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起源：在誤解中走向對抗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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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的形成既有社會制度的差異、也有國家利益的衝突，其間更是充斥着大國強權和政治野心。

　　“冷戰”結束已近30年，越來越多的人對這段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國內外的史學家都對其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探索和研究。其學術成果之多、之新，學術活動之廣泛、之頻繁，令其他研究領域望塵莫及。“冷戰”緣何發生，這是“冷戰”研究中最具魅力的問題之一。從研究分析的層次來看，可分為國際層次（體制論、格局論、誤解論）、國家層次（蘇聯責任論、美國責任論、意識形態論）和個人層次（杜魯門責任、斯大林責任論）。在當下的世界，從“誤解論”談論“冷戰”起源或許更具現實意義。“誤解論”認為“冷戰”是在美蘇兩國相互誤解不斷加深，並且缺乏對手足夠多的戰略意圖信息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如果美蘇雙方都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冷戰”就不會出現，或美蘇的競爭將得到緩解。

　　二戰後期，美蘇兩國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如何在二戰結束後消除戰爭，進而維護自身安全。**但在如何維護戰後世界和平上，美蘇兩國的戰略目標則不盡相同。

　　“在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眼中，戰後世界格局應該既保持力量平衡又維護基本原則，他們希望通過避免再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些錯誤，來防止一場新的戰爭的發生，希望大國之間互相合作，希望用聯合國這樣一個集體安全機構來恢復威爾遜的國聯傳統……”在羅斯福看來，大國合作和集體安全是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的重要機制。

　　“斯大林在制定蘇聯戰後戰略目標時把鞏固戰爭期間取得的勝利成果、確保蘇聯的國家安全置於優先位置。為了實現該目標，他一方面儘可能地擴大蘇聯的領土，另一方面力圖在蘇聯周圍建立起獨佔和排他的勢力範圍。”在斯大林看來，鞏固蘇聯在戰爭期間獲得的勢力範圍是維護蘇聯免受侵略的重要手段。不過，即便如此，斯大林並沒有放棄同美國合作並和平相處的想法。

　　可見，在二戰後期美蘇兩國領導人都渴望和平、都希望維持大國合作的關係，也沒有激烈對抗的意願。

　　**富蘭克林.羅斯福（右）****與温斯頓·倫納德·斯賓塞·**丘吉爾（左）

　　但歷史的發展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它往往充斥着諸多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突然去世，副總統杜魯門成為了美國新一任總統。杜魯門是一個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他對共產主義的蘇聯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杜魯門執政時期發生重大轉折。再加上美蘇兩國對對方政策意圖的誤讀，美蘇兩國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便走向了對抗的道路。

　　**哈里·S·**杜魯門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區的選民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説。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沒有過時，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會造成極大的混亂”。在其看來，只要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蘇聯必須做好準備，即發展基礎工業，削減消費品的生產。斯大林的這番話在華盛頓引起了異乎尋常的反響。（有人認為）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戰書”。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美國人認為因為社會制度的差異，蘇聯還準備向資本主義國家發動戰爭。顯然這是美國對蘇聯政策的誤讀。實際上，斯大林強調的是**“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一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論證蘇聯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提出隨時做好戰爭的準備等等。從中可以看到這根本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戰書”。但經過美國外交官的以訛傳訛後，就變成了蘇聯對西方世界的威脅。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臨時代辦喬治·凱南分五次將一次長達8000字的電文發回美國國務院。在這份電文中凱南分析了他所理解的蘇聯。**凱南認為蘇聯“由來已久的不安全意識”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推動蘇聯對外擴張的直接動因。**美國應如何應對蘇聯的擴張呢？凱南認為美國必須放棄急功近利的政策，而應代之以“長期、耐心但又堅定、警惕的遏制”政策。實際上，這是凱南對蘇聯戰略意圖的過分解讀。斯大林當時並不是要擴張，而是要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

　　**喬治·**凱南

　　但凱南的電文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恰好迎合了一些人的想法。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杜魯門的陪同下，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説。在演説中，丘吉爾呼籲美國應肩負起領導自由世界的責任，並建立英美同盟以迎擊蘇聯的挑戰。丘吉爾還認為一幅鐵幕已經將歐洲分成兩半，在鐵幕的一邊是蘇聯對老百姓的控制，所以應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不過，並非所有美國人都認同丘吉爾的言論……《紐約先驅論壇報》就認為此次演説是“向市民居住的雜亂無章和破敗不堪的街頭擲去的一束炸彈”，而《芝加哥太陽報》更是明確指出丘吉爾是想要美國為大英帝國火中取栗……而紐約市的不少示威者更是高喊，“不要上帝國主義者温尼的當”。為了平息美國民眾的不滿，杜魯門被迫在3月8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聲明，在丘吉爾講話之前他“並沒有看過講稿”。可見此時的美國，仍舊不希望與同蘇聯“攤牌”，不希望走上和蘇聯對抗的道路。但凱南的講話和丘吉爾的演説還是引起了蘇聯的不滿。

　　1946年3月13日，蘇聯《真理報》發表題為《丘吉爾玩弄刀槍挑起反蘇戰爭》的社論給予反駁；稍後斯大林更是直接予以還擊，説丘吉爾和他的美國朋友們活像希特勒，並警告説“這是在策劃戰爭，這是號召同蘇聯作戰”。1946年9月27日斯大林也令蘇聯駐美國大使尼古拉·諾維科夫起草了一份電報。在電報中，諾維科夫説：“美國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傾向，其目標是建立世界霸權。”美國正在大規模地增加軍費開支，在遠離美國的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並和英國達成將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的協定。正是這樣的猜疑和誤解下，美蘇兩國間的關係最終由競爭取代了合作，由對抗取代了對話。

　　1946年夏天，蘇聯在土耳其問題上表現得非常活躍。蘇聯擔心土耳其和英國走得太近，從而影響其黑海艦隊進出黑海海峽。於是，蘇聯提出了和土耳其共同控制黑海海峽的要求。在英美的支持下，土耳其斷然拒絕了蘇聯的要求。其實這只是斯大林機會主義外交的一個表現，並不針對美國，他是想趁英國衰落之際，謀求更多的權益。當時的蘇聯也沒有做好採取強硬措施的充分的軍事準備，而只是希望通過恐嚇和壓力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斯大林的做法還是引起了西方的恐慌。

　　另一個問題是希臘問題。1946年，在南斯拉夫的援助下，希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再度興起，希臘的君主政體已經岌岌可危，英國已是窮於應付。雖然蘇聯並沒有參與其中，但美國認為背後有蘇聯的影子。美國認為這是蘇聯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這正如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所言，蘇聯對近東的擠壓已經達到了一個突破的臨界點上，這種突破“可能給蘇聯對三塊大陸的滲透打開缺口”。就像“桶裏的蘋果一個接一個被感染一樣”，希臘的“腐爛”會“感染伊朗和整個東方”。它會“把感染從小亞細亞和埃及帶到非洲”，並且“通過意大利和法國帶到歐洲”。蘇俄“正以最小的代價，玩一場有史以來最大的賭博”。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終於下定決心調整對外政策。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眾議院發表國情諮文，正式提出要援助自由國家，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這就是杜魯門主義，一般認為這是“冷戰”的開始。

　　可見冷戰的形成既有社會制度的差異、也有國家利益的衝突，其間更是充斥着大國強權和政治野心。當然，這也與美蘇兩國對對方意圖的誤讀及國家領導人之間缺乏及時有效的溝通緊密相關。如果當時的美蘇兩國能夠有效溝通，及時協商，進而消除誤解，化解衝突，人類的歷史有可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參考文獻：

　　1. [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冷戰》，翟強、張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2. 沈志華：《冷戰國際史二十四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

　　3. 沈志華、餘偉民：《斯大林是怎樣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戰後蘇美從合作走向對抗的4. 路徑和原因》，《俄羅斯研究》2019年第1期。

　　5. 沈志華：《從解密檔案來看冷戰的起源》，澎湃新聞，2018年12月4日。

　　6. [英]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下卷），秦傳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