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該怎麼當父親_風聞

近期有兩件關於未成年人的事令人痛心。

6月17日下午，對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猥褻女童案，上海普陀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宣判，以猥褻兒童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王振華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4年。6月18日，受害女童代理人計時俊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透露，王振華的律師除了要求法庭對王振華做無罪釋放外，還表示要恢復王的上海市政協委員、全國勞動勞模等所有榮譽。計時俊説：“也就是説，陳有西和李肖霖要為王振華徹底平反。”

而已被造成陰道撕裂傷的受害女孩，如今只要一聽到“上海”這兩個字，她就要哭，典型的創傷後應急心理障礙泛化。檢察院曾幫忙付錢，請上海心理醫生進行輔導，希望她忘掉這件事，但女孩表示死也不去，也不願回應那件事。從2019年9月到現在，女孩成績一落千丈，從全班前10名變成倒數幾名。老師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在課堂上問她問題，均是答非所問，稍微批評孩子一句，她就眼淚汪汪。

    另一件事是6月4日，常州金壇區河濱小學讀五年級的繆可馨，從四樓一躍而下，將生命定格在了11歲。據澎湃新聞17日報道稱，涉事教師袁燈美承認去年曾掌摑女孩，官方也證實教師存在辦輔導班、體罰及收紅包等行為。

女孩的父親繆先生説：“可馨在三年級就報了作文補習班，那個班的教學效果還不錯，女兒也很喜歡那個老師，不可能退出來再報袁老師的補習班。從那以後，女兒三天兩頭被針對，還被袁老師打過三巴掌。”女孩死前作文被老師批評，其父覺得老師要為女兒的身亡負責。

另有袁老師多年前的學生馮弘瑋實名舉報：作為有幸被她教過的學生，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我曾用名馮旺，現用名馮弘瑋，手機號碼XXXXX707。2005年，我在河濱小學讀4年級，（袁）剛從鄉下調上來教我們語文，她多次向家長暗示收排位費（給錢就往前面坐）。我沒有交排位費，就和梅香（女生）被調到最後排座。

作為一名父親，我們憂心孩子遇到傷害，我們需要為孩子做好預防或療治傷害，我們需要學習更多的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法律等知識，願更多父親攜手推進社會的進步與少數教師人格的豐贍。以下從三個方面做些社會學、心理學意義上的分析。

一、權力的結構失衡與行為失範

在社會權力主要構件中，主要有政權、經濟權，以及思想、信息控制權，簡言之即官、資、學三體系。如果三者不能被有效制度切割與監督制衡，那麼掌握權力的主體大概率會逐步墮落，依靠道德力量防止權力濫用的制度是脆弱的，只有依靠剛性、客觀的制度這一外部力量，這才能有效防止權力主體反僕為主。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三者一直是渾然一體的，三者構建了一個嚴密而沉悶的系統，帶着民族國家在週期律裏面打轉轉。政治、經濟、文化三者構建的層級化超穩定結構，初期發展迅速，中期中下層生活開始走向艱難，後期烽火遍野，體系崩潰。對於普通人而言，山高皇帝遠，真正影響人活下去的總是官僚、地主、知識分子等，這些人掌握了一切資源，就變身為碎片化的皇權、思想禮法權化身。

現代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越來越明顯。在人們掌握的經濟資源差別越來越大後，能夠參與制定與修改法律的政資高層越來越多，參政議政的工農比例越來越萎縮，某些法律的修定對普通人越來越不利。在王振華猥褻案中，如果不是掌握巨量資本和政治資源，能夠隨意調動律法界人士服務，與普通人掌握的權力有天壤之別，王是絕對不可能做出猥褻9歲女孩這種事的。在人們經濟權相差無幾，強姦罪要判死刑，作風不正可能要掉官帽子的時代，這種事很難發生。

在學校這種特殊的小社會里，長期的單向權力施加，教師是孩子們心裏的王。因為缺乏制衡力量的出現與良性監督，在學校內部競爭、外在環境影響下，部分教師會對自己看不慣的孩子進行不良對待，軟暴力廣泛存在於師生關係中。曾與多位教師交流過，高中教師有人認識到自己長期與社會脱節，思想總是單向傳輸，特別容易自高自大，遇事喜歡堅持己見，缺乏反思與改良的勇氣與能力。而少數小學教師，因為思維固化，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教師一般很是強勢。

我的兒子上小學時因為五音不全，上課喜歡看書、自言自語，曾經被音樂老師多次羞辱，上課逼他唱“我是女生”，老師還因和兒子同姓，説自己感到恥辱；數學老師有一次考試後讓90分以上的人舉手，孩子96分舉手後立刻被諷刺：“就你也能考90分以上？”經歷這些事時他曾經悶在心裏不言語，直到有一天他的數學老師晚上家訪，我把老師送回家後，回到家他就氣鼓鼓地告訴我這些。

今天看到一則消息，這位學校領導做得更過分。2019年10月至11月，常州市高級職業技術學校安排了一批學生給企業“實訓”，“實訓”結束後，企業向學校支付了4萬餘元考核獎金，用於支付學生的酬勞。然而，這筆錢始終沒到學生手上。今年5月27日，有位王姓同學用別人的手機匿名發信息給校長，小心翼翼詢問考核獎金髮放一事。結果校長下令全校追查，找到發短信的王姓同學後，進行了一番訓斥和恫嚇，並以過往表現不佳以及追查過程中態度不配合為理由，給予其警告處分。王姓同學四處申訴舉報，在媒體關注下，常州市武進區教育局於近日作出回應，表示學校完全沒有追查短信來源的必要，給予學生處分的決定也是錯誤的，已責令學校撤銷處分。

二、傷害的心理療愈與預防要領

王振華猥褻案的受害女孩，如今聽到“上海”兩個字就哭，這是典型的創傷後應急心理障礙遷移泛化。受過心理創傷的孩子，創傷療愈是非常麻煩的。找專業人員治療，孩子不一定配合，家長自己想辦法處理，則必須掌握必要的正確知識與適切的治療方法，還需要很長的治療週期。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心理學家，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創始人約翰·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的小阿爾伯特實驗。1920年，華生和他的助手雷納設計和實施了這項著名的實驗，被試是9個月大的健康孤兒——阿爾伯特。在實驗之前，阿爾伯特對白鼠、兔子、毛絨面具等物品一點也不恐懼。展示面具等物品的同時，實驗者用錘子敲擊長鐵棍，艾爾伯特被突發巨響嚇得哭喊起來。

當他11個月大的時候，實驗者讓艾爾伯特玩弄一隻白鼠，他對白鼠很感興趣，試圖去觸摸它。這時，實驗者在他身邊再次猛地敲擊鐵棍，孩子被嚇得跌倒在地。當大白鼠和巨響7次配對之後，艾爾伯特對白鼠和兔子等類似動物、毛絨玩具都產生了恐懼。呈現白鼠等物品這一刺激與恐懼情緒間形成了條件反射。

後來有心理學家研究了這類現象的治癒大致辦法是用類似的環境和實驗設施，只是將不良刺激換成安全、美好的體驗，就可以逐步進行心理傷害脱敏。當然針對不同程度和類型的傷害,療愈方法也是不一樣的,已經被證實有效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心理治療包括：

其一，認知行為矯正療法：甄別思維方式中的問題，進行正確歸因。比如：本人侄女曾經在1月底失去了父親，她把原因歸咎於自己沒有及時告訴他治療新冠肺炎費用國家財政負擔。認知療法：我用武漢醫院當初的視頻，網絡的消息等扭轉了這種想法，告訴她“這並不是你的錯，跟你完全沒關係”。

    其二，暴露療法：調查清楚災難中心理上印刻了哪些引起恐懼的想法、感受和場景。在治療過程中，在安全可控的環境下，教會受害者正視並控制恐懼，逐步脱敏恐懼回憶。這個方法即使不到兩歲的孩子也是適用的，可以參見我的《跳跳豬裏蹦出的三堂育兒課》一文。

其三，系統脱敏療法：治療者引導患者首先回憶較為輕微的創傷性記憶、事務、人物和場景，創造舒適環境，並教患者運用肌肉、肢體和呼吸的漸進放鬆法調節情緒，緩解身心對於這些創傷性記憶的反應。在一定週期後，治療師引導患者逐步回憶那些強烈的創傷性經歷，並讓患者使用放鬆術調節身體和心理的反應。 

其四，小組治療：與有類似經歷的組員或者親人分享經歷，加深相互理解，講述自己的故事和感受，互相鼓勵走出過往，討論如何面對現實，走向美好未來。 

當然愛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可能產生的傷害扼殺在萌芽中。繆可馨的悲劇，其實前期是有解決的空間的。曾在媒體上看到一位家長講到幾個案例：

自己女兒的好友冒犯了老師，嚴重到被停課，最後孩子媽媽給老師發了1000元紅包，這件事才解決。這位家長認為有權力結構的環境中，冒犯都有代價，你既然選擇了冒犯，這1000元就是這個行為的代價，別糾結高尚形象的老師為什麼會私下收錢，應該考慮的是如何降低冒犯行為的代價。這個家長的女兒上學乘車，被摸了屁股，她媽媽責備她是不是隻顧看手機了，孩子鬱悶找父親，父親説你長得太喜人，可能讓一些自控力差的人情不自禁了。你當時可以有很多選擇，譬如你可以一個耳光，立即報警，給他教訓，當然你需要付出一點麻煩的代價，當然你也可以瞪他一眼，提示你正在做錯事，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

在袁老師針對繆可馨的事件中，**家長特別是父親要大度，應該及時安慰孩子，並且幫孩子消除師生矛盾，譬如給老師發紅包（留下證據），但我不去你的作文培訓班。**師德不良的老師，一定會得罪很多家長同時留下不少證據，如果哪天時機成熟，就用法律把這種人徹底送進深淵吧。

另外如果家裏有女兒，一定要儘早告知孩子什麼是性侵犯行為，否則如果不幸鬧出了大問題父母才發現，那就是後悔莫及，如果父母遇事大發雷霆，責問孩子為什麼不早説，罵孩子又蠢又賤，孩子就會覺得這種行為非常骯髒，自己也是垃圾，人格上完全否定自我，最終導致重度抑鬱症和自殺也是有可能的。

三、積極參與權力制衡與思想改良

現代社會，你不關心平權與改良，權力就會壓迫你的生活與空間。而沒有抗爭與制衡，就沒有平等與尊重，沒有參與和協商，就沒有社會的改良。

美國“2l世紀社會學之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曾在多部作品中談到了抗爭政治。他在《抗爭政治》解釋了抗爭政治的發生過程,主要包括動員的過程、認同的過程以及抗爭規模轉變的過程。蒂利認為以組織和動員為核心的集體行動，與制度化的非抗議政治同樣是推動結構變遷的主要動力之一，他還指出了抗議政治對制度化政治的促進，對社會變遷的推動。

在約束權力的法律的制定與修訂中，有權力參與的精英代表很多時候和普通人立場不一，不少處在高層者會想辦法給自己的階層留出更多的自由空間。而知識羣體和媒體為了名利和流量，一般會講良心站在大眾一邊，這些都是可以團結合作的力量。在該發出聲音的時候，成年人應該及時積極發出自己的聲音，今年《外國人永居條例徵求意見稿》發佈的時候，很多個體化的自媒體和學者就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而思想的傳播永遠都是引領潮流的開端，認同者規模變大制衡一些政經權力就有了力量。提出異見，協商與認知求同是一切改善的必要路徑。我以學校教師懲戒權的賦權與監管為例來做些説明。

每個學校都建有家長委員會，家委會在和教師對接之外，其實完全可以通過獨立於老師之外的羣收集統一意見，發動家長參與討論一些重要問題，形成對孩子和教師的雙向良好約束。我支持教師有懲戒權，但我反對體罰與語言等軟暴力，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細化條例甄別適度懲戒與體罰，那些處罰絕對不可以有，哪些懲罰可以有但要約束處罰力度，那些行為是學生的行為禁區必須杜絕。多數家長意見統一了就可以和學校對接，這樣的制衡結構對雙方都有約束。    

最後，祝各位當一個有能力和愛心的好父親，並推薦一個正規的平台——全國安全教育平台。但我要提醒教師和家長，在使用該平台時要注意過程落實。譬如有的學校讓一二年級小學生做安全知識測驗，小朋友字都認不全，意思也不懂，結果要麼是班主任加班加點代替，要麼全都是家長瞎做。再譬如關於防毒品知識的學習和測試，高中學生中也有不少家長代替做，這就讓測試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