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現實根基_風聞

             意大利歷史相對主義大師貝內德託·克羅齊(1866—1952)，留下一句影響巨大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實，而詮釋歷史希望用歷史來影響現實的人，是活在當代。我們在當下看到的歷史詮釋更多是當代的折射。更早的太史公司馬遷也説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這是一個樸素真實的邏輯，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強調的認識的主觀能動性。然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強調認識主觀能動性外，更多的是對客觀事物尊重，把真理定義為主客觀的一統，迴避了“羅生門”的糾纏。因而馬克思主義史觀既講究用馬克思主義邏輯方法去研究歷史，更尊重歷史事實和在歷史中展現的客觀規律。        

      文學相對於歷史理性追求而言，感性的自由空間就更大，“我寫我心”更是文學一貫追求。文學以其形象化的表達方式，直指人心的刻畫和高度感性化的修辭手法比史學接地氣，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和傳播。君不見，一部《三國演義》灌溉了中國文化多少年。大金國四太子金兀朮在中國民間享有很高知名度，儘管完顏宗弼真實歷史形象高大很多。正是文學具備撼動人心的功能，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議》中指出：“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是革命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也是作協成立的根本原因，用組織起來的筆桿子為新中國服務。同樣，文學也脱離不少現實，““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國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説，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革命文學的戰鬥力取決於被革命對象造成的腐朽現實。        

       在革命中，文學發揮着巨大的政治作用，從而新中國成立後文學文藝的政治化路徑依賴就形成，文革達到頂峯。改開初期，鄧小平同志也批判過《苦戀》。但主流隨着改革開放，多元利益格局形成後，文學的泛政治化被拋棄，市場化商業化興起，取消作協的呼聲也不斷高漲。文學文藝呈現成小眾化，多元化，商業化資本化。好的文藝作品評價標準逐漸變成發行量和收視率，文藝監管部門基本成為背鍋俠，“審查是萬惡之源”。對應着詩歌小説的衰退彷彿是個趨勢。一部影響全國人心的小説基本沒有出現過。          

       互聯網時代的特徵是信息爆炸，選擇的多樣化直接後果就是閲讀的淺層化和碎片化和從眾化，最終往往成為自己偏好的俘虜，也就是看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東西，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價值觀，所謂“你只相信你願意相信的事實”。進而許多爭辯淪為雞同鴨講，戾氣重點的理性人就選擇開罵為捍衞自己價值觀的最優選擇。《軟埋》如果沒有左翼網站的集體批判，估計也就是在方方那個價值觀圈子流傳。左翼的集體憤怒是《軟埋》在挖土改的墳，已經不僅是對歷史人物的虛無，而翻案到中國革命的根基—土地革命。同時方方的作協主席這個體制內官帽加上人民文學的加持，更激發怒火。（隨帶説下，路遙文學獎不是官方設立的，類似那個孔子和平獎，民間有錢人運作營銷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