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尚未實現專業化，是業餘政治，這是西方最大的問題所在_風聞

原創 蔡歷 蔡子曰 3月29日

專業化是現代文明非常推崇價值標準之一，凡是專業的就是好的，越專業越好，凡是不專業的就不好，越業餘越不好，業餘就等於不好。而且一般認為，專業化是現代文明的典型特徵，而且專業化也與現代文明一起，是起源於西歐的、歐美的。因此，歐美社會中的專業化程度也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水平最高的。

但是，號稱崇尚專業化精神，專業化程度世界最高的歐美社會，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卻極度排斥專業化，因此這個領域也一直無法實現專業化，而保持業餘的狀態。這個領域就是政治。

政治領域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就是官員的選拔，尤其是重要官員的選拔。對於如此重要的事情，如果政治是專業化的，那麼就應該由政治領域裏的專業人員，通過專業的程序來進行。歐美社會卻拒絕這麼做，他們寧願把選擇官員這麼重要的政治事務交給政治領域以外的人來做，交給在政治上非常業餘的人來做。這就是所謂的“民主選舉”。

同樣對於官員本身，尤其是重要崗位上的官員，就應該要求有非常專業的政治素養，非常豐富的政治經驗。但是，由於歐美國家的官員選拔方式是“民主”的，是由業餘人員來進行的，這些在政治上業餘的選民們，投票的標準則是自己的一時喜好，而不會考慮專業的政治素養和專業的經驗，這就導致一些毫無政治素養、毫無政治經驗的人居然可以突然被提拔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崗位，譬如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

在官員選拔上強調“民主選舉”、“全民選舉”的政治形態，實質上是一種業餘政治，也就説所謂的“民主政治”就是非常不專業的業餘政治。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號稱非常崇尚專業化，崇尚專業精神的現代歐美文明、歐美學術，卻對在政治領域實行專業化，非常拒斥，對政治領域裏非常業務的狀態沒有任何反感。非但不反感，他們反而以此為榮。

現在我們知道，歐美人總是喜歡用雙重標準，對別人是一套標準，對自己則是另一套標準。也會一般將這種雙重標準歸因為道德問題，沒有道德，自私自利。但是，從對在政治領域拒絕使用專業化這一評判標準看，歐美人的確存在雙重標準式的思維方式，這不是道德缺陷，而是思維缺陷，不是情商有問題，而是智商有問題。

當拒絕在政治領域使用專業化的評判標準後，就必須為政治建立一套截然不同的評判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民主”。也就是説，當今歐美社會實際上是一個雙重標準社會，一個標準是專業化，另一個標準是民主。專業化的標準只適用於經濟和學術領域，而民主的標準則僅適用於政治領域。

現代西方學術認為，第一個提出分工理論的人是寫《國富論》的亞當 •斯密（1723-1790），此人也被認為是第一個經學家，是經濟學的創始人。從此分工也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但是，亞當 •斯密卻僅僅認為，分工僅僅是經濟領域裏的事，在政治領域似乎不需要這麼做。

其實，亞當 •斯密甚至試圖在根本上否定政治的存在意義，他認為，政府越小越好，越不存在越好，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守夜人”的概念。似乎這個守夜人是不需要專業的，隨便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

如果説亞當 •斯密是專業分工的首倡者，那麼他也是政治無需專業分工的首倡者，當然，實際上他兩者都不是。無論是專業化，還是西方文明中的政治無需專業化的理念，都是有深厚的歷史根源。亞當 •斯密之流，都不過是刀筆小吏。

明治維新的日本人把Science 翻譯成“科學”，對於Science 本身來説，這種翻譯是跑偏了，因為其本義是真理性的知識，所強調的是知識和真理。但是，“科學”則更強調知識的分科、分專業，把Science 當成了專業化之學。怎麼説呢，這種跑偏倒也歪打正着，也充分説明了現代學術是專業化之學，包括了多如牛毛、五花八門的各類專業。這樣科學就與專業化等同，科學精神就是專業化精神。

最滑稽的是，在歐美社會，科學體系內有一個專業叫“政治學”，非常講究專業化，但是政治本身卻拒斥專業化。政治學和政治本身使用的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標準。

人類歷史中最早注意到分理論的不是亞當 •斯密，而是比他早生2000多年的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非常有意思的是，儘管都是注意到分工，但是兩人的關注點恰恰相反。亞當 •斯密關注分工，僅僅侷限於經濟領域，他看到了分工的好處，希望在經濟領域推行。而孟子則是通過經濟領域內分工，來論證政治領域的分工和專業化。孟子的關注點在政治領域。

如果按照歐美的思維模式和表達習慣，孟子應該是政治專業化理論的創始人。儘管，比亞當 •斯密早了2000多年，但是孟子依然不是政治專業化理論的創始人，更非分工理論的創始人，這些在中國的出現都遠遠早於孟子的出生。孟子只是一個記錄者、總結分析者。

《孟子》多次提到分工，都是為論證政治分工的合理性、必要性，下面舉出最長的一段。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百家之農家）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並）饔飧（做早飯晚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剝削）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許行）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種的麻做成的）。”“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蠶絲）。”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飯），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諸其宮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憊）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難懂的地方，我都在括號內做了註釋，如果還讀懂，那就到搜一下全文翻譯，補一補古文。

與西方的雙重標準不同，孟子堅持一重標準，將專業分工的理念貫徹至整個社會，不僅主張在經濟領域實行專業化，而且還主張在政治領域也要專業化。

孟子將整個社會分成兩大領域，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孟子將政治稱之為“治天下”、“ 大人之事”、“ 勞心”，將經濟稱之為“小人之事”、“勞力”，具體包括“百工”和“耕”。“百工”之間，以及“百工”和“耕”之間，是自由交易關係。

孟子主張，政治領域應該與經濟領域內的任何行業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提供專業化的政治服務。政治行業不必、不得從事經濟生產，他們所必須的經濟物品，應該是通過自己的政治服務而從經濟領域換取。

如何保證政治業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關鍵在於切斷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直接聯繫，不允許政治業的從業者再繼續從事產業經營。要在政治業從業，就不能在經濟領域從業，不能擁有產業、資產。

這原則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不與民爭業”，後來也被稱之為“不與民爭利”。再後來這條原則又轉變為反對“商人干政”、“官商勾結”。自古以來，在中國一旦你發了大財，成為大商人，就意味着不絕無可能再當大官。政治和經濟不可兼業，不可混雜。如果放任政治和經濟的混業，必然會導致資產、資本與政治職權的合體，而形成牢不可破的特權階級，統治階級。

現在所保存的對“不與民爭業”最早記錄來自董仲舒，就在他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中。

董仲舒説：“夫天亦有所分子（公平對待，不讓某個單一物種太強大），予之齒者去其角，傅(附)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農業、工業），不動於末(商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董仲舒還説：“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受祿之家”就是指包括天子皇帝在內的政府官員。政府官員的收入應該全部來自朝廷提供的俸祿薪水，而不能再經營其他任何產業。”

遺憾的是，在人類歷史上，唯有中國實現了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實現了政治的獨立和專業化，其他任何文明，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沒有實現政治的專業化，都沒有出現獨立的而專業的政治，都是政治和經濟混業的。

馬克思將因政治和經濟混業而產生的特權階級的社會，叫做階級社會，管既擁有政治職權又佔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叫統治階級。馬克思明確地認識到大資產者干政所帶來特權和不公，但是，他的解決辦法卻是取消對資產的私有擁有，而從未想象過在政治和經濟間進行隔離，打造一個不受經濟制約的，同時有可制約經濟的，獨立而專業化的政治行業。

但無論如何，在反對資本、資產干政這一點上，馬克思與中國固有的政治傳統（儒家）是相合的，這是馬克思主義最終在中國的政治領域成為主導思想的關鍵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説，當下中國的政治形態是“儒體馬用”的。中國的政治從根本上、主體上説，依然是專業政治，政治和經濟是分離的，政治獨立於經濟並超越經濟。同時，中國又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讓政府積累和控制了龐大的國有資產。

這是當今世界最合理、最優越的制度形態：政府既控制了大規模的資產、資本，但是又避免了政治職權遭受資產、資本的干預，甚至與其合體，而形成特權。在政府控制國有資產的同時，又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允許市場經濟的存在，增加和維持了經濟的活力。

現在歐美由於依然不存在專業而獨立的政治，同時又拒絕馬克思主義，這樣就是的資本失去任何有效制約，在政治和經濟混業的情況，政治只能淪為經濟的奴隸，淪為資本的奴隸。政治職權必然會遭到資本干預，甚至與資本合體，而形成特權階層，使得社會出現階級化的分裂。

當今歐美世界出現的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並因此催生“民粹主義”，就是因資本操控政治而產生的階級分化的結果。

中國的專業化政治始於何時？答案是始於政府在中國正式出現的時候。政府在中國何時正式出現？堯舜時期。堯舜時期為何中國就能出現如此先進的專業化政治？因為那時的中國就存在根深蒂固的、獨立的道義理念。政治的專業化，是基於獨立的道義理念的，就是道義的專業化。政治業實質就是道義業，獨立而專業地提供道義服務。

西方為何至今都沒有出現專業化政治，根源就是他們至今都沒有出現獨立的道義理念。

道義在產生易經的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內核。當政府在中國出現時，正是以道義為內核設計了政治模式。當獨立的學術在中國正式出現時，也是以道義為核心，中國學術就是道義之學、義理之學。

中國傳統認為，人的道義偏好和道義水平是不相同的，有一些人，道義水平非常高，取義舍利，這類人就是“大人”、“君子”，其他道義水平不那麼高的人就是“小人”。社會就應該把那些道義水平高的“大人”、“君子”們選拔出來，讓他們專業地從事政治業，這就是孟子説的“大人之事”，其餘的人則從事經濟業，即“小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