。他對性的矛盾情感和其他鐘情於荒野的知名人士相呼應——最有名的是梭羅（終其一生都是處男）及博物學家繆爾，更不用提其他數不勝數的無名朝聖者、探索者、冒險家和與環境格格不入的人。像所有被荒野誘惑的人一樣，麥坎德利斯受到各種慾望驅使，把性慾拋諸腦後。他的某種渴望強烈得很難以通過人際交往來抑制。他雖然可能受到來自女人的誘惑，但在和大自然水乳交融、和宇宙天人合一的渴望面前，這種誘惑顯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一路向北，直奔阿拉斯加。

    麥坎德利斯對韋斯特貝格和博拉承諾，他結束在北方的遊歷後，就會返回南達科他州，至少和他們共度秋天；之後的去向視情況而定。

    “在我印象中，這次阿拉斯加之旅是他最後一次冒險，”韋斯特貝格説，“他想安定下來。他説準備寫一本關於他的旅行的書。他喜歡迦太基。因為他的學歷，沒有人認為他會終其一生待在這該死的穀倉裏工作。但他的確打算在穀倉待一陣子，幫幫我們的忙，順便思考下一步要做什麼。”

    那年春天，麥坎德利斯一心一意只想去阿拉斯加。他一有機會就談論這個旅行。他拜訪城裏經驗豐富的獵人，向他們請教打獵、製革、醃製肉類的技巧。博拉駕車送他到米切爾的凱瑪特超市，採購最後一批裝備。

    到了4月中旬，韋斯特貝格人手不足，忙的團團轉，因此他請求麥坎德利斯延期離開，留下再工作一兩個星期。但麥坎德利斯完全不予考慮。“亞歷克斯一旦下定決心，就難以改變。”韋斯特貝格嘆息，“只要他再工作10天，我甚至願意為他支付到費爾班克斯的機票，確保它能按照原計劃在4月底之前抵達阿拉斯加。但他拒絕了，‘不行，我要搭便車到北方去。搭飛機等同於欺騙，那將破壞整個旅行。’”在麥坎德利斯啓程向北的前兩天晚上，韋斯特貝格的母親瑪麗邀他到家中用晚餐。“我母親不太喜歡我僱的幫手，”韋斯特貝格説，“她本來也不怎麼願意見亞歷克斯，但我一直糾纏她，懇請她一定要見見這孩子。於是，她終於邀她共進晚餐。結果她和亞歷克斯一見如故，一口氣交談了五個小時。”

    “他身上有種迷人的氣質，”瑪麗坐在擦得閃亮的胡桃木桌子旁，那天晚上她和麥坎德利斯就在這張桌子上用餐，她回憶，“亞歷克斯看起來遠不止24歲，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論我説什麼，他總想更進一步弄清楚我話裏所含的深意，想了解我為什麼會這樣想，他渴望知道更多。他和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不一樣，他是那種堅定的為信仰而生的人。”

    “我們談了好幾小時書籍；迦太基已經沒有多少人談論讀書。他一直談馬克。吐温，天哪，和他待在一起真有趣，我真不希望那個晚上結束。我十分期待今年秋天能再見到他，我無法忘記他腦海裏時常浮現他的面容——那天晚上他就坐在你現在坐的那張椅子上。想來我和亞歷克斯只不過共度了幾個小時，卻為他的死那麼難過，實在令人詫異。”

    在迦太基的最後一個晚上，麥坎德利斯和韋斯特貝格一夥人在“卡巴萊”酒吧狂歡，傑克。丹尼爾的酒香四處流淌。令人意外的是，麥坎德利斯坐在鋼琴前，他從未提過他會彈琴，但他開始敲出夜總會味道的鄉村音樂、爵士樂和託尼。班奈特（Tony Bennett）的曲子。“他並不是不識趣、自戀的醉鬼，”博拉説，“亞歷克斯真的會彈鋼琴，我的意思是説，他彈得很棒。我們全都沉浸在他的動人琴聲中。”

     4月15日早上，大夥兒聚集在穀倉為麥坎德利斯送行。他的行囊很重。他把約1000美元塞在靴子裏，請韋斯特貝格代為保管日記和相冊，並把他在沙漠裏製作的皮帶送給韋斯特貝格。“亞歷克斯常坐在‘卡巴萊’的吧枱上，一連幾個小時講解皮帶上的圖畫，”韋斯特貝格説，“就好像為我們翻譯象形文字一樣。他刻在皮帶上的每一幅畫，背後都有一個悠遠的故事。”

    麥坎德利斯和博拉擁在一起道別。她回憶：“我注意到他在哭，這令我感到害怕。他並未計劃離開太長時間，我猜他之所以哭泣，大概是打算冒大險，知道自己可能再回不來了。從那時起，我開始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覺得我們永遠見不到亞歷克斯了，”一輛龐大的拖拉機連着半掛車，在穀倉外面的正前方等候，韋斯特貝格的員工羅德。沃爾夫（Rod Wolf）要把向日葵籽運到北達科他州恩德林，他答應把麥坎德利斯載到94號州際公路。

    “我把他放下來時，他肩上掛着一把大彎刀，”沃爾夫説，“我心想，‘上帝，沒有人看到那把刀還敢讓他搭便車’，但我什麼也沒説，只和他握手道別，祝她好運，叮囑他來信。”

    麥坎德利斯照辦。一週後，韋斯特貝格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蓋着蒙大拿的郵戳，文字簡短： 4月18日。今天早上，我搭貨運火車抵達懷特菲什。一切順利。今天我將越過州界向北去阿拉斯加。代我問候大家。保重。亞歷克斯。

    接着，韋斯特貝格在5月初收到另一張明信片，正面是一張北極熊的照片，蓋着阿拉斯加的郵戳，發信日期是1992年4月27日。上面寫着：來自費爾班克斯的問候！

    韋恩，這是你最後一次聽到我的消息。兩天前我就到這兒了，在育空地區搭便車真不容易，不過我最終還是到了。

    請幫我把所有寄給我的信箱退回給寄件人吧，我可能要過很久才會回南方。如果這次冒險我遭遇不幸，而你又再沒聽到我的任何消息，我想要告訴你的是，你是個大好人。現在我就要走進荒野裏了。

    亞歷克斯

    同日，麥坎德利斯也寄了一張明信片給伯雷斯和鮑勃，內容類似：嗨，問候你們兩位！

    這是你們最後一次聽到我的消息。現在，我要走進荒野了。保重。很高興認識你們。

    亞歷山大

   第八章 阿拉斯加

畢竟，富於創造性的天才投身於病態的極端可能是個壞習慣，這樣做雖然能夠獲得極佳的洞察力，但對於無法把心裏創傷轉化為有意義的藝術或思想的人，那可不是長久的生存之道。

                    ——西奧多。羅斯扎克（Theodore Roszak）

                   《尋找奇蹟》（In Search of the Miraculous）

我們信奉美國式的“大雙心河”：帶着你的創傷到荒野去治療、轉變心情、休養。。。。。。就像海明威的作品中所講述的那樣，如果傷勢不太嚴重，這種方式的確能生效。然而，這兒不是密歇根，也不是福克納描寫的密西西比森林。這兒是阿拉斯加。

                    ——愛德華。霍格蘭（Edward Hoagland）

                   《沿黑河上行至查爾基齊克》（Up the Black to Chalkyitsik）

     麥坎德利斯被發現死於阿拉斯加，其撲朔迷離的死因經新聞媒體報道後，很多人認為這個男孩一定是因心煩意亂自尋短見。《户外》雜誌關於麥坎德利斯的報道引起不少回應，其中一些信件對麥坎德利斯，還有我大加批判。因為身為作者的我，竟然公然讚美人們視為愚蠢毫無意義的死亡。

    持反對意見的信件大部分寄自阿拉斯基居民。斯坦佩德小徑前端一個叫希利的小村的居民寫道：“我認為，亞歷克斯是個瘋子；據作者描述，那男人放棄一小筆財富，拋開相親相愛的家人，放棄車子、手錶和地圖，把最後一點錢燒光，再走進希利以西的荒野。

    “就我個人而言，我從麥坎德利斯的生活方式，以及荒野主義中，看不到任何積極正面的意義，”一名讀者在信中指責，“刻意以簡陋的裝備進入荒野，體驗瀕死的經歷，那可不會讓你成為更好的人，頂多只會讓你成為走狗屎運的倖存者。”

    另一名讀者質疑：“為什麼打算‘在荒野中住幾個月’的人，竟會忘記童子軍的第一信條——妥善準備？為什麼竟會有這樣的子女，給父母和家庭帶來永久而深沉的痛苦？”

    “作者如果認為‘亞歷山大超級流浪漢’不是瘋子，那麼他自己就是個瘋子。”來自阿拉斯加州北極鎮的讀者來信稱，“麥坎德利斯的行為過火了，才會在阿拉斯加碰壁。”

    最尖刻的批評寄自北極圈北部科伯克河畔的小村莊安布勒，那是一封密密麻麻的幾頁長信。來信者尼克。詹斯（Nick Jans）是一名白人作家和教師，原籍華盛頓州。他先説明，寫信時已經凌晨1點，又喝了幾杯老酒，因此寫起來洋洋灑灑：過去15年中，我在這個村莊的荒野裏見過好幾個跟麥坎德利斯一樣的人。他們的故事大同小異——理想主義、精力充沛的年輕人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荒野，以致麻煩纏身。麥坎德利斯毫無特別之處，很多這樣的人在阿拉斯加州遊蕩，這些故事都成陳腔濫調了。惟一不同的是，麥坎德利斯的結局是死亡，而他的愚蠢行徑卻被媒體大加報道。。。。。。。傑克。倫敦的“生火”故事所言並沒有錯；麥坎德利斯只不過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在20世紀的拙劣模仿者。他之所以凍死，是因為無視勸告，狂妄自大。。。。。

    置他於死地的是淺薄無知，其實只要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四分儀和一本童子軍手冊，這樣的結局就可以避免。我同情他的父母，但並不可憐他。。。。。。任性妄為的無知。。。。。。也就是不尊重大地、和埃克森。瓦爾迪茲號一樣傲慢——一個準備不足、過度自負的人因缺乏應有的謙遜，在大自然中莽撞焦躁。這兩個例子只有級別的差異。

    麥坎德利斯做作禁慾主義的姿態，濫用文學之名為幌子，事實上，是加重而非減輕他所犯的錯誤。。。。。。麥坎德利斯的明信片、筆記和日記。。。。。。讀起來像是出自一名中上程度、卻故作深沉的高中生之手——或者，是我忽略了什麼？

    阿拉斯加主流知識份子認為，麥坎德利斯只是又一個經驗不足的生手，他步入荒野，企圖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卻只找到成羣的墳蟲和孤寂的死亡。過去這些年來，成羣結隊的邊緣人走進阿拉斯加荒野，從此銷聲匿跡；也有少數人深植於阿拉斯加居民共同的記憶中。

    例如，有一名反傳統文化的理想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穿越塔納納村，聲稱其餘生都要“和大自然同在”。寒冬時節，一名野外生物學家在托夫特附近的空屋裏，發現了他所有的家當——兩支來復槍、一些露營裝備、一本關於真善美和深奧生態理論的毫無條理的手書隨筆，屋子裏滿是雪堆，卻沒有發現這名年輕人的蹤跡。

    幾年後，一名越戰老兵在查爾基奇克東部的黑河岸邊搭起一間小木屋，要“遠離人羣”。到了2月，他把糧食吃光後因飢餓而死，而他顯然沒有試圖採取任何自救措施，因為下游約5公里處就有另一間小木屋，裏面貯滿了肉類等食物。記者霍格蘭報道他的死亡時寫道，阿拉斯加“可不是隱居或享受寧靜風格的好地方。”

    然後是 1981年我在威廉王子港遇到的任性天才。當時，我正在阿拉斯加科爾多瓦外的叢林中露營，打算在拖網漁船上找一份水手的工作，卻徒勞無功。我一直等到漁獵部宣佈第一個商業捕鮭季開始。一天下午，下着雨我在城裏與一名40歲左右、邋遢而浮躁的人相遇。

    他留着絡腮鬍子，用一條骯髒的尼龍髮帶把及肩長髮綁起。他快步走向我，因為肩上扛着2米來長的木頭而拱着背。

    他走近時，我向他問好，他含糊不清地回答，然後我們停下來，在細雨中淺談片刻。我並沒有問他為什麼要把一根浸濕的木頭抗進林中，那兒的木頭已經夠多了。我們真誠地相互問候，然後就道別離去。

    通過那次簡單的對話，我推測他就是本地居民戲稱為“嬉皮灣市長”的知名怪人——嬉皮灣（Hippie Cove）是城北海岸沿線彎曲的部分，吸引了許多長髮的嬉皮旅行者，“市長”在那兒住了不少年頭。嬉皮灣的大部分人都是像我一樣，夏天才來科爾多瓦尋覓高薪的捕魚工作，或者至少可以在鮭魚罐工廠找份工作。但“市長”是與眾不同的。

    “市長”的真名是吉恩。羅塞利尼（Gene Rosellini），是最富有的西雅圖餐飲業大亨維克托。羅塞利尼（Victor Rosellini）最年長的繼子，也是頗受愛戴的前華盛頓州長（任期為1957-1965年）艾伯特。羅塞利尼（Albert Rosellini）的堂兄弟。吉恩年輕時是運動健將，也是天賦極佳的學生，他熱愛讀書，練瑜伽，同時還是武術專家。

    在高中和大學時代，他的平均成績都是完美的滿分，並先後在華盛頓大學和西雅圖大學攻讀人類學、歷史學、哲學和語言學，修了數百個學分，卻放棄了學位，因為他認為學位沒有意義，追求知識本身就是有價值的目標，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在認可。不久之後，吉恩離開學術環境，也離開了西雅圖，沿北方海岸一路途徑英屬哥倫比亞和阿拉斯加，並與1977年抵達科爾多瓦。在城鎮邊緣的森林裏，他決定奉獻畢生精力，專注於雄偉的人類學實驗。

    定居科爾多瓦 10年後，他告訴《安克雷奇日報》記者德布拉。麥金尼（Debra Mckinney）：“我很想弄明白，當今人類有沒有可能脱離現代科技而生存。”他懷疑，人類是否還能夠重回猛獁象和劍齒虎出沒的時代，像我們的祖先那樣生活；或者我們已經脱離根源太遠，以致沒有火藥、鋼鐵和其他文明產物，就無法生存。吉恩秉着一向執著於細節的頑固天性，摒棄了生活中所有的現代文明產物，只使用自己親手用自然材料製作的原始工具。

    “他認為人類已經成為退化的生物，”麥金妮解釋説：“他就是要回歸自然狀態。他不斷以不同的時代來做實驗——羅馬時代、鐵器時代、銅器時代。最終，他的生活形態中具有新石器時代的因素。”

    他靠食用植物根莖、漿果和海藻維生，用長矛和陷阱捕獵，衣着襤褸地熬過寒冬。生活極其艱苦，但他似乎樂在其中。他在嬉皮灣的房子沒有窗户，是親手蓋的茅舍，沒有使用鋸子和斧頭。麥金尼説：“他樂意，並且有足夠的耐心用尖石磨穿木頭。”

    大概覺得自己制定的生活準則還不夠苛刻，吉恩在不為食物忙碌的時候，還強迫自己運動。他整天做體操、舉重、跑步，經常揹着一袋石頭。某年夏季，他平均每天步行近30公里。

    吉恩的“實驗”堅持了 10年以上，但最終他認為自己求解的問題已經有了答案。他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成年之後的30年來，我一直針對這個假設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做自我調整——我相信人類可以做回石器時代的原始居民。最近10年，我敢説自己真切體驗了石器時代人類的身體、心理和情感。但最後還是得面對現實。我現在知道人類不可能離開大地而活。

    吉恩似乎很平靜地接受自己的假設被推翻的結果。 49歲那年，他心致勃勃地宣佈要重設目標，然後他打算“揹着行囊，環遊世界：每天步行三四十公里，每星期7天，一年365天”。

    但旅程還未開始，1991年11月，吉恩的屍體在他的小木屋裏被人發現。他臉朝下倒在地上，刀刺過心臟，經法醫鑑定，致命傷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沒有留下遺書；也沒有留下絲毫暗示，説明他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刻，以那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永遠也沒有人會知道真相。

    《安克雷奇日報》在頭版報道了吉恩。羅塞利尼的死和他古怪的生活方式。相對而言，約翰。馬倫。沃特曼（John Mallon Waterman）的勞苦生活比較不為公眾關注。沃特曼生於1952年，在麥坎德利斯成長的華盛頓郊區附近長大。他的父親是小有名氣的音樂家和自由作家，曾為數位現任總統、前總統和其他知名的華盛頓州政客撰寫演説詞：此外，老沃特曼還是登山家，在三個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教他們登山。沃特曼是次子，13歲時就首次攀巖。

    沃特曼恰好有攀登方面的天賦，一有機會就跑往懸崖峭壁。不能去攀登時，就使勁做體能訓練。他每天堅持做400個伏地挺身，疾走4公里路去上學；下午放學後，他先步行到家門口，再掉頭走回學校，再折返回家。

     1969年，16歲的沃特曼登頂麥金利山——他稱之為迪納利峯，像阿拉斯加人一樣，他喜歡這座山的阿瑟帕斯卡語（Athapaskan）名。

    他是成功登頂這座北美最高峯第三年輕的人。接下來的幾年，他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歐洲等地攀登，有更令人矚目的成就。到1973年，沃特曼前往費爾班克斯入讀阿拉斯加大學時，他已經享有北美洲最有前途登山者的聲譽。

    沃特曼身材矮小，身高僅1米6，擁有小巧的面孔和強健的體魄。

    根據密友的評價，他不善於交際，有一種粗俗的幽默感，個性古怪，甚至可以説是暴躁、抑鬱。

    他的登山夥伴、同學詹姆斯。佈雷斯（James Brady）説：“我第一次遇見約翰時，他身穿黑色長披風，戴着搖滾巨星埃爾頓，約翰式的眼鏡，鏡片中央有顆星，在校園裏邁着大步子。他攜帶一把廉價吉他，用寬膠帶粘補過，他為任何願意聽他演奏的人彈唱跑調的、敍述他冒險經歷的歌曲。費爾班克斯吸引了大量怪人，但即使以費爾班克斯的標準來衡量，他還是很古怪。他格格不入，很多人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和他打交道。”

    要對沃特曼性格中的不穩定因素尋根問底倒不難。在他少年時期，父母離了婚；他母親罹患嚴重的心理疾病，久未治癒；沃特曼的哥哥比爾和他關係最親近，但比爾在少年時期因跳火車失去了一條腿。

    1973年，比爾留下了一封謎樣的信，含糊地提及要開始長期旅行，之後再無音訊，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他的情況。沃特曼學會登山後，他的8名密友和登山同伴先後意外喪生或自殺身亡。因此，假設是這樣接二連三的不幸給沃特曼年輕的心靈帶來嚴重的挫傷，大概並不為過。

     1978年3月，沃特曼開始了驚世駭俗的遠征，獨自攀登亨特山東南支脈，這是從來沒有人成功攀登過的路線，曾經有三隊登山精英先後嘗試，最終無一成功。記者格倫。蘭德爾（Glenn Randall）在《攀登》雜誌報道過沃特曼的此次壯舉。穩重提到，沃特曼訴説，他攀登時的同伴是“風、雪和死亡”：巔峯的輕盈雪檐凌空懸伸一公里多；垂直的冰牆，就像一桶半融化再重新結冰的冰塊那樣易碎。它們使山脊兩側狹窄而陡峭，通過此地的最佳方式便是叉開雙腿而行。有時候痛苦和寂寞將他擊敗，使他崩潰哭泣。

    經過 81天筋疲力盡的攀登，沃特曼成功登頂位於麥金利山南邊的阿拉斯加山脈中，海拔4442米的亨利山。之後，他費了9個星期下山，只比上山稍微輕鬆一點兒；沃特曼總共在山上獨自度過145天。

    最終返回文明世界時，他身無分文，只得向送她離開山區的飛行員克利夫。赫德森（Cliff Hudson）借了20美元。回到費爾班克斯後，他能找到的惟一工作是在餐館洗碗。

    不過，在費爾班克斯的登山圈子裏，沃特曼被視為英雄。他做了一次公開的攀登亨特山的幻燈片展，布雷迪這樣評價他的展示説：“令人難忘。令人難以置信的出色演説，完全無拘無束。他滔滔不絕地訴説所有的思考和情感，以及對失敗和死亡的恐懼，讓人彷彿身臨其境。”但是，完成此次壯舉幾個月後，沃特曼發現，成功登頂不但沒有消除它心中的惡魔，反而似乎激活了它們。

    沃特曼開始心神不寧。布雷迪回憶：“約翰的自我批判到了嚴重的境地，他經常無法制止地進行自我分析。他通常攜帶寫字板和筆記本，做詳細的筆記，記錄他每天的每一丁點兒事情。我記得有一次在費爾班克斯市區碰到他，他掏出筆記本，記下他碰到我的時間，並且詳盡記錄其實並無實質意義的談話內容。關於我們那次見面的記錄就有三四頁，前面還有他當天草草記下的其他內容。他那樣的筆記一定已經堆積如山，但我相信，除了對約翰自己，它們毫無意義可言。”

    不久，沃特曼參加學校理事會的競選活動。他的競選主張是，學生應有無限制的性行為，以及應使致幻劑合法化。不出眾人所料，他落選了。緊接着，他投身另一場政治選舉活動，代表“餵飽飢餓黨”（Feedthe Starving Party）競選美國總統，主張確保地球上無人死於飢餓。

    為了宣揚自己的主張，他計劃在冬季帶最少的食物，獨自攀登迪納利峯的南山脊，那是最險峻的路線。他想借此批判美國人飲食和不道德。他把自己浸泡在裝滿冰塊的浴缸裏，作為適應性訓練。

     1979年12月，沃特曼飛到卡希爾特納冰川，開始登山，但只堅持14天就放棄了。據説，他對把他送進荒野的飛行員説：“把我帶回家吧，我不想死。”兩個月後，他開始了第二次嘗試。然而，在大部分人從事阿拉斯加山脈探險活動的起點——迪納利峯南側的塔爾基特納村，他暫住的小屋被火燒成灰燼，他的裝備，他視為生命的大量筆記、詩和私人日記被燒得精光。

    沃特曼被突如其來的致命損失擊垮了。火災發生的第二天，他自行前往安克雷奇精神病院，但又在兩個星期後離開，他認為有人想陰謀將他永遠趕走。1981年冬季，他再次開始迪納利峯探險之旅，仍舊孤身一人。

    彷彿覺得在寒冬獨自攀登高峯的難度還不夠高，這一次，他決定在這場關乎生死的賭博中加大賭注——從海平面開始攀登，也就是説，他必須先完成從庫克灣開始的260公里迂迴艱難的路程，才能到達山腳。2月，他從海濱向北進發，但他的熱情在距山腳近 50公里的拉什冰川下游就煙消雲散，於是他返回塔爾基特納。3月，他再度下定決心，再次從事孤獨的旅行。離城之前，他對他視為朋友的飛行員赫德森説：“永別了。”

    阿拉斯加山脈天寒地凍的3月下旬，穆格斯。斯普頓（Mugs Stump）在拉什冰川上游碰到沃特曼。斯普頓是舉世聞名的登山家，他於1992年在迪納利峯逝世。彼時他剛剛在附近完成“魔西之牙”峯的困難重重的新路線。和沃特曼相遇不久之後，斯普頓到西雅圖探望我。他説：“約翰好像有點兒心不在焉，他行為舉止十分古怪，總談論些不着邊際的事。他在進行冬日攀登迪納利峯的壯舉，但沒有攜帶任何裝備，只穿着一件廉價的連身雪地摩托服，他甚至沒有帶睡袋。他全部的食物只有一包麪粉、一點糖和一罐食用油。”

    在《斷裂點》一書中，蘭德爾寫道：

    幾個星期以來，約翰一直逗留在謝爾登山中小屋附近，這是一間位於山區中心、拉什冰川邊上的小木屋，當時他的朋友凱特、布爾正在附近攀巖。布爾説約翰疲憊不堪，而且比平時粗心大意——他用從赫德森處借來的對講機呼叫赫德森，請啊送更多補給品來，然後把對講機還給赫德森。對講機是他用以呼救的惟一工具，但他説：“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4月1日，沃特曼曾在拉什冰川的西北支流出現過，那是他最後可覓的蹤跡。他的足跡朝向迪納利峯東側的拱璧，直穿巨大冰裂縫組成的迷宮而去，可見他一點兒也沒有嘗試克服眼前顯而易見的危險。此後，沒有任何人見過他。人們猜測，他可能踏穿了脆弱的雪橋，墜入深不可測的溝壑中喪生。國家公園管理局在他失蹤後的一週裏，從空中搜索了他計劃的路線，但一無所獲。後來，一些登山者在謝爾登山中小屋裏發現，約翰的裝備箱上有張紙片，上面寫着：“1981年3月13日，下午1:42，我的最後一吻。”

    或許人們難以避免將麥坎德利斯和沃特曼相提並論；類似地，也有人將麥坎德利斯與卡爾。麥康（Carl McCunn）相比較。後者是一位和善、生性散漫的德克薩斯州人，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繁榮期，他在縱貫阿拉斯加的輸油管道建設工程中找到一個待遇不錯的崗位，便移居費爾班克斯。1981年 3月初，與沃特曼最後一次攀登阿拉斯加山脈同時，麥康僱了一名無人區飛行員，專機飛到科林河附近的偏遠湖泊上空，即布魯克斯嶺南緣的育空堡東北方向約120公里處。

    時年 35歲的麥康是一名業餘攝影家，他告訴朋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攝野生動物的照片。他帶着500卷底片、0.22、0.30-0.30口徑的來復槍、獵槍和600多公斤補給品飛入荒野。他預計在荒野待到8月，但不知為何，他竟忘了安排飛行員在夏季結束時把他送回文明世界，因此送了命。

    這個令人詫異的疏忽在麥康的朋友馬克。斯托普爾（Mark Stoppel）看來倒不奇怪。斯托普爾是費爾班克斯本地居民。麥康啓程往布魯克斯嶺之前不久，兩人在輸油管工程中共事了九個月，斯托普爾因此與麥康相熟。

    “卡爾是個友善、人緣極佳、心地淳樸的人，”斯托普爾回憶，“他看起來很聰明，但是有點兒愛做白日夢、不切實際。他喜歡耍派頭，喜歡聚會、狂歡。他説得上極端負責，但偶爾也會因一時興起，衝動、虛張聲勢地做事。麥康自己進入荒野，卻忘記安排人接他回來，這還不算太離奇的。光怪陸離的事我都習以為常了，我的朋友中，有被淹死、慘遭謀殺的，也有在奇異的事故中意外喪生的。總之，在阿拉斯加，你會習慣各種奇怪的事故。”

     8月底，白晝開始變短，布魯克斯嶺已經入秋，天氣特別冷。沒有人會來載麥康離開荒野，他開始擔心、驚恐。他在日記裏寫道：“我想我實在應該更有遠見地安排撤離事宜。”麥康死後，他日記中的重要部分被克里斯。卡普斯（Kris Capps）引用在《費爾班克斯礦工報》的報道中。麥康寫道：“不久將塵埃落定。”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麥康感受到寒冬正加速來襲。他的糧食貯備日漸減少，他深深悔恨自己竟將幾乎所有獵槍子彈都扔到湖裏，只留下十來發。他繼續寫道：“我不斷想起兩個月前扔掉的獵槍子彈，原本有五盒，當時我百無聊懶地看着它們，覺得自己竟然帶了這麼多，實在太可笑了，簡直像個販賣軍火的。。。。。。。自作聰明！誰知道我現在竟然需要它們，來給自己弄活命的食物？”

    後來，一個天氣晴朗的9月上午，好運似乎就要來臨。麥康正用剩下的子彈捕獵鴨子，突然，飛機發動機的嗡嗡聲打破了寧靜，緊接着，一架飛機就在他頭頂上空盤旋。飛行員似乎鎖定下方的營地，降低高度旋轉了兩圈試圖仔細觀察。麥康激動地揮舞橙色的螢光睡袋。飛機配備的是輪胎而非浮筒，無法降落，但麥康肯定飛行員已經看見他，並會找水上飛機來營救他。他信心滿滿地寫道：“飛機旋轉一圈後，我就不再揮舞睡袋。我開始忙於打包行李，準備拔營。”

    但當天並沒有飛機降落，第二天、第三天也沒有。後來，麥康在打獵許可證的背面看到緊急情況下，在地面和飛機溝通的手勢時，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來營救他。“我記得當時舉起了右手，在飛機旋轉第二圈時，高聳肩膀，晃動拳頭。”麥康寫道，“但那是歡呼的手勢，就像隊員慶賀球隊得分。”不幸的是，他了解得太遲了，舉起一隻手臂表示：“一切順了，無需求援”；而要表達“S.O.S，請速援助”的話，他應該舉起雙臂。

    “可能正由於此i，他們又巡視了一遍，但那一次我卻沒有給出任何信號（其實我可能剛好背對着飛機），他們大概把我當成古怪的傢伙而把我拋諸腦後了。”

     9月底，凍原上開始積雪，湖面也結了冰。麥康彈盡糧絕，他只好嘗試採集薔薇果，設陷阱捕獵野兔，甚至一度食用在湖邊病死的馴鹿屍體。然而，到了10月，他體內的脂肪已經消耗殆盡，無法再酷寒的漫漫長夜中保持身體熱量。他寫道：“我至今未歸，城裏一定有人會認為我出事了。”但始終沒有飛機出現。

    “想象因奇蹟降臨而得救，確實是麥康式風格。”斯托普爾説，“卡爾是一名卡車司機，有大段時間待在車裏等待安排工作或者做白日夢。無怪乎他會想出攀登布魯克斯嶺的主意。這次旅程對他而言意義重大，整整一年的時間裏，他不停地思考、規劃這件事，在工作間歇中也經常和我討論該帶些什麼裝備。儘管他確實做了細心的計劃，但他也時常沉湎於不且實際的幻想中。”

    “例如”，斯托普爾繼續説，“卡爾並不想孤身一人到荒野中去。他原先的雄心壯志，是和美女一起離開文明世界，到荒野中同祝他對幾個和我們共事的女孩感興趣，也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勸説蘇、芭芭拉或任何一個女人陪他進入荒野——那簡直是天方夜譚。我是説，在我們工作的‘七號油泵站’輸油管營地，男女比例大約是 40:1。但卡爾愛做白日夢，直到飛向布魯克斯嶺前一刻，他還幻想有女孩會改變心意，做出與他同往的決定。”

    斯托普爾説接着解釋：“同樣，卡爾也會不切實際起幻想總有人會發現他陷入困境，並實施救援。即使在垂死邊緣，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他可能還心存幻想，以為會有人在飛機上裝滿食物來救他。但他的幻想世界離現實實在太遙遠，沒有人能夠伸出援手。卡爾越來越飢餓、虛弱，等他最終明白沒有人會來救他時，已經無法自救或求救了。”

    麥康的食物供給幾乎斷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憂心忡忡，坦白説，我甚至有點兒驚恐。”温度降到零下20℃左右。他痛苦不堪，手腳和腳趾都長了凍瘡。

     11月，嚥下最後一口存糧，他感到身體虛弱、頭暈目眩；寒冷無情地肆虐他瘦弱的身軀。他在日記寫道：“雙雙腳和鼻子的情況越來越糟糕，鼻樑腫脹、起泡、結疤。。。。。。這的確是緩慢而又痛苦的死法。”

    他曾經考慮捨棄營地帶來的安全感，徒步走向育空堡，但又擔心自己不夠強壯，很可能在途中就因筋疲力盡和飢寒交迫而倒下。

    “卡爾去的是阿拉斯加該死的不毛之地。”斯托普爾説：“那兒的冬天比地獄還寒冷。處在他那樣的情況下，有些人也許會想辦法走出去或設法過冬，但要這麼做必須有勇有謀。例如，你也許要收集自己的糞便；你得變成老虎、殺手，變得跟動物一樣。但卡爾畏縮軟弱，他只是個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

    “我過不下去了，我害怕。”11月底，麥康在日記接近尾聲之時寫道，他已經在100頁藍條紋活頁紙上寫滿日記，“上帝，請寬恕我的弱點和罪惡。保佑我的家人。”隨後，他斜倚着帳篷壁，把0.30-0.30口徑的槍頂在自己額頭上，用拇指扣下扳機。兩個月後的 1982年 2月2日，阿拉斯加州警察找到了他的營地，在帳篷中發現了麥康瘦弱的、被凍得像日頭一樣僵硬的屍體。

    吉恩、沃特曼、麥康和麥坎德利斯都各有相似之處。像吉恩和沃特曼一樣，麥坎德利斯是個尋覓者，對大自然冷酷的一面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沃特曼和麥康相似，他顯得毫無常識。但與沃特曼不同的是，他沒有心理疾病；而他與麥康的不同之處在於，面臨困難時他並未幻想救星從天而降。

    麥坎德利斯並不太符合葬身荒野的典型。雖然他輕率衝動，像荒野中的無頭蒼蠅，有時粗心到愚蠢的地步，但他並非無法勝任——否則他不可能在那兒存貨了113天。他既非瘋子，亦非反社會者，更不是社會的遺兒。麥坎德利斯在上述情況之外——儘管很難描述真相。也許可以説他是個朝聖的旅行者吧。

    通過研究以往有類似奇特經歷的人羣，也許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層地瞭解麥坎德利斯的悲劇。為此，我們必須把焦點從阿拉斯加轉移，來到南猶他州佈滿光禿岩石的峽谷。1934年，在那兒，一位特別的20歲男孩步入沙漠，在也沒能走出來。他叫做埃弗裏特·魯（EverettRuess）。

   第九章 戴維斯峽谷

我想我不會太快去造訪文明。我尚未壓卷荒野；反而更沉浸於它的美，和現在所過的流浪生活。我喜歡車座勝過電車；喜歡滿天星斗勝過房頂；喜歡障礙重重且方向未知的小道，勝過平坦的高速公路；喜歡荒野中深沉的寧靜，勝過在都市生活總是不滿的貪婪之心。在這裏我找到了歸屬感，和周圍合而為一，你還會責怪我嗎？當然，我也想念夥伴們，但很少能分享對我意義如此重大的事物。我學會了自制。我被美包圍着，這就夠了。。。。。。

    即使你輕描淡寫，我仍是受不了那樣的單調生活。我瞭解自己是無法安定下來的，因為我已經瞭解人生太多的深層含義，一切終將歸於平淡。

           ——埃弗裏特寫的最後一封信，收信人是他哥哥沃爾多，日期是1934年11月11日

美，是埃弗裏特所追尋的，並用他特有的浪漫方式來詮釋。如果不是在他對美一心一意的奉獻中，包含着某種莊嚴，我們可能會嘲笑他對美過度崇拜。如果將美學看做是客廳中的裝飾不僅可笑，而且有些許褻瀆；但若將美做為一種生活方式，往往會成為一種尊嚴。如果我們嘲笑埃弗裏特，那麼我們也該嘲笑約翰。繆爾，因為我們倆除了年齡之外，並無差別。

              ——華萊士·斯特格納（Wallace Stegner）《摩門鄉》（Mormon Country）

      戴維斯終年幾乎都只是涓涓細流，甚至有時談不上。它的源頭在一座石砌的高防護牆腳下，河水流淌六七公里穿過南猶他州的粉色沙石板，然後注入鮑威爾湖——格蘭峽谷大壩長達 300多公里的龐大水庫。不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戴維斯峽谷都只是個小卻可愛的流域。

    幾個世紀以來，穿越這片乾旱地區的旅行者都依賴於這個位於細縫般的狹路末端的綠洲。陡峭的巖壁上，刻有歷史長達九百年的奇特岩石雕刻和象形文字。創造這些岩石藝術的，是很早以前就消失的卡巖特的阿納薩齊人，他們曾安居在隱蔽的地方。古阿納薩齊人的陶器碎片，與世紀之交曾在峽谷中放牧的牧人丟棄的生鏽錫罐，一同混雜在沙堆裏。

    短短的戴維斯峽谷就像平滑岩石上的扭曲裂縫，有些地方窄得可以一躍而過。成列突出的沙岩壁面阻礙了進入峽谷的通道。不過，在峽谷較低的一端，還是有一條隱秘的通道通往峽谷。在戴維斯溪諸如鮑威爾湖的上游處，有一條天然的斜坡從峽谷西緣蜿蜒而下。在小溪河牀的不遠處，有一段近一個世紀前摩門教牧人用鑿開的軟沙岩修建的粗糙階梯。

    戴維斯峽谷四周的荒野，是一片佈滿光禿岩石和磚紅色沙土的不毛之地，植物罕見。黯淡的陽光下，幾乎看不到影子。然而，向下走入峽谷，卻是另一個世界。白楊優雅地倚着花朵盛開的霸王樹；修長的青草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美蓮草朝開着暮謝的花朵從近30米高的石拱門下探頭展顏；峽谷鷦鷯則在蓬亂的胭脂櫟中來回哀啼。在溪流上方，一股泉水從峭壁避免湧出，滋潤着高處的巖壁上的苔蘚和鐵線蕨，猶如翠綠的壁毯。

     60年前，在這個世外桃源中，離摩門教階梯和溪流河牀的交點下游不到半公里處，年方20歲的埃弗裏特。魯埃斯在峽谷壁上阿納薩齊人的象形文字板下，刻下了他的筆名；在同阿納薩齊人所建，用來儲放穀物的小型石造建築的門口也刻下類似的標記：“尼莫，1934年”。

    不容置疑，促使埃弗裏特這樣做的衝動，與麥坎德利斯在蘇珊娜河畔廢棄公車上刻下“亞歷山大超級流浪漢，1992年 5月”的情感是一致的；也許，和使阿納薩齊人在巖壁上刻下他們獨有的，但現在已難以解讀的符號的衝動也大抵相似。埃弗裏特在刻下標記後，離開了戴維斯峽谷，之後就神秘地失蹤了，顯然他是計劃好的，大規模的搜索並未找到他的蹤跡。他消失了，被沙漠吞噬，我們至今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埃弗裏特 1914年生於加州的奧克蘭，是克里斯托弗和斯特拉。詹埃斯的小兒子，他還有一個哥哥。克里斯托弗畢業於哈弗神學院，是位詩人、哲學家及基督教一神派牧師，他的職業則是加利福尼亞州刑事系統的官員。斯特拉是位倔強的女性，有波西米亞式的品味和十足的藝術野心——不論是對她自己還是對她的親人。她自行出版了一份文學期刊《魯埃斯四重奏》，封面印着家庭格言：“榮耀時光”。魯埃斯一家親密團結，過着遊牧式的生活，從奧克蘭遷到弗雷斯諾、洛杉磯、波士頓、布魯克林、新澤西及印第安納，最後才回到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安頓下來，當時埃弗裏特14歲。

    在洛杉磯，埃弗裏特上了奧蒂斯藝術學校和好萊塢高中。16歲時，他開始首次的單獨遠征。1930年的夏天他搭便車艱難地遊歷優勝美地和大南方岬，最後來到了卡梅爾。兩天後，讓他厚着臉皮去拜訪愛德華。韋斯頓，這位大名鼎鼎的攝影師很喜歡這個看起來很疲勞的年輕人，並且接納了他。隨後的兩個月，他鼓勵這個孩子發展他在繪畫和版畫方面的天賦，並允許他和自己的兒子尼爾和科爾一起在他的工作室隨意走動。

    夏末，埃弗裏特回家，停留到他在1931年1月拿到了高中文憑；不到一個月，他又再次出發。這次還是獨自踏上猶他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峽谷地區，當時這些地區就和現在的阿拉斯加一樣，荒無人煙，充滿神秘。埃弗裏特流星般短暫的一生都是在這樣的旅途上度過，期間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有不愉快的短暫停留（讀了一學期就退學，令父親非常失望），兩次回家探望父母並待了較長時間，以及在舊金山度過了一個冬季——在那兒，他潛入了多蘿西。蘭格、阿瑟。亞當斯（Ansel Adams）和畫家梅納。狄克森（Maynard Dixon）的公司。在路上，他只帶了很少的錢，揹着揹包，地為席，天為被。

    有時候還會一連餓上幾天，但依然樂在其中。

    華萊士。斯特格納曾説過，埃弗裏特是個“尚未成熟的浪漫主義者、稚氣的唯美主義者，返祖的荒野流浪者”： 18歲時，他夢見自己穿過叢林，翻過巖壁，流浪在浪漫的荒地上。只要是心裏還記得少年時代活力的人，都不會忘卻這些夢想。埃弗裏特不同於常人之所在於：他真的出發去實現夢想，並且不是隻在文明的、裝飾性的樂園中度上兩週的假，而是在自然奇境中度過數月、數年。。。。。。

    他故意處罰自己的身體、考驗自己的耐心、測試自己的毅力。他故意前往印第安人和前輩警告他不要去的小徑。他登上懸崖，不只一次讓自己懸在巖錐和邊緣之間。。。。。。他從水潭邊、峽谷底和納瓦霍山上的帳篷中，給家人和朋友們寫了熱情激昂、洋洋灑灑的長信，信中抨擊文明的千篇一律，頌揚自己對世界所發的不成熟牢騷。

    埃弗裏特寄出很多這樣的信件，其上的郵戳遍及他所經過的窮鄉僻壤：卡巖塔、欽利、魯卡丘凱、宰恩峽谷、大峽谷、梅薩佛、埃斯卡蘭蒂、彩虹橋、謝伊峽谷：這些信被收錄在羅秀（W.L.Rusho）所著的經過認真考證的傳記《埃弗裏特。魯埃斯——追尋美的流浪者》一書中。讀着這些信件，我們都會情不自禁地為埃弗裏特對自然的渴望，以及他對沿途所經鄉野的熱情而動容。他在給朋友科爾內爾。騰格爾（Cornell Tengel）的信中寫道：“自上次給你寫信後，我在原野中又擁有一些美妙的經歷，它們強烈而難以抗拒。但另一方面，我總有被擊垮的感覺；而我正需要這種感覺來維持生命。”

    從埃弗裏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麥坎德利斯神秘的相似之處；以下是其中三封信的摘錄：最近我越來越渴望永遠做荒野裏孤獨的流浪者。天知道這些小徑多麼吸引我；筆墨無法形容那令人難以抗拒的誘惑。只有寂靜的小徑最美。。。。。。我將永遠流浪下去。當死亡來臨時，我要待在最荒涼、最孤寂、無人煙的地方。

    這種美已成為我的一部分，我覺得離生命更遙遠。。。。。。在這裏我結交了一些好朋友，但是並沒有人真正瞭解我為什麼在這裏、我在做什麼。我不知道有誰能真正瞭解這些；畢竟我已經孤獨太久了。

    我一直不喜歡一般人所過的人生，而總希望能夠活得更豐富多彩。

    在今年的漂泊中，我擁有比以往更多、更刺激的冒險經歷。壯觀的荒野，未開化的廣闊荒原，受侵蝕而消失的台地，從硃紅色沙漠中冒出的藍色山脈，底部寬僅1.5米、深達數十米的峽谷，在不知名峽谷中咆哮的傾盆大雨，數百間已荒廢百年的懸崖民居。。。。。。

    半世紀之後，麥坎德利斯寫個韋斯特貝格的明信片中有一段極類似的話：“我已經決定要這樣生活一段時間，這種自由和簡樸的美，令人難以放棄。”麥坎德利斯寫個羅納德最後一封信中也有類似的表述。

    埃弗裏特和麥坎德利斯一樣浪漫，也一樣不在意個人安全。考古學者克萊伯恩。洛基特（Clayborn Lockett）1933年挖掘曾居住在絕壁的阿納薩齊族人的遺蹟時，曾僱埃弗裏特為廚師。洛基特告訴羅秀，他驚異於埃弗裏特在危險絕壁間輕率走動的舉止。

    確實，埃弗裏特曾在一封信中自誇：“為了尋找水或懸崖住地，我曾上百次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易碎的沙石和近乎垂直的巖緣；還有兩次，我幾乎被野牛角刺死。不過還好，到目前為止，我仍毫髮無傷，還在繼續我的探險。”埃弗裏特在最後一封信中，也毫不在乎地向他哥哥坦承：好幾次我絕處逢生地逃過響尾蛇和碎石壁。最近的一次是卓拉泰洛（他的驢子）驚擾了野蜂羣，差點要了我的命，蜂蜇後大概三四天，我的眼睛才能睜開，雙手才恢復功能。

    像麥坎德利斯一樣，埃弗裏特不畏肉體的痛苦，有時候甚至還歡迎這樣的折磨。他告訴朋友比爾。雅各布斯（Bill Jacobs）説：“六天來，我忍受着三葉毒藤的折磨，這種折磨還遠沒有結束。”

    他繼續説：“這兩天我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我在熱浪中不停地翻轉，成羣的螞蟻和蒼蠅爬遍全身，毒液慢慢地在我臉上、胳膊上和背上流動，結成硬塊。我什麼也沒吃，什麼都不能做，只能靜靜地忍受。。。。。。我每一次都會遇上它，但我可不願就這樣被趕出叢林。”

    像麥坎德利斯一樣，在開始新旅程時，埃弗裏特會給自己起一個新名字，更確切地説是一串的新名字。他在1931年3月1日的信中，通知家人他決定自稱蘭。拉莫（Lan Rameau），要求他們“尊重我的筆名。。。。。。”兩個月後，他的另一封信説：“我又改了名字，叫做埃弗特。魯蘭（Evert Rulan）；朋友認為我的名字太怪異，而且非常法國化。”接着在同年8月，他沒有解釋，又把名字改回埃弗裏特，用了三年，直到流浪到戴維斯峽谷。在那裏，不知什麼原因，他兩度在柔軟的納瓦霍沙石上刻下內莫（Nemo）這個名字——也就是拉丁文“無名小卒”的意思，從此便消失得無影無蹤。那時他僅20歲。

    埃弗裏特寫的最後一封信寄自摩門信徒定居的埃斯卡蘭蒂，這個地方在戴維斯峽谷北方近100公里處，寫信的日期是1934年11月11日，收件人是他的父母和哥哥。他們説當時他已經有一兩個月沒和人接觸了。信寄出後8天，埃弗裏特在距峽谷約兩公里處遇到了兩個牧羊人，並在他們的營地裏住了兩晚。他們是最後見到這個年輕人的人。

    埃弗裏特離開埃斯卡蘭蒂後3個月左右，他的父母收到一包由亞利桑那州馬布爾坎寧郵政局轉來的未拆封的信件。埃弗裏特本該早到那兒了，可是卻還未抵達。他的父母不由得擔心起來，於是聯絡了埃斯卡蘭蒂政府。當地政府於1935年3月組織了搜救隊，從埃弗裏特最後露面的牧羊營地開始地毯式搜索，很快就在戴維斯峽谷底找到了埃弗裏特的兩頭驢子，它們正在用樹枝和樹幹圍起的畜欄裏滿足地吃草。

    驢子被關在峽谷上部，就在摩門教徒階梯和峽谷底部交點上游。下游不遠處，搜救人員發現了埃弗裏特營地的確切證據，然後，在一座高大的天然拱門下，阿納薩齊人的穀倉門口，他們看見石板上刻着“內莫 1934”的字樣，四個阿納薩齊人的罐子被仔細排列在附近的石頭上。 3個月後，搜救人員在峽谷稍遠處發現另一個內莫的塗鴉（自1936年格蘭峽谷大壩建成後，上漲的鮑威爾湖水已淹沒了這兩個塗鴉），但除了驢子和拴繩之外，找不到任何埃弗裏特的物品——他的露營裝備、日記和畫，全部消失的無影無蹤。

    大部分人認為埃弗裏特是在攀登峽谷時摔死的，考慮到當地變化莫測的地形（到處都是由納瓦霍沙岩組成的懸崖，這是一種易碎的地層，被侵蝕成平滑、突出的懸崖），以及埃弗裏特對高危險攀巖活動的特殊傾向，這的確是可能發生的。然而，仔細搜索了遠近的懸崖後，卻沒有挖掘出任何人的遺海埃弗裏特失蹤後不久，他的父親曾提到他可能是受法國作家儒勒。

    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裏》的影響，才自稱“內莫”的。埃弗裏特閲讀了許多遍這本書，書中的主角內莫船長誠實純樸，遠離文明，切斷他與“地球上所有的關係”。埃弗裏特傳記的作者羅秀同意其父的看法，他指出，埃弗裏特“離開規規矩矩的社會、鄙視世俗的歡樂，以及他在戴維斯峽谷上刻下‘內莫’，所有這些都強烈暗示他很認同凡爾納所塑造的角色。”

    埃弗裏特對內莫船長非常痴迷，這使得許多人神化了埃弗裏特。他們認為埃弗裏特可能欺騙了世人，在他離開戴維斯峽谷之後，以另一個身份靜靜地隱居在世界的某一角落。一年前，我在亞利桑那州今曼市加油時，和一位中年加油工談起埃弗裏特，這名加油工身材瘦小，容易緊張，嘴角還殘留着酒滴。他一口咬定“他認識一個曾經見過埃弗裏特的傢伙”，時間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納瓦霍印第安保護區一間偏遠的泥蓋小屋裏。加油工的朋友説，埃弗裏特娶了一個納瓦霍族女孩，至少生養了一個孩子。不用説，這個故事和最近其他有關埃弗裏特的報道一樣，都不可信。

    曾經和許多人一樣花了許多時間調查埃弗裏特之謎的肯。斯萊特（Ken Sleight）認為，這孩子死在1934或1935年初，並且他也相信自己知道埃弗裏特死亡的真相。65歲的斯萊特是專業的河道領航員，由摩門教人撫養長大，被稱為“沙漠之鼠”，待人傲慢。在愛德華。阿比（Edward Abbey）所著關於峽谷區生態的恐怖小説《活動板鉗幫》中，據説其中“神出鬼沒的史密斯”一角，就是埃弗裏特的所有足跡，與所有碰到埃弗裏特的人談過，也帶埃弗裏特的哥哥沃爾多到過戴維斯峽谷，去勘察埃弗裏特失蹤的地點。

    斯萊特説：“沃爾多認為埃弗裏特遭到謀害，可我並不這麼認為，我在埃斯卡蘭蒂住過兩年，和被當地人認為是兇手的人聊過，我就不相信是他們做的。不過誰知道呢？人們永遠不知道別人私底下會做什麼。還有些人認為埃弗裏特摔下了懸崖。的確有這一種可能，在那種地方很有可能，不過我相信當時的情況不是這樣的。我的想法是，他是被淹死的。”

    幾年前，史萊特步行到位於聖胡安河支流、距離戴維斯峽谷正在東方100多公里的大峽谷。在那兒，他發現“內莫”這個名字刻在阿納薩齊人穀倉的軟灰泥上。斯萊特推測，埃弗裏特刻下這個“內莫”標記時，才離開戴維斯峽谷不久。

    斯萊特説：“他把驢子圈入獸欄後，把所有的裝備藏在某個洞穴裏，然後離開，把自己當成內莫船長。他在納瓦霍保護區有印第安朋友，我覺得他就是要到那裏去，”通往納瓦霍保護區的必經路徑是，在“巖中洞”渡過科羅拉多河，然後循着摩門拓荒者在1880年開拓的崎嶇小路，穿越威爾遜台地和克萊山，最後順着大峽谷，抵達聖胡安河，保護區就在河對岸。“埃弗裏特在大峽谷遺蹟上刻下‘內莫’，亦即在柯林斯溪會流處下游近兩公里，接着繼續向聖胡安河前進。然後，他試着遊過河時淹死了，這是我的想法。”

    斯萊特認為，如果埃弗裏特能夠活着遊過河去，來到保護區，就不可能隱藏他的行蹤，“即使他假扮內莫。雖然埃弗裏特是個獨行者，但他也喜歡人羣，不可能在那兒隱姓埋名地度過餘生。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我是，愛德華。阿比是，這個叫麥坎德利斯的年輕人似乎也是，我們喜歡友情，但我們也無法忍受長時間與人們在一起。因此我們讓自己失蹤，然後回來一段時間，接着再次失蹤。埃弗裏特就是這樣做的。”

    “埃弗裏特很奇怪，”斯萊特承認，“與眾不同。他和麥坎德利斯兩人都嘗試着追求他們的夢想。這就是他們的偉大之處，因為他們嘗試過，而很多人並沒有這樣做。”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多年之前，在遙遠地方，就有類似的事情。通過了解這樣的事情，可能會對我們理解埃弗裏特和麥坎德利斯有幫助。

    在冰島的東南海岸，有一個叫做帕波斯（Papos）的低矮障壁島。

    島上草木不生，到處都是岩石，從北大西洋不斷吹來強勁的風。島名原子首批定居於此，被稱為“帕帕”（papar）的愛爾蘭修道士，他們現在已銷聲匿跡。一個夏日的下午，我走在這個表面粗糙的海岸上，無意中發現嵌入苔原的已經模糊的長方形脈石。這是那些修道士居住地的古老遺蹟，它甚至比阿納薩齊人在戴維斯峽谷的遺蹟還早數百年。

    早在公元五六世紀，這些修道士就從愛爾蘭航行到此地。他們乘坐柳條和獸皮製成的小船，渡過了世界上最兇險的海洋，卻不知道自己就算能安全渡海，又能在海的那端找到什麼。

    這些修道士冒着生命危險——的確也有許多人喪生——並不是為了財富、榮耀，也不是為任何暴君去發現新大陸。一如諾貝爾獎得主、偉大的北極探險家弗裏喬夫。南森所指出的：“這些非凡的航行，主要是為了發現人跡罕至的地方，好讓這些隱士們能夠有一個寧靜的居住地，不受世俗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