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悶聲發大財”已不可能, 中國還憑什麼讓人心服口服?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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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 | 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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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874年，李鴻章給同治皇帝上奏，説當時的時局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近十多年，世界又迎來“百年未有之變局”。這兩次“大變局”，一次是西方近代國力日盛，敲醒了中國數千年的天朝大夢，一次是隨着中國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敲響了數百年的西方模式的警鐘。然而，中國的重新崛起，如果只是世界政治版圖再一次區域化與地緣利益的重新分配，就難説是一次“進步”。韓少功先生認為，“強國歸來”只是中國崛起的最低綱領，而義利並舉、內聖外王的“文明創新”才是最高綱領。中國不對外輸出模式是對的，務實、謙虛和多元視角也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在話語層面應安於沉默、毫無建樹。着眼未來變局，他認為，中國一方面要具備旺盛的制度創新能力，實現人民民主與賢能政治的並舉，另一方面也應具有旺盛的文化創新能力，實現人民自由與底線教化的並舉，實現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開放。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舉辦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研討會，邀請了基金會理事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界的代表性學者，圍繞疫情危機的演變趨勢，未來幾年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走勢，以及中國思想界的理論創新任務等議題，展開充分研討。本文是韓少功先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本人審定，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

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 修遠基金會研討會特稿 ——

強國歸來還是文明創新？

最近常聽説“百年未有之變局”。在我們的經驗視野中間，變局有兩種，一種是改朝換代，贏家換人，但總的特點是社會結構和基本規則大體不變；另外一種變局，是帶來全新氣象，革故鼎新，化育天下。在歷史上我們可能能夠找到借鑑的大概有軸心時代、啓蒙時代以為參照。這樣一個變局的主要特點是整個社會結構和基本規則全面升級。 

我們將面臨的是哪一種變局？

第一種可能就是“強國歸來”。這已經非常不容易。經過百年的努力追趕，我們的民族復興基本實現，世界上增加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哪怕只是接近這個目標，那也是一個偉大成就，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但強國並不容易，領頭大哥並不好當。比方説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我能拿到的最近的一個官方數據是2017年的46.7%，這比美國的45%要高，比歐洲、日本更高。如果止步在這裏，那麼彼此就有同質化的侷限，類似當年美國對拼蘇聯，或更早以前英國對拼德國。這樣的“脱鈎”，這樣的“新冷戰”，很可能是區域化或者集團化的歷史重現，無非是各方爭利，大國對撞、小國揩油，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困難重重。可以算一算，西藏300萬人口，撇開中央財政投入不算，從1980年開始，全國17個省市大規模對口支援，40年來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投入，才達到現在的西藏的發展水平。

但僅一個非洲就13億人口，相當於400個西藏，而且缺乏西藏穩定的政治條件，光靠“輸血式”幫扶，怎麼可能進入“命運共同體”？這就是説，當大哥不但要給大家好處，還得有範兒，有氣場，有表率的吸引力、感召力、影響力，引領和重塑全球現代化——這就是我要説的第二種變局，第二種可能，即“文明創新”。如果説“強國歸來”是一個最低綱領，重點是爭利，目標是富強；那麼“文明創新”就是一個最高綱領，是爭於義，勝在道，準確地説是義利並舉和內聖外王。

實現文明創新，需要人們破解“冷戰”的兩元模式，不滿足於悶聲發大財，還需要設立政治、社會、文化的廣泛議程，以“新社會主義”為旗幟，推動人類進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2.0版。在這裏，“不對外輸出模式”是對的，務實、謙虛、多元視角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着經濟掛帥就夠了，不意味着“重商主義”——這是眼下國際社會不少人對新興大國的疑慮，還算是一個比較客氣的用語。這就像一個暴發户，一個財神爺，確實不足以代表文明的全部。設身處地想一想，人家憑什麼要為你的發財而高興？要為競爭中自己的相對利益減少而歡欣鼓舞？即便你是財神爺，如果你照顧李四更多，我張三為什麼就不能抱怨？為什麼一定要心服口服？

“新社會主義”這一個概念還可討論，但我以為它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具有旺盛的制度創新能力，實現人民民主與賢能政治的並舉。這裏説一説華為。華為的科技研發成果引人注目，但它的制度意義似乎被人們認識得不夠。首先，華為未上市，看來也不打算上市，避免了股東和資本的短期行為。它也不是一個國企，避免了某些官僚的瞎折騰、亂干預、包括“摘桃子”，避免了任期制可能造成的另一種官員短期行為。相反，它讓數萬名員工持股約99%。這是延續和放大中國晉商在“銀股”之外補充的“身股”，也是人民公社社員“記工分”的資本化，有點像國外某些理論家説到的“勞動股份期權”或“人民資本主義”。因此，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在“深水區”“無人區”的廣泛探索之一，華為能夠在制度上凝聚全體勞動者的利益和力量，目標長遠、上下同欲，標本兼治，持久保持活力與生機。這有利於克服當年“冷戰”雙方資本化或官僚化的不同體制沉痾，汲收了西方的管理經驗，也充盈着中國儒家傳統、革命傳統的制度元素，是一項偉大的創造。當然，華為作為一個智力密集型企業，其具體模式不一定能照搬於其它資本密集型、勞力密集型的企業，但它的核心精神和原則導向，給人們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

世界上不會有完美的制度。任正非也時常警示華為內部的危機，表現出深刻的東方式辨證思維。但病毒變，抗體亦變，是再正常不過的生命過程。制度的生命力就在於不斷地因地制宜，因時俱進，及時的密織與深耕，總是創造性地調動上下兩個積極性，把兩頭都夯實和做足，推進人民民主但防止民粹主義，確保賢能政治但防止寡頭專權——這是一種持久確保人民主權的陰陽互補之道。 

第二，具有旺盛的文化創新能力，實現人民自由與底線教化的並舉。文化是制度生長的土壤，是更加深遠和綿密的歷史動能。諸多海灣石油國家曾進入全球富國排行榜，但文化影響力有限。根據國際金融機構的數據，2020年的亞洲經濟規模已超過其它地區的總和，但文化上“西強東弱”的差距顯然還十分懸殊。中國的先秦哲學，據説還有網絡小説，似乎“走出去”了，但總的來説，中國在自然科學以及哲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文藝、宗教等方面還缺乏引領世界潮流的能力，其中有些領域還處於補課狀態。光靠砸錢，是砸不出文化的。先有李約瑟之問，後有錢學森之問，都是指向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比如獨立思考和自由空間，比如“獨尊儒術”和“官學”體制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在國勢增強、民生改善、“維穩”壓力緩解的情況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略應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利於遼闊大地上各種心智創新活力得以充分噴湧，以利於融會和凝聚全人類文明的成果，也有利於“維穩”治本——極左禁錮曾造成後來普遍的思想抗體缺乏，造就所謂“河殤”一代，比西方民眾更迷信華爾街寡頭，就是觸目的一大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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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一個好詞，只是已被西方資本主義做壞了，説歪了。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和歐洲鬧成這樣，我覺得“白左”的自由主義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是另一種假大空，一遇到危機，就成了極（端）、碎（片）、邪（惡），脱離羣眾，脱離實際，連西方的藍領、黑領、“紅脖子”們都不信。到眼下，自媒體靠造謠，大媒體靠歪曲，才能搶得流量和利潤。所謂媒體自由實際上是資本的狂歡，是啓蒙主義傳統的嚴重出軌。這個世界表面上是紅塵萬丈的物質主義、技術主義、消費主義，本質上卻是虛無主義，包括美國電影《小丑》那裏底層民眾的虛無主義——普遍的“雙標化”就是社會倫理已深度潰爛的證明之一。因此，自由並不是沒有邊界，資本的自由更不是。中國古人講“天地君親師”，就是眼下老百姓講的“天地國親師”，始終強調“師”的文化引領作用。“新社會主義”同樣應該拒絕人性的神話，形成一種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開放，重建“為人民服務”的主流價值觀，至少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底線價值觀，時時擠壓落後文化產能，重新找回人類生龍活虎、温暖陽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百年來“師俄”和“崇美”的多種經驗，有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雙重資源，應有更多文明創新的勇氣、智慧、信心以及使命感。這是中國的一個機會。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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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舉辦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研討會。本文是韓少功先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本人審定。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並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