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世界,基督教教化西方失敗;羣體免疫,現代文明教化西方失敗_風聞

關於對西方文明的認知，中國存在兩大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將基督教當成西方文明中世紀時期的傳統，將基督教當成中世紀西歐的固有特徵，甚至核心特徵。

第二個誤解是，將現代文明當成現代西方的傳統。認為現代文明是在西方社會內部進化出來的，現代文明也是現代歐美社會的固有特徵、基本特徵。

其實，無論中世紀的基督教，還是現代文明，對西方而言，都是一個外來的他者。基督教不是中世紀西歐的傳統，現代文明也非現代歐美的傳統。基督教和現代文明，對西方社會，不僅是一個他者，而且是一個教化者。因此，中世紀西方的傳統是被基督教教化，現代歐美社會的傳統則是被現代文明教化。

我再次重複一遍，中世紀西歐的傳統不是基督教，而是被基督教教化；現代歐美的傳統不是現代文明，而是被現代文明教化。

而且，很遺憾，無論基督教，還是現代文明，對西方的教化最終都是失敗的。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開始掠奪、殖民世界，並最終在19世紀末瓜分世界，標誌着基督教對西歐的教化徹底失敗。眼下歐美在新冠疫情，消極抗疫，甚至搞什麼“羣體免疫”，以致草菅人命，生靈塗炭，標誌着現代文明對歐美的教化徹底失敗。

在猶太教的基礎上，基督教於公元前1世紀產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耶路撒冷是兩者共同的聖城。

基督教的核心要義在於，將上帝當成真理、道義的承載者，可以説是“神以載道”，然後人通過信仰上帝，道義就進入到人心之中，此人也就由原本沒有道義的罪人，變成擁有道義的“義人”。這就是“因信稱義”。

因此，基督教的核心在道義、道德。這一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似，與儒家相似。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的道義本來是外在於人心的，僅存在於上帝之中，獲取道義只能通過信仰上帝；而中國傳統的道義，即儒家的道義是內在於人心的，是人心的基本屬性。或缺道義是認識和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

所以，對儒家而言，道德就是心性問題，就是認知和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就是真正獨立而自由地去思想、判斷和選擇。這就是《中庸》所説的“性之謂道”、“誠者天之道”。但是，對基督教而言道德則是一個宗教信仰問題，信仰上帝就是有道德，不信上帝，信仰其他的神，或不信神都是無道德。

在中國之外，基督教的確是最進步的、最先進的，因為他促使人道德化、道義化，促使社會道義化、道德化。

現代文明之前的西歐文明，現代一般被稱之為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寫《文明衝突》的亨廷頓就直接將西方文明稱之為基督教文明。這是不對的，基督教不僅不產生在西歐，而且西歐的信仰恰恰與基督教相背離，是基督教的革命對象、教化對象。

當基督教剛開始在亞洲西部、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出現時，正值羅馬帝國剛剛成型。羅馬帝國所主要信奉的是多神教，與基督教之間存在尖鋭衝突。多神教所重的，是神廟和神像為中心具體化的祭祀儀式，而祭祀儀式的最終目的是，祈求豐產，祈求糧食供給的穩定、充足。所以，拋開宗教因素，多神教根本目的在利益，而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則是道義。

基督教的起源地當時在名義上也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巴勒斯坦省，信仰猶太教。儘管猶太教名義上也是一神教，但是它與多神教的聯繫更緊密一些，依然保留了一些祭祀儀式，上帝的核心要義，並給更抽象的道義、真理，而是更具體化的律法，以摩西十誡為中心。摩西十誡甚至是上帝直接頒發給摩西的。基督教比猶太教更抽象，更強調內在的信仰，更強調道德。

因此，基督教與猶太教也有激烈衝突。事實上，耶穌就是在耶路撒冷，被當時巴勒斯坦省長下令處死。

直至君士坦丁313年頒佈米蘭敕令，羅馬帝國才終於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是，西歐很快就面臨第二個階段，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進入的封建時代，從連續性上看，這才是西歐文明的真正開始。

日耳曼人原本北歐遊牧，後遷徙至中歐地區，與羅馬帝國毗鄰而居，被稱為蠻族。當中國兩晉之際，北方匈奴南下攻擊中國，五胡亂華導致西晉崩潰、東晉南遷。此時，匈奴向西一直攻擊到日耳曼人，迫使日耳曼向西攻擊羅馬帝國，並最終導致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從此，日耳曼人成為西歐的上層統治階級。

日耳曼人具備遊牧民族的一般特徵，宗教信仰不虔誠，其最感興趣的是用武力掠奪和維護利益。

因此，作為統治階級，日耳曼人是沒有能力帶來和平秩序的，是沒有社會治理能力的。這個能力只有基督教有，因此，當日耳曼統治西歐時，也不得不接受基督教，被基督教教化。這樣西歐也就逐漸進入了所謂的封建時代。

自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所滅之後，不少日耳曼人的部族，例如法蘭克人，亦開始皈依基督宗教。西元約650年，幾乎整個英格蘭都接受了基督教。中歐和北歐的基督教化相對也晚，中歐到9世紀，北歐則要到12世紀才完成。

因此，西歐的傳統並非基督教，而是接受基督教的教化，或基督教化。因此，決不能説西歐的中世紀傳統是基督教。西歐文化核心的因素並非基督教，而是日耳曼民族的固有文化：黷武逐利的遊牧習性。是基督教努力去教化日耳曼人，努力去消除其遊牧習性。

這意味着中世紀西歐是存在激烈文化衝突的，遊牧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衝突，也是黷武逐利與道義道德之間的衝突。基督教努力教化日耳曼人不要武鬥，要信仰上帝，培養道德，踐行道義。

這種衝突的典型變形就是“政教分離”。日耳曼人作為征服者、統治階級，控制着土地，掌握行政權力，但是卻因為缺乏道義，而無法獨立治理社會，必須藉助從基督教那裏獲取道義支持，與教會聯盟，這就是所謂的“君權神授”。

但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遊牧習性又根深蒂固，基督教沒有能力能夠讓其真正虔誠地去信仰，因此，日耳曼人與基督教之間又一直是激烈鬥爭的關係，所以導致“政教分離”的局面。現代西方人居然把“政教分裂”説成一種先進的狀態，實則為“政不政，教不教”的一種不倫不類狀態。

實際上，中世紀西歐的文化中還有第三種要素，就是由廣大的被征服者、被統治者所代表的農奴文化。農奴就是農民，但是西歐的農民最為原住民，不僅温順，而且缺乏獨立自主的思維能力和經營能力，因此，面對征服和壓迫缺乏反抗精神和反抗能力，不會象中國農民一樣去搞農民起義。

最需要基督教的，就是西歐的廣大農奴們。基督教不僅可以給他們提供社會正義、道義，而且也給他們提供一套思維價值系統。

也就是説，中世紀西歐的文化要素是分成三部分的。基督教是作為教化因素，是先進的，也是外來的，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則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日耳曼人，黷武逐利；第三部分則是農奴文化，缺乏獨立精神，依附性強。

這樣以來，基督教對西歐的教化也是分成兩個層級：對作為統治階級的日耳曼人的教化，對農奴的教化。顯然，廣大的農奴對基督教的接受度更高，作為統治階級的日耳曼人對基督教的接受度較低。或者説，基督教對農奴的教化較為成功，而對作為貴族階級的日耳曼人的教化是失敗的。

無論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人所建立的歐亞大帝國，還是鄭和規模空前的遠洋航行，都加速了西歐與中國之間的交流。隨着中國的商品和技術流入西歐，導致出現了三大變化。第一，一個新興的商業階層在西歐逐漸興起，這是資本家、資本主義的前身。第二，他們將來自中國新技術應用開闢新航線和開發新式的軍事武器。第三，憑藉新的航海技術、航線，以及新的軍事技術，他們開始征服和掠奪世界。

最終，在19世紀末瓜分世界，並因分贓不均，而內部火併，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瓜分世界，以及以瓜分所帶來的兩次世界大戰，意味着基督教對西歐教化的徹底失敗，因為，日耳曼人黷武逐利的遊牧習性絲毫沒有因為基督教的教化而減少，而且在新技術的刺激下更加肆無忌憚。

基督教對西歐教化的失敗，還表現在最終西歐人廢除基督教上，並用現代文明替代之。

現代文明，與基督教一樣，對西歐而言，也是外來的，也是自上而下進行傳播的。因此，現代文明不是現代歐美的傳統，而是現代歐美的教化者。或者説，現代歐美的傳統是接受現代文明的教化。

西方從中世紀到現代的變化，只是教化方式的變化，由基督教教化，轉變為現代文明教化。

現代文明是從哪裏來的？答案是中國。現代文明是西歐通過不斷學習中國文化所形成的。這個過程非常漫長，從文藝復興到新教改革，再到近代哲學、啓蒙運動，最終到19世紀中晚期科學體系的最終形成，基督教在學術上被徹底推翻。

事實上，現代文明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文明，真正成為西方主導是在二戰之後。

美國二戰後成為世界的燈塔，除了其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是作為現代文明的代表、標杆，這位美國的霸權提供了道義合法性。也可以説，美國是攜現代文明以令全球各國。

現代文明的核心精神是“自由”，包括對人權的維護，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等。但是，西方對新冠疫情的應對，尤其是美國，顯然與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

對疫情消極不作為，倡導什麼“羣體免疫”，讓千百萬的人們無助絕望地死去，無論如何都是反現代文明的，甚至反人類的。

尤其是，這種局面是在中國已經成功抗疫之下出現的。這意味着歐美文明整體上不僅冷血，而且愚蠢、無恥。

新冠疫情，意味現代文明對西方教化的徹底失敗。同時也意味着，西方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進入新的教化階段。一種新形態的教化，將取代現代文明。正如現代文明取代基督教一樣。

事實上，不僅現代文明是西方學習中國文明的產物，就是一神教也一樣，無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

為目前主流學術界所不知的是，無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其產生都是受中國文明影響的結構，都是道義化、心性化。作為西方最早的一神教，猶太教是多神教的道義化、心性化。或者説，猶太教是多神教道義化、心性化的結果。此時道義化、心性化的程度還是比較低。多神教的具體形象被去除了，神也變成一個全知全能的抽象神，以神廟、神像為中心的祭祀系統也被廢除，而強調對神進行內在的信仰。

不過，猶太教的信仰還是比較粗糙，更強調信仰和遵守神的律法，以摩西十誡為中心。

人類最早的抽象神出現在中國，從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變革過程最早也是發生在中國，就是著名的“絕地天通”，最早的抽象神就是“帝”、“上帝”。時間在五帝時代的顓頊時代，大約在公元前2200左右。

公元前1500年前左右，是新一次的世界文明大交流時代，主要是中西交流，中是中國，西是西亞古兩河。中國的一神教傳入西方，而西方的多神教祭祀文化也再次影響中國，以甲骨文為形式的文字祭品是其代表。

公元前1500年左右，世界出現了同步性的社會大變革。在中國是商朝的興起，西方的同步性變革包括：古兩河進入加喜特王朝、古埃及進入新王朝、印度則遭遇雅利安人入侵、希臘進入邁錫尼時代。

在這個過程中，一神教在西方出現，除了猶太教外，埃及的埃赫那吞教也是一神教，不過後來失敗了。印度雅利安人的婆羅門教也有一神教的特徵。

較之猶太一神教，基督教的道德化程度更進一層，更強調對道義信仰的內在性，更心性化。這實質上是在公元1世紀左右又一次受中國文明影響的結果。此時是新一次的全球文明大交流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