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一個關於中國工業的“靈魂之問”_風聞

摘 要

我認為，華為被制裁這件事關係到中國有沒有發展高技術工業的權利。華為的命運其實是國家命運的一部分。因為一旦華為被打掉了，今後任何一家中國企業都可以被打掉，只要你比美國領先。那這就意味着，中國從此不要再想着在高技術工業上趕超美國了，不會有企業敢這麼幹了。華為事件從本質上來講，其實涉及到了一個關於中國工業的“靈魂之問”。那就是，我們是否相信：在技術發展上，離開了美國，中國工業還能活？我們依舊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現代化？

原編者按：美國製裁華為的手段，正在步步升級，每一步都是置人於死地的殺招。

而每一位關心華為的人，都不免會為這一個問題所困擾：

離開了美國，華為還能活嗎？

這背後本質上是一個信心問題。它涉及到：我們是否相信，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現代化？

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着中國工業是仰人鼻息，還是奮發自強。

正和島近日專訪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路風作為一名長期研究技術進步、工業發展的學者，著有《新火》《走向自主創新》《光變》等影響很大的工業史著作，他從自己的角度給出了一些看法。希望對你有所啓發。

口 述：路風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企業與政府研究所所長

採 訪：徐悦邦

01 華為的命運，是國家命運的一部分

美國製裁華為這件事，我認為它不是一家中國企業自身的事，是一個國家的事。

今天中美貿易戰、技術戰，是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所遭致的結果。

2019年，中國的GDP總量已經達到了美國的67%。隨着中國經濟總量和工業實力接近美國，存在着超越美國的潛力，所以美國總會在一個什麼情況下——不是貿易戰就是別的戰——總會整你的。

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超級大國，舉國之力打擊一家企業的情況。目的很清楚，就是阻止華為在5G上繼續領先。

按美國司法部長巴爾的説法，“這是19世紀末以來，歷史上第一次美國沒有引領下一個技術時代”。

換句話説，也就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一個重要技術領域領先。

不讓中國在已經領先的領域繼續領先，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華為打掉，所以美國羅織了罪名。

去年美國製裁華為，命令美國企業不得向華為供貨，結果美國企業損失很大，股市動盪影響到經濟運行。而華為還能找到替代性的供應來源，所以去年沒有把華為限制住。

這是因為美國的半導體工業存在着一個短板，下游工業、製造業逐漸衰落了，它產出的近80%依靠海外市場，其中大頭就是中國。

2018年，美國供應了全球46%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自己消費22%；相比之下，中國供應了全球5%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卻消費了34%。同年，中國生產手機18億部、計算機3億台、彩電2億台，分別佔到全球總產量的90%、90%和70%以上。

這種結構意味着中美之間處於一種“核恐怖下的和平”的狀態。美國有技術和工業的優勢，中國有市場優勢。

它意味着，如果雙方脱鈎不會單方面疼，我疼你也疼。如果中國的芯片市場沒有了，美國必然要倒閉一批半導體公司。比如一旦禁售，高通公司肯定破產，因為它2/3的芯片產品賣給中國，在美國本土的銷售額只佔到5%。

所以美國今年就改變了戰略，更兇狠了，以使用美國技術為名，要求全世界的半導體供應鏈都不得向華為海思芯片供貨。

美國想達到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把華為的海思芯片掐死；第二，繼續從中國市場賺錢。如果真這麼執行下去，華為是很容易扛不住的。

所以我認為，華為被制裁這件事關係到中國有沒有發展高技術工業的權利。華為的命運其實是國家命運的一部分。

因為一旦華為被打掉了，今後任何一家中國企業都可以被打掉，只要你比美國領先。那這就意味着，中國從此不要再想着在高技術工業上趕超美國了，不會有企業敢這麼幹了。

目前這件事已經持續了1年多，美國方面是有戰略的，而中國迄今為止一直是做一些戰術性動作，找一些方法來規避美國的禁令，自身並沒有形成戰略。

“沒有戰略”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我認為主要是中國接受了美國的説法：貿易戰時，美國耍了個滑頭，説華為事件和貿易談判是兩件事。

但這是兩回事嗎？實際上是美國一個戰略下的不同領域，跟你打的既是貿易戰，又是技術戰，總體戰略目標就是遏制中國的發展。

中國接受了這個説法後，在今年1月份孟晚舟還在被非法羈押的情況下，就和美國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談判的協議。兩件事脱鈎了。

這樣一來，就使得美國可以各個擊破、步步緊逼。美國把華為打垮後，就會在貿易談判上住手嗎？或者説貿易談判讓步了，他就不會把華為打垮嗎？

如果把華為事件上升到國家層次，和貿易談判掛鈎呢？可以設想一下這個場景，去年你不放孟晚舟、不取消對華為的制裁，那貿易談判就沒得籤，僵住了。

這就意味着一直沒買他的農產品。那今年特朗普、美國經濟是什麼滋味，可以想象得到，美國經濟就有崩潰的可能。

只有當中美兩個國家都面臨這種極端可能時，才有可能恢復理性。美國才不會極限施壓。

我擔心的是，中國現在沒有戰略，就是步步退讓，看不到盡頭。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華為的事情當作國家戰略來做。這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就是國家對國家了。

對中國來説，你要是想打垮華為，那咱們就徹底掀桌子。比如頒佈一項法令，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產品的任何一家企業，都不能拒絕向華為海思供貨，否則就禁止銷售。

我之所以這麼説，是最近中芯國際因為怕被美國製裁，也對華為斷供了。如果中國個別企業的行為都要受到美國政府的控制，那中國還能發展高技術工業嗎？

可能有人會問：這樣做不就使那些向華為海思供貨的中國企業都遭到美國製裁了嗎？我個人認為，這並不可怕。因為會有一件大好事發生：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鏈就形成了。

中國半導體工業有兩個非常罕見的特點：

1.水平處於落後狀態，但在半導體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能找到中國企業。

2.半導體產業鏈上的每個環節，中國企業都在單打獨鬥，從採購設備材料，到設計生產，再到向市場供貨，都是各自在找自己的循環。

比如過去10多年，中芯國際一直是國外訂單大於國內。為什麼呢？因為國內企業認為中芯國際不夠先進，會找台積電代工。

中芯國際就不得不接海外訂單，生產性能要求不那麼高的芯片。而另一方面，中芯國際也不會去買中國設備企業的產品。

這其實才是中國半導體工業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戰略問題——形成自己的本土產業鏈，讓中國半導體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各個企業，能夠具有互相需求和供應的關係。這樣就有了進步的基礎。

而目前中國應該做的是，不讓中國企業單槍匹馬地面對美國政府的打壓，必須進行反制。如果中國出手，那真沒什麼可怕的。因為在整個產業格局下，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中國的代價是半導體技術要往後倒退，一代、兩代或三代，甚至從納米退回到微米時代；但其實如果華為被打垮了也是一樣倒退。而如果保住了產業鏈，也就保住了未來發展的基礎。

而美國也將遭到重創，大約一半的芯片產能變成過剩，一分錢都不要想在中國賺，將出現許多企業破產以及股市動盪、經濟衰退，最重要的是失去對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02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不再盲信“外國的月亮更圓”？

華為事件從本質上來講，其實涉及到了一個關於中國工業的“靈魂之問”。

那就是，我們是否相信：

在技術發展上，離開了美國，中國工業還能活？我們依舊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現代化？

這是決定我們在國際博弈中採取什麼方針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現代化，並不是説我們要關起門來，跟誰都不打交道。我們依舊必須利用世界市場、世界資源。但是在技術發展上，我們沒有幻想，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中國戰勝技術封鎖、“脱鈎”威脅，並保持國際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堅持自主創新。

我們許多人一直有一個幻想，説什麼我們融入了國際分工，這些都可以不做，可以買。然後特朗普一上台，就給了你一耳光。

我們可以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歷史。中國工業在1950年代奠定基礎後，由於遇到中蘇分裂及美國和西方盟國的封鎖，造成外部技術主要來源全部中斷。

但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20年間，中國沒有低頭，在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上走上了一條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

今天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許多都是起源於那個歷史階段。

只要稍微觀察一下中國的核能、航天航空、發電和輸變電設備、鐵路裝備、造船、機牀等工業領域——“兩彈一星”、紅旗轎車、運-10幹線飛機等等，就會承認這個事實：它恰恰證明了自主開發對於技術能力發展的重要性。

而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形成依靠“引進”來實現工業技術進步的政策。

這一工業政策可以用一個“三段式”的邏輯來概括：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實現國產化——達到自主開發。

在1980年代末，大規模的引進都是以“技術改造”為目標，通過引進、吸收外國技術改造中國工業。

但進入1990年代後，“三段式”技術政策演變成了“以市場換技術”，甚至發展成為各級政府要求中國企業與外商合資的熱潮，在執行上已經違背了初衷。

通過“技術引進”、合資組裝外國產品，以及外資設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廠，雖然可以在中國生產看上去技術水平更高的產品，但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卻越來越陷入停滯甚至萎縮的狀態。

自己幹得艱難和依靠外資的“輕而易舉”，兩相對比，使得這項政策由“提高本土工業技術能力”的美好憧憬，最終變成了讓跨國公司圖謀主宰中國市場的墊腳石。

中國工業越來越多地滑向了沒有自主開發內容的技術依賴道路。

從那時起，中國進入了一個各級領導都迷信“外國先進技術”的時代，一個形成“外國技術一定先進、中國技術一定落後”社會心理的時代，一箇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時代。

這樣的“跟隨範式”幾十年就這麼走下來了。

中國的科技體制一直是一個跟隨的體制，一是在創新上滿足於跟隨，二是很少把技術做到底。

直到今天，跟隨模式都還很有市場。比如在科研選題上，一直是美國人在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如果美國還沒有開展，這個課題基本不可能立項，因為沒有立項的理由。

每次上科研項目都強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核心軟件、特別是底層軟件，全是人家的，自己只滿足於在這個基礎上做應用開發。許多機牀數控、信息系統都是這樣的。一旦被人卡了脖子，後悔認錯都來不及。

中國工業因此陷入了一個“自我預言”實現的陷阱中：認為自己不行，所以不行。

問題並不是出在學習外國技術上，中國當然可以從技術引進中受益，更可以從國際交流和合作中受益，但前提條件是堅持自主開發，把引進當作輔助手段。

但許多工業企業卻放棄了自主開發的努力，這使得“技術引進”成為了沒有技術學習內容的技術依賴。

日韓兩國的經驗就足以證明這點。二戰後，日韓在技術發展上有兩個特點：一是最初的技術幾乎全部依靠引進，二是長期阻止外國對本國工業直接投資。

與技術依賴模式不同，日韓企業在引進外國技術的過程中，普遍是在學習外國技術的基礎上進行自主的產品和工藝開發，而不是相反。

而阻止外資進入的目的，就是防止外資控制尚且弱小的本土企業，從而避免本國的技術學習過程被外資控制。

這個事實説明了一個基本道理：技術只能自己幹。技術能力只能來自自主開發的實踐，而不可能來自僅僅使用外國技術的過程。

外國企業的技術能力，不是中國的技術能力，也不會因為外國企業在中國設廠甚至設研發機構，就變成中國的技術能力。

中國工業要想創新，必須拋棄幻想，自己掌握技術，而要掌握技術就必須進行和堅持自主的技術研發。

凡是可以依靠引進技術的工業領域，技術進步就步履蹣跚；凡是不可能引進技術，只能依靠自主開發的工業領域，技術進步就成果顯著。

為什麼今天中國工業存在着許多“卡脖子”的領域？基本上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放棄了，沒有堅持做。

比如早在1965年，中國就研發出了第一塊成型的半導體集成電路。但1979年後，我們在引進大潮中放棄了繼續自主研發。目前中國每年進口2000多億美元的芯片，芯片已經超過石油成為我國第一大進口項目。

被“槍斃”的還有大飛機運-10。1980年，運-10就成功試飛了，還曾多次飛到西藏運送救災物資。但1985年，中國開始與美國麥道公司合資組裝麥道飛機，民航幹線飛機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運-10停飛，事實上下馬，產業鏈也隨之斷了，或者説是能力的基礎斷了。結果就是中國民用航空技術能力的長期停滯和倒退。

到2008年，我國才重新開始進行民航飛機的自主研製。今天我們重啓大飛機“C919”的研製，最初的預算是600-700億人民幣，比運-10接近5億的研發費用翻了多少倍啊。

所以中國工業的短板就是這麼形成的，我們都幹過，但半途而廢了。

同時，今天不光是科技體制上變成了跟隨，不光是我們工業發展上習慣模仿抄襲，也表現在我們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上，是沒有自信的，先天地認為外國技術永遠是先進的，中國的永遠不行。

甚至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試圖把“自主創新”跟“關起門來自己幹”有意地二元對立起來，似乎自主創新與學習外國技術是非黑即白的對立面。

只有自己做研究，才能理解人家做的是什麼東西，這是我們講自主創新、自主開發的本意，並不是説要拒絕學習國外科學知識。

我多年來在課上為學生講解自主研發與引進技術的關係時，總是用這樣的例子解釋：

一個人吸收外部知識的水平，取決於他自身的知識水平。而社會已經達到的知識水平，永遠代替不了個人學習的必要性。

雖然學習大師的論文，有助於年輕學生了解寫出好的論文需要做到什麼，但學生寫論文的能力，永遠來自於他們自己不斷寫論文的實踐和努力，無論他們是否看了或看了多少大師的論文。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直白的道理，卻在中國的政策領域被扯了幾十年後，還是有些人弄不明白或不想弄明白。

那些聲稱自主創新會影響國際合作的人，不是無知或別有用心，就是膽怯。

03  **不應把過去的工業奇蹟，**看作“包袱”

這種二元對立、分割的思想，在近些年來延續到了經濟、工業政策中。

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所謂的“新舊動能轉換”，認為鋼鐵、水泥等是舊動能，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是新動能。

先入為主地把新動能和舊動能對立起來，認為前者比後者經濟效益好，兩者存在替代關係。

這類認識很大程度來自人們對國際產業轉移的觀察，經驗地認為隨着經濟的發展，一個國家的傳統製造業要逐漸向外轉移，而用高附加值、資本和知識密集的製造業部門和服務業替代。

所以一個幾乎普遍的共識是，中國要逐漸用新動能替代舊動能。

我認為這種新舊分割、對立的思維是錯誤的。

在鋼鐵工業發展史上，在中國之前只有美國、前蘇聯、日本3個國家鋼鐵產量曾達到過年產1億噸以上，但也都沒有達到過年產2億噸。

而2000年以後，中國工業產能有一個非常快速的增長。當年中國鋼鐵產能已經達到1.2億噸，現在中國差不多年產10億噸粗鋼。

有些人就被這個成就嚇壞了。因為發達國家從來都沒有生產過這麼多鋼鐵，那肯定就是產能過剩、失衡了，需要“去產能”。但每次一去產能，價格就暴漲，説明市場還是需要。

今天在中國之外，只有日本還保持着1億噸的鋼鐵產能。從1973年到現在的47年間，日本的鋼鐵產能一直保持在1億噸鋼上下。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對日本而言，1億噸鋼是維持它這個工業經濟體正常運轉的必需條件。

對中國來説也一樣，中國工業經濟體的規模是日本的10倍，日本的人口還不到中國的1/10。所以中國跑到年產量10億噸鋼，是比較合理的規模。

它其實預示着世界歷史上一個空前的工業經濟體的出現。10億噸鋼是中國工業經濟體正常運轉最起碼的條件，需求來自中國各個工業部門的增長。

中國鋼鐵產量達到10億噸，並不會影響我們將來發展半導體集成電路，不會阻礙我們發展高技術工業。

但過去我們總是把這種工業成就，當成了一種經濟負擔。

對中國來説，沒有一個工業是多餘的。如果中國有一天被迫要進口背心、褲衩，那它跟我們今天依賴進口集成電路不是一樣的嗎？

工業沒有高低之分。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它能不能盈利、能不能健康發展、能不能提高生產率和效率、能不能降低污染、能不能降低能耗。這才是永恆的。

而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政策的一大缺陷，就是把自己的工業體系給忽略了。

2012年、2013年以來，在中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渲染下，中國工業被看成是投資驅動的、粗放發展的、產能過剩的，和需要改造的部門。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地把工業劃分為高與低、強與弱、新與舊，將它們看作是對立的、互相替代的關係。告訴你這個我們不要、那個我們不要，我們是高質量發展。

舉個例子，2017年中國化學工業規上企業實現主營收入9.1萬億元，利潤總額6050.7億元。但2018年、2019年劇烈下降，兩年鋭減了2.2萬億元的營收。

這是很厲害的一個下降幅度，只有用去產能才能解釋，只有關停並轉才能做到。

2.2萬億是什麼概念？2019年全世界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營業額只有3萬多億人民幣，所以中國化工營收的減少額相當於全球半導體營收的76%。這意味着中國即使能佔到世界半導體集成電路一半的份額，也彌補不了化工板塊上的損失。

而且特別有意思的是，化工在美國算是高技術工業，但到咱們這兒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紛紛要關停並轉的對象。

這就是因為中國工業體系被系統地忽略了。

工業的技術進步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必須是寓於一個工業體系之中、從已有的產業基礎上進步，是連續性的進步。新的孕育在舊的之中。

數字經濟、人工智能這些新興技術推動經濟增長的前提，必須是應用到工業體系中，而不是所謂的“替換”。

如果為了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而拋棄、關停許多被認為是“舊動能”的產業和企業，是會對工業體系造成傷害和打擊的。

一旦脱離了工業語境去講創新，是沒有意義的。共享單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那東西對生產率有影響嗎？什麼影響也沒有。最後變成了一場資本遊戲，有賺的、有賠的。

但我們現在政策上的預期，似乎是隻要我這些新技術發展了，整個工業就升級了；認為把舊產能去掉了，自動就好了。這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現在應該讓整個中國工業體系重新動起來、繼續發展：

1. 推動“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並不是説拿一個工業替代另一個工業。工業是圍繞着人的吃穿住用行發展起來的。就像半導體集成電路非常重要，但它能替代鋼鐵嗎？替代不了。

但每個工業都有它升級的空間。什麼叫產業升級？就是讓工業對環境的破壞、污染降下來，讓它的生產率、附加值提高。

最近這些年説到產業升級，就是把基礎工業全關了，發展信息產業、服務業，最後發現發展不起來。因為工業是互相聯繫的，傳統工業搞沒了，那你信息產業鏈的需求就都沒了。

2. 在工業語境中找到短板，重點突破

更具體地説，那些對工業生產的正常運轉重要、對產業升級重要而中國目前又不能滿足供應或處於落後狀態的領域，就是國家應該予以支持的重點。

3. 重塑中國產業鏈，提高它的自主程度

要讓中國企業在本土形成互相具有供應和需求的關係。

這3點抓住了，中國是可以實現產業升級的，可以通過現在的工業基礎不斷再突破，繼續經歷經濟增長。

而對於傳統工業來説，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應該有一次設備更新，而且是與技術進步相聯繫的設備更新。

比如基礎材料、鋼鐵、石油化工等工業，在使用先進設備的比例上，還是有升級空間的。只要設備更新，能耗、污染自然就降下來，生產力會提高。

怎麼讓他們聯繫起來？比如鋼鐵、化工企業，讓他們的設備跟中國設備工業的創新結合起來，就用國產設備。同時國產設備可以帶動設備上一些核心零部件的發展。通過這樣的升級，讓你的整個工業體系動起來。

這需要國家層面來做。中國已經執行了許多年的緊縮政策，對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一直是在下降的。這時可以出一個專項貸款，用於設備更新上。

這樣就有了激勵因素，不會所有企業馬上就幹，但會有一部分開始行動起來。

整個工業就有了重新運動起來的可能。

04  我對中國工業****抱有無窮信心

在剛進入21世紀時，2002年黨的十六大定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時力爭GDP比2000年“翻兩番”。根據當時一位國家統計局司長的解讀，這個目標意味着中國經濟規模到2020年時將達到35萬億元，並預計到2050年，可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實際情況呢？2018年中國GDP達到90萬億元，得益於中國經濟在2000-2014年經歷了一輪15年的高增長。

正是這場史詩般的高增長，讓中國連續超過法國、英國、德國，並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18年，中國GDP已經約為日本的2.74倍，工業增加值是日本同期的3.64倍。

這場高增長，讓中國工業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像華為、京東方這樣的企業，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崛起的。這是中國最大的本錢。

但是，幾乎沒有人能夠解釋這場高增長的原因，它至今仍然是一個意外的“奇蹟”。

我們為什麼會出現21世紀那場高增長？我自己的看法是，它是有歷史根源的，根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歷史。

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正是中國工業體系的擴張。這個工業體系的基礎是“前30年”的工業化所奠定的，我們通過兩三代人的付出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而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中國雖然也犯了一些錯誤，但取得了一個巨大的成就：在工業體系基本沒有受到破壞的條件下，完成了它的市場化。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前蘇聯就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把自己的工業體系給瓦解了。

在高增長過程中，像鋼鐵、冶金、化工等一系列裝備工業全都實現了突破。總體上，正是中國的工業設備支撐了這場經濟的高增長。

例如前幾天我看到報道，中國一重在大連的生產基地，生產出了3000噸的加氫反應器。像噸位這麼大的，只有中國能生產，全世界沒有第二家能生產。過1000噸以後，就是一路獨孤求敗，全是自己破自己的紀錄。

當然，畢竟中國是個後進國家，我們也有落後的地方。從工業體系的層次看，我們仍然存在若干短板。其中兩個典型的例子，一個是圍繞着大飛機及其系統，另一個就是大家都特別關心的集成電路和基礎軟件。

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同時也知道我們的優勢所在，那就是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着完備的工業體系。

一個處於蒸蒸日上增長的經濟體，雖然暫時收入水平較低，但是它的活力仍然超過那些收入水平較高、但死氣沉沉的經濟體。

這就是我們最應該有的信心來源。只要有增長，就會有技術進步，就會有突破。能力都是做出來的。

中國要做的是成為一個100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所夢寐以求的新興工業國。

要想實現這個夢想，中國工業就必須通過自主創新，發展出能夠產生國際競爭力的能力。

從1959年初就領導中國第一支核潛艇反應堆開發團隊的孟戈非，曾經回憶過中國工業的這麼一則故事：

他在1982年3月的《大參考》上看到日本媒體報道説，中國要求日本幫助審查秦山核電站的設計圖紙。

孟戈非深感屈辱，説：

【“要知道1958年我國開發核動力研究時，國際上對二次大戰中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還在進行管制呢。”】

尤其讓他難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審查的條件是“限於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報不會轉用軍事”。

備受刺激的孟戈非，寫下了這麼一句話：

【“……我不反對向一切先進國家去請教、去學習，我也不是一個排外主義者或主張閉關鎖國的人。

我認為：國際間的技術交流和必要的技術引進都是應該的，但必須立足於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引進先進技術，而不應該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中國工業波瀾起伏的幾十年歷史，反覆印證着這麼一句話：

只有想富強的人才會富強，只有想勝利的人才會勝利。

這也就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