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教授：美國的世紀失落和戰略調整_風聞

黃靖，北京語言大學學院教授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美國的世紀失落和戰略調整”。20世紀被認為是“美國世紀”。有人説這是因為美國擁有非常強大的力量，把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變成了“美國湖”；還有人説“美國世紀”是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

01

“美國世紀”形成的

三個根本因素、三件大事、三場鬥爭

“美國世紀”建立在三個根本因素之上。

第一個因素，為整個世界提供了發展方向。

美國在1945年二戰以後，為整個世界提供了一個發展方向，雖然並不被所有人接受，但被整個世界普遍認可。

第二個因素，美國的硬實力可以涵蓋全球任何一個角落。

美國是世界大國，利益遍佈全球，美國的軍事力量可以達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第三個因素，美元是全球性信貸貨幣。

世界絕大多數結算是用美元進行，美元為世界經濟提供了信貸保障。

這三個因素有個漫長的形成過程。

1、源於建國。

歐亞（老世界）的大部分國家是以民族為主體建國，國家認同基於民/種族認同。而美國國民來自世界各地，是民族大熔爐，美國的國家認同基於公民認同——認同基於“契約”——憲法之上的美國政治體制。

2、建國過程。

美國是先有建立國家的“藍本”，然後通過革命、改革甚至“動亂”在設計好的框架下建國。美國建國的過程對“美國世紀”產生了根本性影響。

3、所謂政治本質上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博弈。

美國建國的博弈不是本土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鬥爭，而是與遠在歐洲的殖民統治者——英國王權——進行的鬥爭，在這個過程當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藍圖建立了美國。這是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與眾不同”(exceptional)的根本原因。

從15世紀到18世紀，歐洲大陸共發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兩大福利。

第一，工業革命使人類個體經濟獨立成為可能，改變了農耕社會中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女性可能比男性掙得多，不需要依賴丈夫，老人可能比年輕人掙得多，不需要子女養老。個體在經濟上變得更加獨立，家庭關係更多體現在情感上。

第二，工業革命把人類最重要的資源從“腳下”轉移到“頭上”。在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是土地。但工業革命使得最重要的經濟資源變成了知識和技能。人不再被土地束縛，具有社會和經濟的能動性。中產階級定義不是靠收入來定的。中產階級一是經濟獨立性，二是掌握生存下去的知識和技能。工業革命賦予人的經濟獨立性和能動性導致以集體為中心的價值理念逐漸被以個體為中心的價值理念所取代。

第二件事是與工業革命基本同時發生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其結果是造就現代社會的三個“分離”。

1、人和神分開了。

以前，人是受神管轄的，神權決定一切，教堂是最大的權威機構。之後，人就是人，神就是神。

2、政權和教堂分開了。

以前神權和政權是結合在一起的，王權神授。之後，人的世俗政權由人來管的，神權和政權分開了。

3、集體和個人分開了。

以前沒有集體就沒有個人，而現在是沒有個人的成功就不可能有集體的強大。

第三件事情，宗教改革，如比較著名的是馬丁路德新教改革。

之前，人和神的關係是由教堂、牧師、教父來界定和解釋的。他們説了算。宗教改革的精髓，強調了個體在人神關係的的重要性，我和上帝的關係我做主。

最先到美國去的“五月花號”的英國清教徒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他們具有非常強烈的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念，有強烈的進取精神、侵略性很強，“契約”（後來昇華為法治）意識也非常強烈。在人類社會中，一個永遠克服不了的根本矛盾是有限的資源和無限需求的矛盾。因此，來到美國的清教徒們用競爭來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們追求福祉必然導致相互間對有限資源的競爭。所以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可言，是競爭關係，沒有傳統社會里那種建立在家庭、宗族血緣關係之上的互相妥協、犧牲與合作。但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以羣居為生，為了保證和平相處，就必須保證相互間不可避免的競爭必須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就要訂契約，即法律、法治。所以，“五月花號”的人下來以後，立即簽署了《May flower compact》（《五月花協議》）。這實際上就確立了後來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國憲法最早的藍本。

為什麼只有英國清教徒成功了呢？因為，清教徒從英格蘭13州波士頓開始不斷擴充，而這種擴張精神造就了美國。美國從建國開始的三個歷史性大事件都使得清教徒的精神得到進一步地發揚光大。

第一次是獨立戰爭。

獨立戰爭本質上是一次抗税鬥爭。獨立戰爭的勝利確立了以個人主義為中心，以“契約”（法治）為保障的鼓勵競爭、尊崇個人奮鬥、不信任公權力的的價值觀。從《五月花憲章》開始一直到美國憲法，精髓就是“我們信上帝和民主，不相信政府”。我們只信任上帝和民主（In God and Democracy we trust），因為我是教徒，必然信上帝。而民主是我認同的一種治理社會的制度，其基礎是我和社會簽訂的“契約”——憲法，法治是履行這個“契約”的保障，在此基礎上的民主制度（institutions）的本質是權力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wer）、政策制定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cymaking）和政治參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第二次動盪是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並不是教科書美化的反奴隸戰爭，而是工業資產階級和封建大農場主的戰爭，是兩種生產力的碰撞。北方經歷工業革命後人實現了經濟獨立，工人和資本家之間是基於“契約”的僱傭關係，雖然有剝削，有剩餘價值，但比南方奴隸制進步。而南方奴隸制是奴役關係，人身自由完全被剝奪。北方的勝利是以個人主義、競爭、契約、（政治權力）平等、（經濟個體）獨立的價值觀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勝利。奴隸制自然就被取締了。

第三次是反壟斷。

美國從1894年《舒爾曼法案》一直到1910年的《反托拉斯法案》，搞了30多年的反壟斷鬥爭，可見其艱難！內戰後釋放了巨大的發展能量，巨大的“需求”推動基礎建設大發展，大量資源被集中起來搞建設，造成了在資本、能源、運輸和礦業等領域的壟斷。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需求”得到滿足。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成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但資源仍然集中在“需求”方，而且受到權力的保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為了提高效率，進一步發展經濟，必須要反壟斷，重新分配資源，打擊特權。事實上，中國的反腐鬥爭的經濟本質也是反壟斷。特權的本質就是對資源的壟斷和掠奪；每一個貪腐官員後面都有一個特權利益集團。

獨立運動、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反壟斷鬥爭，使得所謂的“美國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起來了，確立了後來“美國世紀”的最關鍵因素：為世界指引方向。

美國孤立在美洲大陸，不受世界戰火影響而專心發展。但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強大後必然搞帝國主義，要到世界各地掠奪資源和市場，進而成為世界性大國。為什麼只有工業化才能產生真正的世界大國呢？農業文明中帝國擴張的目的是獲取土地和人口，進而擴大税源，但到一定限度就擴張不下去了，因為管理成本太高。但工業大國追求的是資源和市場，因而是全球性的。但美國來晚了，世界瓜分完畢了。所以美國提出了“門户開放”政策，也要分一杯羹——因而被稱為“me too”政策。要和其他殖民帝國搞平等競爭、自由貿易。作為後來者，美國也沒有搞殖民地——只有菲律賓一塊殖民地。所以，儘管也有帝國主義這一面，美國也被稱為“有情感的帝國主義”（sentimental imperialism）。而且，因為美國是“獨立”立國，所以主張“自治”（self-governance），這也為今後的“美國方向”加了分。

二戰1945年結束後，爆發了美蘇意識形態之爭。馬克思主義更加強調集體的力量，而資本主義強調個人的力量。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中所有不公平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只要消滅了私有制，不公平就徹底沒有了。而資本主義的學者們（如亞當斯密）認為，不公平的根源是貧窮，所以要發展，把貧窮消滅了，就可以爭取到相對的公平和正義。眾所周知，有種種原因，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1991年另一件大事實第一次海灣戰爭，美軍摧古拉朽般地擊敗了當時中東的頭號軍事強國伊拉克，證實新的軍事技術革命的巨大成功了， “信息戰”的到來，進一步證實了美國“不可戰勝”。美國“給世界指的方向”被進一步認可和接受了。可以説，1991年“美國世紀”到達頂峯。福山因此寫出《歷史的終結》。因為在他看來，人類所有的追求無非是兩個終極目的：富有和自由。通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獲得前者，而美國的民主體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美國道路”就是兩者的完美結合，給出了人類追求的終極答案。歷史終結了。

02

美國的世紀衰落源於三個錯誤

到達頂峯後，美國開始犯錯，從根本上看，有三個戰略性錯誤。

第一個戰略錯誤是政治制度（institutions）、經濟結構和社會政策僵化。

隨着生產關係的不斷變化，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人的關係也要不斷變化。過去40年，美國國內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制度沒有任何改動，人與人的政治經濟關係還停留在40年前。

第二個錯誤是為我獨尊，堅信美國道路就是世界道路；

第三， 霸權主義，“老子天下第一”。

如果説第一個錯誤限於國內，後兩個錯誤則主要體現在美國90年代初以來的對外政策，確切地説就是克林頓總統時期推出的“全球主義戰略”。這個戰略被後來的小布什和奧巴馬集成，小布什的側重點是利益，奧巴馬的的側重點是價值觀。目的就是要按照“美國模式”改造世界。

全球化戰略是三箭齊發，是三個方面的：

一是美國價值觀的全球化（即所謂“普世價值”）。

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個人的權利大於整體利益，個人的好壞決定集體的好壞。支撐這個價值理念的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而維持這個價值理念和市場經濟的是美國民主制度。

二是美式民主制度全球化。在全球推動民主。

三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

大家知道，美國的價值全球化遭遇了挫敗。對美國價值觀全球化反抗最激烈的是伊斯蘭文明。當然中國等國家也進行了有效抵制。對中國來説，人民吃飽穿暖，生活富足，國家強大才是價值追求。

美國大力推動的民主全球化也遭到了挫敗，第一次民主全球化是發生在歐洲的“顏色革命”，信奉天主教的東歐16國被納入歐盟。而信奉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的歐洲國家雖然發生了“顏色革命”，但卻不被接受，因為價值觀不一致。而發生在阿拉伯的“阿拉伯之春”則完全失敗，使這些國家社會動亂、經濟破產、人民流離失所。

這兩個全球化的失敗使得美國背上沉重包袱，以前的戰略資產變成戰略包袱，而且全世界對美國模式的幻滅，在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達到了頂點。美國的道路並非完美無缺，是有問題的，美國將自己的模式強加在世界各國頭上的努力，失敗了。

唯一獲得成功的是市場經濟全球化。推動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有兩股力量。

一是資本的全球化，資本從發達國家流向窮國，剝奪其資源，開發其市場。目的是實現利潤最大化。

二是製造業和服務業全球化，這個全球化的流動方向和資本全球化方向恰恰相反，製成品和服務成品不斷從窮國流向富國，因為窮國資源便宜，所以成本低，到富國可以賣個好價錢，目的也是實現利潤最大化。

價值、民主全球化的失敗，經濟全球化卻獲得成功證明了兩件事情，

第一，經濟全球化的成功證明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並非絕配，市場經濟和非民主政治可能會得到更好的結果。

民主制度下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講人權、把福利制度推向極端，工會成為政治組織，走向反面。非民主的社會管理得好，會有更好的工人，教育水平更高，組織得更好，工會是謀福利的。所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有個民主制度來治理的理念，由於“民主制度”的僵化而破產了。

二是導致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金融現象，即“富人有債，窮人有錢”。

經濟全球化導致富人有債，窮人有錢，像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積攢了大量外匯儲備，使得國家執政能力加強，進一步推動了對國家的改革和改造。而發達國家除了德國外，都是債台高築，國家政權對金融流向和流量掌控力越來越低。此次疫情，美國不到一個月發放了6萬億債券，但這些錢絕大部分都流到了華爾街，又從華爾街到了世界其他“可以賺到錢”的地方，首先是中國。疫情使得中國第一季度進出口都大幅下降，但外資卻沒有下降。因為中國經濟好，有投資價值，而且中國是最大的外匯持有國和第二大美債持有國，通俗來講，中國是二房東，美國“大撒錢”，中國就要發財。

經濟全球化獲得巨大成功，卻導致發達國家出現巨大分裂。美國的分裂是三方面的：

1、經濟分裂。

長期以來，美國沒有對分配體制進行改變，但這個體制是有利於資本的，凡是和錢打交道的行業都發財了。這和不久前的中國類似，凡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銀行、地產、投資、能源等都是高利潤行業，技術和勞力不值錢，我稱其為結構性腐敗。華爾街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經濟推動力，實體經濟大幅下降。1993年全球化剛開始時，美國的實體經濟在GDP中佔到24%左右，今年特朗普搞了那麼多保護主義才11.4%。這種體制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其結果是整個社會的勞動熱情大大降低。

2、政治分裂。

全球化初期，美國人掙着高工資，購買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價商品，因而支持全球化。但由於資本大量流向發展中國家，產業開始外移，工作崗位大減，靠高福利維持社會運轉。時間一長，美國普通選民並沒有得到全球化的好處，美國政治和社會出現分裂。民主選舉需要錢，靠錢資助，資本家提供資本，但資本已經高度全球化，因此美國政治精英支持全球化。但作為選民的中產階級瀕臨破產，反對全球化。其結果，美國的政客都面臨兩難：既離不開高度全球化的資本，更不能沒有反對全球化的選民。這樣的分裂使特朗普這樣的騙子當上總統，本來特朗普代表資本家，卻裝扮成“紅脖子”（Redneck）的代表。大搞“分裂”政治。雖然成功了，但特朗普搞的分裂政治非常危險。

3、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分裂。

人類發生矛盾衝突有兩種類型：一是，我們的矛盾起因於“What we want”（我們要什麼）上的不同要求。二是在“Who we are”（我們是誰）上的不同立場。美國今天的分裂不是What we want，而是Who we are。前者是利益衝突，可以在遊戲規則下尋求妥協；後者是價值觀的矛盾，很難妥協，放棄信仰是很難的。美國的分裂不再是 “左派”和“右派”的鬥爭，而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分裂。美國本來是所謂“大熔爐”：你是美國公民，你就是美國人。但今天種族歧視、教義歧視、人種歧視等又重新氾濫，大熔爐被打翻，導致特朗普上台。

這就是“美國世紀的失落”。這個失落不是説美國力量有了明顯的下跌——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強國。而是美國對外喪失了為世界提供“前進方向”的能力和地位。在特朗普之下，連意願也沒有了。這從1991年的頂峯——要按美國模式改造世界，進而“終結歷史”——到今天帶頭“逆全球化”，不過幾十年，但它的成長是幾百年。中國有句老話“為大國者，不自敗，勝。”世界大國，包括美國和蘇聯都是自己打敗自己，根本原因是霸道（Do what you can），而不是王道 （Do what you should）。

美國畢竟是世界第一強國，在人均資源佔有量，研發能力，人均所具有的硬實力分配和國家認同上，美國仍然在世界遙遙領先。所以，美國在國際上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國際輿論的製造能力仍然是超強的。但美國要進行大的改革，很難，因為美國所有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都是按照美國世紀時搭建成的，結構中體現的是各利益集團的分配和平衡，要打破原有的分配結構和利益平衡非常難。因此，美國將中國樹立成強敵，以此倒逼國內的調整和變革。歷史上，美國曾把蘇聯當成自己的強敵，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了“新面貌”（New Look）的對外政策，其中的關鍵就是把蘇聯明確立為美國最根本的威脅，並確立了所謂“艾森豪威爾理論”：對蘇聯的軍事攻擊實施“大規模毀傷武器（原子彈）”報復。儘管艾森豪威爾是共和黨，他的閣員幾乎是清一色的資本家，但正是在他主政時期，在強敵蘇聯的“威脅”下，美國開始進行了重大的社會改革調整，向“左”走，鼓勵工會，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立法廢除了種族隔離制，保護弱勢羣體。在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領導下，繼續“左轉”。結果是美國達到了新平衡，煥發了新的活力，並且扭轉了美國長期以來“北重南輕”的現象，南北開始平衡。這段時間，美國迅速發展，趕上了蘇聯。

第二次是里根上台時，美國由於越戰失敗，經濟危機，反戰和民權運動等，再次陷入經濟呆滯，社會分裂、士氣低落的低谷中。里根一上台，立即將蘇聯宣佈為邪惡帝國，是美國“最根本”的威脅。和歐洲的右翼領袖撒切爾夫人聯手，對外終止了對蘇十幾年的“緩和”（detente）政策，進行了一個從“左”向“右”的大調整，廢除了最低工資制，限制工會權力，限制移民，大規模降税、提高軍費開支、資助能源產業，限制少數民族權利等。往右轉使美國又一次完成了內部大調整，煥發了活力。美國克服危機，再次快速發展，而蘇聯卻沒有絲毫改革，體制僵化，特權制度化，經濟結構單一低效，最終垮掉了。

特朗普上台以後，美國的建制派認識到，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除了中國自己的政策好，積極融入到世界外，另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國犯了重大戰略錯誤。美國要扭轉局勢，克服戰略失誤，必須改革。但最大阻力來自於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必須樹立一個威脅美國的強敵，以維護美國“安全”來打破阻力，推動變革。首要做的是打破現有的利益集團平衡。所以，而不按常理出牌、搞分裂政治的特朗普恰恰是一個破局者。特朗普雖然是不靠譜的總統，但他抓住了兩條使得建制派不得不和他合作。

第一，大國糾纏。

因為美國是世界大國，和世界上所有大國都有千絲萬縷聯繫，特朗普胡攪蠻纏，與中國、德國、日本、法國等都糾纏在一起，建制派不得不和他打交道，道理非常簡單，你不理我我就破壞，所以你一定要理我。

第二，在一些重大關切問題上胡打亂撞，比如朝核問題上。

美國建制派不願意解決朝核問題，因為不符合美國根本利益，但特朗普通過跟金正恩會面，迫使建制派和他妥協。

而他的主要政策迎合了右翼扳手的利益集團：大規模提高軍費軍工企業高興，大規模減税華爾街高興，退出巴黎協定能源企業高興，和中國打貿易戰國內的資本主義和保守派高興，退出《伊核條約》和以色列右派搞在一起最有錢的右翼高興。所以，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像里根當年那樣“往右轉”，而這一切都有一個很好的藉口：就是如果不這樣做，中國就要把我們幹掉。所以，中國變成了美國的首要“對頭”（rival）。而中國一些政策宣傳上的失誤和不謹慎，正好迎合美國建制派和“深層政權”（deep state）對中國“威脅了美國安全”的職責，加劇了美國大眾對中國的憂慮甚至恐懼感。

03

美國尋找失落的世紀，

中國為何首當其衝？

但對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崛起是非常獨特的，世界性大國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只有把資源和市場作為最終的目標才會產生世界性大國，而以前世界性大國崛起的兩個必要條件或特徵中國沒有。

第一，這些所謂世界性大國在崛起的時候都有一支能在世界範圍內作戰的軍事力量，能夠在境外大規模作戰，中國不具備一支能夠在世界各地進行大規模作戰的軍事力量。

第二，以前大國崛起的過程是挑戰當時國際秩序的過程，而中國崛起不但不挑戰現在的國際秩序，而是要和它融合。

因此，中國崛起的先決條件不是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而是改革和開放。改革是改得讓別人能夠接受你，開放是讓別人願意接受你。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與世界緊密相連，而中美都在同一個世界裏，這使美國遏制中國非常困難，除非中國自己要離開這個世界。所以，美國要和中國脱鈎，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擠出這個世界，然後才能組織世界範圍的反華聯盟。

美蘇“冷戰”其實是兩個世界的對抗，意識形態高度對抗，經濟互相獨立。而今天中美都在同一個世界高度關聯在一起，都靠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來獲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利益上的衝突可以完全蓋過意識形態的不同。所以，要阻止中美競爭從“What we want”滑向“Who we are”。要繼續和美國“糾纏”在在同一個世界裏發展，造就高度的“互相依賴性”。而現在美國政策的首要目的除了把中國樹為強敵之外，還要把中國擠出這個世界，經濟上“脱鈎”，政治上突出意識形態矛盾，具體就是攻擊中國經濟上是國家資本主義，政治上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和美國是不一樣的。突出意識形態的衝突，就是要將中美的推入關於“我們是誰”的對抗，而不是 “我們要什麼”的競爭。然後像當年對付蘇聯一樣，搞個全球的反華聯盟，搞兩軍對壘的新冷戰，這是美國為打壓中國預設的戰略框架和路徑。就是要把你從這個世界擠出去，和你脱鈎，增大意識形態衝突，凸顯美國道路和中國道路本質的區別，在政治上妖魔化、污名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今後美國不管是特朗普繼續當選，或者拜登當選，美國對華的強硬政策都是不會改變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想要找回他失落的世紀，要重新整頓自己，再造一個強大的美國，他對外需要一個強大的敵人來推動內部的整合；對內也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一些調整，重新煥發活力。

美國對華強硬有四個戰略目的：

第一，由於美國內部高度分裂，對外政策強硬，尤其對華政策強硬，是他唯一能夠管控分裂，維持政策制定和運轉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中美競爭過程當中，世界主要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國比如德國、英國、日本都明顯表示不想選邊站，不願意加入中美之間的競爭。而美國知道單打獨鬥壓垮中國是很難的，畢竟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成長的痛苦，而美國的問題是衰老的痛苦。因此，美國一定要組織一個反華聯盟。利用盟友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迫使他們選邊站。中美對抗強度越高越能凸顯“安全依賴”，以此迫使盟友站到美國一邊共同反對中國。

第三，“為大國者，不自敗，勝。”即便美國能夠組織一個全球聯盟，也很難打敗中國。真正打敗中國要靠中國自己犯錯誤。所以，美國加大壓力製造一個非常惡劣的外部環境，誘使中國犯戰略錯誤。

第四，最致命的一點，在台灣、香港、南海、新疆、西藏、人權等，凡是能夠製造問題和壓力的地方，都給中國“製造”問題，極限施壓。目的是誘發和激化中國的內部矛盾。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也造成了社會利益多元化，政策訴求碎片化的趨勢。不管中央政府制訂什麼政策，都會有受益方和反對方。因為我們的發展水平不太平衡。任何重大問題都會有分歧，這是常態。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社會分裂甚至對立。而美國通過施壓，誘發、激化內部矛盾，讓中國內部分裂，讓中國不戰自敗。

所以，美國對華強硬的四個目的：

一是整合自己；

二是強迫盟國跟我一起走；

三是誘騙中國犯戰略錯誤；

四是誘發中國內部的矛盾和分歧。

總的來説，美國世紀正在失落，而在制止這個失落的戰略調整當中，中國成了首要目標，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大國的競爭，而實際上一是場整頓內部的賽跑，中國和美國都面臨着巨大的內部挑戰。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總是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誰能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內部整合好，誰先能煥發新的活力，誰就能在中美競爭當中，甚至在世界事務中掌握主動權。

總之，“中美競爭的結果最終取決於各自內部的整頓，誰能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誰就能掌握主動權併成為贏家。中國面臨的挑戰來自成長的痛苦；美國的困難是衰老的痛苦”。美國儘管是廉頗老矣，但美國還是有強大的實力，在整體實力上要遠遠強於中國，這是美國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