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龍：中印邊界戰爭前後美國對印度態度的變化—兼論美印關係的歷史基礎1_風聞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 年第 3 期

作者：孟慶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在中印邊界戰爭前後十幾年裏，美國出於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爭奪影響、向南亞滲透和擴大自身利益又不至過多損傷美英關係等方面的考慮，對印度的態度經歷了從不甚關注到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從主要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擴大到包括軍事援助的過程，説明美國的外交政策隨着地區形勢和國際關係以及對自身利益考量的變化而變化。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過印度，對印度的援助請求也很少滿足過，軍事援助往往有附加條件，在援印問題上更不願出頭，千方百計希望英國承擔主要責任。印度在尋求美援的同時極力保持尊嚴。這一時期的美國對印政策和美印互動奠定了日後美印關係的基礎，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前美印關係的走勢，有助於人們認識“印太戰略”的前景，即不論美印走得多近，勢造得多高，也很難發展到盟友關係，所謂禿鷹和大象合流對付中國龍的概率不會太大。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中印關係開始惡化，再到 1962 年的邊界戰爭，美國對印度的態度經歷了從開始官方接觸、平淡到重視程度不斷提高並提供經濟援助、進而包括軍事援助的過程。對於這一時期的美印關係，國內外研究成果已很豐碩，但大多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或從美蘇關係、美巴關係、美印巴關係、美中關係等視角進行考察、梳理和研究，而且使用的多為蘇聯和美國及印度方面的檔案文獻資料和媒體文章，但這些資料無論從視角、細節描寫還是全面性、系統性和客觀程度，都有明顯的侷限。本文在參考和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多使用存放於英國的檔案文獻資料，通過對意識形態、美英關係、美蘇關係、中美關係、美巴關係等綜合因素的分析，闡釋美國對印態度和政策的演變與中印關係特別是中印邊界爭端和戰爭的關係，進而揭示美國對印政策的實質，或許也有助於回答當前此起彼伏的“印太戰略”喧囂聲及美印不斷造勢的聲浪中許多人心中一個大大的疑問: 美國和印度是否越走越近? 是否會結成盟友勠力遏制中國的崛起?

一、美國對印度事務及中印邊界問題的早期介入

美國官方開始正式插手印度事務和涉足中國西藏地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且與英國干係重大。為了開發印度的工業資源以作為盟國在遠東和近東的軍事基地，同時也是為了説服印度支持英國參加二戰、幫助緩解英印關係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於1942 年 4 月 3 日向印度派出由其私人代表、前助理陸軍部長路易斯·約翰遜( Louis Johnson) 率領的技術援助使團( 即“約翰遜使團”) 親赴印度，為美國對印外交史上首個正式官方使團。同年春天，美國戰略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的前身) 派遣情報官員伊利亞·托爾斯泰( Ilia Tolstoy) 中校和布魯克·多蘭( Brooke Dolan) 上尉啓程赴印度，並經此於 9 月進入西藏，此乃美國官方首次正式涉足西藏。1944 年，駐延安美軍觀察組為蒐集氣象數據資料又派人進入西藏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數千美軍駐紮印度，使美國人得以近距離深入瞭解和認知印度人及其生活方式。戰時和戰後印度爭取獨立的鬥爭引起了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同情和關注。

英國導致印巴分治的《蒙巴頓方案》出台後，美國政府開始更多地關注南亞地區局勢。促使美國加快介入印度事務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所謂的西藏問題。美國早就很想介入西藏事務，但受美英關係的“牽制”和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行動上略顯“節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於 1949 年 11 月 4 日致信英國外交大臣貝文( Ernest Bevin) ，請求英國對西藏地方政府提供“廣泛”援助，以“對付”即將入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出於維護自身在該地區利益及維持與中國的關係等考慮，英國官方不願過多公開支持西藏地方政府，而是希望美國對西藏地方政府多提供幫助，分擔英國的“責任”。但美國政府此時對公開涉藏還較為謹慎，認為援助之事應更多地由印度和英國來處理。

美國政府雖嘴上不説積極，但行動上不久便開始積極干涉中國西藏事務了。1950 年，美國與印度配合，反對解放軍入藏。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通稱《十七條協議》) 簽訂後，美國曾設法拉一些國家對中國施壓。6 月 2 日，國務卿艾奇遜指示美國駐印度大使韓德遜: “美國認為西藏會在聯合國提出申訴，並試圖讓英國、印度、巴基斯坦、法國、蘇聯等國給予支持。”23 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發表講話，反對在聯合國引入“西藏問題”。英國也“希望避免在聯合國引入西藏問題”。11 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對蘇聯駐印大使説，“中國的反印宣傳令人遺憾”，印度“非常有必要反擊”。但此時的印度在西藏問題上主要還看舊主英國的臉色，不願單獨行事。蘇聯大使則稱中國的宣傳有充分證據。

由於缺乏外部支持，美國挑唆西藏當局在聯合國滋事的圖謀沒有得逞，但與印度在西藏問題上關係更加接近。20 世紀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美國雖然干涉西藏事務很積極，但對印度經温政冷。印度獨立後，尼赫魯曾對印美關係寄予厚望，派其胞妹潘迪特夫人( Vijaya Lakshmi Pandit) 出任駐美大使，他本人於 1949 年10 月11 日至 11 月 17 日作為總理首訪美國，罕見地長達40 天，但因雙方在多個問題上立場差異加大，在美國受到冷遇。但一年後，美國出於對蘇冷戰需要和自身利益的考慮，加上英國人不斷“做工作”，開始向印度提供技術和經濟援助。1950 年 12 月 28 日、1952 年 1 月 5 日和 11 月 3 日，美國根據“第四點計劃”與印度分別簽署了《美印技術援助協定》《美印技術合作協定》和《美印技術合作補充協定》，印度據此得到美國 120 萬美元的贈款和技術專家的援助; 1950 年底印度發生饑荒時，美國提供了 70 多萬噸的緊急糧食援助; 1952 年初，美國與印度簽署《共同安全保障協定》，向其提供 5 000 萬美元。

美國雖然向印度提供了一些經濟技術援助，但對其態度相當冷淡，甚至起初還覺得印度在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上對美國小有威脅。1952 年 3 月 23 日的《紐約時報》稱，美國再怎麼向印度提供經濟援助也解決不了它的貧窮等社會問題，在印度是買不來美國那套民主等政治制度的，印度應尋找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在此意義上，“亞洲正在通過印度挑戰美國”。此後幾個月，隨着蘇聯在印度的影響不斷擴大，再加上英國的説服、引導和鼓動，美國對印度逐漸熱絡起來。5 月 12 日，英國內閣有人稱“亞洲未來的關鍵是印度”，因此要堅決“維護印度的民主”，防止印度國內共產黨勢力的發展，外部“要防止通過蘇聯援助而來的共產黨影響的擴大”。為了抵消或沖淡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與印度發展經濟關係帶來的影響，美國自 1952 年始擴大了向印度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的規模。作為 1952年 1 月美印簽署的技術合作項目協議的首筆支付，美國於當年 11 月 3 日與印度簽署經濟援助協議，規定 1953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印度提供 3 835 萬美元經濟發展援助。1952 年 12 月 3 日，美國務院宣佈向印度提供“第四點計劃”的 520 萬美元基金，用於其瘧疾控制計劃。

美國這一時期雖然開始加大對印度的經濟技術援助，但對它仍然缺乏信任，尤對其反共“不力”不滿，故援助力度不大。1953 年 3 月 22 日，曾任美國駐印大使的鮑爾斯( Chester Bowles) 稱，要填補印度“五年計劃”的財政缺口，美國需要向其提供 6 億—7 億美元財政援助，但實際支付的財政援助只有 9 500 萬美元和 1． 9 億美元的糧食貸款。而讓美國人感到“為難和困擾”的是，一些印度人出於其個人的民主理念，把當時世界上的衝突描述成“兩個旨在主宰世界的大國之間的爭鬥”，並沒有站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邊。美國認為印度人“未能認識到蘇聯對印度意味着怎樣的危險”，對後者“盲目地讚揚”中國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悦。

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美國與印度並不完全一致。雙方都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印度不反對、甚至歡迎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而美國則希望印度不要因接受援助而與這些國家走得太近、太快。美國官方首次同印度談及中印邊界問題是在 1953 年 5 月 20—22 日杜勒斯訪印期間，但對此問題的處理很“淡化”。此為美國國務卿首次訪印。杜勒斯是在其中東和南亞之行中安排的此次訪問，可見其對印度之行重視程度並不高。美國在援助印度問題上拿捏得很緊，會晤氣氛並不太融洽。印度民眾對杜勒斯來訪的主要反應是“好奇”，印度許多媒體最初對杜勒斯來訪持懷疑態度且對他不怎麼友好。雙方官樣文章做得都不錯: 杜勒斯與印度總理、財長、計劃委員會官員等一幫高官舉行了會談，印度官方則給予他友好接待。尼赫魯等與杜勒斯討論的話題很多，包括朝鮮戰爭停火及美國向印度提供技術援助等，但對外公佈的結果甚少，看出印方不是很滿意，因為根據印度人的性格，如覺得對自己有利必大加渲染、甚至誇大其詞。杜勒斯在印度多次發表演講，舉行記者招待會，意在給印度人留個好印象，此外還試圖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拉近印度與美國的距離。他自稱: “不認為印度在民主與極權的問題上會持中立立場，完全相信印度正在根據自己的最佳判斷，來推動世界上民主的發展，防止極權主義的蔓延。杜勒斯回國後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説，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我治理”( self-governing) 的國家，尼赫魯是“當今時代的偉人之一”，他與尼赫魯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但澄清了一些誤解。關於中印關係，杜勒斯認為兩國有漫長的邊界( 間接地提到了中印邊界問題) ，在發展道路上有競爭，此種競爭“從長遠來看還將影響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人類”。因此，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應繼續“以適度規模”向印度提供“五點計劃”下的技術援助和資源。

到了 1953 年下半年，美國官方開始提“美國在印度的利益”並對此更加關注，故對印態度明顯積極起來。7 月，美駐印大使艾倫( George V． Allen) 説，美印已建立起廣泛的關係，包括“在國際事務方面更富有成果的合作”，美國對印度的理解和同情“與日俱增”，比以前“更有決心消除對印度的誤解”，堅定地與印度發展“友好關係”。

從具體行動來看，為了抵消或沖淡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與印度發展經濟關係帶來的影響，美國自 1952 年始逐漸增加對印度的經濟和技術援助。20 世紀 50 年代上半期，美國援助印度的數額雖小有波動，但總的來説呈增長趨勢。1952 年、1953 年和 1954 年，美國對印技術援助的總預算分別為 52 759 888 美元、44 383 000 美元和 89 100 000 美元，包括築路設施、鋼材、修建水壩、建造發電廠等，1952—1953 年向印度實際提供的技術援助總計 98 159 888 美元。

然而，雖然援助額度呈上升趨勢，但到 1953 年 10 月時美國援印力度依然不大，這與它擔心印度政局不穩、對尼赫魯和國大黨缺乏信任不無關係。國務院一份題為《當今美國與印度的關係》的文件認為，鑑於近期尼赫魯等印度官員發表的一系列聲明，美國有必要對它與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的關係進行定位。這些聲明指責美國干預克什米爾問題，抱怨和批評西方國家“不重視亞洲國家在事關亞洲問題上的觀點，以及是否讓印度參與有關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等等，這讓美國感到“印度作為也好，不作為也罷，均源於尼赫魯本人對共產主義的同情”。至於對尼赫魯和印度政府應持何種公開態度，美國對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究竟“是否有能力作為有效領導這個國家的唯一的政治力量”心裏沒底，擔心假如國大黨“突然失去對國家的有效領導，印度是否會出現諸多獨立的國家，而那時共產黨人是否要控制中央政府或可能出現的獨立國家的政府，最起碼會出現一段動盪期，那樣就會加重印度業已存在的內部紛爭，給印度各支共產黨勢力增強其地位的良機”。美國認為尼赫魯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人，他認定其使命是印度在亞洲的作用，對美國心存疑慮，並不欣賞，內心深處關注的是印度人對殖民主義和國家主權的嚴肅態度。

20 世紀 50 年代上半期，美國政府雖然總的來看對印度的重視程度在提高，但內部高低不一。1953 年 10 月中旬，對副總統尼克松等美國要人頗有影響的政治人物保羅·霍夫曼( Paul Hoffman) 認為，“美國對印度的態度是當今國際局勢中最重要的點之一”。國務院多數要員認識到使印度站在西方一邊的重要性，但並非美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這麼認為，尼克松即其中之一，他甚至被英國人視為需要重點做工作的對象。1953 年尼克松訪問印度在印議會發表演講時，對印蘇貿易協定進行攻擊，稱許多美國人“警覺地”關注着印蘇此類協定的簽署，將其視為印度“傾向於極權主義的一個標誌”。其言論遭到印度人的批評，在議會演講時聽眾很少，許多議會黨團甚至無一人出席，不少印媒甚至指責他干涉印度內部事務。

與美印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1953 年 11 月 17日，印度與捷克斯洛伐克簽署貿易協議; 12 月 2 日，印蘇簽署貿易協議，規定兩國貿易可用盧比結算;1954 年 7 月 14 日，在英國表示不願滿足印度提出的向它派出技術專家的要求後，蘇聯在 9 月派出兩名專家赴印度; 1956 年 6—7 月和 9 月，印度派出使團考察蘇聯的鐵路系統和工業情況;  1955 年 11月，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向印度提供經濟援助，中國當時儘管國內鋼鐵短缺，仍決定援助印度 6萬噸鋼材。1956 年 3 月，蘇聯加大了對印度的援助，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訪問新德里和加爾各答，與尼赫魯及多位印度部長舉行會談，宣佈蘇聯除踐諾援助外，還將購買印度的原料和產品，並幫助它創建石油工業。此訪後不久，印蘇簽署了兩項重要協議: 一是蘇聯為印度一座新建鋼廠提供價值 4 100 萬英鎊的設備; 二是一項海運協議，規定印蘇本着互惠原則，在印度的港口和黑海之間各自運送約 8 000 噸貨物。此外，印度在 3 月和 4 月還分別與波蘭和南斯拉夫簽署了貿易協議。從1955 年到 1956 年，印度自蘇聯、波蘭、民主德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中國的進口之和，從佔其年度進口總額的 1． 2% 猛增至 4． 2%，增幅約 200%; 出口從 1． 7% 激增至 5%，增幅超過 100%。1958 年 2 月初，在印度的蘇聯專家約有 200 名。3 月，蘇聯以遠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購買印度的茶和胡椒粉。7 月 15 日，蘇聯決定再向印度購買 65 000 雙女鞋。1959 年，印度對蘇貿易從逆差變為順差: 從 1958 年 2 月的 103． 5 萬英鎊逆差變為 1959 年 2 月的 41． 25 萬英鎊順差。

儘管印度從社會主義國家得到的援助越來越多，但20 世紀 50 年代後半期尼赫魯一度對蘇聯和中國感到有些失望，主要是對蘇聯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做法感到不滿，對中國的不滿則主要與中國批評其摯友、南斯拉夫總統鐵托有關，也與對中國出版的地圖就中印邊界東段的畫法以及中國在中印東部邊境地區的一些活動感到不快有關。1958 年 8 月 15 日，尼赫魯在一篇文章中抱怨蘇中對印度這個“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中立國( 不結盟國家) 不夠尊重”。

尼赫魯意識形態上的反共以及對蘇、中一時的不滿情緒為美國拉近與印度的關係提供了可乘之機，而英國又助推美國加大了介入印度事務的力度。英國對蘇聯勢力和影響在印度的迅速擴大感到擔憂。1957 年 10 月 16—29 日，有些英媒稱，英國擔心有朝一日時機成熟時，蘇聯或中國會幫助印共在印度鬧革命。11 月 16 日的《經濟學人》稱，蘇聯“用低成本的手段影響着印度民眾”。1958 年 7 月12 日，英國駐印度貿易專員説，蘇聯正在印度加緊滲透。主要出於與蘇聯競爭的考慮，美國一步步地加強了與印度的關係。

二、西藏平叛後美國對印度及中印邊界問題的反應

1959 年 3 月西藏平叛後，中印關係急劇惡化，美國“有節制”地升温了與印度的關係，更深地涉足中印邊界問題。9 月 1 日，印度駐美大使查格拉( Mahomed Ali Currim Chagla) 在華盛頓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印度與共產主義》的演講，稱中國在西藏的平叛行動是“悲劇”，印度“將利用其所有的力量和資源”來保衞其“神聖不可侵犯的邊界”，“不怕與中國開戰”。美國媒體對查格拉的演講推波助瀾。美國記者羅伯茨次日就把查格拉演講的主要內容在《紐約時報》上作了整版長篇報道，突出報道這位大使所稱的印度“全國將為保衞邊界而戰、反對中國”。

11 月 10 日，印度駐聯合國代表克里希納·梅農( V． K． Krishna Menon) 拜會了美國國務卿赫脱。為了使美國支持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梅農着力渲染印度國內反對中印友好的氣氛，説: “印度媒體和政治人物認為尼赫魯對中國太過軟弱，不應再支持北京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赫脱此時對中印邊界問題表態還較謹慎，在 12日對記者的講話中沒有明確“譴責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中使用武力”。他的這一表態立即招致印媒的激烈批評，不得不趕緊“找補”，在次日即召見印度駐美代辦查特吉( D． N． Chatterjee) ，“澄清並表明”其對中印邊界局勢的立場，改口説“中國共產黨在邊境地區的行動是其過去十年來無視正常的國際秩序的反映”，美國政府“認為其行為十足可惡”，“對印度試圖通過和平手段解決與中國之間的問題的努力甚為同情”。

14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向尼赫魯發去經過修改的賀信，借祝賀其 70 歲生日( 在英國人建議下寫的賀信) 之機，向尼赫魯和印度釋放善意。賀信措辭頗有意味: 為了滿足印度( 通過英國傳遞的) 希望總統賀信更加熱情( 以滿足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的“面子”) 的意願，艾森豪威爾把第一封信中對尼赫魯的“良好祝願”改為“最衷心地祝願”他健康長壽。美國媒體提高了對中印邊界局勢的關注度，17 日有許多評論對尼赫魯的困境表示同情，也有不少文章認為其不結盟立場“很不明智”。但印度媒體對赫脱不依不饒，對他作為西方大國領導人沒有堅定、明確地在邊界問題上站在印度一邊大為不滿，連篇累牘地批評他有關中印邊界爭端的言論。1959 年 11 月 15 日，《印度斯坦標準報》稱，赫脱髮表了“很不幸的言論”，使印度人民感到“不平”和“委屈”; 《甘露市場報》以看似替他開脱的口吻，略帶譏諷地説他“要麼是過於謹慎，要麼就是太忙，對事件的原委並不清楚”。16 日，《自由新聞報》批評赫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奇怪和令人驚訝”的立場，説他雖然“譴責了中國的侵略，但沒有表現出更讚賞印度的觀點”，實為一種“中立”調門; 《領導者》強調，赫脱的聲明“無視中國拒絕從印度領土上撤軍並威脅要進一步侵略印度”的事實，對中國的批評太過温和; 《印度時報》稱，赫脱在中印邊界爭端上發表的“輕率”言論“令人吃驚”。18 日，《政治家報》説，赫脱的聲明“竟與印度共產黨全國理事會最近通過的決議基本一致”，兩者“沒有根本區別”; 《印度快報》強烈批評赫脱的聲明，稱其隨後的解釋性言論是“空洞無物的老生常談”，還説印度對他不滿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他在邊界爭端中“把中印等同了起來，而全世界似乎都同情印度的立場”; 其二，這是“美國第一次在共產黨中國捲入的事件中持中立立場”。

印度政府對赫脱還算留面子，沒有對其言行做出官方評論，但尼赫魯以間接方式對赫脱表示了“無所謂”態度。1959 年 11 月 20 日，他在新聞俱樂部的一次午餐會上即興發言時説: “看到他的第一次聲明時，非常坦率地説，我並無多少擔憂。我想那些聰明的報人只是順便説説他們想説的問題，而不會去糾纏他。這沒大意義。”尼赫魯根本不提“赫脱”二字，而是一概用“他”相指，巧妙地“不經意地”貶低了赫脱及其言論。英國駐印高級專員署認為，印度人對赫脱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言論表示不滿，可能更想“從總統艾森豪威爾那裏得到一些關於邊界問題法律上的實實在在的個人保證”。美駐印大使此前曾向尼赫魯保證: 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印度可以指望美國給予道義上的全力支持，如有需要，還會有物質上的支持。但尼赫魯對此未加評論。

印度當時雖然對未得到西方國家支持心有不悦，但仍想把邊界問題控制在印中兩國範圍內，不想讓域外因素過多介入。這一時期中蘇關係開始惡化，美國認為有了可乘之機。1959 年 12 月初，美國中央情報局從莫斯科獲取的一份時間標明為 12 月 2 日的報告稱，赫魯曉夫 10 月訪問中國時“被冷落，對其接待多有失禮”。8 日，英駐美使館官員巴克( W． Barker) 與中情局副局長艾默裏( Ｒobert Amory) 共進午餐時，同意英美可“公開並誇大中蘇之間的不和”，而艾默裏本人對近期中蘇關係惡化“有點興高采烈”。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對印度雖然態度上升温了，但具體行動表明其對印政策仍然謹慎。艾森豪威爾在高度敏感的中印邊界問題上表態很是圓滑，既對印度表達了有限的關注，又避免使自己公開選邊站，這在他首訪印度的“禮節性”安排中體現得淋漓盡致。1959 年冬，艾森豪威爾先後出訪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臘、突尼斯、法國、西班牙和摩洛哥 11 國，印度在次序上居中略靠前( 第 5 站) ，但停留時間最長( 5 天) ，主要是為了滿足印度人的虛榮心。12 月初，艾森豪威爾作為第一個訪印的美國總統，抵達印度後受到了對他來説“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歡迎，以至於車隊行駛時速只有 5 英里。艾森豪威爾的訪印安排和印度對他的熱烈歡迎，很大程度上與中印關係嚴重惡化有關。

訪問期間，尼赫魯向艾森豪威爾“説明了當時中國入侵印度的性質和發展可能”，但“未能給這種行動找到合乎邏輯的理由”。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説，他對此“沒有發表什麼評論，只是説共產黨不需要為他們製造麻煩找到合乎邏輯的理由”。但根據英國解密檔案，艾森豪威爾説“很願意”與尼赫魯討論諸如中印邊界之類的問題，特別是他本人並不認為中印邊界問題“就只是麥克馬洪線上的那些點，不認為有誰曾經對這條線知道得清清楚楚，能説得準確無誤”，重要的是，“國家間是通過談判、真誠的會談、相互間真誠的談判來解決分歧，還是靠武力來解決其爭端?”在此問題上，他當然“要站到人民一邊，即站到説‘必須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人民一邊”。會談後美印發表的聯合公報“遣詞優雅、意思朦朧，就像一支印度舞蹈”。艾森豪威爾還對尼赫魯“表達了一點熱切希望，即雙方充分討論的中印衝突，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但他並未承諾一旦中國“企圖大規模入侵印度”，美國將對印度提供何種幫助。公報及美印雙方發言人也未談及兩國領導人是否討論了通過蘇聯施加影響，使中國減緩在中印邊界的壓力的問題。上述英國檔案中記錄的內容，艾森豪威爾回憶錄中隻字未提。

艾森豪威爾自己的説法與英國檔案的明顯差異，對於説明艾森豪威爾當時不願捲入中印邊界爭端也是一個旁證。對於印度甚為關心的達賴和所謂的西藏問題，美國政府雖然已給予大力支持和深度介入，但表面上仍刻意保持距離，避免被抓“把柄”。1960 年 1 月 5 日，達賴致信赫脱，對他和美國政府“在聯大討論西藏問題時給予的積極支持深表感謝”。赫脱遲至 2 月 20 日才給達賴回信。達賴和赫脱的信由國務院在 2 月 28 日予以公開，這樣做是想表明赫脱與達賴的通信與 1959 年 12 月艾森豪威爾訪印“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艾森豪威爾本人還是其共和黨成員，都沒有與達賴建立“任何聯繫”，也“同樣與中印邊界爭端沒有任何聯繫”。

鑑於蘇聯對印度的外交支持和經濟援助繼續升温、在印度的攻勢咄咄逼人，出於與蘇聯爭奪的考慮，美國不甘袖手旁觀，準備加大對印援助，但言行依然謹慎。1960 年 2 月 11—16 日，赫魯曉夫訪問印度，在議會演講中稱: “冷戰陰雲正在逐漸散去”，“高度讚賞印度共和國為爭取和平及在和平共處事業中做出的重大貢獻”。《印度快報》《印度斯坦標準報》《政治家報》等對赫魯曉夫此訪連篇報道，興高采烈地稱蘇聯“要幫助印度建設工業”，“希望印度穩定和強大”。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大談蘇印合作，沒有提及中國。3 月初，蘇聯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葉梅利亞諾夫訪印時稱，蘇聯準備幫助印度建首座核電站———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 1961—1966 年) 的規劃項目。3 月 9 日，尼赫魯在人民院説，印度尚未收到蘇聯或美國幫助印度建核電站的建議，但同它們都交換過意見。而此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克拉策爾( M． B． Kratzer) 率領的一個代表團正在印度訪問。這表明美國不願看到印蘇在核能方面進行合作。

對於印度與蘇聯加強軍事合作的傳聞，美國也感到極為不安。1962 年 5 月，有傳言説印度要向蘇聯購買米格戰鬥機，但尼赫魯為了促使英美增加援助，對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稱從哪裏買飛機還未最後決定。“美國人大為驚恐”，肯尼迪親自出馬，提出要盡力幫助英國來滿足印度的需求。8 月 17 日，印蘇公佈關於蘇聯向印度免費提供 12 架米格飛機並幫助它製造噴氣機引擎的協議後，英美輿論“都由於印度政府明顯地投入蘇聯陣營而驚惶”，美國人更因“受不住而感到痛苦甚至惱怒了”。美國準備在多大力度上援助印度，與英國的態度有很大關係。1960 年 4 月 20 日，英國對美國説不願按尼赫魯提出的數字援助印度，骨子裏是希望“如法炮製”在希臘和土耳其的做法，由美國代替英國，更多地承擔援助印度的責任和義務，只不過理由不再單單是反對共產主義了。但美國這次沒有痛痛快快地“接盤”，它在 5 月初不願答應尼赫魯要其增加對印援助的要求，認為印度的情況並沒有尼赫魯説的那麼嚴重，更不願單獨增加對印援助，而是想通過國際財團眾籌的辦法援助印度。英國認為“美國的反應令人失望”，準備繼續向美國施壓，使其考慮加大對印度的援助力度。

考慮到英國在南亞的傳統影響以及印度宿敵巴基斯坦可能的反應等因素，美國試圖讓英國在援印問題上“出頭”。1960 年 5 月 21 日，美國駐印大使私下裏對英聯邦事務部駐新德里官員説，克里希納·梅農最近曾詢問他，美國可否向印度出售 C119 運輸機，以便用於中印邊境地區。美國準備以很低的價格賣給印度 30 架此型飛機，並通報了巴基斯坦。在干涉西藏問題上，美國自己此時不願衝上前台，也希望英國出頭。9 月 20 日聯大討論所謂西藏問題時，美國沒有采取主動行動，而是策動馬來亞和泰國衝在前面，在聯大提出西藏問題，對後來 1961 年 1 月 5 日英國在聯大就西藏問題投棄權票頗為不滿。此時，美國開始顯示出加強與印度進行軍事合作的姿態，但在經濟援印上試圖讓更多的國家承擔責任。1961 年 3 月，美印簽署《相互防禦援助》協定。4 月 27 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由世界銀行主持的援助印度國際財團會議上，美國建議即將召開的西方國家援助印度會議應集中討論如何幫助印度實現收支平衡，敦促聯邦德國等國為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提供更多資金。

在敦促其他西方國家“解囊”援印的同時，美國明顯地向印度示好。1961 年 5 月，美國有條件地答應向印度提供大規模援助，同意在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頭兩年裏向其提供 3． 57 億英鎊的貸款———到此時為止對一國提供的最大單筆援助，

但前提是，向印度提供貸款的其他西方國家得匹配差不多相同規模的貸款，即它們相加共提供 11 億美元( 約 3． 93 億英鎊) 的貸款。美國準備單方面增加貸款數額，令參加會議的英國等國代表感到吃驚，此前它們準備承諾的向印度提供的貸款只有 2． 32 億英鎊。

三、中印邊界戰爭期間美國對印度的政策

1962 年 10 月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美國出於趁機拉攏印度等多種考慮，決定增加對印度的軍事援助，但又以對印度國內情況、特別是真實需求不明為由，步伐“拖拉”，程序繁瑣，在援助印度問題上自己不出頭，希望讓英國挑頭，實則不願使美國冒捲入這場同中國的戰爭的風險，故對請求援助的印度屢有不敬。而印度在面臨困難求人之際則極力保持“自尊”。因此，這一時期的美印關係更能顯示兩國之間的“患難真情”。

1962 年 10 月底，印度在邊界戰爭中全線潰退，美國準備對它提出的武器援助請求做出反應。11月 14 日，印度敗局已定，國內陷入恐慌，美國助理國務卿塔爾博特( Phillips Talbot) 與印度駐美大使尼赫魯就美國向印度提供援助的條件交換了備忘錄。美方備忘錄稱，美印兩國政府曾於 1951 年 3 月 7日和 16 日在華盛頓通過互換備忘錄簽署協議，1958 年 4 月 16 日和 12 月 17 日在新德里又通過互換備忘錄對協議進行了修改。對於印度政府提出的援助請求，美國政府“準備向印度政府提供幫助，以應對中國的公然侵略”。為了使美國履行 1951 年協議中的防務條款，印度政府得“為美國駐印使館提供必要的設施，以便觀察和評估該條款的使用並提供必要的情報”。印方的備忘錄則再次確認了美方備忘錄所提到的雙方之間的諒解和協議。

1962 年 11 月 21 日中國宣佈主動停火、撤軍後，美國對援助印度更加積極。英國認為這表明美國開始認為中印戰爭的局勢與其國家利益攸關了。12 月 11 日，英國外交部説，“美國政府首先關注的是，印度軍事上的失敗會提高中共的威望。如在印度危急時刻拒絕向其提供援助，將會使人對肯尼迪政府對共產主義侵略的基本立場產生懷疑。因此，中國的侵略就類似於共產黨在希臘、朝鮮和越南的攻勢”。此時在白宮已近共識的觀點是，印度儘管奉行不結盟政策，但“仍然是自由世界的堡壘”，而“這個自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的削弱或崩潰將減少世界的信心”。梅農被解職、民眾被動員起來反對共產主義等印度國內局勢出現的新變化，均被美國政府視為進一步擴大在印度的影響“獨一無二的機會”。

英美決定增加對印援助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想趁印度“落難”之際拉攏之，使它向西方國家靠近。1962 年 11 月 15 日，英美確定了共同目標: “幫助印度應對中國的侵略”，“鼓勵印度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健全經濟和有效防禦的強大的民主國家”，加深奉行不結盟政策的印度“與西方之間的理解”，幫助印度認清楚“世界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蘇聯和中國政策的動機”。在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上，美國雖然態度積極了不少，但步伐邁得並不快，主要原因還是不願出頭。美英之間煞費心機。1962 年 11 月 17 日，印度向美駐印大使加爾佈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提出了一個旨在使其空中力量取得對中國優勢的採購清單，包括飛機、信號設備、雷達等，價值總計 10 億美元。加爾佈雷斯明確表示，此等重要的政治和財政問題須向華盛頓彙報。

為了獲取更多援助，尼赫魯於 19 日第二次致信肯尼迪，力陳、甚至不惜誇大印度和南亞地區面臨的危險，大表“決心”，既略顯“奉承”之意，又不失“體面”和“自尊”。主要內容有: ( 1) 印度東部邊境局勢“進一步惡化”，“阿薩姆邦的迪格博伊油田面臨嚴重威脅，隨着中國軍隊的大規模強力推進，整個雅魯藏布江山谷面臨嚴重威脅，除非立即採取行動阻止阿薩姆的態勢繼續惡化，否則特里普拉邦、曼尼普爾邦和那加蘭邦亦將落入中國之手”。( 2) 中部和西部邊境也遭到中國“入侵”，壓力很大。( 3) “迄今為止印度提出的援助要求很有節制”，主要是裝備，並未要求全面援助，尤其是空軍支援，主要是考慮到此類援助“在全球範圍內會產生更廣泛影響”，印度“並不想使朋友感到為難”。( 4) “然而局勢的發展的確很危急，如要防止中國佔領整個印度東部地區，就需要更多的全面援助”，“援助的任何延緩無疑都會給我們國家造成一場災難”。( 5) 印度曾多次考慮使用空軍支援地面部隊，但卻沒有這麼做，因為其現有的飛機和雷達設備“無法抵禦中國的報復行動”。( 6) 因此，請求立即給印度提供支持，以充分加強空中力量，“阻止中國軍隊的進攻勢頭”。( 7) “要提供足夠的空中防禦力量，至少需要 12 箇中隊的超音速全天候戰鬥機”。鑑於印度沒有現代化雷達覆蓋全國，故請求最快提供援助。在培訓印度人員的同時，美軍人員可來印度操控這些戰鬥機和雷達設施，由其操控的戰鬥機和運輸機“可以保護印度的城市和設施免遭中國的空中打擊，維持印度的交通暢通”，如果可能的話，“也樂意讓美國人駕駛美國飛機，在印度空域與中國軍隊的空戰中，幫助印度空軍對中國軍隊的交通運輸線和集結地實施攻擊。然而，( 8) 在印度之外，如西藏，“任何針對中國的空中行動，將由印度人操控印度飛機來實施”。( 9) 印度“決心解放可能落入中國侵略者之手的所有領土，顯然也遲早會通過空中打擊來廢掉他們的基地和機場”，故請求肯尼迪考慮向印度提供 2 箇中隊的 B47 轟炸機。為操控這些武器裝備，印度“願意立即派飛行員和技術人員到美國接受訓練”。( 10) “中國不斷加重的威脅不僅事關印度的生存，而且關係到整個南亞次大陸和亞洲地區的自由和獨立政府的生存”。尼赫魯特別強調，美國為滿足印度需要向其提供的所有幫助和裝備，“將全部用於抵抗中國人”。( 11) 印度相信，“您偉大的國家將會在我們面臨考驗的時刻，對我們為了自己的生存以及南亞次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戰爭提供幫助”。

就在尼赫魯第二次向肯迪尼求援的當天( 1962 年 11 月 19 日) ，美國搞了一本有關“強調中共好戰”的意識形態言論的小冊子，以加強其增加對印援助的説服力。但精明的英國人沒有跟風，未對美國的上述立場進行正面回應，而是説印度向美英提出的要求“非常不切實際”，所列購置清單太長。美國則繼續強調英國要在援助印度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日傍晚，英駐美大使戈爾( D． OrmsbyGore) 被肯尼迪和國務卿臘斯克召至白宮，商議援助印度問題。其背景是，加爾佈雷斯從新德里發回的電報稱，印度政府擔心其兩個師被殲，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出動空中力量打擊中國軍隊的後勤補給線，但如此又可能使印度的大城市遭到中國飛機轟炸。故印度想知道，假如發生此種情況，美國能否幫助印度加強防空。加爾佈雷斯敦請美國政府對此高度關注，説印度對戰局進展越來越失望。臘斯克對戈爾説，印度很顯然是要求迅速增加援助的規模和力度，“英國應動員英聯邦成員國、特別是那些老的成員國，在此時發揮重要作用”，美國政府“很難向國人解釋為何要向印度提供大量武器和金錢以抵抗中國的入侵，而與此同時英聯邦成員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卻正向中共提供數以百萬噸的小麥”。戈爾則有意淡化印度面臨的局勢，沒有直接回應美國，而是説尼赫魯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這是一場邊界爭端，而非全面戰爭”，故新德里不會與北京斷交。在此種情況下，“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國家仍照常與中國做生意，有的還是與印度友好的國家”。如果印度的態度發生改變，“很可能有許多國家會更加關切印度面臨的局勢，覺得更有必要採取行動援助它”。肯尼迪對戈爾説: “美國可以盡其所能援助印度，但作用不宜太過突出”，最好是作為眾多援助者中的一員，而如果“以印度諸多朋友中最好戰一員的面目出現，就只會增加使蘇聯在幕後全力支持共產黨中國的機會”。

此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這明顯是美國人找藉口不願在援助印度上出頭。肯尼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的上述説法“並不意味着美國意欲減少援印規模，而是強烈地感到，英國憑其對印度無人能及的瞭解，以及作為英聯邦的中心和領袖，在幫助印度方面理應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臘斯克説: “印度人對按目前的規模接受援助都還準備不足，故誰也不能有效地計劃或決定採取何種正確戰略。”他建議動員一些熟悉印度情況的英國退役軍官赴印度，美國可向新德里派遣一個高級使團摸摸情況，亦可提提建議。肯尼迪最後私下裏對戈爾説: 美英兩國是否可循上述他和臘斯克提出的思路做些事情，印度局勢中“令人煩擾的是，尼赫魯似乎已精疲力竭”。他還向英國大使出示了一張不久前加爾佈雷斯與尼赫魯會晤時倆人拍攝的照片，從中看出，尼赫魯疲態盡顯，沮喪之極，據此可“懷疑尼赫魯是否還能挺下去”。他和臘斯克並無任何具體建議，但是，鑑於近幾日印度局勢不斷惡化，二人認為“英美兩國應就如何援助印度儘快做出一些重要決定”。在此種情況下，他們急於表達的意思是，英國應是協調並在世界範圍內動員援助印度的不二選擇，故非常希望英國能接受其建議，在援助印度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1962 年 11 月 20 日，肯尼迪又給戈爾打電話，説尼赫魯“顯然處於驚慌失措狀態”，向美國提出的一系列援助要求極其廣泛，他不好確定尼赫魯是如何評估當前局勢的，故要在次日派一隊人馬赴印度評估局勢，希望英國也立即派遣規模和級別相當的人馬赴印。肯尼迪再次強調，作為英聯邦領袖，英國要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建議英國首相考慮給赫魯曉夫發一封信，“提請他關注目前中國攻勢的危險”，還特意強調，“至關重要的是”，美英對尼赫魯求救信的看法“不要讓印度人知道”。這顯然是肯尼迪不想傷害好面子的印度人的虛榮心和自尊。肯尼迪講了一堆聽起來很是“好心”的理由，但內心裏認為尼赫魯“是要使美國緊緊捲入一場同中國的戰爭”，故提出了援助條件，以使自己避免捲入太深、太快。11 月 20 日，戈爾剛與肯尼迪談過話，臘斯克就急忙把他請到國務院，給他看了尼赫魯最近給肯尼迪的信的副本，指出印度目前的請求是要美國捲入戰爭，如果此時美國援助印度，後者“須滿足某種最低限度的條件，使其能夠全力做好自己的防禦”: ( 1) 須與巴基斯坦就克什米爾問題達成協議; ( 2) 須得到英聯邦國家的積極支持; ( 3)須向美國報告局勢進展，並請求聯合國支持譴責對印度的侵略; ( 4) 須努力獲得本地區其他國家( 如泰國、緬甸和馬來亞) 的支持。臘斯克一再強調説，他認為英聯邦國家的態度至關重要，建議尼赫魯召集一次英聯邦國家會議，來討論其他英聯邦國家幫助印度的立場和方式，英國首相則在倫敦召集一次類似的緊急會議，尼赫魯可邀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來新德里，以便就克什米爾問題達成一項解決辦法，並在建立“聯合防禦”方面進行合作。( 5) 駐紮在馬來亞的英聯邦旅應立即馳援印度。對於中國主動停火、撤軍的動機，英美看法存在分歧。戈爾認為，中國軍隊由於後勤不便，尚無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會真地像尼赫魯説的那樣儘可能深入地往印度滲透”。臘斯克則説: “中國軍隊有可能佔領一些機場。”戈爾又説: “覺得尼赫魯對局勢的評估不太可信。”臘斯克説，在中印邊境交戰地區，空中運輸對局勢至關重要，印度此時擁有的約40 架 C119 運輸機只有一半能用，故美國次日要起飛幾架C130 運輸機把 C119 運輸機的零配件運往印度，以使其此前不能運行的運輸機儘快投入使用，運送配件的 C130 運輸機將留在印度予以幫助。他再次希望英國在援助印度上發揮領頭作用，説他和肯尼迪都認為，英國“作為英聯邦的領袖和最為老道的成員，應在此次危機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印度幹了一些蠢事”，但“當一個成員國遇到麻煩時，英聯邦如能展現出提供相互防禦的姿態，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那樣的話，美國全力援助印度就容易多了”。

對於中印邊界爭端，美國並沒有明確地支持印度的立場，還對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持不同態度，認為印度可在西段的拉達克做出妥協。為了部分滿足印度的需要，美國在空中運輸方面向其提供了重要援助。根據英駐美使館給其外交部的第 2908 號電報，臘斯克在 1962 年 11 月 20 日建議肯尼迪批准 19 日已經同意的為英美倫敦會談準備的 3 個文件，對其中的幾條予以保留: ( 1) 關於國務院給英聯邦事務部的第 2522 號電報，其中的“首要目的如此表述會更好: 幫助印度應對中共的侵略，防止中共以武力強加給印度一個單方面的解決方案，那樣將會使鄰國更加懼怕中共”。( 2) 美國在措辭上的改動並不是説要在幫助印度防禦上有任何推諉之意，而是指印度可在拉達克有所妥協。( 3) 國務院給英聯邦事務部並轉新德里的第 2523 號電報中提到的行動方針“不應被理解為: 所有有關西方國家須在每一個階段都進行全面、正式的協調，因為那將無謂地妨礙採取緊急行動”。肯尼迪原則上批准了上述建議，但提出美英即將進行的倫敦會晤可就援印規模和必要性視該週末中印邊境衝突的程度來討論。他建議為應對當下局勢可先做 3 件事: ( 1) 派遣由代理副國務卿約翰遜( Alexis Johnson)率高級使團赴新德里，對局勢進行評估，弄清楚印度都有何種計劃、自有能力如何，然後提出建議。

( 2) 為了提高印度在其境內運送人員和物資的能力，多架 C130 運輸機已臨時派往印度，由於印度空軍尚不能自主操控此機型，故將由美方人員駕駛和維護保養( 要認識到此點具有的完全的政治意義) 。( 3) 用飛機為已在印度投入使用的 C119 運輸機運送零配件。美國政府此時加大對印度的軍事援助，除了肯尼迪、臘斯克等決策者態度的變化外，與國內媒體的反應也不無關係，這些反應包括印度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把西方與共產主義等同的教訓”，將導致中蘇關係破裂等。1962 年 11 月 20 日，美國主要報刊和廣播的反應主要歸納為以下幾類: ( 1) 對中印邊界大規模衝突，先是有點“幸災樂禍”，認為中國對印度“赤裸裸的侵略總算讓印度政府認清了共產主義的本質”。然而，美國媒體幸災樂禍的心態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就聚焦戰局的進展了。媒體報道意指中國的軍事目的是奪取阿薩姆邦富饒的礦產和糧食，但又説中國的目的也許更為有限，“並不想謀求在印度和緬甸的主導地位”。美國人一直認為，令尼赫魯倍感糾結的是，“既想打一仗又要保持其不結盟立場，既準備接受西方的幫助又不切斷蘇聯的援助”，想兩邊通吃，但很難如願。還有人強烈批評尼赫魯，説此時該是解決克什米爾問題、攜手巴基斯坦“對付共同敵人”的時候了。( 2) 這場衝突不僅對印度、而且對把共產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等同視之的其他不結盟國家，影響已經凸顯，甚至更明顯地體現在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上。赫魯曉夫“在背叛與印度的友誼還是不支持盟友中國之間面臨兩難選擇”，美國媒體對此頗有些“幸災樂禍”，《紐約時報》認為這一窘境“將導致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最終決裂”。( 3) 印度駐美大使已經發起一場宣傳戰，表明印度政府的政策明顯有利於西方國家，他的態度對美國媒體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與美國媒體相比，肯尼迪對印度的態度要“淡定”得多。他在1959 年11 月20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主要談了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界戰爭則簡單觸及，同時不忘記盟友巴基斯坦。他説: “在過去的一週裏，中國人在印度東北部取得重大進展，現在他們提出了停火建議，我們與印度人進行了接觸，看其如何評估中國的建議。”為了更好地評估印度的需求，美國將派出使團赴新德里。在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的同時，美國也很注意與巴基斯坦的盟友關係，“向印度提供的所有援助目的都是為了擊敗中共的顛覆。中國人對南亞次大陸的侵略既是對巴基斯坦的威脅，也是對印度的威脅，故兩國都應反對之”。美國向巴印兩國政府都強調了一點: 美國給印度援助“絕不會減少或改變對巴基斯坦承擔的義務”。

 為了全面、真實地瞭解印度的局勢，美國把將率高級使團赴新德里的負責人先是由軍方換成了國務院的人，後又從代理副國務卿約翰遜換成了更富有經驗的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 。如果説尼赫魯1962 年11 月19 日給肯尼迪總統的求援信略顯“恐慌”的話，他在次日向英國首相請求援助時就“很要面子”了。20 日，尼赫魯致電麥克米倫，首先力陳邊界形勢的惡化，接着向英國提出了援助更多軍事裝備的請求。電文説，他 10 月 24 日給首相寫第一封信一個來月後，局勢又有進一步發展，“中國打着和平的旗號發動了一場嚴厲的宣傳攻勢”，以圖迫使印度接受其建議。東部邊境地區，印軍形勢不妙，有兩個師被包圍，中國軍隊佔據了大部地區，“就要蹂躪拉達克地區的楚舒勒了，而楚舒勒一旦失陷，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其抵達克什米爾地區拉達克省府列城了”; 戰事變化極快，印度“為生存而進行的戰爭正面臨嚴峻形勢”; “印度及其朋友必須做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努力，才能制止中國的侵略”; 印度的確是有一個自行製造 L/70 高射炮的計劃，然而由於軍事形勢嚴重惡化，印度的需求一下子“變得最為迫切了，且又增加了許多，故請求提供足夠裝備 3 個團的 L/70 高射炮以及配套的雷達和彈藥”。印度已訓練一些人員，一俟裝備抵達印度，他們即可上手操作。實行上，在增加對印軍援上，英國人虛的比實的多。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應印度請求，英國陸續提供了一定數量的小型武器、自動步槍和彈藥等軍事援助。麥克米倫在接到尼赫魯的第二封“乞援”電報後，於 1962 年 11 月 20 日致電肯尼迪，稱英國正在考慮印度的局勢和尼赫魯的求援電報，對於尼赫魯在第二次電報中向英國提出的援助更多軍事裝備的請求，英國準備儘量滿足。英國將向印度派出一個高級軍事使團和一個外交使團，看看需要對其提供何種支持，然後再提出報告，探探尼赫魯是否準備在聯合國狀告中國，以及他是否歡迎英聯邦國家向印度派遣軍事使團和軍隊，還要弄清楚尼赫魯都有哪些想法，如能阻止中國軍隊推進，他是“想談判還是先要把中國軍隊趕出去”。如果尼赫魯同意談判，他準備在同中國討論時提出何種有用的建議，對於中國提出各自從 1959 年線後撤 20 公里的解決辦法持何態度。帝國參謀部要搞清楚此時印軍的士氣和作戰能力，與尼赫魯討論其軍事方面的要求，看看印度是否需要英國現役軍官或退役軍官幫助訓練新入伍的士兵。此外，還要向老的英聯邦國家和馬來亞通報情況，徵詢它們的意見，以便在與印度人會談後討論英聯邦國家是否採取較為敏感的行動。

其實，麥克米倫沒有明説但內心已定的意思是: 在向印度增加軍事援助之前，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麥克米倫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主要英聯邦國家領導人很快達成諒解: 除非能設法使印巴就克什米爾問題達成妥協，否則美英兩國向印度“增加供應的武器和軍需都只能適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