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許多人認為秦始皇不是暴君？_風聞

文 | 千葉映

崇拜秦始皇（乃至一切強人）的人通常認為，人與人乃至國與國之間，實力和強權就是硬道理，道德不過是迂腐書呆子的事情，而“暴君”是一個典型的道德評價。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強權就是一切真理，道德是可有可無的，又何必在乎“暴君”這個評價呢？倒不如大大方方承認：獨裁就是好啊！你罵秦始皇是暴君，我看他還做得不夠，才坑了四百六十多個儒而已，要坑四萬個才夠暴君的及格線嘛。

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秦始皇的行為的確殘暴，但殘暴不過是為了更高尚的目的，比如為了天下蒼生不再飽受戰亂之苦，再比如修建一些利國利民的大工程等等，為了實現這些大目標，集中權力是必須的。

權力越大，意味着做好事的能力也越大，這是一個常識。但權力是否願意為你做好事，是否願意承擔公共責任，這就是另一回事了。這裏舉一個例子，農業社會的朝廷所要承擔的重要責任之一便是修建水利工程。中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約公元前256年~前251年）、鄭國渠（公元前246年）、鴻溝（公元前360年）、邗溝（公元前468年開鑿）等，其興建皆始於春秋戰國時期，而反觀大一統時代，雖然官方掌握了更多的權力，但並沒有致力於修建治水和灌溉的水利工程（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的“大工程”倒是不少），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的強盛王朝常常是水利衰敗的時期，而大量的水利工程則往往是由民間社會出資興辦的，但官府既出於斂財的需要，又出於對自組織的忌憚和恐懼，因而對這些民間行為多有打擊（參考秦暉《“治水社會論”批判》）。強權與做好事之間的關係，也許和很多人想象的剛好相反。許多喜歡講“叢林法則”、“人與人之間只有利益沒有道德”的老謀深算之人，卻在這件事上又突然天真單純起來，幻想掌握了更大的權力就必然會承擔更多的責任，甚至認為自己和強權者是同心同德，心心相印的，這種矛盾不禁讓人想到德國學者赫爾德所説的“孩童般的複雜心理”。

　　説秦國發動戰爭是為了“以戰止戰”，使天下蒼生不再受苦，我是不太能理解這種邏輯。秦國的戰爭機器在整個統一過程中對六國的屠殺不論是從規模還是性質來説，都是十分驚人的，而這種戰爭顯然也不是為了讓人少受苦，杜牧在《阿房宮賦》就説道：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何況，秦始皇的統一戰爭並未真正止戰，反而招來了一連串更大的戰爭，也給自己的子孫帶來了滅頂之災。頭腦裏充滿強權邏輯的人不能想象除了武力之外還能有哪種統一方式，認為只有靠自己打下來才是最踏實的，即使打下來的代價無比高昂毫不理性，也對無數靠契約和談判達成的統一視而不見，這隻能説明，暴力具有一種契約和談判所沒有的功能，即它能夠滿足人們一些平時被壓抑的隱秘狂想。

　　儘管中國社會的道德體系在諸多方面都體現出對個人的壓抑，但有一個方面是可以讓人肆意地抒發野性的，那就是（中國特色的）政治學。沉迷於與強權者實現精神認同的狀態，能夠讓人暫時忘記現實裏受壓抑，不自由的感覺。這樣的人儘管可能在真實生活中一動也不敢動，但照樣能夠在精神上立刻進入蔑視一切的帝王視角，而這種帝王視角在相當多人看來是“大格局”、“大視野”的表現。把墮落當成理性，甚至是更高的一種道德，這本質上是對森嚴的道德體系的一種反彈和抵抗，是一個社會的顯道德無能包納一己私慾時人們選擇的一種破壞性的代償機制。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儘管我反感對暴君的崇拜，但我同樣不贊同對這種崇拜進行一種純粹的道德批判，因為對暴君崇拜的背後同樣是對自由的渴望，只是他缺乏見識預料到這些。因此，批判的對象首先應該是那種讓暴君壟斷整個社會的所有資源的制度和文化，而非個體的道德修養。中國社會有一種思維傾向是將一切都道德化，這一點同樣體現在那些頭腦比較開明，對西方啓蒙理念有好感和認同的人士那裏，比如認為對暴君產生羨慕、嫉妒的情緒是不可理喻的，是中了“官本位”的毒。但自由主義不是教人人都去做反暴君的聖人，而是充分包納和理解每一個人的“小我”和有限性，哪怕是在內心裏產生對獨裁者的崇拜情緒，也是可以被理解的。自由主義的道德是“小人之德”，自由的國家也必定是一個“小人國”，這樣的國家不標榜道德卻能成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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