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激化了巴以衝突？要從100萬俄裔猶太人湧入以色列説起_風聞

作者|   張文卓

來源|   浩然文史

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末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個超級大國的瓦解，也造成了國際社會包括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在內諸多不確定性的增長。其中，大量俄裔猶太人的安置問題直接影響了21世紀的巴以關係。這些前蘇聯猶太公民擁有了自由流動的權利，蜂擁逃向了“全世界猶太人的祖國”以色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直接改變了近東巴勒斯坦地區的人口格局，一場巨大的衝突就這樣醖釀在蘇聯的屍體之中，逐漸改變了近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命運。

一、蘇聯的猶太人和以色列的建立

自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起，隨着波蘭被被瓜分，大量居住在波蘭境內的猶太人成為了俄羅斯帝國的公民。猶太裔俄國人遂成為了俄國重要的少數民族，既誕生過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文學大師，也誕生過今天英超聯賽切爾西隊老闆阿布拉希莫維奇這樣的資本巨鱷。

阿布拉希莫維奇

在被列寧稱為“世界各民族監獄”的沙皇俄國，各種各樣的排猶浪潮伴隨着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多次出現，猶太裔俄羅斯人不得不在“泛斯拉夫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的夾縫中艱難求生。

到了蘇聯時代，在“民族大家庭”的理想主義感召下，猶太人的境遇略微得以改善。然而隨着斯大林的上台，猶太人又成為斯大林“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民族政策的犧牲品，到處受到限制和迫害，不得不尋求逃離。

斯大林

在20世紀30年代，儘管蘇聯有着這樣那樣的歧視，但猶太人在蘇聯的生存環境還是比其他地區好很多，尤其是法西斯勢力逐漸崛起的西歐。這種局面持續到二戰結束，基於《貝爾福宣言》的巴以分治成為定局，國際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美、蘇兩國的鼎力支持下逐漸由理想變為現實，一個全世界猶太人的祖國——以色列，又矗立在那片“流着奶與蜜的迦南地”，而蘇聯也是同新生的以色列第一個建交的國家。

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蘇聯給予以方大量軍事援助

到了冷戰時期，生活狀況的反差使得那些被斯拉夫人同化程度較低的俄裔猶太人，傾向於離開蘇聯前往以色列，在蘇聯放寬移民管控之後的70年代，有多達25萬的蘇聯猶太人選擇來到以色列謀生。而之後蘇聯解體使得移民運動達到了一個高峯。

今天的以色列

​二、俄裔猶太人的湧入與以色列政局

蘇聯解體前後，俄國社會內部的反猶主義情緒並沒有絲毫衰退的跡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在這種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1989-1991年這三年迎來了一個猶太人的移民高峯，蘇聯境內約1/4的猶太人，都在這一時期成了以色列公民。

到了21世紀的前10年，以色列境內的俄裔猶太移民已經超過了100萬，這些移民得益於以色列“鼓勵移民”的基本國策，成為了同阿拉伯人進行“人口戰爭”的重要力量，也是防範以色列國“非猶太化”的重要支持。

疫情下的以色列人

從好的方面來説，這些移民極大程度上緩解了猶太人對生存的擔憂，改善了內部阿拉伯人比例過高的尷尬境地，鞏固了猶太民族的主體性。然而龐大的俄裔猶太人團體為了捍衞移民的利益組成了強大的政黨集團，積極參與以色列國內的政治生活，在集體利益的驅使下同以色列國內的擴張主義者在興建猶太人定居點等問題上組成了戰略同盟，嚴重影響了同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生存權益。

生於蘇聯的以色列國防部長阿維格多·利伯曼

這些來自遙遠北方的前蘇聯人，不知不覺間成為了阻攔巴以和解的重要力量，在橫亙在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之間矛盾的背後，移民與難民之間爭奪資源的矛盾也逐漸露出了獠牙。

三、移民與難民，一場關於資源的戰爭

對於一個總體空間和資源有限的國家來説，人口數量的增長也意味着對生存空間擴張的需求增加。俄裔猶太移民的大量湧入對巴勒斯坦地區意味着潛在衝突可能性的加劇，有關“水和土地”的爭奪，也隨着以色列為移民建造猶太人定居點而不斷激化。

對以色列而言，即使有着宗教上的差異，曾經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大量服務業崗位需要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巴勒斯坦人，而從另一面來講，經濟上的相互支撐也為巴以和解奠定着有利的溝通環境。

然而蘇聯的解體間接改變了這一切。相比於阿拉伯人，成本同樣低廉而且還屬於“自己人”的猶太移民更受市場青睞，移民的不斷湧入不僅把巴勒斯坦人從工作崗位上趕回到了自己的那一邊，本就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還被以色列作為安置猶太移民的“猶太人安置點”。巴勒斯坦人既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土地，無業的巴勒斯坦人成為了難民，遊蕩在周邊國家之中，成為了極端組織和恐怖主義的温牀，，大量難以為生的剩餘人口促成了巴勒斯坦抵抗組織（哈馬斯）力量的壯大。

移民的湧入壓榨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

事實上，俄裔猶太人的到來的確有效改變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人口比例，但也激化了本就緊張的地區矛盾，使得巴以問題進一步複雜化，逐漸成為中東和平進程的一道關鍵性障礙。

不僅如此，俄裔猶太人普遍在蘇聯無神論教育環境下長大，對猶太教本身的認同程度有限，這些俄裔猶太人在以色列既要從事“低等”的工作謀生，又難以融入猶太教的價值觀之中，造成了猶太人內部社會矛盾。

再加上那些俄裔猶太人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斯拉夫人的習氣，以色列人常説，如果你看到誰在特拉維夫街頭醉醺醺得行走，那不出所料一定是來自俄國的移民，也難怪猶太長老會對移民頗有微詞，畢竟這麼“不守教規”的猶太人對猶太文化本身也帶來了污染的可能。

在今天以色列的某些地區，很難找到希伯來文的標誌，取而代之的是俄語字母。這些地區的商家從俄羅斯訂購商品，雜貨店出售豬肉、魚子醬甚至是伏特加。蘇聯解體之後這裏多了100萬説俄語的人，我們很難分清他們到底是單純仰慕“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還是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總之，他們憑着身份認同來到了這片猶太教的神聖天堂，漸漸改變着整個近東世界。

俄語和希伯來語不得不尋求共存

文史君説

一個合理的移民政策對一個國家意義重大，關係到民族內部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如今，移民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現象，既有助於文化的交流，也為彌補勞動力做出了貢獻。以色列在和阿拉伯人的“人口戰爭”中打出了移民牌，但卻忽視了對移民素質和身份認同的整體考量，造成了今天國家內部文化衝突的局面。而巴勒斯坦則面臨着更大的危機，巴以相互依存的局面被打破，首當其衝的便是處於產業末端的阿拉伯人。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之中提到，如果人口不受限制就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不過是按算術級數的比率增長。巴以能跳出這個馬爾薩斯陷阱嗎？

參考文獻

Гейзель З.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зраиль. Институт изучения Израиля и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張玉霞：《俄羅斯的猶太人——同化與移民》，《東歐中亞研究》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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