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心社會”走向“風險社會”的日本_風聞

來源：《環球》

作者：吳限（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由新冠病毒誘發的公共衞生危機,已對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造成一定負面影響。若再與之前經濟不景氣、少子老齡化、核安全危機等風險因素疊加，恐將加速日本由“安心社會”走向“風險社會”的進程。

“安心社會”今不在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制度不斷完善的良性環境中，日本進入了一個治安穩定、醫療保險制度成熟、國民富裕幸福、充滿競爭與活力的“安心社會”。但好景不長，隨着泡沫經濟崩潰，安心社會未能長久持續，而是在不穩定中向“不安心”社會發展。

2020年4月13日，東京一名戴口罩男子在雨中走過顯示日本日經指數的電子股票板。

為重新構築安心社會，日本政府在2009年發佈《面向社會安心與活力的日本——實現安心社會會議報告》，提出“要以安心支撐的強大經濟為亞洲和世界做貢獻……構築安心社會的信賴與活力、共生貢獻的成長與協調”。但遺憾的是，十年來日本意圖構築的“安心社會”不僅沒有重新出現，反而卻因經濟長期低迷、少子老齡化、核安全危機以及右傾保守化政治等問題的衝擊，呈現出風險社會的症候。

安倍政權上任以來，曾力推“安倍經濟學”試圖扭轉經濟頹勢，但“安倍經濟學”的新舊“三支箭”，不僅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讓國民背上負擔。據日本財務省數據，截至2019年3月底，包括國債和借款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達1103萬億多日元，創歷史新高，成為全球負債率最高的國家。若按照2019年日本總人口約1.26億計算，日本國民的人均負債額約達87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6萬元)。個人名義負債額的增多變相加劇了日本家庭的貧困化。據統計，2015年日本的相對貧困率達到15.6%。有學者認為，日本的貧困是一種“隱形貧困”或“看不見的貧困”，其實際的貧困化程度比統計數字所反映的要嚴峻得多。

經濟的不景氣也導致國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形成所謂的“格差社會”。據日本總務省2019年統計，日本非正規就業人數已佔就業總人數36.1%，而35歲以下非正規僱用者比例達到25.1%。年輕人勞動力的非正規僱傭化，直接導致了年輕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和貧困化，而且這種差距已經延伸到了醫療和護理這些福利性的服務領域。更具危害的社會意義在於中產階層日益分化和瓦解，“一億總中流（‘中層’之意）”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伴隨而來的是日本中產階層的“下流（‘下層’之意）化”，日本由均質的“中流社會”逐漸轉變為分化日益嚴重的“下流社會”。

儘管安倍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要邁向“一億總活躍社會”，但顯然一個階層的培育和形成遠比它的瓦解更困難。正處在中產階級下流化進程中的日本難以短期內“復原”，再造一箇中流階層。

少子老齡化等社會問題加劇

目前的日本已完全由老齡社會步入超老齡社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佔到總人口比例的28.4%。在老齡化給社會帶來巨大壓力的同時，老年人犯罪問題開始凸顯。近些年，日本在押犯中老年人開始增多。據統計，2017年日本高齡犯罪者達4.63萬人，相當於每10萬人中有131.6人被檢舉。其中很多老人都是故意實施犯罪行為，目的只是希望監獄收押他們，因為這裏有同伴，不會再孤獨，還管吃管住，沒有生存的壓力。犯罪的高齡化和自願犯罪折射出貧困與老齡化的日本社會的某種病態。

少子老齡化問題也在改變着日本人的人際關係。傳統的日本社會一直穩固建立在“血緣”“地緣”和“社緣”上，被稱為“有緣社會”（人情社會），如今人際關係卻日益疏離，正在步入“無緣社會”和孤立社會。儘管社會孤立的現象在任何國家和社會中都存在，但日本的情況非常嚴重。據經合組織（OECD)對成員國進行的社會孤立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受調查者中這一人羣高達15.3%，在參與調查的20個國家中居首。

無緣社會的出現反映了日本社會傳統的家庭、村落、企業中的人際關係結構正在發生蜕變，傳統價值觀正在消解，由此帶來的“家庭暴力”“孤獨死”和“人間失格”等問題也開始顯現。

日本內閣府近幾年實施的針對全國20歲以上國民關於家庭暴力的調查結果顯示，來自配偶的家庭暴力長期維持在20～25%之間，其中近三成女性遭到過家暴，一成女性多次遭到家暴。而引起家暴的原因多來自心理和經濟壓力，這種狀況也間接導致了選擇終身不婚的男女比例不斷升高。根據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9年，日本人的終生未婚率男性達到23.4% ，女性達到14.1% ，與經濟景氣時期的1975年相比，翻了八倍多。數據顯示，經濟長期低迷與日漸失範的社會倫理道德對家庭、婚姻帶來了巨大沖擊。

孤獨死（死後四天以上才被發現）是老齡化背景下老年人社會孤立問題的極端表現。據統計，2016年的日本全國孤獨死超過4萬起，獨居男性孤獨死佔了七成，年齡多集中在65歲至69歲之間。孤獨死現象體現出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日趨疏離。青壯年的生存狀態也不容樂觀，自閉症、孤獨症、啃老族、御宅族等問題長期困擾並侵蝕着他們的身心。

核安全危機難以解除

風險社會之所以被高度重視，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核安全危機及其後遺症讓人們深刻認識到現代性危機的存在。

2011年3.11大地震及其引發的福島核危機是最典型、最嚴重的風險社會表徵。福島核危機打破了日本“核安全”神話。然而日本政府非但沒有棄核之意，還通過出台新的核電站安全標準相繼重啓核電機組。

在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日本歷屆政府基本遵循了1956年國會制訂的《原子能基本法》和1967年出台的“無核三原則”。但隨着地緣政治矛盾的上升和日本自身右傾保守化的加劇，右翼保守勢力開始叫囂改變無核政策，要通過擁核來維護日本的安全。日本政府儘管並未採納右翼的極端主張，但卻公開宣稱“憲法允許日本擁有自衞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在2012年聯合國裁軍大會及國際軍事委員會年會上，日本又一反常態地拒籤削減核武器的決議草案。種種跡象表明，日本的核政策開始鬆動。

3.11大地震所暴露的核安全問題及重啓核電的背後實際上隱匿着日本政府圖謀擁核的小算盤。日本執意擁核的態度決定其難以“廢核”，這將深刻影響着“後3.11時代”日本的核政策走向。核安全危機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將長期懸吊在日本國民的頭上。

右傾保守化並未退潮

除此之外，右傾保守化的政治生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着社會風險進程。儘管當前日本政壇相對比較穩定，安倍政權也努力與中國相向而行，推動兩國關係持續向好發展，但這並不意味着右傾保守勢力就此銷聲匿跡，甚至放棄修憲和軍事大國化戰略，尤其在兩國曆史問題、領土主權爭端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的前提下，右翼保守勢力所帶來的政治風險依然存在。在修憲和解禁集體自衞權方面，由於直接修憲尚有難度，日本會繼續採取“修改憲法解釋”的變通方案。此前出台的“安保三箭”和“新安保法”都在實質性推進着修憲進程，也在根本上改變了戰後日本一直奉行的“專守防衞”的安保政策。而受歷史與現實因素的影響，日本在和平、民主的理念中仍裹挾着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等右翼反動思想。右翼勢力仍將頑固秉持錯誤的歷史觀，宣揚極端排外主義，熱衷介入釣魚島、竹島（韓國稱獨島）等領土主權爭端。其極端言行對日本內政外交仍構成潛在的嚴重負面影響，使日本未來的走向充滿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