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西方輿論責難，重建文化自信，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_風聞

 蔡歷 蔡子曰 5月14日

重建文化自信是當前中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次疫情也是顯示出來。中國在抗疫上做的最好，為全球獨一檔，迅速控制住了疫情，開始逐漸迴歸正常生產。在這個情況下，中國為世界積極的提供援助。歐美國家，即以前的發達國家，在疫情面前是不堪一擊，只能採取所謂的羣體免疫。

在中國的已經戰勝疫情的這種前提下，再提羣體免疫顯然是沒有合法性，是得不到支持的，所以英國公開宣稱之後馬上改口。假如沒有中國在，沒有中國的先例在，顯然羣體免疫將是西方國家的標準做法。在他們看來這合法合情合理，很自然很正常。

但是因為中國已經戰勝了疫情，導致他們的這種做法是不具備合法性。但是對中國的抗議成就不僅不承認，而且在工作做得可以講非常爛的情況下，而沒有任何愧疚。

像美國已經死了8萬多人，感染130多萬，而且這只是一個報出來的數字，可能實際情況還比這嚴重的多。他們對這種老百姓大規模失去生命，沒有任何的愧疚，而是找藉口，推責，然後攻擊中國。

在這個情況下，反而出現西方國家集體地、組團地來攻擊中國這麼一個局面。甚至説很多人會擔心發生戰爭，我倒覺得發生戰爭是不太可能，因為他們是有心無力，他們即使想打仗，也沒有這種力量。在疫情的情況下，他們的經濟，他們的軍事，包括美國的航母軍艦都被感染，怎麼可能發生戰爭呢？

所以他們也只能是玩玩嘴炮，這個“新八國聯軍”也唯有對中國打打輿論戰而已。不過，這説明他們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這個問題是需要解決的，是需要被打掉的。

那麼他們這種文化的優越感，其實和我們中國自身也有關係，是中國助長和縱容了他們，因為我們自己文化自信的喪失，或者説文化自信的問題沒有解決。

其實中國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明確提出來要文化自信。但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在哪裏？在學術，在學術系統、在思想系統。

那麼我們可以想想看，就日本存不存在文化自信的問題，日本肯定不存，為什麼呢？

日本和中國在1840年左右同樣面對西方侵略，但是卻做出了不同的反應。我們是什麼？我們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這是洋務運動的基本原則。洋務運動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失去文化自信。日本則是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是什麼？是“脱亞入歐”。“脱亞入歐”其實就是“脱中入歐”、“脱儒入歐”。

日本在明治之前也是號稱自己是儒家的，因為他們從大化改新，正式接受中國文化，到那個時候也有1000多年了。但是由於日本文化和社會的特殊背景，他們對儒家的東西是不可能真正的就抓到精髓，無論是它的制度還是它的學術，都是抓不到精髓，而是處於一個邊緣的地位。

所以當它遇到西方的時候，就覺得西方文化比中國好，就馬上見異思遷，決定與中國徹底決裂，和中國文化決裂，然後進行全盤的徹底的西化，即“脱亞入歐”。這個時候他們就開始系統地攻擊儒家文化、中國文化，這就是明治維新的所謂的思想家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其代表人物就被稱之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澤諭吉。

但是洋務運動是堅持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把西方在文化是看成蠻夷，認為西方先進的僅僅是器物，在文化是落後的、蠻夷的。

甲午海戰失敗之後，中國開始學習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即“脱亞入歐”文化，開始否定我們的傳統文化，主張徹底的西化。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是從日本過來的，其思想領袖其實都是日本的留學生，魯迅、陳獨秀，包括蔡元培。

但是，即便在新文化運動中，我們並沒有像日本一樣，一邊倒的學習西方。

在新化運動的同時發生了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發生俄羅斯的10月革命。這兩件事，深深地影響了當時中國的判斷和選擇。

一戰讓中國再一次看清了西歐的真實面孔。一戰一經結束，梁啓超就赴西歐進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20年出版《遊歐心影錄》，批判了科學萬能論，對新文化運動中所興起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澆了一盆涼水。

李大釗對俄國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迅速成為新的關注點。正如歷史教材所講，10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很快被接受，並導致中國出現思想上的分裂，最終導致兩大政黨出現。

國民黨是學日本。其實國民黨在基因上就和日本有着密切的關係，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孫中山也是長期生活在日本，國民黨的元老和高層大都有日本留學經歷，包括汪精衞、蔣介石。

國民黨思想路線是日本式，是“脱亞入歐”、“脱中入歐”的路子，當然也是親西方、親英美的。這也是目前台灣問題的根源所在。如今台灣在文化上如此的緊跟美國，排斥大陸，不過是國民黨原本思想的自然發展。

國民黨它走的是資本主義路線，但是我們共產黨走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我們沒有倒向西方。這是中國文化的獨立的自然表現，中國與日本不同，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獨立的判斷和選擇，不會盲目跟隨任何人。對西方文化，中國有着根深蒂固的瞧不上。

即使我們採納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後來當毛澤東成為領袖之後，我們並沒有照搬蘇聯。我們知道當時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命題是什麼？“理論聯繫實際”。

毛澤東和王明集團做鬥爭，根源就是兩種路線的問題。毛主席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實際是什麼？實際是中國的實際，就是要以中國為本位，而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本位，也不要以蘇聯為本位。我記得毛澤東批評王明的時候，他這麼説，説王明他非常關心別人的事，不關心自己的事。別人的指蘇聯。

中國學了資本主義，也學共產主義。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最開始都是學資本主義，新文化運動的後半段開始學馬克思主義。但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是堅持自己的，我們並沒有一邊倒地學。

日本就是一邊倒的學西方，日本現在不會存在文化自信的問題，因為他只能跟着美國走，台灣也一樣。如果當初國民黨勝利了，那麼現在的中國就是現在的台灣，也不會有文化自信問題。

但是中國不一樣，我們現在説5000年的文明對吧？有深厚的文化。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現在還沒有意識到，甲午戰爭以來的中國實踐，其最內核的文化支撐，依然是中國固有的道義文化、義理文化。因為在學術上，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建立的學術的範式現在還在一直在用。這套以西學為基礎的學術系統，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能夠看到和理解中國文化。

説到這裏，我就要説兩次文化革命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近代史上實際上發生了兩次文化革命。

第一次文化革命開始於辛亥革命，其高潮就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徹底的否定了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然後要全盤西化。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出現了兩種路向，一個走西方的路子，國民黨是代表，另外一個走共產主義的路子，以共產黨為代表。但是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其實至少在名義上都是來自西方的，都是西化。馬克思主義其實也是一種西化，只是説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是比較邊緣的。

總之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工作是徹底否定了中國的傳統學術，否定了我們的經學。辛亥革命之後南京臨時政府，當時蔡元培是叫教育總長，就是教育部長。他上任後首先宣佈的政令是什麼？廢止讀經，要求不再讀經，四書五經不再讀了，系統性引入西式的教育。

那麼第二次文化革命是什麼？第二次文化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時候開始。我們現在對文化大革命有一種全盤否定，認為是10年浩劫什麼的。

文化大革命確實出了很多的問題，比如武鬥的問題，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且我們一定要聽他自己對自己的評價。

毛主席在晚年的時候有一個很著名的一個説法，他就對他自己的一生進行總結。他説他這一生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蔣蔣介石趕到台灣去，第二件事就是發動了文革。

為什麼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和打敗國民黨、解放全中國擁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們一定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它的根本目的是什麼，而不能單純的解讀成什麼權利之爭。以毛主席當時的地位來講，他考慮的絕對不止權力之爭。

我們要理解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背景。我們一定要知道，文革前夕的中國處於一個空前孤立的狀態。

首先我們和當時的第一大國，美國是決裂的。共產主義本來就是和資本主義要決裂的，所以我們和資本主義陣營是決裂的，沒有任何的來往。其次，當時我們和共產主義大國蘇聯也是決裂的。

為什麼與美國、蘇聯當時的兩大超級大國都決裂了，根源在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獨立意識。

還有一層決裂，在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們和自己的傳統也是決裂的。

總之，當時我們面臨着三重決裂：和美國資本主義是決裂的，和蘇聯共產主義是決裂的，和自己的歷史傳統也是決裂的。所以當時中國處於一個空前孤立的狀態。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思想體系，來給自己找支撐。這是文革的基本背景。其實文革試圖解決的就是文化自信的問題，希望建立一套獨立的學術系統，獨立的文化系統。

只是説在當時的背景下，歷史這個任務無法實現，無法實現。但是它裏邊有些做法確實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儘管説我們名義上、學術上是隔斷了歷史，但是當時的很多做法其實是是符合我們歷史的，符合我們自身文化的。我舉幾個例子，因為我們不能詳細談。

第一個是，那個時間對知識、大學不是很重視。文革期間，要麼是推薦讀大學，要麼是乾脆不讀大學。當時流行的説法是“知識越多越反動”，還有“又紅又專”。我們現在是把這一切看成絕對錯誤的東西，但是它裏面有合理的東西在裏面。

“知識越多越反動”實際上就是現在我們面對的“公知”問題。現在公知這個詞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我們為什麼要反對公知？公知是知識分子，肯定很有知識，對吧？但他們擁有一個典型的特徵，對中國文化，對中國當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鄙視和否定，否定我們的當下，也否定我們的歷史。

這次疫情中就有一個代表性的公知事件，就是所謂的作家方方日記事件。這個事件也是標誌着就是公知徹底淪為一個貶義詞。公知的貶義化，是中國文化自信提升的必然結果。

公知其實從本質上來講，是和西學式的這種學術體系是聯繫在一起的，是這種學術和教育系統自然產物。

這和毛主席説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是一回事，也是他們沒有做到又“又紅又專”。“專”是有知識，“紅”表面意思是愛國愛黨愛人民，但其實質內涵是中國固有的道義、道德。“又紅又專”其實是傳統的“義利之辯”的當代紅色表達。

紅就是義，專就是利，“又紅又專”就是孟子説的以義為本，重義輕利。

但是公知卻是隻專不紅，或者説只專太黑，其實就是有利無義，知利不知義，唯利是圖，道義泯滅、道德淪喪。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做法就是上山下鄉。那麼現在對上山下鄉有一個很低俗的理解就是什麼？説在當時經濟有問題，城市裏養活不了，失業人口太多，我解決你的就業問題，完全就太狹隘了。

毛主席號召青年們上山下鄉，絕對不是説是單純的解決一個失業的問題，這是和毛主席的一個最偉大的設想有關係。

他認為中國的文化的基礎、基石在基層，所以他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注意，上山下鄉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其實這個和我們中國固有的傳統是一致的。

我們傳統上有一個説法叫什麼？禮失求諸野，就説上層的沒有禮，出了問題，就要向下層來求助，向下層學習。《詩經》也有句話叫“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就是割草打柴的人，是基層的勞動人民。“詢於芻蕘”就是向基層學習，向“貧下中農學習”。

我們歷史上的歷朝歷代都是向民間選拔官員，這個過程實質上，也是一個“禮失求諸野”的過程。開始是舉薦，後來就發展成一個制度叫科舉制，科舉制就是像民間選拔的。

毛主席之前和黃炎培有一個著名的討論，就是所謂的歷史週期律的問題。黃炎培説中國歷史上的朝代都不長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主席就講我們已經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靠來自勞動人民的監督。

他其實想打造一個和基層要有密切交流和互動的社會形態、治理形態。包括他提“密切聯繫羣眾”，“為人民服務”，其實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時的上山下鄉和我們固有的文化是相相符合的。基本前提是，認為知識的來源在基層，這是和西方的知識觀是相反的。西方的知識觀，認為知識一定是來源於上層，一定是自上而下的。現代認為知識來自大學，來自少數思想家的創造，古代則認為來自神，來自上帝，來自作為上帝使者和代理人的先知、牧師，來自教會。

我們中國固有的文化就認為真正的知識一定是禮失求諸野的，一定是在民間的，一定是在下層的，而不是在上層。更進一步，知識就是良知，是每一個人生而本有，天然地根植於每一個人的人心之中。

文革的實質就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它裏邊包含着有對第一次文化革命結果，即西式學術革命的成分，比如説大學的問題。其實就是來希望能夠對這套學術系統進行革命，只是説沒有成功而已。

我們現在要重建文化自信，就必須建立一套新的學術系統，而擺脱這種學術上對西方的依附、追隨。西方之所以可以在抗疫做的一塌糊塗，經濟和軍事硬實力已經落後於中國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中國，而擁有迷之自信，就是因為我們在學術上確實對西方是跟隨的。

我們自認為是一個西方的跟隨者，是所謂的後發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既然你是朝着他的方向走的，他就是你的目標了。當然他們可以很理直氣壯的來指責你了，對吧？

所以中國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進行第三次文化革命，來開發出一套以中國歷史為基礎、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新的學術系統。必須解決這個事情，必須把毛主席沒有解決的事情給解決了。

我們要真正的去擺脱國外的指責，然後建立文化自信，必須需要一場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三次文化革命的核心就是學術革命。具體怎麼做，我們可以以後接着講。我今天只是來説一説，我們中國近代史已經發生了兩次文化革命，而我們現在急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