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成辱華最嚴重地區，根源在其文化基因：脱中入西的民國思維原創_風聞

台蔡歷 蔡子曰 4月10日

近日，世衞組織譚德賽公開批評台灣，説近兩個月所遭受的侮辱，甚至包括人身攻擊、種族攻擊，主要來自台灣。

台灣攻擊譚德賽，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以譚德賽為領導的世衞組織，能夠做到尊重事實，高度讚賞中國的抗疫舉措，並且號召世界應該向中國學習。

如果疫情僅僅侷限於中國，而沒有在全球爆發，尚且看不出，譚德賽的偉大，看不出世衞組織的偉大。中國和西方在抗疫上冰火兩重天、天淵之別的事實，讓譚德賽和世衞組織的偉大清晰呈現。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世衞組織如何讚揚中國一直心存不滿，美國甚至以拒交會費做威脅，事實上它也是欠費的。以致於譚德賽説：“沒有必要，你有更多其它的方式來證明你自己。這次的病毒不是用來搞政治的，這樣做就像在玩火。”

如果説台灣是美國的一條狗，顯然，這條狗比其主人叫的更兇，以至於對譚德賽的辱罵，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台灣。

此時此刻，辱罵譚德賽，就是辱罵中國。台灣人對譚德賽的不滿，根源在對中國大陸的不滿。譚德賽就是因為支持中國而捱罵。譚德賽之所以支持中國，完全是基於抗疫的事實。

這説明一個基本的事實，對中國大陸的否定，包括造謠和辱罵，最嚴重的地區不是歐美、美國，而是在文化和政治上投靠於美國的台灣地區。

這很象在日本侵華時期，更狠的是偽軍，而非皇軍。

如今的台灣和當年的日偽軍一樣，都是徹底的文化投降主義，甚至台灣更甚，因為台灣對西方文化的投降是真投降，當年偽軍不見得是日本文化真投降，很多可能是為追求眼前利益。

那麼今日之台灣，為何陷入對歐美的文化投降主義，以歐美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為榮，一心要投靠和加入這個圈子，而以中國文化為恥？

此前因競選美國總統而走紅的華裔楊安澤，就是台灣籍，近日居然發文説，對自己身為亞裔感到“有點羞恥”。讓他感到羞恥的，更準確地説是華裔。楊安澤可以説是整個台灣文化的縮影。

台灣文化投降主義的文化基因，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帶去的，這種文化基因可以稱之為“民國思維”。國民黨就是民國思維的良好繼承者，現在的民進黨，只不過把民國思維進一步發揚光大而已，在文化投降上道路上走的更遠、更深，以至於喪失基本的人性，甚至喪失基本的智商，讓人噁心。

對如今之台灣，大陸網友戲稱為“蛙島”、“呆灣”、“一國兩智”，都是合乎基本事實的。

説到“民國思維”，台灣和大陸實際上是共享的，即便在當下，民國思維在大陸依然存在，為公知派所秉持。公知派就是民國思維派，或簡稱民國派。目前因寫武漢日記而名聲大噪的方方，就是公知派、民國派的典型代表。

也正因為民國思維也在大陸存在，所有我才花時間寫這篇文章，如果僅僅在呆灣、蛙島存在，我才懶的寫。只是民國思維這種病，台灣遠比大陸嚴重，在台灣已經病入膏肓，而在大陸則正在自愈。“公知”在大陸已成貶義詞，近日之方方在大陸已成過街之鼠，人人喊打，就是正在自愈的表現。

民國思維的核心就是在文化上“否中崇西”、“脱中入西”、“脱儒入西”，即在文化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徹底否定儒家，甚至惡毒地辱罵之，同時徹底地肯定和頌揚西方文化。

之所以稱之為民國思維，因為這種思維是在民國時期形成的，而且是民國時代的主導、主流性思維。而民國思維的源頭則在日本，是由甲午海戰之後，蜂擁至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帶回中國。

甲午海戰之前，中國儘管在軍事上接連失敗，但是並未喪失“文化自信”，並未想要否定中國文化，而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甲午海戰慘敗給日本後，中國開始盲目地羨慕和學習日本，而當時日本則是“脱亞入歐”的明治維新文化。“脱亞入歐”的實質則是”脱中入歐”、“脱儒入歐”。

當中國搞洋務運動時，日本則在搞明治維新，但在文化上主張則截然相反。洋務運動只認可西方之技術和經濟，而不認可其文化，依然以蠻夷稱之。而日本則不僅認可其技術、經濟，也完全認可其文化。而且日本認為，技術、經濟與文化是一體的，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經濟，必須首先學習西方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

同時，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明治“啓蒙思想家”們，不僅將其儒家傳統視作日本落後的根源，而且將其視作文化上西化的最大障礙。於是，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西化。這樣，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就被看成日本進步的前提，西化的前提。

日本在中國唐朝時期就開始系統性地引入中國的文化和制度，至明治維新已經1000多年。因此，明治前，儒學也是日本學術的核心，儒家也被視作日本的傳統。實際上，由於社會背景的差異，日本從來未學得儒家思想之真諦，而只知其皮毛。福澤諭吉等人對儒家的否定實為栽贓。

遺憾地是，當時中國年輕的日本留學生們，將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視作明治維新的全部勝利，視作明治維新文化的勝利。他們前往日本學習的，就是明治維新文化，就是脱亞入歐、脱中入歐、脱儒入歐。

當這些年輕人在日本學成歸國後，就將明治維新文化原封不動地搬運到中國，就成為“民國文化”、“新文化”。其高潮就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幾乎都是日本留學生，魯迅、陳獨秀、錢玄同、蔡元培之流統統都是，唯一一個例外是胡適，他是留學美國。

事實上，開啓民國時代的辛亥革命，也是受日本影響的結果。同盟會就是在日本成立，發動辛亥革命的革命軍領袖，也絕大多數都是日本留學背景。比較諷刺和戲劇的是，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清廷公派過去的。清朝政府支持日本留學，本意是學習日本先進的軍事技術，保衞清廷。

這意味着國民黨與民國思維有着根深蒂固的關係。國民黨的兩個核心領導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有旅日經歷，孫中山甚至還取了個日本老婆。其他高層領導也大都有日本留學經歷，後來也有一批是留美的，譬如宋子文就是哈佛畢業。

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一經成立，作為其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廢止讀經，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學術，徹底否定四書五經，而主張教育全盤西化，引入西式學校教育。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然後北大就成為留日人員的聚集地，成為引入日本文化的基地，於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更深入、更系統地否定和辱罵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運動開始了。中國西化的、西學的學術範式和教育範式就是在這個期間所形成，直至當下。

可以這麼説，國民黨既是民國思維的締造者，也是民國思維的嫡系繼承者。

儘管共產黨也是由民國文化所孕育，但是，兩個原因導致共產黨在逐漸遠離民國思維。

第一個原因是，儘管馬克思主義也來自西方，但是在西方居於邊緣地位，甚至為西方所反對。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注意，源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通過俄國的革命實踐來學習馬克主義的，並非直接從西歐引入。

第二個原因是，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從未出過國的毛主席便成為共產黨事實上的領袖，有留日背景的陳獨秀則被撤職。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是民國思維的主要締造者之一。這意味着在思想和精神上，陳獨秀與國民黨是一丘之貉，最終導致其“右傾投降”。而毛主席則更強調尊重中國實際，主張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眾。這些都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而毛澤東思想則是共產黨的思想基石。

這也導致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根本區別：國民黨堅持民國思維，否定中國文化，崇尚西方文化，脱離中國實際；共產黨則強調理論聯繫實際，更尊重中國的實際，尤其是最基礎的實際。這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所在。

蔣介石逃亡台灣，也就把民國思維，帶到台灣。一開始寄希望於美國的幫助，反攻大陸。後來又謀求“獨立”，甘願做美國的附庸。這使得台灣又把脱中入西的民國思維發揮到極致。

而共產黨則由於以中國實際為本，紮根基層，成功推動了中國的革命實踐、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從而也很好地繼承了中國文化。中國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實現民族獨立和經濟崛起的同時，依然保持了文化的獨立。不僅沒有出現文化上的西化，反而出現反西化，一直堅持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進行爭鋒相對的鬥爭。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與美國直接進行軍事對抗，並戰勝之。當下正與美國進行針鋒相對地貿易戰，就目前的情況下，也是完勝。

目前共產黨正在領導中國實現民族復興，重拾文化自信。目前，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和文化自信的最大障礙就是依然在中國大陸存在的民國思維，尤其以學術界、媒體界為重災區。因此，中國勢必需要一場學術革命，以破除民國思維，破除民國時期所建立學術範式。

中國文化根本並不在學術上，不在四書五經，不在孔子，而在社會實踐，尤其是基礎人們的生活生產實踐。這就是孔子所説的：“禮失而求諸野”。中國文化的傳承實際上有兩條線，一條是學術線，一條是實踐線。

民國思維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僅僅是在學術層面，即讓中國文化傳承的實踐線中斷了，但是並無法讓實踐線也中斷。在學術線上，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一致的，都是秉持民國思維，而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

但是，在實踐線上，國共兩黨截然相反。國民黨脱離中國實際，尤其是脱離基層實際。這意味國民黨在實踐線上也未能繼承中國文化。而共產黨則以中國實際為本，尤其是以中國繼承實際為本，主張密切聯繫羣眾、為人民服務，這使得共產黨能夠在實踐線上很好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

當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對中國實際的脱離當然更嚴重，以致後來的民進黨台獨乾脆要在文化上去中國化。

一度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台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比大陸好。這是無知之論。殊不知，中國文化的根本在中國大陸的民間基層，在“禮失求諸野”。遠離中國大陸的台灣，在中國文化上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學術上否定中國傳統文化，這是“禮失”，請問到哪裏“求諸野”。

實際上，遠離大陸的台灣儒學，包括香港的、美國的，這些被稱之為海外儒學的“新儒學”，實質上都是舉着儒學反儒學的偽儒學，都是企圖用西學改造儒學，企圖讓儒學成為西學奴僕的“儒奸”，都是投降主義儒學。

大陸儘管在學術上也反對儒學，但是，由於大陸的發展是尊重基層實際的，是“禮失求諸野”的，因此實際上大陸很好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繼承了儒家的核心精神。

文化自信，復興文化，並不是説，讓死的文化復活，將自信掛在死的文化上，而只是對在實踐中存在，並在內核上支撐中國實踐的基本精神識別出來，並進行認可，給與其名分即可。這個過程也是思想變革、學術變革。

即現在的中國有儒家之實，而無儒家之名，因為中國在學術上否定儒家，但支撐中國生活和生產的最深層精神依然是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