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勝: 如果無法叫停合村並居, 我們必須爭取什麼? |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年6月新刊上市**

✪ 王立勝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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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期，圍繞是否應該全盤否定和徹底叫停“合村並居”，思想界產生了不少分歧。有的學者否認該政策的正當性，也有學者認為問題出在“好事沒做好”。王立勝先生基於曾在山東基層和縣域工作的經驗，從縣域視角出發，結合當地合村並居具體案例作了分析。他認為，有必要以縣為單位和對象進行農村研究，鄉村振興也要以縣為單位進行總體規劃佈局，不宜把簡單理解為一個一個的村莊振興，而要放在整體城鄉關係中理解。他指出，合村並居實際上在山東實行已久，卻在近期突然引發大量批評，除了個別地方的工作有問題外，也表明外界對山東農業農村發展的實踐與經驗缺乏系統性研究。在“鄉村振興”戰略下，山東的合村並居是以縣域而不是村落為單位，來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產業化的，這種產業化必然帶來合村並居的需求，未來這一需求還將擴大，朝着區域化方向發展。但這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有主導產業來支撐，二是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配套，這就對政府的超前規劃提出了很高要求。如果在無法滿足這些條件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拆村合村，不但會損害農民利益，也會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他認為，農業農村區域化發展有其必要性，合村並居在推進過程確實存在問題，但不宜因此而否定農業農村發展的總體趨勢。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舉辦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研討會，邀請了基金會理事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界的代表性學者，圍繞疫情危機的演變趨勢，未來幾年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走勢，以及中國思想界的理論創新任務等議題，展開充分研討。本文是王立勝先生在會上發言的文字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

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

修遠基金會研討會特稿

合村並居應以縣域為單位因地制宜因時而動

本來想談一下對“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認識，但是，會下好多人問起我對最近成為輿論熱點的山東合村並居的認識，我想這可能因為我是山東人，又在山東基層幹過多年，且有兩個縣域工作的經歷，可能會更多地瞭解一些情況的緣故。因此，我臨時換一個題目，談談我對山東合村並居問題的看法。沒有認真準備，不太成熟，也是一孔之見。

▍怎麼看待“合村並居”：一個理論基礎

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討論，但沒有刻意蒐集有關這次討論的文獻資料，我覺得這是地方政府的實踐問題。實踐問題的解決有實踐的邏輯，它和理論研究是兩回事。**理論研究多着眼於普遍性的規律，而地方政府的實踐多為特殊的現實問題處理。**對於一些地方政府的特殊實踐，學者們用普遍理論去處理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正常的。所以，對此也就沒有當回事。

現在有輿論説，“在新冠疫情和目前國際環境帶來深度不確定性的形勢下面，山東省大面積侵犯農民基本利益的合村並居亂作為，可能造成國家安全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循着這個思路考慮，那問題就嚴重了。合村並居不但影響到山東，還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安全；不僅是農村問題，還會成為系統性風險。

我離開山東有10年了，對山東的情況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對山東有些地方合村並居的一些做法，我本人也不是完全認同，工作中的問題肯定是有的，有些農民對合村並居不認同甚至反對，也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對合村並居這件事情全盤否定，一刀切的否定，我並不贊同對山東做這樣的批評。

其實，山東的合村並居也不是始於今天，今天之所以成為一個“事件”，引發於2020年5月6日山東省自然資源廳政務動態欄目發佈的一次會議信息。這次會議是省自然資源廳召集專家舉辦的關於《山東省村莊佈局專項規劃》的論證會。一次會議的消息引發如此規模的輿論，而且是來源於學術界的關注，並進而演化為對一個農業農村大省的重大決策的評判，且這種評判幾乎是一邊倒的批評，這確實是很少見的事情。

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呢？

首先，正確理解鄉村研究的基本理論單位。中央提出“鄉村振興”，用“鄉村”這個概念替代了“農村”的概念之後，實際上大家應該去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在“鄉村振興”戰略這樣一個國家戰略的框架下怎樣去定義農村學的研究對象問題。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也是理解合村並居這一現象的思想起點。

我們不難看出，有些學者的農村研究是以村落為研究單位或者研究對象的。這種研究對村落的研究很細緻，學者們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介入貢獻了很多研究成果。在這種研究思路下，新農村建設就會被理解為新村建設，鄉村振興就會被理解為村莊振興。

但是，這種研究的侷限性是很大的，因為受研究單位和對象的限制，研究視野必然會被遮蔽，這種研究把村落類型化，從類型化中找到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這種着眼於村落的視野，是以小農户的永恆存在為前提的，而且這些小農户只能是村落中的小農户。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反對合村並居論者，其理論前提或者理論預設，基本上是以村落的保持和小農户的存在為前提。這是他們的理論根基。**他們認為，村落不能動，即便是空心村也要保留。因為這些打工的農民，在城市裏一旦活不下去，只要村落存在，他們還是會回到村裏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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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是個巨型國家，是個超大規模國家，不僅規模大，而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在那些工業化和城鎮化比較落後的地區，這種以村落為思考單位的農村研究也許是合適的，但是，在沿海發達地區就未必適合。**所以，我主張要以縣為單位和對象進行農村研究，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也要以縣為單位進行總體規劃佈局。

我們可以看到，山東省這次會議消息很明確地説，將“編制全省村莊佈局專項規劃，指導各地完成縣域村莊佈局，制定全省合村並居規劃指導，穩妥推進合村並居。”就全省來講是“規劃指導”，重心在於“縣域村莊佈局”。山東的合村並居不是對村落進行類型化處理，而是對縣進行類型化處理，在縣域範圍內，合村並居怎麼搞，要根據各個縣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山東本身也有東西部差距問題，每個縣的合村並居規劃肯定是不一樣的。合村並居的實踐推進速度和規模也是不一樣的。

其次，如何看待城鄉關係？鄉村振興中的鄉村，不是指的村莊，不能把鄉村振興理解為一個一個的村莊振興。在以縣域為單元的鄉村振興規劃中自然包含着合村並居的規劃。根據縣域情況，有些村落可能消失，有些村落還會存在但要根據整體佈局轉換功能，有些村落可能擴容成為田園綜合體或者成為特色小鎮。原有村落的定位都要置於以縣域為整體單元的城鄉關係當中重新定位和理解。所以，“鄉村”這個概念，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山東農業農村發展實踐中是一個關係性概念，而不是一個一個的村落實體。也就是説，在以縣域為單元進行的鄉村振興實踐中，我們必須在城鄉關係中理解村落。

在這個過程中，小農户並不是不存在了，而是以在新的鄉村實踐系統中的重新定位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比如，壽光的農民，作為小農户並沒有消失，但是，他們以新型職業者的形式成為壽光新的更高級的生產組織形式中職業農民。壽光的菜農很少遷村並居，他們的承包地成為現代化的生產車間，他們的村落成為他們生產場地的職工宿舍，他們的生活則是壽光縣城。所以，我們不能脱離城鄉關係來討論村莊，要把鄉村看作一個關係概念，在以縣域為單位的整體佈局中去定義具體村落的存留。

第三，如何看待農業產業化問題？農業產業化的實踐開始於山東，農業產業化的理論也起源於山東。山東的農業發展受益於農業龍頭企業的拉動。有些學者認為，農業產業化沒有普遍意義，山東的農業龍頭企業做大了，把相關的農業產業壟斷了，其他省的龍頭企業就沒有產生的機會了。有的學者認為，農業龍頭企業污染環境，造成生態破壞。還有就是，農業龍頭企業的發展一定伴隨着資本下鄉，而資本下鄉也有風險。對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羣眾來講，有政治風險，資本強大了容易控制基層政權；對企業來講，投資農業，成本難以控制，不會賺錢。

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必然要佔地經營，必然要建設工廠，合村並居實際上也是農業產業化的必然結果。所以，反對合村並居的學者，一般也會對農業產業化有異議。就山東的農村實踐來看，合村並居與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有着內在的聯繫。

我認為，對山東合村並居作法的全盤否定，有其理論根基，也有其經驗根據。其理論根基就是把“農村”“鄉村”簡化為“村落”，以村落為研究對象進行農村研究，而其經驗基礎則主要來源於中部地區的農村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的經濟發展之所以比較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縣域的整體發展意識比較強，縣域的競爭成為發展的強大動力。**每個縣都有自己持續不斷的發展戰略，都是以縣為單位進行整體佈局，整體推進。儘管有些學者説來過山東，調研過幾個縣市，但是，山東的農村發展水平差距也很大，個別縣市的調研未必能夠整體反映山東的實際情況。事實上，合村並居的最初實踐來源於山東的東部地區，這都是十幾年以前的事情了，這些實踐也沒有成為“事件”，想真正地瞭解山東應該到山東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農業農村區域化發展戰略框架下，“合村並居”到底有無必要？

從過程的角度看，山東的農業農村發展經歷了一個逐步躍遷的過程：聯產承包責任制——商品經濟大合唱——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產業化，目前正向農業農村的區域化發展。這個過程的基礎是農村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表現形式是農業組織方式的不斷變化，隨之而來的是農民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和農村空間佈局的不斷重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伴隨着合村並居的需求，而且這樣的需求將會不斷增大。龍頭企業往往是在村落誕生，企業的不斷發展自然會帶來用地需求的擴大和農民改善生活條件需求的增大。周邊村落被這種強村合村並居就成為必然。

截止2019年底，山東省縣級以上重點龍頭企業6589家，其中國家級龍頭企業106家、省級龍頭企業901家、市縣級龍頭企業5582家。這些龍頭企業帶來的合村並居是具有必然性的，是生產方式變換對生活方式變化帶來的必然要求。隨着實踐的發展特別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由過去的單一的農業產業向着一、二、三次產業融合發展，這就有了區域化的要求，山東省把這種在一定區域範圍內的由龍頭企業帶動的一、二、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模式叫做“新六產”。這種區域化的發展模式中，不僅一、二、三次產業的產業鏈在這個區域內實現融合，而且實現了價值鏈在這個區域內的融合，還帶來了這個區域內的原有村落的重新佈局，也就是實現這個區域內的合村並居。

這種農業農村發展的區域化首先是實現了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繼而帶來了農民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改變，這不僅是生產組織方式的重構，也是農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個方面的全方位的重構，我們把這種新的區域化的農業農村發展所形成的農業農村組織形態叫做“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幾乎可以容納了該地域範圍內原有的所有農民，同時也引進了鄉村振興所需要的資本和人才，充分利用了這一區域範圍內的資源要素，既使生產方式發展到現代化的水平，又通過經濟利益的分配重構了基層社會基礎。

認真體會中央關於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我們不難看到，鄉村振興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框架和“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的一項戰略安排。如果説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那麼，鄉村振興的總體目標也就應該是農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種區域化的鄉村振興路子就是一種既符合黨和國家政策邏輯又符合縣域實踐邏輯，還是順應廣大農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邏輯的必然選擇。從這個過程的演化來看，合村並居不是哪些領導幹部的主觀選擇，而是隨着經濟社會發展而必然出現的由政府指導、市場推動、農民主體選擇的綜合互動過程。

我在濰坊工作過10多年，可以説，我是這個過程的親歷者，一定程度上講也是推動者、實踐者。商品經濟大合唱、貿工農一體化都是為了解決聯產承包責任制興起以後的小農經濟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而作為系統解決這一矛盾而出現的農業產業化，對於推動山東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鄉村振興的區域化發展戰略，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發展的問題，而是產業和區域的融合。目前，在山東省、在濰坊市已經有很多這種區域化發展的案例。這種區域範圍大小是根據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來確定的，這個區域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大小也不一定。比如青州市九龍峪就是鄉村振興區域化的一個典型。這個區域大概40平方公里，其主導產業是旅遊業，原來住在這裏的農民都被安置在一片二層別墅裏面。所有的村民不管多大年齡，只要你能夠勞動都可以就地工作。這個地方十幾年前就完成合村並居了。

**山東農業農村發展有三個模式：壽光模式、濰坊模式、諸城模式。**濰坊市委市政府委託我們做三個模式提升的研究。我們經過總結濰坊的發展經驗提出了一些建議，其中就建議要大力推進區域化發展戰略。我們提出縣市黨委政府可以根據區域內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以20平方公里到50平方公里為單元，進行區域化整體性規劃和創意，充分調動政府、企業和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行區域化的整體改造與發展。區域化的整體佈局自然會涉及到產業佈局和村落的重新佈局。

當然，這種區域化發展是要有前提條件的。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主導產業來支撐。比如，青州九龍峪主導產業是旅遊，旅遊業對就業的拉動和對農民的增收，作用是很大的。有主導產業自然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龍頭企業。只有這樣，才能安排所有勞動力就業。

比如，昌邑南部有一個田園綜合體，也是幾十個平方公里。它的產業是種植和加工生薑，原來的大姜種植水平很低，產品價格比較便宜，他們提升種植生薑的科技水平，生產有機大姜，賣到60多塊錢一斤。這個區域內的所有村莊，有的改造提升，有的拆掉合併，有的為了接待遊客被改造成了民宿，進行區域化重新佈局。

比如，臨朐縣九山鎮有一個薰衣草小鎮，那裏是臨朐縣最偏遠最落後的地方。他們規劃了一個50平方公里的範圍，該區域涉及到10多個村，16000多人。這個地方原來沒有什麼產業基礎，薰衣草產業是硬找出來的。17年前有一個企業家進山，覺得這個地方好，農民淳樸厚道，但比較窮。他就決心找到一個可以促進發展的支撐點。他了解薰衣草的價值，但也知道薰衣草不好種。中國的薰衣草只有在新疆種植成功了。他找了土壤專家、植物專家來研究這個地方可不可以種植薰衣草，結論都是“不可能”。就這樣他還是不死心，他跑到全世界蒐集薰衣草到這裏來試種，經過九年的試種馴化，終於成功。薰衣草全身都是寶，種植、加工、旅遊，三產融合。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配套。這種區域化推進戰略，一般是由政府規劃區域和範圍，企業和區域範圍內的村落作為實施主體，政府和企業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在區域範圍內，基礎設施一般都是很先進的，包括重新佈局的新村落，與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包括學校和醫院。這樣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在這個區域內就同時解決了。

以縣為單位搞鄉村振興規劃，在縣域範圍內根據情況實施區域化戰略，在區域內把村落類型化，該撤併的撤併，該提升的提升，該轉型的轉型，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規劃。**正如我們的領導人所説：“隨着經濟社會發展，一些村落會集聚更多人口，一些自然村落會逐步消亡，這符合村莊演進發展規律。關鍵是要做到規劃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縮減、哪些村做大、都要經過科學論證，不要頭腦發熱，不顧農民意願，強行撤併村莊，趕農民上樓。”**實施的過程也不能搞運動，要根據實際情況穩妥推進。要在過程中解決問題。最後形成區域範圍內的基礎設施配套齊全、公共服務與城市均等、能夠使廣大農民安居又樂業的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這樣的鄉村振興才能實現中央提出的打造“現代版的富春山居圖”。

**新的形勢下的農業農村研究，首先要把縣類型化。山東的東西部地區差距很大，就是發達的東部地區中縣域發展也不平衡。**縣域的實際情況決定了縣域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步驟。**我們研究的濰坊模式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徵。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它凸顯了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大工業與大農業並存的特徵。**而且濰坊範圍內的各個縣域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都有自己的特點。總體看來，整個濰坊是穿插在沃野之中的城市羣。而且，這個城市既不是像珠三角一樣靠外來力量的催發，也不像長三角一樣靠大城市的拉動，它是從農業起家，靠農業產業化拉動，具有強烈的內生性質。所以，拉動就業比較充分。

據我們研究，濰坊的農民工打工除了臨朐縣外，80%以上都是在縣域內流動，90%以上都是在濰坊區域內。所以濰坊基本不存在什麼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問題。年輕人在城市裏面安家或者回到農村，但是，他們回到那個農村就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了，而是被重構了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

遺憾的是，長江三角洲因為有費孝通提出的蘇南模式而備受學者們的關注，珠江三角洲因為是改革開放的前沿而吸引學者們的目光，再加上當地黨委政府特別重視對這些經驗的研究，所以，研究成果非常多。而山東的農業農村發展經驗很少有學者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合村並居”過程存在問題，但不宜因此否定農業農村發展的總體趨勢

不難判斷，合村並居過程中的問題肯定是存在的。有些可能是不具備合村並居的前提條件而強行推進，有的可能是推進過程中存在方式方法問題，有的可能是補償太低或者安置過程中的問題農民有意見。不管是哪個方面的問題，是超越了階段和條件的盲目行為，還是過程中出現的方式方法問題，都應該正視，都應該認真去解決。一切要從農民的利益出發。但是，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合村並居是必然的現象，也是農業農村發展的總體趨勢。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當然，説是總體趨勢也不是説，農村所有的民居都拆掉。其實，合村並居濰坊早就有經驗可循，諸城在這方面行動比較早，目前諸城已經沒有村莊了，全部都叫農村社區，雖然他們的實踐在當時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十幾年過去了，總體上還是成功的，諸城的農業農村發展已經開始了規模比較大的區域化發展階段，他們明確提出了“生產園區、生活社區、生態景區”三區共建共享的總體思路。這也是“諸城模式”的提升戰略。聊城市“按照社區化建設、片區化發展、景區化打造的思路”來推進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共融”，而且明確提出生產方式變革是村莊融合的前提。實質上是我上面講的農業農村發展的“區域化戰略”。

總之，是不是進行合村並居，何時進行合村並居，進行多大規模的合村並居，都要根據這個縣域實際情況來確定。作為省一級出台指導性的村莊佈局規劃意見，進行分類指導，也是完全應該的。即便是做出了規劃也並不是在短期內或者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這個規劃。但是，規劃必須是超前的，如果規劃不超前，在那些將來要撤併的村莊進行新的建設，那將來不是會造成更大的浪費嗎？

規劃要超前，規劃的實施確實要回歸到各個地方的情況。各個地方的歷史傳統與現實情況都不同。説幾句比較抽象的語言，我們要從“歷史本體論”的角度認真思考當下的一些問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以歷史為本體的，歷史本身就是處在變化中。我們哲學所的趙汀陽先生説，中國的形而上學不是西方話語中的“存在”，而是講得“變在”。中國的哲學是關於“事”的哲學，講究的是“理在事中”“道在事中”。事情永遠處在流變的過程之中，中國的思想觀念強調的是變易，要從變化的視角看問題，我們觀察問題，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靜止的思維處理變化的世界。

我認為，合村並居的爭議，倒是給山東理論界提出了一個任務，關注現實中的問題，提煉實踐中的經驗，這些年山東的農業農村發展實際上是有成績的，農業農村理論界應該怎樣去建構真實的山東發展話語和講好山東的故事呢？要知道，山東的實踐和經驗一定是中國理論和中國故事的不可缺少的經驗素材。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舉辦 “疫情危機與未來形勢演變及中國思想理論界面臨的任務”研討會。本文是王立勝先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本人審定。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並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