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拙百變梁建章_風聞

撰稿｜吳俊宇

英國《經濟學人》在最新出版的一期雜誌中用那種英式冷幽默如此形容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

1995年夏天，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和妻子一起在地下室工作，把平裝書打包成盒子，他是個瘦骨嶙峋的瘋子。如今，25年過去了，他或許是21世紀最重要的大亨——一個肌肉發達的離婚者，他為太空任務和報紙提供資金以取樂，他受到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奉承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辱罵。

《經濟學人》這種表達當然足夠刻薄，這是一種英式刻薄。你會覺得記者如同長着複眼的蒼蠅，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喃喃自語。

插圖也很刻薄，一個挑眉的光頭，笑得很油膩，臉上、額上有皺紋，還帶着幾分狡黠。

如果用《經濟學人》這種英式刻薄談論起當下一批中國腰部互聯網企業家，觀感或許是這樣的。

美團王興，一個讀了幾本暢銷經管書就愛在飯否發QQ空間還能讓朋友圈跟風轉發的光頭。

字節跳動張一鳴，一個沒價值觀的機器人，用半吊子管理學讓想暴富90後前呼後擁的個人崇拜者。

B站陳睿，一個小腹連着腿部贅肉，做着00後生意，還聯合前浪給後浪灌輸老派價值觀的愛哭男人。

滴滴程維，一個試圖用吐槽大會、新春舞蹈的給滴滴洗刷社會危機的演員式企業家。

當然，這都只是玩笑。

我們沒必要神話企業家。企業家也是人，企業家不是神。企業家一天只有24小時，企業家有企業家的焦頭爛額，企業家有企業家的被逼無奈與迫不得已，企業家更有企業家的骨子裏的罪性——那種上帝造人以來就深深紮根的東西。

在這裏，我們真正要談的是——梁建章——另一個處於腰部的企業家。

這是個温文儒雅、能屈能伸的學者型企業家。他很“西派”，還有幾分笨拙。受訪時總顯得有些木訥。他和其他互聯網企業家不太一樣。他不喜歡在飯否上假裝喃喃自語，也不喜歡在朋友圈碰瓷挑起和巨頭的戰爭，他不想讓年輕人變得簡單、偏激、惡臭，卻又時時刻刻想讓年輕人生孩子。

危機時刻，他既能變成“小丑”，也能展現風骨。這是個敢於自我表達以求自救的企業家。他總想做點兒什麼以回應社會的呼喊，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悶聲不響只管撈金。

他的笨拙百變和學者姿態在當下崇尚狼性、追求霸道甚至人人爭做胡雪巖的企業家環境中堪稱清流。

一

帶貨主播

這一波疫情讓攜程這類企業遭受到了重挫。攜程股價在疫情以來幾乎跌到了最低點。

翻翻攜程財報，乍一眼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第一季度的淨營收為47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42%；營業虧損15億元，去年同期營業利潤為9億元；扣除股權報酬費用後的營業虧損為12億元，與為應對客户由於疫情退款計題的應收賬款壞賬準備金額相當；淨虧損53億元，去年同期淨利潤為46億元。

梁建章説這至少是攜程成立以來虧得最多的一個季度。但你去看看攜程的現金流會發現，很健康。

截至2020年3月31日，該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限制性現金、短期投資、持有至到期定期存款及金融產品餘額約96億美元。折算成人民幣是682億元，較2019年期末增長了14%。

按道理説，應該不慌，可梁建章還是焦慮，他想的是未雨綢繆。

攜程在公告中提到，疫情使得旅行需求大幅下降，導致預訂取消及新訂單減少，且公司長期投資的壞賬準備和減值準備也錄得增加。

攜程在5月完成10億美元借貸，梁建章自己親自上馬跑去直播。

梁建章可以文質彬彬西裝革履，也能多彩百變——這一次疫情後的換裝自救，已經展現了他這種特質——秀才、農民、小龍女、阿凡提。

這次疫情及直播潮掀起的企業家直播熱中，有帶貨的董明珠，有吃播的丁磊，還有搞讀書座談的李彥宏。大部分企業家都是淺嘗輒止，或是品牌活動，你很少見到有誰能像梁建章一樣放得開。

二

知識分子

梁建章有兩個微博。

一個是“攜程梁建章”。只有8萬粉絲，發了91條動態。早些年這個微博大部分內容都和攜程有關，這次疫情之後，這個微博大多數最新動態變成了抗擊疫情，關心土地供應。

另一個是“梁建章-關注人口問題”。有79萬粉絲，發了2180條動態。他每天都在發表各式各樣的“出格”言論，例如呼籲與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的交流，評價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亮點和不足之處，疫情期間更是倡導推廣遠程辦公。

今年他頻繁更新自己的微信公眾號“繞樑説”，單是6月便更新了7條。

攜程公關團隊見到梁建章的出格言論頗為驚嚇——畢竟公關往往求穩，巴不得老闆發言每一句都經過了嚴格審查，然而梁建章儼然成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企業家。

吳曉波在2年前的《十年二十人》中曾和梁建章在上海攜程總部對話。

吳曉波藉着節目質問倡導年輕人生孩子的梁建章：攜程女員工四年生三個娃你怎麼辦？

梁建章坐立不安，顧左右而言他。

梁建章提出過很多具體建議，比如説“允許員工在家辦公”，“尊重單親媽媽”，“女孩子跟媽媽姓”，“縮短中小學學制一到兩年，讓女學霸們提前畢業”。

吳曉波在採訪中有幾次打斷了梁建章，他覺得梁建章的腦洞很大，“梁建章算是把辦法都想透了”“絞盡腦汁想這些稀奇古怪的辦法有用麼？”

他面露難色説，“你思考問題我們還是要想想什麼是第一性原理，制度要改有很多困難，有的就比較容易。完全放開生育不罰款是比較容易的，改高考縮短學制是比較難的。”

其中一些建議涉及到財政、税收、教育政策，作為企業家他無能為力。他覺得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女孩子跟媽媽姓”，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與梁建章呈皆然相反姿態的人，其實是吳曉波。他讀着《李普曼傳》進入媒體行業著下“激盪、跌宕”系列企業史，他原本很想探究企業家和中國社會的關係。

不過，吳曉波越來越不像公共知識分子，而是像個企業家。吳曉波在他的隨筆集中感慨：喝下午茶，對自己的長相負責，西裝革履，卑微而平靜地活着。

他信奉美國作家塞林格的一句話，“一個不成熟的男人是為了某種崇高的事業英勇地獻身，一個成熟的男人是為了某種高尚的事業而卑賤地活着”。

這恐怕是他和中國社會的關係。

《十三邀》第四季第一集中，吳曉波帶着許知遠去走訪中小企業。他開玩笑嘲諷這個面對錢有種罪惡感的心靈潔癖者“人家粉絲比你多，你慚不慚愧”。他建議他辦會員，讓思想收費，因為“沒有買賣就耍流氓”。

那期節目播出後的當月，吳曉波頻道夢碎全通教育登陸A股失敗。深圳證券交易所對全通教育收購吳曉波頻道發出了刀刀質詢：

是否符合現行法規或監管制度的要求；吳曉波及其他重要核心人員的人力資源價值對交易估值的影響；廣告營銷業務的開展是否符合《廣告法》《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

吳曉波深知，作為知識分子，只有財務自由才能思想自由。然而，作為觀察者的吳曉波真的“躬身入局”之後，發現自己被裹挾了。他不再真的有有時間、精力去旁觀分析整個企業家階層。

梁建章作為企業家，倒是在疫情之後越來越有知識分子的樣子。

三

經濟學家

梁建章不僅是知識分子，更是經濟學家——當然，是人口經濟學家。在《礪石商業評論》今年4月一場採訪中，梁建章提到説：

他將7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公司管理中，另外20%-30%的精力投入經濟學研究。兩者並不矛盾反而互相促進。經濟學研究讓他對於經濟形勢、公司戰略有更清晰長遠的判斷；而公司管理則為他提供了很多實踐案例反哺研究。

在企業家人人想做胡雪巖的情況下，梁建章反其道而行。尤其是這一次疫情期間，他曾經的研究派上了用場。

斜槓中年梁建章在2010年和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學者，在攜程內部做過一場合作研究。

他們還在美國經濟學頂尖雜誌《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在家辦公的可行性：基於中國的實驗證據》的論文，向我們展示了研究成果。

論文中表示，在機票和酒店預訂部門總計996名員工當中，有51%的員工可以勝任在家辦公的實驗，其中有49%意願加入到該實驗當中，最後有225名員工參加了實驗。攜程這場實驗在2010年12月6日正式開始，持續了九個月。

研究收集的數據可劃分為五大領域：績效、勞動力供給、離職、員工每週彙報的工作滿意度、以及詳細的人口統計資料。

這場實驗得出了兩個結論。

在家辦公的員工業績比對照組高13%。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因此提高了20%至30%，同時每年在每位在家辦公的員工上節省了約14000元人民幣的成本。減少的成本約三分之二來自辦公地點租金的節省，三分之一來自工人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員工離職率的降低。

在家辦公的員工離職率比對照組減少50%。因為參與項目的員工們普遍反映，在家辦公能保持更好的工作狀態，並提高工作滿意度。

梁建章認為這項實驗取得了初步成功，於是和管理層決定將 “在家辦公”模式向全體呼叫中心員工推廣，允許員工自行選擇“在家”或者“在辦公室”的工作模式。

結果發現，當所有認為自己適合在家辦公的員工真正實現了在家辦公時，其業績的增加由隨機實驗中的13%進一步上升為22%。

2010年產業數字化程度相對較低，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也不及現在，在家辦公更是尚不普遍。當時的實驗尚且可以取得這種成績，在10年後的今天、社會經濟持續進化的當下，我們更是應該敢於嘗試。

實際上樑建章這套實驗和他的人口政策主張也是一脈相承的。且不論其他建議可行性究竟如何，但總的來説，這些建議的目的都指向一條：

呼籲社會改變對待工作、休閒和補償規定的態度，為社會、情感、心理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健康發展留出更多的空間。

梁建章行事風格以及攜程當年推行在家辦公的實驗，和當前互聯網公司流行的“996福報論”格格不入。

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到底應該是怎樣的？

應該是迴歸常識，尊重商業。過去十年，國內互聯網經濟狂飆突進，眾多高速增長的企業噴湧而出。發展快的企業不一定是好企業。

資本驅動下，一批互聯網企業不過是個套現工具，員工也不過是發展工具。

互聯網縱然帶來了一定的社會變革，但也帶來了更大的社會弊病。諸多反常識的商業邏輯層出不窮，吸血卻無法創造利潤的“巨嬰式”企業反倒深受追捧。

我們正在面臨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中所言的社會困境：

自1965年以來，經濟所提供的4000多萬個工作崗位中，高科技企業所提供的崗位還不足五六百萬個……其餘的就業崗位其實都是由其他領域創造出來的。每年新成立的企業多達10000家，即使給“高科技”一詞下一個最寬鬆的定義，新成立的企業中，每100家企業中也只有一兩家與“高科技”沾邊兒。

國內管理學研究者郝亞洲在《如何定義新商業文明下的企業社會責任？》一文中引用全食創始人約翰·馬凱的話提到：

顧客、僱員、股東、供應商、社區和環境。企業家必須要尋求六方共同增值，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終究是長久之計。

梁建章所領導的攜程所呈現的狀態，它呈現出了相對均衡的狀態，具備一個現代企業該有的樣子。

笨拙百變的梁建章，反而造就了更平衡的攜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