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是事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大事_風聞

隨着美中衝突的激化，不斷有傳説雲，特朗普正在考慮“終極大殺器”：要對中國使用金融制裁。這肯定是説來容易做來難的問題，但那麼多“不可能”的事情在特朗普手裏都成為現實，狗急跳牆就沒有什麼不可能了。

金融制裁有很多方面：

1、 凍結中國公司、個人、政府的在美資產

2、 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股市融資

3、 禁止中國銀行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除了與個別定向制裁，凍結一般的中國公司、個人、政府的在美資產還沒有做，估計美國也不敢，因為中國可以凍結的美國公司、個人在華資產一點也不少。凍結中國手裏的美債問題已經有很多文章提到了，因為這是不記名的，就像美元現鈔一樣，凍結是無法實施的。

阻止中國公司在美國融資已經在推動了，部份現有公司已經被要求退市了，會進行到什麼程度只是一個範圍的問題，到頂了也就是一刀切。逼迫中國公司從美國退市，只能逼他們回到中國（包括香港）上市。這對吸引國際投資增加了一點困難，但中國公司要是有吸引力，在哪裏上市都能吸引到投資，未必一定需要到美國股市。要是沒有吸引力，到紐約上市也不可能吸引到有質量的投資，頂多只能成為投機股。有投資價值的公司首先應該在本國股市上市，包括吸引國際投資，就像中國投資人要投資美國公司需要到美國股市。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也減少美國銀行的業務量和美元使用量。

禁止中國銀行使用美元結算系統，這是最可能的“終極大殺器”。6月11日，美國財政部長努欽表示，可能對經過香港的美國投資資金流動加以限制。具體還不知道會怎麼做，但通過SWIFT做手腳是一個途徑。這會馬上傷及美國自己，中斷的外匯流直接導致中國中斷購買美債，對依靠借債運作的美國政府財政的影響不言而喻。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美國動用大殺器。

SWIFT全稱為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意為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這是為各國銀行進行同業跨國結算的機構，如果被SWIFT凍結出去，中國企業、銀行的大量用美元的外貿結算都會出問題，就好比銀行裏有錢，但就是拿不出來一樣。繞過SWIFT的現金交易還是可以的，但要麻煩多了。

這甚至危及中國拋售美債，變現的錢是可以卡在SWIFT裏到不了中國的。中國是外貿超級大國，必須打造獨立於SWIFT的結算系統，必須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

中國歷史上對於缺乏外匯有太多痛苦的記憶，所以害怕外匯流失幾乎成了病了。外匯儲備的作用主要是國際貿易中的支付，其次是穩定本幣幣值。以中國的貿易量、經濟體量和實際信用，在大量進出口中用人民幣結算未必不可行。但現實是進口主要用美元“天經地義”，出口也主要是用美元結算。後者是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阻礙。

任何企業都有一個結算貨幣，這是日常運作和財務的基礎。國內企業大多數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這是天經地義的。但外貿企業或許在理論上依然以人民幣結算，但外貿商品用美元定價，這實際上就是以美元為基礎結算貨幣了，人民幣只是兑換後的記賬貨幣。這是不對的。

外貿用美元結算有避免匯率波動的好處，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還有金融動盪時的壓艙石作用，這不僅有美國經濟體量的因素，也有世界貿易在很大程度是以美元計價的因素，結算貨幣用美元的話，匯率波動導致的經濟波動就“反壓”各國、由各國為美國分擔了，而扣除進出口因素，各國的國內經濟循環本來並沒有多少波動。

經濟波動是任何經濟都要避免的。在外貿導向的基本經濟結構裏，本幣不夠強硬，以美元結算反而避免了匯率波動對總體經濟的實質性影響；但在內生經濟主導的基本經濟結構裏，就應該以本幣結算了。現在是時候中國的外貿企業改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定價了。

這也促使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中國從外國直接進口，採用雙方都同意的貨幣結算，用人民幣最好，用美元也不成問題；但外國購買中國的出口，應該以人民幣結算，不管是通過雙方的貨幣互換，還是外方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購買人民幣。單靠中國人出境旅遊刷卡，那點人民幣消費是不可能把人民幣推成主要國際貿易貨幣的。用協議“誘使”或者“迫使”外方用人民幣支付進出口也不是個辦法。中國的國際援助更應該用人民幣。

但這取決於人民幣的自由兑換。人民幣兑換的嚴格管制有助於控制外匯外流，但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致命傷。這是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真正走向超級大國的必由之路，拖得越久，對中國的傷害越大。這又是動力，又是壓力。美國的金融戰可能迫使中國走出這一步，這也是打破美元訛詐的關鍵。與其被動，不如主動。

隨着國內市場越來越大，專做外貿的會越來越少。據路透社報道，日本在華的7400家工廠生產的2520億美元產品裏，70%在中國銷售，只有17%返銷日本，其餘的銷往世界各地。不消説，這些工廠在建立之初是以“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為目標的，但隨着供應鏈和市場向中國的轉移，現在是“兩頭在內”了。對於這些內外貿兼做的企業，繼續沿用內銷用人民幣定價、外銷用美元定價的舊俗只能從人民幣自由兑換來破解，這對企業也是簡化財務和運作。

從宏觀來説，內銷用人民幣定價、外銷用美元定價也是一種價格雙軌制。歷史上，雙軌制對啓動中國經濟改革是有功的，但很快就功不抵過了。計劃經濟vs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既啓動了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也成為官倒和腐敗的温牀。90年代取消雙軌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里程碑。

另一個雙軌制是人民幣vs外匯券的雙軌制，但外匯券取消了，外匯控制只是淡化了，並沒有取消，危害是輸入性通脹。由於外貿企業的財務依然是以人民幣運作的，大量賺來的美元進入央行的外匯儲備，同時由央行按照等價人民幣投入國內流轉。這種本幣與外匯的割裂造成人民幣的事實上超發，間接推高中國的通脹，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對惡性推高房地產價格也是有間接作用的。是時候取消這樣的雙軌制了，關鍵還是在人民幣自由兑換，實現後，內銷、外銷統一到人民幣定價和出口用人民幣結算也就水到渠成了。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金融大鱷的狙擊是兇惡的，對人民幣自由兑換後遭到惡意擠兑中國外匯的擔憂是有道理的，但21世紀的中國情況完全不同，不能機械地照搬歷史經驗。今天的中國是世界工廠，佔世界供應鏈裏舉足輕重，實物外貿量居世界絕對第一。人民幣實際上有能力成為“貨本位”貨幣。也就是説，除開制裁那些政治性因素，就商業購買而言，在世界上基本上沒有用人民幣買不到的東西。直接來自中國的商品不用多説，不來自中國的商品，供應國也幾乎肯定與中國有大量的直接間接貿易關係，不存在A國向B國支付的大量人民幣沒有去處的問題。這正是硬通貨的特點：到什麼國家都有等價的購買力。金本位、美元本位也是這樣。只是人民幣的“貨本位”信譽還沒有被廣為認知、廣為接受。

相比之下，1997年的東南亞諸國都是出口大國，但也沒有大到多少程度。香港更是金融中心，港幣的作用是“過路貨幣”，既沒有“貨本位”，也沒有“金本位”，今天還是這樣。但“貨本位”的人民幣不怕狙擊。一旦自由兑換，升值時，出口受到抑制，對用於結算的人民幣的需求降低，貨幣市場上對人民幣的購買降低，人民幣自然貶值；貶值時，出口受到鼓勵，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加，自然升值。也就是説，由於世界市場對大量中國出口的基本需求，在出口用人民幣結算的情況下，自由兑換的人民幣匯率是自我回穩的。央行的外匯儲備還是必要的，在貨幣市場調節失靈時依然能夠干預，但不以日常支付進出口的需求而定，所以可以小些。

除了外國金融大鱷擠兑中國外匯，還有中國人私人擠兑的問題。中國的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大，但也只有人均2000美元，要是15億人都去擠兑，肯定是要擠爆的。且不説不大可能出現全民無理由擠兑外匯的情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兑換自由化後，可以抑制無理由兑換的衝動，畢竟兑換來一大堆外匯在平時是不能用的，出國刷卡也不需要攜帶大量外匯現金。在開放人民幣自由兑換的時候，也可以公開時間表，公示逐年增加可自由兑換的限額，並切實執行，降低無理由兑換的衝動。

防止外匯無控外流的問題可以依照各國慣例，攜帶任何超過人民幣等價一定幣值（比如説10萬元）的外匯現金出入境都必須申報，否則作為洗錢處理，直接沒收，並保留起訴權力。銀行向境外匯款超過一定幣值也自動啓動反洗錢申報過程，可以考慮要求呈報合法來源和合法用途證明。

人民幣自由兑換還有利於建立基於中國的大宗期貨市場，這是進口用人民幣定價的關鍵。中國已經建立了大連、鄭州、上海等期貨交易所，大連的大豆、塑料，上海的金屬、油氣，鄭州的穀物，都已經起步。中國不僅是出口大國，也是進口大國，但進口期貨交易主要在歐美進行，定價權不在中國，結算貨幣權更不在中國。將中國的期貨交易中心打造成中國進出口的重心是增加人民幣定價權的關鍵，這是把中國經濟打造成世界經濟壓艙石的關鍵，更是人民幣流通量的關鍵。但離開人民幣自由兑換，中國的期貨交易舉步維艱。

人民幣在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裏佔比增加，這是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預計到2030年，人民幣佔比可達10-20%，有望超過日元佔比，甚至達到歐元佔比的一半以上。這可能成為人民幣自由兑換的啓動契機。但光有人民幣自由兑換還不夠。

中國已經與33個國家建立貨幣互換協議，這是不錯的基礎，但數量和規模需要增大，尤其要把一帶一路國家包括進來，建立繞過美元的貨幣結算體系。央行不是商業銀行，不參加進出口方的結算，為雙方代理的商業銀行一方面要與各自的央行安排購買對方貨幣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與對方的商業銀行安排信用和結算問題，不能與SWIFT的便利相提並論，還是不利於促進貿易和人民幣國際化。

但中國正在推動的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CIPS，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有把跨境結算當作擴大的貨幣互換的問題，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或許成為阻礙，而不是推動。

CIPS是央行組建的，在2015年10月8日開通一期，2018年3月26日開通二期。到2019年，已有30家日本銀行、23家俄羅斯銀行、19家台灣銀行、16家新加坡銀行和15家英國銀行參加。這是不錯的起點，但與SWIFT的11000多家銀行、證券、市場和公司相比就相距太遠了。這倒不是問題，發展總是有一個過程的，問題在於CIPS的央行背景。

SWIFT不是美聯儲主持的，至少在名義上是獨立的，總部在布魯塞爾，在阿姆斯特丹和紐約有兩個分部。美國財政部也與14個國家有貨幣互換協議，但這是獨立於SWIFT之外的，是用於在金融風險的時候穩定匯率的，而不是用於日常結算的。CIPS這樣與央行過度緊密，是影響作為獨立、純商業結算機構的。這對中國的商業銀行或許不是問題，但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商業銀行或許是心理障礙。在這一點上，香港甚至新加坡或許是合適的CIPS（或者以另一個形式重組）總部地點。

人民幣跨境支付在CIPS之前已經開始了，實際上在2010年到2015年中是在迅速增長的。但2015年8月人民幣突然調整匯率，暴跌了一次，嚴重打擊了市場信心，到2017年初，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滑落了一半，現在才收復了一半失地。穩定人民幣匯率當然可以避免這樣的問題，但在匯率穩定、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金自由流動之間是不可能三角，只能保持兩個，不可能三者同時保證。美國是通過把美元打造成世界經濟基礎貨幣避免了匯率問題，才避免了困難的選擇問題。香港是通過聯繫匯率，才達到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金的自由流動的。中國在很長時間裏實際上也是，但在匯率與美國脱鈎而與一攬子貨幣掛鈎後，市場對中國是否能保證資金自由流動產生了疑慮，以後的嚴格外匯管理政策進一步增加了這樣的疑慮，而這樣的疑慮是不可能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

如果説在以前，人民幣國際化關係事關中國經濟利益，在美中冷戰化的現在，中國外貿高度依賴美元結算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大漏洞，人民幣國際化已經事關中國國家安全了，必須加速推動。對外開放是中國的長遠國策，資金自由流動是必須的。匯率穩定不僅穩定外貿，也穩定國內的供應鏈。但獨立的貨幣政策是主權的金融部份，更是必須堅持。只有當人民幣成為主流結算貨幣之一，才能避免不可能三角，人民幣自由兑換和獨立、有效的CIPS是必要條件。人民幣國際化不能中國剃頭挑子一頭熱，但中國不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是肯定推不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國在推動人民幣自由兑換方面一直猶猶豫豫，在美國可能動用SWIFT大殺器的時候，或許反過來逼迫中國走出這一步了，就像美國試圖封殺華為而刺激了中國ICT自主化一樣。

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反制美國金融霸權的需要。中國已經從美國奪走了世界實物供應鏈的主體，還剩一些高端部份還在美國手裏。高端是錦上添花的，沒有這些花，錦就是一匹布，但還是蔽體的；主體才是管飯的。在思想與文化供應鏈方面，中國正在與美國激烈爭奪。只有在金融供應鏈方面，美國從頭到腳捏得死死的，人民幣國際化是打破美國對世界金融供應鏈控制的唯一途徑，哪怕與歐元三分天下，也比聽憑美國獨霸更強。中國現在的外貿美元化實際上是在極大加強美元霸權的。

人民幣在世界貨幣市場擠佔美國的佔比將從很多方面根本改變美國所剩無幾的優勢。擠佔美元的超發權可能擠爆美國的經濟泡沫，迫使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回到與勞動生產率相稱的水平，極大增加美國政府舉債難度。這也使得人民幣具有某種超發權，消化掉先前的輸入性通脹，各種好處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