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克文工作室：中國工業的上甘嶺_風聞

壹

許多年以後，疲於參加表彰大會的何庭波女士，總會回想起任正非總裁把她當成反面典型，大會批完小會批，提起她就撓頭嘆氣的日子。

她的罪名着實獨特：一是花錢太少，二是花錢太慢。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這樣的罪過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2004年，任正非突然找到35歲的何庭波，要把華為公司的兩萬名員工和每年四個億的研發經費交給她。要知道那時候，華為的員工總共也只有三萬人。

那是一個急於證明中國人也可以造芯片的時代，那是一個鼓勵轟轟烈烈大幹快上的時代。任正非看重的是何庭波工作狂的態度和拔羣的技術。誰曾想何庭波上任之後，只組織了一小撮人嘗試了一系列無關緊要的low貨芯片練手兒。不管集團領導如何批評教育，如何拍桌子瞪眼，她都照着自己的節奏猥瑣發育……

到了何庭波覺得可以放大招兒的那一天，華為的實驗室以豪橫聞名於世。2011年以來，華為每年投入研發的費用都在收入的10%以上，2019年甚至超過15%，而蘋果公司直到2019年才第一次超過6%。

不想花錢的時候，把刀架她脖子上都不花。這樣的人一旦嗨起來，誰也攔不住。

國產芯片長期都面臨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不投入市場，就不能盈利，也沒有試錯的機會，結果就是一直吃國家的補貼，又遲遲交不出作業。如果投入市場，又會因為沒有國外已經成熟的同類產品好用而遭遇退貨，還要面臨鋪天蓋地的冷嘲熱諷。結果往往是招牌砸了，錢還沒掙着。

幫助何庭波破解這個難題的竟然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山寨手機！

那是老式手機沒落，真正的智能手機出現之前的混亂時期。華為憑藉價格優勢把那些不成熟的芯片賣給生產山寨機的小廠，如此既掙了錢又練了手，還保住了牌子。

嗨起來的何庭波帶着研發人員們加班加點地玩命兒練級，光是2014-2015兩年就發佈了10款芯片，那些芯片的名字起得……恨不得把整本《山海經》都註冊了。

到了2017年的麒麟970，華為的芯片技術終於比較成熟了。華為也進入了下血本研發→產品好賣→積累數據→更下血本研發→產品更好賣的良性循環。華為手機衝入高端市場，華為的5G設備更是引起了一眾國家的興趣。

一時之間，國貨之光閃耀。

不過，我們都知道，每當故事進入“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就該有阻礙的力量出現了。

早在形勢還只是小好的時候，以何庭波為代表的華為人就已經居安思危，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可惜他們碰上的偏偏是美國曆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懂王”。

2018年，美國開始諸般刁難華為。

2019年，美國政府把華為列入了實體名單（其實就是黑名單）。

2020年，美國又對華為展開了又一輪迫害。之前是買美國公司的技術和設備需要經過美國政府同意。這下只要是使用美國技術和設備，無論產地是哪國，華為都需要經過美國政府同意才能購買。

美國為什麼會連一點兒體面都不要，動用一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去迫害一家企業？按照懂王的説法，是華為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我們應該斬釘截鐵地駁斥懂王的一派胡言，華為明明是一家致力於為人類的科技進步作出貢獻的公司好不啦？可要是從純技術層面出發，如果讓華為再茁壯成長上幾年，撼動美國的霸權還真不是沒有可能。

幾年前4G剛出現的時候，網上到處都是因為用了4G流量，傾家蕩產變乞丐的段子。那時候想想用4G看視頻都覺得好奢侈。有幾個人能想到無孔不入的APP會把我們一個個變成手機重度成癮患者呢？

關於華為掌握34%專利，網速是4G的10到100倍的5G技術（現在在運營商那裏辦的“5G”還遠遠達不到，名副其實的5G投入使用還需要幾年），普通人能想到的就是看片兒、打遊戲再也不卡（歐耶），業內人士則會帶我們暢想遠程醫療、智能傢俱、智慧城市、全息投影會議，甚至終結WIFI，實現永不斷網一直爽。

就在我們兩眼閃着星星，憧憬着5G帶來的小確幸的時候，全球戰略諮詢公司龍頭之一的麥肯錫公司在《5G時代：先進電子和工業公司的新視野》這篇報告中指出：5G的核心價值不是像4G那樣服務於消費（你可以理解為享受生活），而是在於工業4.0和人工智能的開發。誰先掌握了5G，誰的人工智能就開發得又快又好。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在今年一次面對美國智庫的演講中直白地説，**誰先掌握了5G，誰就能引領第四次科技革命。**這還不光是什麼錢不錢的事兒，一旦中國壟斷了5G技術，就握有癱瘓他國先進工業的權力。

在這樣的工業技術權力面前，美國今天掌握的這點兒經濟制裁的權力就是個弟弟。威廉·巴爾更明確地指出這場關於5G的競爭，差不多在2025年就會見分曉，留給美國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貳

美國從芯片輔助設計系統（EDA）和EUV光刻機兩路封鎖華為，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有一腔熱血的就一定會有潑冷水的，兩撥人馬吵翻了天。

一腔熱血的同志們表示封鎖就封鎖，正好刺激中國企業雄起。1986年我們傾舉國之力，從17個單位抽調二百多位工程師，用七年時間開發出了自己的EDA——熊貓系統。但那時候我們國家真是差錢兒，在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之後，投入大、見效慢的集成電路相關產業不得不給其他產業讓路。但是有一家叫做華大九天的公司，在融不到資的窘迫下，只靠自己公司的這點兒營收，省吃儉用“餵養”着熊貓系統。

2018年中興事件發生以後，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1期領投了華大九天，如今的華大九天已經實現了鳥槍換炮。以前想打不敢想的資源，正在從四面八方向華大九天匯聚。雖然國外有Cadence、Synopsys、Mentor Graphics這些巨獸，但有了國家持續輸入的真氣，我們的“鋼鐵熊貓”就可以對這些巨獸發起挑戰。

潑冷水的同志説， 國產EDA是大有希望，可EUV光刻機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造出來的東西，必須傾全球之力。要是把自己摘出來單幹，不要説研發，就是給我們圖紙和樣機照着抄都抄不出來。

日本尼康、佳能的光刻機技術僅次於荷蘭的阿斯麥，但在EUV光刻機面前也是丟盔棄甲舉白旗。我們連日本的光刻機技術都沒追上，就想一步到位搞EUV？這和大躍進還有什麼區別？

其實，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是美國第二次對我們搞技術封鎖，其實之前的第一次封鎖，被我們衝破了。

1950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以禁止或限制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武器、尖端科技和戰略物資。1952年8月，朝鮮戰爭使原本不在巴統黑名單裏的中國直接享受“片面最惠國待遇”。對中國禁運的項目竟比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還要多500餘種。

1952年11月25日，長達43天的上甘嶺戰役以志願軍的勝利告終。此戰奠定了朝鮮半島的南北疆界。戰役之後美軍再也沒有向志願軍發起過營以上的進攻。認識到不能在軍事上戰勝中國之後，美國人寄希望於用經濟封鎖來迫使中國屈服。

1957年，坐穩了蘇聯最高領導人位置的赫魯曉夫開始減少對中國的援助。在赫魯曉夫看來，既然中國已經得罪了美國，那就只能做蘇聯的附庸才能生存。既然你離不開我，那我還給你發什麼紅包？乖乖交保護費吧。沒想到中國寧可同時面對兩大陣營的封鎖，也不肯向任何一方下跪。但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同時，我們也一直在尋找衝破封鎖的機會。

但在1973年，我國擬定了一份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的方案，因其價值總額達43億美元，所以簡稱其為四三方案。這是中國繼19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後，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美國在七十年代逐步放寬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到八十年代甚至對中國實行了自由出口。

為什麼四三方案能夠衝破美國的封鎖呢？

除了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限於主題和篇幅，我只揀最有啓發性的三個來説。

第一個原因是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戰略水平。面對美蘇的極限施壓，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之後，我們捍衞了國家的主權，然後才能以對等的身份與美國接觸以制衡蘇聯。在西方國家裏，我們聯合當時具有反霸權傾向的法國和日本製衡美國。在全球視野內，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制衡美蘇。

如果説當年我們的首要目標是獨立自主，如今我們的主要精力則是用在了對內部分配製度的改良上。比讓一部分人先用上5G更重要的，是讓每一個行政村都能通上光纖和4G。根據工信部的數據，2019年這個比例已經達到了98%。在別人觸碰我們的底線之前，我們大可以先忙着讓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億同胞過得好一點。只要穩住了基本盤，時間就站在我們這邊。

第二個原因，是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脱鈎之後的美元信用危機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石油危機。四三方案不僅引進了急需的尖端技術和設備，而且很多都是以清倉大處理的跳樓價買進的。（尤其是因為石油危機導致的運輸業萎縮，大型船舶打2到5折。）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邊自主研發，一邊找機會買，通過買來促進研發，通過研發在買的時候壓價，這才是王道。今天出高價都買不來的東西不代表明天就弄不到，機會合適的話還能大減價。

第三個原因，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女。在上甘嶺戰役最艱苦的時刻，45師師長崔建功向軍長表示：“一號，請你放心，打剩一個連，我去當連長，打剩一個班，我去當班長。只要有我崔建功在，上甘嶺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

一個叫做胡修道的志願軍戰士，在上甘嶺戰役的一天之內打退敵人41次進攻，殲敵280人。事後他只懊悔自己殺紅了眼，在敵人被打退之後多打了幾發金貴的彈藥。

後來常有人説，美國重新認識中國人，是從上甘嶺開始的。

如今中美對抗的階段，恰似當年的上甘嶺。只有挺住了最猛的一波攻勢，才能讓對方請我們回到談判桌前。而這一次上甘嶺之戰，雙方在前線打的就是核心技術和產業鏈完善度。

叁

正如1952年的上甘嶺戰役，中國人民志願軍堅守的是兩個高地。中國工業的上甘嶺，也有兩處陣地。一個是前面説過的5G技術，還有一個是新能源車。

雖然如今新能源車的市場佔比不高，但我們可以確定一定以及肯定的是，就在不遠的將來，新能源車會媳婦兒熬成婆。**從2010年到2016年，新能源車的電池成本下降了73%。**一些國家和地區甚至發佈了禁止銷售燃油車的時間表。

2017年9月，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表示我國開始研究制定禁售燃油車時間表。

在發展新能源汽車上，我們國家的扶持力度堪稱地表最強，不僅頂住國內外的壓力，給新能源車發放高額補貼，還在一二線城市扛起出了綠色車牌免搖號的大旗。

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扶持力度，首先是為了能源安全，中國每年自產的石油都不夠消耗的一個零頭兒。但用來發電的資源有的是。每多一輛新能源車，國家就能少一分對進口石油的依賴。

其次，是新能源車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百年不遇的天賜良機。當年，我們的車企也和其他行業一樣想着奮起直追，攻堅克難，在產品質量差不多的情況下，通過價格優勢，殺出一片天。可是在汽車行業裏，這招卻不怎麼好使。

在那遙遠的九十年代，ABS（防抱死系統）在中國還是個高大上的東西，有這個配置的車會在車尾特別標示出來以顯示自己的高級。由於這東西對提高駕駛的安全係數確實有幫助，我國在相關法規裏早就把ABS定成了標配。但是因為技術被歐美封鎖，規定了也沒法認真實施。直到國家十五規劃把ABS定成了重點發展的項目，才有幾個企業湊錢與清華大學合作，在付出了天價研發成本以後終於鼓搗了出來。

眼看中國人搞出了自己的ABS，歐美車企竟主動降價。ABS是1936年就有了的技術，高額的研發成本在人家那兒早就被攤薄回本。而中國企業這邊呢，不自主研發就受制於人，自主研發又收不回本錢。在中國車企的努力下，消費者倒是受了益——買進口車便宜了。可砸錢搞研發的中國車企找誰説理去？

無數類似的故事讓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科技才是顛覆一切規則和舊有秩序的武器，不能重新制定規則，就永遠被人傾軋！

新能源車的出現讓中國的汽車產業看到了重新洗牌的曙光。

2018年之前，我們國家的新能源汽車政策可以形容為慈母模式。只要有心搞新能源汽車的，都是祖國母親的好孩子！結果一些野蠻生長的企業找到了作弊的竅門兒——拿完補貼拆電池，換一輛車裝上去，再去領補貼，如此拆完了領，領完了拆……

由於政策和補貼向高續航能力的電池技術傾斜，2018年12月以前，我國發生新能源車起火事件超過40起。如果光是起火也就算了，問題是這玩意兒有時還會爆炸。

另外，充電基礎設施配套也不完善。充電樁利用率只有12%的同時又有很多的地區找不到充電樁，缺乏與閒置問題並存。各家商業運營充電企業各玩各的，充電終端不兼容，用户充電操作體驗很差。

2018年，我國的新能源汽車政策開始從慈母模式向嚴父模式轉化。一方面是補貼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是嚴格管控新能源車的生產資質。但是這次轉化最重要的標誌，要數這一年，中國人民迎來了特斯拉。

從慈母到嚴父模式的轉變，終於把滿腦子渾水摸魚的投機者們趕出了電動車的圈子。對於那些真想做出優質新能源車的中國企業來説，能夠就近和特斯拉這樣的高手過招兒是一種機遇——最後留下來的企業，才是能拉到“上甘嶺”的戰士。

特斯拉之於新能源車，就好比蘋果公司之於手機，可以並稱為當代美國夢的兩大載體。有特斯拉總裁“鋼鐵俠”埃隆·馬斯克在，特斯拉連廣告都不用做，只要他時不時出來展現一下個人魅力就ok了。在魅力面前，無論是塑料感的內飾，還是時不時爆出的意外加速、剎車失靈新聞都無法阻止鐵粉們奮不顧身撲過去。

據車圈兒博主“車圈兒往事”分析，特斯拉進入中國是我們國家的決策層想複製蘋果手機的“鯰魚效應”。2010年，iphone4進入中國，從此蘋果手機大火了幾年。但國產手機的供應鏈經過了此番歷練變得規範，曾經橫行天下的山寨機也被掃進了垃圾堆，國產手機只留下幾個最強的品牌。再然後就是華為升維進入了高端機。

2011年 ，“鋼鐵俠”馬斯克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被問及如何看待來自比亞迪的競爭，他大笑着反問主持人：“你見過他們的車嗎？既不吸引人，也沒什麼先進技術。”那時的馬斯克不會想到，八年之後，中國是全球為數不多的能夠包容並制衡特斯拉這條鯰魚的地方。

特斯拉的優勢是擁有全球領先的軟件和算法開發能力；以及讓傳統車企望塵莫及的企業治理效率。但短板也非常明顯——特斯拉缺乏對產業鏈的把控力，例如，動力電池技術依賴松下等企業配套；稀缺的造車經驗問題，從第一款車到現在的Model 3，一直讓人捏一把汗，特斯拉的短板與美國製造業的衰落是密不可分的。

美國的短板——產業鏈，正是我們的高光點。

首先，完善的產業鏈和核心技術的研發是會相互促進的。這方面的經典案例是天齊鋰業，這原本只是一家鋰鹽加工商，這些年通過併購，上游買進鋰精礦，從此不怕鋰礦價格的風吹草動；中游併購和入股同行的公司，擴大生產規模，成為行業龍頭；如今就連產業鏈下游的電池技術都被他們給瞄上了。三年來，該公司的研發投入逐年增長率超過120%，為佈局下一代電池（固態電池）和鋰電池回收技術下了一盤好大的棋啊。

其次，中國現在的產線建設能力世界第一。生產效率和價格的優勢都擺在那裏，逼得國外同行陷入保證質量就沒有價格優勢，降低成本就很難保證質量的兩難困境。這方面的經典案例是君盛電子，他們先是收購了德國的汽車零部件企業Quin GmbH，又趁着日本製造業史上最大的規模破產案，收購了全球最大的汽車氣囊製造商之一的高田氣囊的優質資產。（注意，收購的只是高田氣囊的優質資產，不是收購高田氣囊這家公司，不需要承擔高田氣囊的債務和召回、賠償等問題。）“發達國家粉碎機”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

中國汽車行業在過去40年間也建成了完整的配套體系，配套企業與整車企業間相互滲透，形成良好的互動生態。甚至還出現了像比亞迪這樣能夠孵化出五家配套企業（弗迪動力、弗迪電池、弗迪電子、弗迪視覺、弗迪模具）的母體。

在新能源車關鍵技術領域，中國汽車行業也不是沒有“何庭波”這樣的人物，現在深藏功與名，是為了一鳴驚人。今年年初，比亞迪公佈了自主研發的刀片電池和碳化硅模塊即將裝備量產車型漢的消息。江湖傳言説：比亞迪左手拿着刀片電池，高續航低風險，右手拿着碳化硅模塊，高功率又省電。這麼多年都是中國車企拿着一把小牌鬥地主，如今終於輪到咱中國人出王炸了，為國貨起舞。

2020年，比亞迪與特斯拉在30萬價位上亮劍，這是特斯拉嘗試通過接地氣，打開中國市場，突破“富人玩具”的刻板印象，也是比亞迪樹立自信，實現品牌向上突圍的上甘嶺。（犯我強漢者……）

在既有的維度看來，比亞迪全新車型漢阻擊特斯拉Model3之戰，不過是幾十萬輛車的小買賣。但在加入了5G技術這個變量之後，這場戰鬥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升維成一場圍繞無人駕駛這個巨大增長點展開的大戰。在這個吞食天地的增長點面前，無論是無所不知的懂王還是對汽車產業一無所知的小朋友都無法置身事外。

只有守住了5G和電動車的陣地，這個增量才能留在我們這一邊。

一如六十八年前的上甘嶺之戰，這一次我們在硬件和國際環境上也都不佔優勢，但上一次使我們獲勝的三大法寶如今也都在我們手裏。它們是分別是：（相比我們的對手）更廣闊的市場、更公平的再分配製度和更有擔當的戰士。

參考資料：

《全球智庫解讀報告》

《一個寂寞的戰略家:毛澤東1973》

《工信部扶貧工作年鑑》

《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簡明中國工業史》

《2020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芯”想事成：中國芯片產業的博弈與突圍》

《集成電路發展報告》

《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報告2019》

《中國製造2025藍皮書》

《新興產業發展報告2018-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