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國真相》節選：美國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_風聞

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編者按：多年以來，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是一個堅定的批評者，而他對於現任美國政府的批評比大部分人都要嚴厲。在《美國真相》這本書中，斯蒂格利茨從經濟結構、民主制度、科技和政府等方面層層分析美國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他説美國是一個金玉其外的富國，有如此之多國民窮困潦倒，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在“資本利益高於一切”的價值觀主導下，美國夢正在破滅，社會不平等加劇，中產階級正在消亡，階級固化正在成為新常態，而這一切的源頭是美國對於經濟、政治和價值觀的錯誤理解。也許你未必會同意斯蒂格利茨對於美國社會的全部診斷和藥方，但是很難否認的是，美國的反思能力也是構成這個國家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部分。

美國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所有人都知道美國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新技術的發展方式讓許多“工人”落在了時代的後面，而它們的發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政策決定的。即使在2018年經濟週期出現轉折的期間，大多數企業的經濟狀況也沒有獲得太大的改善，無法恢復到10年前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現在的財富不平等問題比2008年前嚴重得多，而隨着2017年税收法案的出台，再加上美國政府對放松管制的狂熱追求，美國的經濟前景可能會變得更加極端不確定。

以老布什和克林頓為代表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曾經承諾，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給所有美國人帶來繁榮。現在，這些承諾已經被美國民眾看作政客自私自利的陳詞濫調，也難怪美國人對精英及“體制”的幻滅感會增強。

如果把人們的失望情緒與市場營銷、行為經濟學的進步結合起來看就能明白，為什麼近一半的美國人都被特朗普的欺騙性營銷矇騙了。當美國人對精英政治失望至極時，政治操縱就浮出了水面。

美國並非一夜之間陷入當下的危險境地。有人警告説，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並不樂觀，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美國社會的情況很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測的人拿來誤導大眾。美國人可能不知道挑戰將是何種形式，但風險確實存在，而美國最終卻選擇無視這些警告。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目前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人們錯誤地理解了經濟、政治和價值觀所代表的意義。

美國的經濟學“出錯了”。

人們總是認為不受約束的市場（包括減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經濟問題的唯一解。美國人認為金融、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本身就會給所有人帶來繁榮，市場本身是具有競爭性的。因此，他們不理解市場勢力的威脅性。美國人總是盲目地認為，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將會提高社會的總體效益。

美國的政治“出錯了”。

太多的人認為選舉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國人不理解金錢對政治產生的威脅，不明白金錢的集中化將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錢來塑造經濟和政治體制，進而使經濟和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美國人也不明白，他們何等輕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何等容易地對民主制度產生了幻滅—大部分民眾認為這一制度是被操縱的。

美國的價值觀“出錯了”。

美國人忘記了經濟應該服務於人，而不是讓人服務於經濟。美國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應創造更強大的經濟，以便更好地讓經濟為人服務。然而，美國告訴人們，由於全球化影響了經濟，美國不得不削減他們的工資和公共項目支出。金融本身從為經濟服務的工具變成了經濟目標。這導致美國經濟更加不穩定，增長更加緩慢，社會不平等加劇，而普通人深受其苦。個人對利潤的追求並沒有使扭曲的經濟得到改善。

逐漸惡化扭曲的價值觀帶來了扭曲的經濟和政治。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更加自私的社會，就像經濟模型中所表述的那樣，人們本就是自私的，但這種形象並不是美國民眾理想中的那個更好的自己。美國人被錯誤的模型引導，最終變得與模型本身毫無二致。美國人變得更加物質主義，不再考慮其他人的感受，從利他主義逐漸變成利己主義，而最初的道德準則也變得越來越模糊—道德是為宗教領袖和星期日的禱告保留的。金融機構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道德敗壞已經成為金融的標誌。現在美國選出了一位總統，他本人就是這種新的反道德規範的典範。

美國人不理解提高生活水平、實現最高理想的基礎—科學、理性探索和論述，以及由此產生的各類社會機構和基於民主進程的法治體制。

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國際主義和自由市場，現在正被原始的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所取代，後者所提出的“讓美國恢復繁榮”的承諾更難以實現。對一位經濟學家來説，攻擊“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是很容易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假設並不充分。這對普通的美國人來説可能會比較困難，但至少他們可以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理性的討論，確定論點和經驗假設中是否存在真理。然而，反對特朗普的觀點就不太容易了，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理論的基本思想（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的話）還不成熟。儘管在美國國內政策方面，特朗普擁護市場經濟的優點（甚至包括美國的尋租政策），但在國際貿易方面，他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場：他不相信不受約束的競爭性市場，只相信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受管制的貿易，迴歸了重商主義思想。

從歷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絕望事態

回顧美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其他危險事件可以給美國未來的發展帶來一些希望和靈感。特朗普不是第一個濫用權力的總統，美國也不是第一次面對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美國的經濟在以前也曾經被肆無忌憚的市場勢力所扭曲，但美國最終都遏制了這些弊端，並重新回到正軌。

據説，安德魯·傑克遜在談到最高法院的一項他不贊成的裁決時曾經説：“既然約翰·馬歇爾（第四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已經做出了決定，那就讓他來執行吧！”傑克遜知道在美國的政治體系中，只有總統能執行法律，因為總統的政府控制着所有負責執行法律的機構，法院沒有執行法律能力。在當時還是一個年輕共和國的美國，傑克遜作為領導力量主持了美國的一次“大分裂”時期。

在共和國的進程中，美國的體制得到了改進和重組。傑克遜那災難性的“分贓制度”最終導致了專業公務員制度的建立。

這也不是政客第一次試圖利用權力獲得政治優勢了。在南北戰爭之後，戰後重建和數十年的種族隔離導致了更多的持續性危機和社會不公正，這些危機至少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難以處理和令人絕望的，尤其是對種族主義的受害者而言。當時的問題不只是種族偏見，持續剝削他人的經濟體系才是更嚴重的災難所在。特朗普煽動民眾的偏見，試圖將白人工薪階層選民的憤怒指向移民，這與美國以前的情況十分相似。

這些試圖爭取種族平等的鬥爭與爭取經濟公正的鬥爭是相互呼應的。19世紀末的鍍金時代，社會不平等、市場勢力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化達到了新的高度。後來，包括旨在確保競爭的法律在內的進步立法將美國從懸崖上拉了回來。1920年，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問題再次登上了新的高峯，“羅斯福新政”社會和經濟立法為美國開闢了一個新時代，美國人受益於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所提供的經濟保障，通過立法遏制金融部門，賦予勞工運動新的生機，重新平衡了經濟權力。

提高公共福利

我在本書中提供了一項新的改革議程，或許可以稱之為進步議程，它的核心是憲法序言的一部分，即提高公共福利。公共福利不是隻有1%的人享受的福利，而是屬於所有人的福利。我已經提出了一個綱領，我相信這個綱領可以作為新一屆民主黨的共識。它表明了民主黨必須團結一致，不僅僅是為了反對特朗普及其主張，也是為了支持我在本章前半部分簡要描述的美式價值觀。這是一種關於“我們在哪裏，我們可以去哪裏，我們可以成為什麼，以及如何實現”的看待世界的視角。

21世紀，美國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契約來實現和維持社會發展。該視角基於歷史責任感和對經濟及社會權力的深刻理解，即社會權力塑造了經濟，又反過來被經濟所影響。儘管美國人使用技術官僚的語言（language of technocrat）表達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這一語言反映了美國最高的道德抱負，以及用道德和價值觀表達自我的意願。

美國人需要從明確的目標着手。不是老生常談地重申美國已有的價值觀，而是理解這些價值觀是什麼。經濟應該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人們必須瞭解自己的目標到底是什麼：衡量經濟成功的標準不僅要看GDP，也要關注人們的福利水平。用克林頓的話説：美國必須以人為本。新的社會契約應包括為子孫後代保護環境，恢復普通人的政治和經濟權利。

這項21世紀的進步議程致力於確保進步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公平和安全的共享，使每個美國人都有機會過上中產階級生活，不會受到歧視、偏執和排斥。作為一個整體，只有實現人們的共同繁榮，才能實現整個國家的繁榮。這既是經濟現實，也是根深蒂固的價值觀的體現。新的社會契約應該包括這樣一項承諾：每個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中，每個人的聲音都應能得到傾聽。因此，新的社會契約必須為所有人（包括富人、窮人、白人和非裔美國人）提供公正和機會。基於這一關鍵條款，美國夢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以推動進步為重點的進步議程必須以對國家財富來源的深刻理解作為基礎，而且必須致力於確保技術進步和全球化的形成和管理都能以惠及所有人的方式進行。目前圍繞這兩者的爭議造成了不必要的分裂。本書試圖列出這一進步議程的基礎及實現這一進程所需要制定的政策。

在這一進步議程中，美國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既要確保市場按照預期正常運行，又必須以私人和市場無法做到的方式提高公共福利。

然而，如果要接受這種模式，美國人就必須糾正自己錯誤的觀念，即“政府永遠是低效率和莽撞的”。美國人必須認識到與包括市場在內的所有人類機構一樣，政府也容易犯錯，而且也可以進行優化。“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手段”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從過度污染到金融市場不穩定，再到經濟不平等，美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是由市場和私人部門造成的。簡而言之，單靠市場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只有政府才能通過對基礎研究和技術的投資來保護環境，確保社會和經濟公正，促進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習型社會的形成，而基礎研究和技術進步是社會賴以持續發展的基礎。

右翼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政府幹涉了他們的自由。右翼派企業認為，政府實施的法規和税收會降低它們的利潤。那些最頂層的1%的人擔心強大的政府可能會使用職權將財富從自己手中奪走，重新分配給窮人。因此，這些人有動機把政府描繪成一個低效率的“腫瘤”，但他們的每種説辭都存在嚴重的缺陷。今天，那1%的人所繳納的税款遠遠少於他們應當繳納的份額，這使得他們的收入中用於支持包括國防在內的公共福利的份額更低。與此同時，他們的收入來源主要以租金為基礎，而這些租金所佔的份額遠遠超出其在國民收入和財富中應有的比例。

此外，本書還描述了精英階層是如何成功以絕大多數人的犧牲為代價制定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的。非自然的經濟力量導致大多數人的收入增長几乎陷入停滯，而那1%的人的收入水平卻在急劇上升。導致這些非自然結果發生的並不是自然規律，而是人類規律。

現實情況是，美國的市場必須進行結構性調整。在過去40年裏，美國對市場進行的重組導致了增長放緩和更多的不平等。市場經濟有很多種形式，但美國選擇了一種不利於大部分人的市場經濟。美國現在必須再次改寫市場的規則，以便讓經濟更好地為社會服務。例如，美國必須確保市場的競爭性，摒除規模龐大的市場勢力，讓市場按它本來應有的狀態運轉。

美國有一套遠比“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推崇的更加高明的制度。美國不僅擁有多個高效的政府機構，還有一批強大而充滿活力的非政府機構和基金會組織。美國進步的核心是大學，在美國，所有的頂尖大學都是公立或非營利性機構。美國還擁有合作經營的企業。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信用合作社是為數不多的沒有被金融領域的道德腐化所侵蝕的部門。22信用合作社在美國的許多地區及許多部門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3在危機期間，信用合作社及有更多“工人”參與決策、擁有更多所有權的企業遠比其他企業表現得更好。

美國有能力加強這種由不同類型的機構組成的豐富制度。每一類機構都有自己的定位，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例如，私人部門依靠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及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的知識蓬勃發展，這些知識往往得到公眾的支持。事實上，美國的私人部門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私人部門並不是所有人類智慧的源泉，也不是美國社會問題的唯一解。私人部門的收益是建立在美國政府和非營利性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的基礎上的。

因此，這項改革的中心綱領要求美國在社會和經濟中建立一個更好的平衡機制。這個平衡機制將囊括美國的政府、私人機構和社會的各個部門。美國在恢復平衡的過程中，必須遏制近幾十年來越來越明顯的物質主義和道德敗壞發展的極端勢頭，激發個人和集體的主觀能動性，給人們追尋幸福生活的發展空間，24勸誡個人和社會以更加高尚的價值觀和追求作為行動的基礎。在美國人需要遵循的價值觀念中，應有對知識和真理、民主和法治，以及自由民主和知識體制的尊重。只有這樣，美國花費了250年才摸索出來的進步經驗才能得以存續。

美國還有希望嗎？

美國的歷史使人們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更加光明的未來並非一定會到來。

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那樣，在鍍金時代和咆哮的20年代之後，美國曾兩次從極端的社會不平等中恢復。然而，今天美國面臨的挑戰可能更加嚴峻，因為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可能更加嚴重。而且，隨着美國最高法院近期下達的裁決，金錢將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現代技術可以更有效地將金錢上的差異轉化為政治權力上的差異。

在今天的美國，唯一可以與強權抗衡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也就是選民的投票權。但隨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民的制衡權力越來越難以有效行使。這就是為什麼實現社會公平不僅僅是道德或者經濟問題，它關係着美國民主的存亡。

為了讓所有美國人都能實現他們所向往的生活—以符合人民的選擇、責任和自由的價值觀的方式，美國需要實施這項具有進步意義的改革議程。這一議程雄心勃勃，且有其存在的必要價值。儘管美國今天的情況很糟糕，但如果人們對此置之不理，讓美國依舊執迷不悟地走在現在的道路上，伴隨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美國的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嚴峻。美國社會可能會以更加嚴重的不平等及分裂而告終，激發更多不滿的情緒。漸進主義的政策雖然是整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並不適合解決美國今天所面臨的困境。

美國的社會生態已經趨於負面。如果放任它自生自滅，人們將會時常陷入悲觀和絕望的情緒中。我滿懷着希望和信念寫下本書，並相信另一個更加光明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有足夠多的美國人也同樣相信這一點。我同樣相信，只要美國人團結起來，人們可以扭轉這一可怕的局面，這其中包括尚未失去理想的年輕人，也包括那些仍然堅守着機會平等和共同繁榮理想的老一輩民眾，以及那些想要為爭取民權而奮鬥的戰士。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有那麼多人的心被緊緊拴在一起。有那麼一瞬間，美國人看到一線希望的光芒在閃爍，再一眨眼卻又只看到烏雲壓境，黑暗籠罩着整個國家。美國可以選擇的另一個世界並非只是過去的投影，人們可以運用經濟和政治知識，以及近幾十年來在失敗中學到的經驗，建立一個設計合理、監管良好的市場機制，並與政府和民間社會機構進行廣泛的合作。這才是美國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

我所描述的這種對未來的另一種設想，這種21世紀的新型社會契約，與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為美國指出的道路截然不同，雖然他們所提出的政策往往會得到商界的大力支持。美國過去的失敗將成為他們未來的鏡子，除非美國能更好地管理技術進步，否則他們將很可能帶領美國走向一個反烏托邦社會，一個越來越不平等、越來越分裂的政治體制。理想中的社會形態將離美國人越來越遠。

現在拯救美國還為時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