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遭受輿論攻擊，偽軍之害重於皇軍，病根在學術和文化_風聞

抗疫成功的中國，而且在盡力援助全球之際，卻遭遇歐美瘋狂的輿論攻擊，甚至揚言向中國索賠。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需要從三個層面看。

第一個層面，能夠阻止輿論攻擊和賠償訴求被落地執行的，最終靠軍事力量。以中國現在的軍事實力，會讓這種輿論攻擊和訴求保持在“胡鬧”層面。

第二個層面，中國所承受的輿論攻擊，有來自國外的，也有來自國內的，但是最嚴重的攻擊，並不在國外，而是在蕭牆之內，偽軍之害重於皇軍。

第三個層面，輿論並非獨立存在的，而是學術和文化系統的延伸。中國之所以出現輿論被動，病根不在輿論，而在學術和文化，是學術系統和文化系統存在根本問題。要徹底消除輿論被動，必須進行根本性變革，重塑學術和文化系統。

下面分別展開説一下。先説第一個層面。

這次疫情把歐美國家的蠻夷屬性、流氓屬性、強盜屬性再次暴露，歐美對中國的組團攻擊，也讓銘記近代史的中國人，依稀感到重回鴉片戰爭時代，重回八國聯軍時代。

事實上，晚清時期的中國正是將歐美視作蠻夷，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在這一點上，無疑晚清人是正確的，現代將歐美視作文化上先進的發達國家則是錯誤的。

歐美依然蠻夷，但是中國早已不是晚清時的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已經遠超越歐洲，直逼美國。

中國在短期之內迅速戰勝疫情，並盡力支援全球，包括歐美，而歐美卻在兩個月之後讓疫情失控，然而，歐美國家不僅不反思自己的錯誤，感謝中國的支援，反而在以特朗普為首的政客們的鼓動下，企圖嫁禍於中國，手段極其卑劣。

對付強盜屬性、蠻夷屬性畢露的歐美國家，最終的手段是軍事。毫無疑問，如果中國的軍事實力依然象晚清一樣羸弱，“新八國聯軍”第二次火燒圓明園將成為事實。

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沒有發生朝向中國的根本性變革之前，中國必須將其視作蠻夷，也必須堅持發展不動搖，不斷提高自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以形成對歐美佔絕對優勢的經濟和軍事威脅。

中國應該以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方式對待西方。一方面要憑藉經濟和軍事上硬實力打擊之，另一方面，打擊的目的並非窮兵竇武和謀取私利霸權，而是在阻止西方撒野的基礎上教化之，讓其拋棄蠻夷屬性，接收中國的道義文化，使其道義化、中國化。

西方的蠻夷屬性一天不去除，這個世界將一天不安寧，而有能力教化西方，弱化和消除其蠻夷屬性的，唯有中國。

下面説第二個層面。

長期以來，中國所承受的輿論攻擊，不僅有來自國外歐美的，也有來自國內公知的，而且國內公知之害，遠遠重於國外。國外的政客是皇軍，國內的公知則是偽軍。

消除輿論攻擊，應該從國內抓起，“攘外必先安內”此時是正確的。只要中國人自己能夠團結在一起，並在這個基礎上，維持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持續提高，讓中國愈發強大，歐美的輿論攻擊將會自然逐漸微弱，直至最後徹底消失。那時，歐美的輿論形勢將會出現反轉，轉而讚揚和崇拜中國，一如17、18世紀西歐曾經興起中國崇拜一樣。

公知羣體在內部對中國進行輿論攻擊危害更大，一方面會憑藉其學術身份迷惑羣眾、動搖民心，另一方面，一些公知是大學中的教師、教授，會將這些或顯或隱的輿論攻擊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毒害下一代。

可喜的變化是，最近幾年人民大眾正在覺醒，不僅對來自西方的輿論攻擊越來越反感，也對來自公知的輿論攻擊也越來越反感和敏感。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公知”一詞內涵越來越貶義化。

疫情期間以寫《武漢日記》“火”起來的方方，以及竭力維護方方立場的知識分子們，就是公知的典型代表。方方在國內輿論中，已成人人喊打之過街之鼠，説明在國內民眾對公知派對中國所施加的輿論攻擊以及極其厭惡。

説到公知派，就不得不提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的第一大公知張東蓀(1886-1973)。此人早年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後來極度親美，甚至恐美。新中國成立後，他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但依然在內心反對中央的“反美親蘇”政策，對與美國敵對感到恐懼，於是就幼稚地企圖通過自己的私人力量向美國傳達善意，希望美國不要以中國為敵，不要攻擊中國。

正是在這種心理支持下，當張東蓀碰到了自稱與美國方面有聯繫而實為美國特務的王志奇時，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從天津來告訴張東蓀，美國決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正在進行計劃，張東蓀充滿了焦慮，他對王志奇説:“能不能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就是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

在與王志奇接觸的過程中，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張東蓀拿出了一份政協名單，並將其中認為可與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筆勾出。不僅如此，張東蓀直接掩護了與其接頭的台灣保密局情報人員，並提供私藏的電台。其中最重要的情報：宋時輪率領九兵團入朝這一信息、軍列的運行時間、可能的投入方向，就是通過其提供的電台傳送出去的。

最後説説第三個層次的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下中國之所以會外遭歐美內遭公知的輿論攻擊，陷入輿論被動，原因在於中國不善於搞輿論戰、媒體戰。這種觀點顯然是把輿論當成一個獨立的系統，這是不對的。

輿論並非一個獨立的系統，而是從屬於學術系統和文化系統的，是學術和文化系統的延伸。中國長期遭遇國內和國外雙重輿論攻擊的病根出在學術和文化上。學術的病根一日不除，中國就一日在輿論上無法翻身，無法主動。

學術的病根處在哪裏？出在當前中國的學術系統本身，在範式上就是西學的，是崇尚西方文化的。不僅崇尚西方文化，而且否定中國固有文化。概而言之，中國的學術在根本上説就是“脱中入西”的，“罵中崇西”的。這套學術範式是在民國後所建立，更準確地説，是通過新文化運動所建立。

所謂的“新文化”實質就是對當時日本明治維新文化的直接移植，而明治維新文化的基本精神則是“脱亞儒歐”，其實質是“脱中入歐”、“脱儒入歐”。開否定和辱罵中國文化、儒家文化之先河，並以此為前提搞全盤西化的，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與福澤諭吉為代表。

因此，自從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所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理論上都是“公知”，都天然具備“脱中入西”、“罵中崇西”之思想傾向。而甲午海戰之後的日本留學生，也包括少量的歐美留學生，則是“原始公知”。

儘管剛留學歸來的，或剛走出大學校門的，都是公知，都具備強烈的公知屬性，但是，隨着閲歷的增長，其身上的公知屬性將出現分化。有一部分人的公知屬性會逐漸消退，甚至清零，但是有一部分人的公知屬性卻被維持，甚至增強。這部分人將最終成為真正的公知。這種公知的分化現象無論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之後，乃至當下，都一直存在。

公知為何會出現分化？因為社會實踐，包括生活實踐、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如果一個公知真正融入了中國的實踐，那麼他身上的公知屬性將逐漸消退。如果一個人漂在中國實踐之上，沒有真正融入中國實踐，那麼他的公知屬性將會維持，甚至增強。因為，真正的公知羣體主要存在學術界，以及從屬於學術界的知識界、媒體界。

即學術界、知識界、媒體界，是公知氾濫的重災區。

為何真正融合中國實踐可以弱化和消除公知屬性，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的傳承實際上有兩條線，一條是實踐線，一條是學術線，而且實踐線遠比學術線更基礎、更重要。實踐線就是通過生活、生產和政治實踐傳承，學術線則通過讀書做學問傳承，即通過以四書五經為核心的經學系統傳承。

民國所建立的基於西學範式的新學術系統，在學術線上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否定了儒家，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傳承上的實踐線，則依然堅固存在。

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將使得中國的學生們變成公知，學會“脱中入西”、“罵中崇西”，但是，一旦離開學校，參與和榮譽社會實踐，那麼將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再教育，接受儒家的再教育，從而使得其公知屬性消退。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最大不同，就在對中國實踐、中國實際的參與和融入程度上。共產黨參與和融入了中國最真實、最基層的實際，參與和融入了農村和農民，並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眾”、“為人民服務”。而國民黨則脱離作為中國最大實際的農村和農民，附在上面。

所以，整體而言，國民黨的公知屬性要高，而共產黨的公知屬性則徹底消失。因此，新中國成立後，凡是跟隨國民黨叛逃大陸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標準的公知，哪怕他名義是“儒家”，譬如錢穆、牟宗三之流。這類儒家是“公知派儒家”，實則是反儒家的。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學建立的西式學術體系，本身就攜帶着“否中入西”的公知基因，也正是因為如此，後來的毛主席説：“知識越多越反動”。毛主席搞文革，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套反公知的新的學術系統。在這套系統中，大學、學術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不需要考試，而是推薦上大學。這些都是偉大的嘗試。

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毛主席的建立新的學術和文化系統的努力失敗了。改革開放後，徹底否定了文革，並且在學術徹底迴歸民國新文化系統，即迴歸西式學術範式。

既然，中國的學術範式本身就是“脱中入西”、“否中入西”、“罵中入西”的，所培養的學生天然就是公知。如果不是公知，反而是教育的失敗。同時，在這套學術和文化系統中，中國自身的實際和文化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基於中國實際和中國文化的新中國的體制，也當然沒有合法性。

因此，要徹底解決輿論被動問題，就必須繼毛主席的文革之後，進行第二次建立新的學術和文化系統的努力，進行第二次學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建立一套真正基礎中國實際和中國文化的學術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