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待美國的正確方式：七擒孟獲式教化，使之道義化、去蠻夷化_風聞

​如何正確面對美國，是當前中國必須解決的大問題。一位盲目崇拜不對，一位叫打叫罵也不對。然而，中國面對美國的方式，似乎就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最近是擺向了叫打叫罵這一極，新聞聯播這兩週都是對其破口大罵。

倒不是説對美國不能叫打叫罵，該打的時候當然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該罵的時候要罵，而且要狠狠地罵。但是，一如一味盲目崇拜，一味地打罵，也不是對待美國的正確方式。

那麼什麼才是對對待美國的正確方式？其實很簡單，就是中國自古以來面對蠻夷文化的方式，就是教化的方式，即“用夏變夷”的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方式。

其實在1894年之前，中國一直將中國之外的文化視作蠻夷，即便1840年以來屢次敗給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也是如此。現代人可能忽略晚清將西方視作蠻夷的基本事實，而一股腦地認為晚清政府是昏庸的，清朝的文化是落後的。

事實上，拋開軍事上的失敗，晚清時期對西方認知和處理方式是非常值得稱道和學習的，尤其是在文化復興、文化自信需求高漲的當下。

但是，現代在西方學術和西方思維的影響下，卻認西方文化為先進，中國傳統文化為落後，認為清廷將西方視作蠻夷，是盲目自大，是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在這一點上，不是清廷錯了，而是現代人錯了。現代中國人被西方文化洗腦了，或者説現代中國人被蠻夷化了。

晚清搞洋務運動，但是晚清人並不崇洋，崇洋媚外的出現，倒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是民國時期的事。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辛亥之後，卻不敢稱西方為蠻夷了，而改稱西方為先進了。因此就不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而變成全盤夷化了，全盤西化實則是全盤夷化。

好在是，這種全盤夷化的思維，其鼓吹者僅僅在學術領域，在實踐領域並未被接受。在此後的革命實踐和經濟實踐中，中國所奉行的是“理論聯繫實際”，以中國實際為本位，而非外來的西方思想為本位。這種思想的代表就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事實上，正是憑藉這一點，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

這樣以來，從實踐來看，中國依然在堅持“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但是，學術領域的西化、蠻化就比較嚴重。這就導致了當前中國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學術與實踐背離。學術是西化的、夷化的，以西方為本位、中心，但是實踐卻是以中國實際、中國文化為本位。

也意味着中國當前急需解決的就是文化參照系的錯位問題。應該恢復中國固有的文化參照系，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實際，與中國實際相配套。而且，也只有採用中國文化參照系，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真正理解美國，看清美國文化的蠻夷本質，西方文化的蠻夷本質。因為從根本上看，中國文化要比西方文化精深地多，先進地多。

從大根大本上看，晚清人對中西文化的評判是正確的：西方的先進只是在器物上，尤其是在軍事技術上，在文化上則是落後的蠻夷的。

之所以説，中國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先進，比現代的西方文化，根源在於，唯有中國文化意識到人是一個思考主體，人的本質在思考，並且提煉出高度抽象的義理、道義概念和心、性概念，義理和心性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的社會治理以及後來的學術，也都是以義理、心性為何核心。而其他任何文化，包括現代西方文化，都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中國文化核心在儒家，儒家的核心在義理和心性。心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也是人類歷史中最高程度的抽象，因為思考活動本身就是抽象的。既然人有會思考，會有思考活動，那麼我們的古人就認為，應該有一個思考活動的總器官，發出所有的思考活動，這個器官就叫做心。即孟子説的：“心之官則思”。

儒家中的心是邏輯推導的結果，不僅是抽象的，而且是最高程度的抽象，因為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現代人所認為的抽象，只是對具體事物的抽象。義理、道義則是心在做思考時，在做判斷和選擇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這些都是天然的、內在於心的。因此，義理、道義也是心的基本屬性，或者思考本身的基本屬性。

所以，宋明理學説：“心即理”、“性即理”。人心和道義、義理是一個東西，心是思考功能，道義、義理是思考功能的屬性。這也意味着，説心時，説思考時，是一定包含着道義、義理的，説道義理、道義時，也是一定包含着人心、思考的。

既然，人的本質在心性，在思考，在判斷和選擇，那麼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充分遵循和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這就是《中庸》説的：“率性之謂道”、“誠者天之道”。

遵循和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維護自己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這是真正的獨立和自由。心性獨立就是思考的獨立，獨立的判斷、選擇和行動。

更精妙的是，人在發揮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的同時，其行為一定是合乎義理、道義的，即合乎“仁、義、禮、智”的。這樣就可以實現整個社會的良好秩序。這樣實現了個人心性自由與社會良好秩序間的統一。兩者是一回事。而不存在現代西方觀念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間的對立。

正如《大學》所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心就是個人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治國、平天下是社會秩序，而且是整個人類範圍內的社會秩序，兩者是統一的。

要實現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即實現思考的獨立和自由，最關鍵的就是認識心，即“正心”，這也是中國知識系統的核心，也是《大學》之要義。

進一步，需要明白幾個辯題：心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義利之辯。這四大辯題實質説的是同一個東西，只是側面不同。

心物之辯和要義在區分心物，然後讓心擺脱物的桎梏和干擾，實現獨立和自由。即實現思考的獨立和自由，而不陷入迷信，即為某種外物所束縛。

心就是思考本身，物就是思考的結果。思考的結果，思考之後所下的判斷。這樣一切的判斷、意見、觀點，都是物，一切的知識體系、宗教信仰體系、制度體系，都是屬於物的範疇，當然具體的物理的物更是物。

也就是説，在心物之辯中，物的核心範疇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這一點現代人比較難以理解。在近代西方哲學中，有所謂的唯心、唯物的概念，然後他們以此為標準，將中國的儒家歸為唯心一類。其實，無論唯心，還是唯物，在心物之辯的參照系內，都是物。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實際上並沒有發展出儒家式的獨立的心的概念，有物而無心。

所以，將西方哲學的“唯心主義”用漢字“唯心”來翻譯，就是一個巨大的翻譯錯誤。顯然，最初的翻譯者對中國的儒家並沒有真正地理解。其實，現代漢語中還存在類似的很多錯誤的翻譯，為真正理解中西文化帶來巨大的誤導。這些翻譯並不是中國人做的，而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辛亥之後經由中國的日本留學生大量引入中國。

《周易》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個“形而上”所指的就是心，“形而下”所指的就是物。“形而上”、“形而下”象“唯心”、“唯物”一樣，也錯誤的翻譯。西方哲學中壓根就是沒有心，沒有道，也沒有“形而上”，而只有物、器，只有“形而下”。

心是就思考功能上説，道是就超越性上來説，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因為心是絕對抽象的，因為也具備絕對超越性，即心的獨立和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不受任何外物的干擾和牽絆。器的含義則是固定，思考的結果就是固定，心則是無限靈活的。

“體用之辯”是從主體性來説，心具備主體性，物只具備有用性，心是活的、主動的，用是死的、被動的。

“義利之辯”是從判斷和選擇標準，以及目的性上來説。義是判斷和選擇的標準，也是心的目的，利是則是有用性、工具性。作為心之目的，義絕對凌駕在利之上。對個人而言，應該努力捍衞作為心之目的的義，甚至不惜生命的代價，義的重要性高於生命。因此孔孟説：“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總之，中國文化在儒家，儒家文化在心、道、義、體。心物不二，但以心為本位；道器不二，但以道為本位；體用不二，但以體為本位；義利不二，但以義為本位。

西方文明從未達到心、道、義、體的高度，也從未有過此類的概念。如果用這四大辯題的標準，西方文明，包括的所謂的現代文明，是有物而無心，有器而無道，有利而無義，有用而無體。

這樣，西方文明也就是以器物為本位的器物文明，宗教是器物，包括其神和宗教制度，現代文明中民主制度和科學，也是器物。儘管，現代文明推翻了上帝，但是，其迷信外物的實質並沒有改變，只是迷信的對象發生了變化。

也正是以這四大辯題為參照系，判斷西方文明，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是器物文明，都是基於對器物的信仰、迷信。因此，西方文明也是蠻夷。蠻夷與華夏的區分標準就是：心、道、義、體。蠻夷文化無心、無道、無義、無體。

對待蠻夷，基本方式就教化，即讓其心性化、道義化，也是華夏化、中國化。提升其思維水平，能夠達到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由於中國早就認識到，蠻夷往往“夷狄，禽獸也，畏威而不懷德”。同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中國和蠻夷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只是，夷狄入中國是進步，中國入夷狄。因此孟子説：“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這樣，教化蠻夷就成為歷史中國的基本外交策略，只有對夷狄進行成功地教化，讓夷狄心性化、道義化、道德化，才能徹底消除蠻夷，消除蠻夷對華夏的威脅，建立天下和平秩序。

《大學》八條目中，“治國”之後是“平天下”，其主要內涵就是教化蠻夷，用夏變夷。

這樣武力至於蠻夷而言，就是一種教化手段，並非窮兵竇武。諸葛亮七擒孟獲，是以武力教化蠻夷的典範。

美國文化也是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器無道，有用無體，是標準的蠻夷，無論其科技多發達，經濟多強大，都改變不了這一點。

因此，中國對美國的正確方式，就是諸葛亮對待孟獲的方式。在武力打擊美國的同時，要教化之，使之象孟獲一樣，對中國心服，同時自願去進行去蠻夷化，進行心性化、道義化。這樣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威脅。

事實上，就整體歷史進行看，美國是最後的蠻夷。美國去蠻夷化之後，世界再無蠻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