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_風聞

  由於突然暴發的疫情，致使世界經濟處在了明顯地滑坡過程中，我國雖然通過努力，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措施得當、全民積極防疫下，避免了疫情對我國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傷害，但經濟發展也受到一定的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着新的、嚴峻挑戰。

如何適應新的經濟形勢順勢發展，如何面對挑戰，將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特別是中央領導在今年兩會提出一個六億人口月收入1000元的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若細分，還有月收入低於1000元的。

也就是説，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走發達國家的路仍然很長，任重道遠。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而解決這一矛盾現在看，具體着力點則在這六億人口的1000元上。

一，準確認識六億人口月收入1000元的現狀。

在下理解，關於六億人口月收入僅一千元實際上指的是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這六億人口雖不屬於貧困人口，但確屬很低收入羣體。況且它並不是一個小數，數量較大，佔到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因此，收入水平偏低反映出它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或許可以説它是影響到經濟發展動力的問題，解決好這一問題將會使我國釋放出更大的發展潛力。在下以為，為解決這一問題，應從四個方面對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加深理解。

一是，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證明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偏低，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事實反映的是從世界角度來看國家整體發展還是處在相對落後的地位上，不能被第二大經濟體所迷惑而自滿，也不能被一些領域領先世界先進水平而自得，我國離發達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還是處在追趕世界先進國家的階段。

此外，我國與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在於，既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發展，不僅是在國家整體上要努力趕上世界發達國家，本質上還是要讓全體人民都過上美好生活。因此，解決好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關係重大，社會主義國家在讓全體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解決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需。

二是，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反映的不是某個別地區的羣體收入水平低，個別領域羣體收入水平低，而是指全體人民中不同的一些階層、不同的一些羣體收入水平低；不是隻有農民羣體收入水平偏低，城市中同樣存在收入水平偏低的羣體；不是隻有不發達地區存在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我國的發達地區也存在着收入水平偏低的羣體。同時，收入水平偏低還反映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收入水平偏低必然同時伴隨着實際生活水平偏低的問題，也就是六億人口離過上美好生活距離偏遠的問題。

三是，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還反映的是國家整體發展中雖相比過去更多地照顧到了弱勢羣體，加大了照顧收入水平偏低的羣體，但現實存在着的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讓全國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仍是經濟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實現較大幅度提高六億人口收入水平的目標，需要兩手抓，一手抓較快提高收入水平偏低羣體的收入水平，這是解決貧富差距的重點，另一手要抓降低極富羣體快速擴張財富的速度和範圍，改變財富大幅流向極富羣體的現象，改變財富高度集中到個人手中的現象。

四是，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還反映的是今年國家整體上基本解決貧困問題之後，相當數量人口的生活水平偏低的問題就需要提上日程，大幅提高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和提高低收入羣體生活水平將成為經濟發展中新的攻堅戰。也應該像改變貧困人口的攻堅戰那樣來解決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需要強調的是，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更多地集中在農村地區。

二，準確認識形成偏低收入水平人口的原因。

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為什麼仍然存在着這麼數量龐大的收入水平偏低的人口？按照某些經濟學家的説法，我國的經濟發展理想狀態應該是一個兩頭尖中間粗的態勢。收入偏低的極極少，收入偏高的極極少，中間收入的人口占絕大多數。這種狀態基本屬於共同富裕的狀態。但現實是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仍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並沒有達到經濟發展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理想狀態，也就是過去常説的改革的紅利沒有涵蓋到所有人口。當然，籠統講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不平衡所致，但具體原因卻是多方面的，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具體原因。

一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表現在多方面，這種不平衡不僅是表現在不同領域上，更突出地表現在地區發展上。由於不同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由於同一地區的不同經濟領域發展的不平衡，也由於農村的發展沒有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都成為最終導致出現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情況的原因。其中不僅有相對落後地區發展慢的因素，也有發達地區存在相對低收入階層和人口的因素，還有一些地區雖非貧困地區但發展遲緩沒有跟上國家整體發展的速度和水平的因素。也就是説，多方面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致使出現較大數量的收入水平偏低的人口。

二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與經濟發展重心放在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有關。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個非常典型的傾向，就是經濟發展重心的取向偏於沿海、相對發達的地區和重要城市。客觀上這能使條件有利和相對優勢的地區得到較快的發展，能較快的提高國家的經濟發展整體的速度和水平。這種重心偏向帶來的不僅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較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較快，重要城市經濟發展較快，也帶來了內陸地區發展稍慢，而邊遠地區發展緩慢，農村發展緩慢的現象。

當然，這不完全是國家政策原因所致，也有地理地質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市場經濟選擇性的影響。在改革開放長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開放的力度和速度在市場的引導下不斷地向沿海地區和相對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傾斜，向城市傾斜，屬於典型的馬太效應體現，原本落後的內陸地區、邊遠地區、農村地區明顯被忽視。這自然表現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斷拉大，逐漸形成較大規模的相對收入水平偏低的人口。

三是，我國沿海、較發達地區、重要城市經濟發展不斷加速產生某種吸納效應，也是導致內陸地區、邊遠地區、農村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發展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客觀上，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發展加快後不是隻有正在不斷地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表現，其中產生出的吸納效應並不利於國內經濟發展的平衡，不利於發展緩慢的地區。這種吸納效應導致落後地區的各種資源特別是人才資源逆向流動到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雖使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的經濟效益提高，發展加快，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內陸地區、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發展的基礎和後勁，導致這些地區發展出現相對越來越落後的現象，也是出現收入水平明顯偏低人口的重要原因。

況且這種吸納效應不是僅僅影響到內陸地區、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還明顯影響到一些原來內地單一產業的老工業基地的一些地區，進一步擴大了收入水平偏低人口的範圍。

一般理解，內陸地區和邊遠地區包括原來的一些工業基地的人口，特別是農業人口走出來到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打工，是有利於本地經濟發展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客觀上它對落後地區來講是一種本大利微甚至是賠本的經濟現象。

簡單想非常清楚，幾百萬幾千萬上億的邊遠地區、內陸地區和農村地區的人到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帶去的是什麼？廉價的勞動力和龐大的消費能力。他們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當地創造出鉅額的社會財富，但他們所獲僅僅是鉅額財富的極少部分的工資而已，況且他們無論如何省吃儉用，帶回家給家鄉做貢獻的只佔工資中的較少一部分，工資更多地成為當地消費大軍的組成部分，對家鄉的經濟發展貢獻雖不能説是微不足道，但在這種交換中，誰得到的利益更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説這叫得不償失，但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所獲遠比那些打工者所獲工資給家鄉帶來的好處大得多。也就是這種打工沒有為整體改變收入水平偏低人口上做出多大的貢獻，否則就不存在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情況。

四是，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外向型經濟所佔比重過高，不僅導致經濟對外依賴性加大，還導致人才、資金向外流動的過快過多，無暇顧及國內的落後地區，這從我國與美國的貿易戰中能看出。我國很大的一部分經濟取向是面向世界的，中國製造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唯一的，大家都以此為榮，但這種現象也有一定的弊端。一般人把這看成是外國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可反過來説也是中國製造對外國需要的依賴。這種依賴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的大量勞動力只是在為外國的需求打工，其打工所獲遠不能與外人所獲利潤相提並論，特別是那些合資企業主要利潤都流到國外，按照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不划算的；第二個是國內的大量人才和資金流向國外，明顯減少了國內那些落後地區發展需要的人才資源和資金來源。

當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這種現象使國內經濟產生外流的現象。也正是由於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發展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特別專注於國際市場，重點瞄向國外而不是瞄向國內，從而沒有起到帶動國內落後地區發展的作用，這也是導致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説，總體看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出現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不是一種意外。過去有種説法，代價説。貧富差距拉大是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需要付出的代價，姑且是這樣吧。問題是代價付出後是到該解決的時候了。大幅提高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時機已經成熟，大幅縮小貧富差距、加快共同富裕的進程越來越必要，確實可以把它説成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

三，準確提出解決低收入羣體存在的措施。

如果説，解決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那麼解決六億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就成為國家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課題。

很多人提出，公有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選擇，這思路、大方向應該是正確的，但作為思路、大方向還是需要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來支撐，最主要的是需要有現實的實現途徑。

如今我國不再是改革開放前的那種國情，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且不説國家的快速發展和在全球經濟鏈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舉足輕重，本身的經濟結構業已發生重大的變化，國家原有的公有制體系在經濟組織構成中已非當年的全面化和普及化，早就變成在國家經濟組織中的精英式存在，骨幹式存在，重點式存在，只把握重點、關鍵領域，只把握重大民生的領域。在全國範圍內，公有制已不體現在擁有企業的數量上，加上近一段時間的混改，從國家角度講公有制還佔主體，但從經濟組織的角度講這個主體地位就不是從量上來表達的，這意味着現有的公有制體系雖能對解決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做出較大的貢獻，但要根本改變這一狀況還需要更多的援手。

所以，在我國現在的國情和現有的條件下，需要研究制訂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有效的措施，需要出台一些見效快，成效顯著的政策來解決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

依前所述，這六億收入水平偏低的人口主要分佈在內陸地區、邊遠地區，主要分佈在農村地區，還有一些分佈在逐漸萎縮的城鎮中，其中農村人口占的比重比較高。因此，出台提高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政策應是有針對性和多方面的，對不同的偏低收入水平的人口應有不同的措施。

一是，國家在產業政策上應有較大的傾斜。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其它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就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在大方向上把握國家的發展走向。過去，不管是由於政策原因還是市場經濟因素所致的偏重沿海、較發達的地區，偏重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態勢應該有一定程度的改變。過去我們有一個説法叫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借用一下，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也有一個重心轉移的任務，應該把重心轉向落後地區、邊遠地區、農村地區，應從政策上對落後地區、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傾斜。過去我們建特區很成功，源於政策特殊。如今應借鑑這一經驗，把內陸落後地區、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理解為特區，為解決六億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實施一些特殊政策。如在人才流動上，在投資上給與實際的優惠。今後國家在整體重大項目投資、特別是新特產業的佈局上，優先佈局、投資落後地區、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

二是，鼓勵發達地區和沿海富裕地區以及重要城市將先進、新特產業向落後地區、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轉移，研究如何發揮農村人口、農業人口在當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充分調動農村人口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性。凡是向落後地區、邊遠地區、農村地區轉移先進產業、新特產業的從税收上、產業佈局上不僅國家給與優惠，富裕地區也應該利讓三分給與特殊優惠。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讓富裕地區對落後地區出現新的吸納現象，真正做到先富帶後富。

三是，國家全面調查六億收入水平偏低人口的具體分佈情況，在國家暫時不能實現在教育、醫療全民免費的情況下，在一定的時期內給這些收入水平偏低的人口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就業上更多的關心和照顧，特別是對偏低收入水平人口給與更多的優惠政策扶持，從另一角度來提高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

四是，農村地區收入水平偏低人口應該能從發展公有制中獲益。新農村建設應該考慮堅持立足於集體經濟和公有經濟的發展，探索集體經濟發展的新路，特別是要利用城鎮化人口轉移的機會，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小農經濟永遠也富不起來，必須發展社會主義農村的集體經濟，同時要防止農村再度出現貪佔集體經濟，變集體財富為個人財富的現象，從而為有效解決農村地區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打下基礎。另一方面，農村地區發揮公有制的優勢來解決人口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還要促進農業的產業化和農業的工業化。

總之，挑戰也是機遇，抓住這一機遇我國的經濟發展一定能再上新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