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悶聲發大財”已不可能, 中國還憑什麼讓人心服口服?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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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 | 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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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874年,李鴻章給同治皇帝上奏,説當時的時局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近十多年,世界又迎來“百年未有之變局”。這兩次“大變局”,一次是西方近代國力日盛,敲醒了中國數千年的天朝大夢,一次是隨着中國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敲響了數百年的西方模式的警鐘。然而,中國的重新崛起,如果只是世界政治版圖再一次區域化與地緣利益的重新分配,就難説是一次“進步”。韓少功先生認為,“強國歸來”只是中國崛起的最低綱領,而義利並舉、內聖外王的“文明創新”才是最高綱領。中國不對外輸出模式是對的,務實、謙虛和多元視角也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在話語層面應安於沉默、毫無建樹。着眼未來變局,他認為,中國一方面要具備旺盛的制度創新能力,實現人民民主與賢能政治的並舉,另一方面也應具有旺盛的文化創新能力,實現人民自由與底線教化的並舉,實現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開放。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舉辦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研討會,邀請了基金會理事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界的代表性學者,圍繞疫情危機的演變趨勢,未來幾年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走勢,以及中國思想界的理論創新任務等議題,展開充分研討。本文是韓少功先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本人審定,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
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 修遠基金會研討會特稿 ——
強國歸來還是文明創新?
最近常聽説“百年未有之變局”。在我們的經驗視野中間,變局有兩種,一種是改朝換代,贏家換人,但總的特點是社會結構和基本規則大體不變;另外一種變局,是帶來全新氣象,革故鼎新,化育天下。在歷史上我們可能能夠找到借鑑的大概有軸心時代、啓蒙時代以為參照。這樣一個變局的主要特點是整個社會結構和基本規則全面升級。
我們將面臨的是哪一種變局?
第一種可能就是“強國歸來”。這已經非常不容易。經過百年的努力追趕,我們的民族復興基本實現,世界上增加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哪怕只是接近這個目標,那也是一個偉大成就,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但強國並不容易,領頭大哥並不好當。比方説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我能拿到的最近的一個官方數據是2017年的46.7%,這比美國的45%要高,比歐洲、日本更高。如果止步在這裏,那麼彼此就有同質化的侷限,類似當年美國對拼蘇聯,或更早以前英國對拼德國。這樣的“脱鈎”,這樣的“新冷戰”,很可能是區域化或者集團化的歷史重現,無非是各方爭利,大國對撞、小國揩油,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困難重重。可以算一算,西藏300萬人口,撇開中央財政投入不算,從1980年開始,全國17個省市大規模對口支援,40年來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投入,才達到現在的西藏的發展水平。
但僅一個非洲就13億人口,相當於400個西藏,而且缺乏西藏穩定的政治條件,光靠“輸血式”幫扶,怎麼可能進入“命運共同體”?這就是説,當大哥不但要給大家好處,還得有範兒,有氣場,有表率的吸引力、感召力、影響力,引領和重塑全球現代化——這就是我要説的第二種變局,第二種可能,即“文明創新”。如果説“強國歸來”是一個最低綱領,重點是爭利,目標是富強;那麼“文明創新”就是一個最高綱領,是爭於義,勝在道,準確地説是義利並舉和內聖外王。
實現文明創新,需要人們破解“冷戰”的兩元模式,不滿足於悶聲發大財,還需要設立政治、社會、文化的廣泛議程,以“新社會主義”為旗幟,推動人類進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2.0版。在這裏,“不對外輸出模式”是對的,務實、謙虛、多元視角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着經濟掛帥就夠了,不意味着“重商主義”——這是眼下國際社會不少人對新興大國的疑慮,還算是一個比較客氣的用語。這就像一個暴發户,一個財神爺,確實不足以代表文明的全部。設身處地想一想,人家憑什麼要為你的發財而高興?要為競爭中自己的相對利益減少而歡欣鼓舞?即便你是財神爺,如果你照顧李四更多,我張三為什麼就不能抱怨?為什麼一定要心服口服?
“新社會主義”這一個概念還可討論,但我以為它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具有旺盛的制度創新能力,實現人民民主與賢能政治的並舉。這裏説一説華為。華為的科技研發成果引人注目,但它的制度意義似乎被人們認識得不夠。首先,華為未上市,看來也不打算上市,避免了股東和資本的短期行為。它也不是一個國企,避免了某些官僚的瞎折騰、亂干預、包括“摘桃子”,避免了任期制可能造成的另一種官員短期行為。相反,它讓數萬名員工持股約99%。這是延續和放大中國晉商在“銀股”之外補充的“身股”,也是人民公社社員“記工分”的資本化,有點像國外某些理論家説到的“勞動股份期權”或“人民資本主義”。因此,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在“深水區”“無人區”的廣泛探索之一,華為能夠在制度上凝聚全體勞動者的利益和力量,目標長遠、上下同欲,標本兼治,持久保持活力與生機。這有利於克服當年“冷戰”雙方資本化或官僚化的不同體制沉痾,汲收了西方的管理經驗,也充盈着中國儒家傳統、革命傳統的制度元素,是一項偉大的創造。當然,華為作為一個智力密集型企業,其具體模式不一定能照搬於其它資本密集型、勞力密集型的企業,但它的核心精神和原則導向,給人們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
世界上不會有完美的制度。任正非也時常警示華為內部的危機,表現出深刻的東方式辨證思維。但病毒變,抗體亦變,是再正常不過的生命過程。制度的生命力就在於不斷地因地制宜,因時俱進,及時的密織與深耕,總是創造性地調動上下兩個積極性,把兩頭都夯實和做足,推進人民民主但防止民粹主義,確保賢能政治但防止寡頭專權——這是一種持久確保人民主權的陰陽互補之道。
第二,具有旺盛的文化創新能力,實現人民自由與底線教化的並舉。文化是制度生長的土壤,是更加深遠和綿密的歷史動能。諸多海灣石油國家曾進入全球富國排行榜,但文化影響力有限。根據國際金融機構的數據,2020年的亞洲經濟規模已超過其它地區的總和,但文化上“西強東弱”的差距顯然還十分懸殊。中國的先秦哲學,據説還有網絡小説,似乎“走出去”了,但總的來説,中國在自然科學以及哲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文藝、宗教等方面還缺乏引領世界潮流的能力,其中有些領域還處於補課狀態。光靠砸錢,是砸不出文化的。先有李約瑟之問,後有錢學森之問,都是指向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比如獨立思考和自由空間,比如“獨尊儒術”和“官學”體制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在國勢增強、民生改善、“維穩”壓力緩解的情況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略應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利於遼闊大地上各種心智創新活力得以充分噴湧,以利於融會和凝聚全人類文明的成果,也有利於“維穩”治本——極左禁錮曾造成後來普遍的思想抗體缺乏,造就所謂“河殤”一代,比西方民眾更迷信華爾街寡頭,就是觸目的一大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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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一個好詞,只是已被西方資本主義做壞了,説歪了。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和歐洲鬧成這樣,我覺得“白左”的自由主義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是另一種假大空,一遇到危機,就成了極(端)、碎(片)、邪(惡),脱離羣眾,脱離實際,連西方的藍領、黑領、“紅脖子”們都不信。到眼下,自媒體靠造謠,大媒體靠歪曲,才能搶得流量和利潤。所謂媒體自由實際上是資本的狂歡,是啓蒙主義傳統的嚴重出軌。這個世界表面上是紅塵萬丈的物質主義、技術主義、消費主義,本質上卻是虛無主義,包括美國電影《小丑》那裏底層民眾的虛無主義——普遍的“雙標化”就是社會倫理已深度潰爛的證明之一。因此,自由並不是沒有邊界,資本的自由更不是。中國古人講“天地君親師”,就是眼下老百姓講的“天地國親師”,始終強調“師”的文化引領作用。“新社會主義”同樣應該拒絕人性的神話,形成一種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開放,重建“為人民服務”的主流價值觀,至少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底線價值觀,時時擠壓落後文化產能,重新找回人類生龍活虎、温暖陽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百年來“師俄”和“崇美”的多種經驗,有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雙重資源,應有更多文明創新的勇氣、智慧、信心以及使命感。這是中國的一個機會。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舉辦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研討會。本文是韓少功先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本人審定。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並註明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