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待美國的正確方式:七擒孟獲式教化,使之道義化、去蠻夷化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4 07:10
如何正確面對美國,是當前中國必須解決的大問題。一位盲目崇拜不對,一位叫打叫罵也不對。然而,中國面對美國的方式,似乎就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最近是擺向了叫打叫罵這一極,新聞聯播這兩週都是對其破口大罵。
倒不是説對美國不能叫打叫罵,該打的時候當然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該罵的時候要罵,而且要狠狠地罵。但是,一如一味盲目崇拜,一味地打罵,也不是對待美國的正確方式。
那麼什麼才是對對待美國的正確方式?其實很簡單,就是中國自古以來面對蠻夷文化的方式,就是教化的方式,即“用夏變夷”的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方式。
其實在1894年之前,中國一直將中國之外的文化視作蠻夷,即便1840年以來屢次敗給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也是如此。現代人可能忽略晚清將西方視作蠻夷的基本事實,而一股腦地認為晚清政府是昏庸的,清朝的文化是落後的。
事實上,拋開軍事上的失敗,晚清時期對西方認知和處理方式是非常值得稱道和學習的,尤其是在文化復興、文化自信需求高漲的當下。
但是,現代在西方學術和西方思維的影響下,卻認西方文化為先進,中國傳統文化為落後,認為清廷將西方視作蠻夷,是盲目自大,是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在這一點上,不是清廷錯了,而是現代人錯了。現代中國人被西方文化洗腦了,或者説現代中國人被蠻夷化了。
晚清搞洋務運動,但是晚清人並不崇洋,崇洋媚外的出現,倒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是民國時期的事。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辛亥之後,卻不敢稱西方為蠻夷了,而改稱西方為先進了。因此就不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而變成全盤夷化了,全盤西化實則是全盤夷化。
好在是,這種全盤夷化的思維,其鼓吹者僅僅在學術領域,在實踐領域並未被接受。在此後的革命實踐和經濟實踐中,中國所奉行的是“理論聯繫實際”,以中國實際為本位,而非外來的西方思想為本位。這種思想的代表就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事實上,正是憑藉這一點,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
這樣以來,從實踐來看,中國依然在堅持“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但是,學術領域的西化、蠻化就比較嚴重。這就導致了當前中國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學術與實踐背離。學術是西化的、夷化的,以西方為本位、中心,但是實踐卻是以中國實際、中國文化為本位。
也意味着中國當前急需解決的就是文化參照系的錯位問題。應該恢復中國固有的文化參照系,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實際,與中國實際相配套。而且,也只有採用中國文化參照系,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真正理解美國,看清美國文化的蠻夷本質,西方文化的蠻夷本質。因為從根本上看,中國文化要比西方文化精深地多,先進地多。
從大根大本上看,晚清人對中西文化的評判是正確的:西方的先進只是在器物上,尤其是在軍事技術上,在文化上則是落後的蠻夷的。
之所以説,中國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先進,比現代的西方文化,根源在於,唯有中國文化意識到人是一個思考主體,人的本質在思考,並且提煉出高度抽象的義理、道義概念和心、性概念,義理和心性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的社會治理以及後來的學術,也都是以義理、心性為何核心。而其他任何文化,包括現代西方文化,都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中國文化核心在儒家,儒家的核心在義理和心性。心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也是人類歷史中最高程度的抽象,因為思考活動本身就是抽象的。既然人有會思考,會有思考活動,那麼我們的古人就認為,應該有一個思考活動的總器官,發出所有的思考活動,這個器官就叫做心。即孟子説的:“心之官則思”。
儒家中的心是邏輯推導的結果,不僅是抽象的,而且是最高程度的抽象,因為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現代人所認為的抽象,只是對具體事物的抽象。義理、道義則是心在做思考時,在做判斷和選擇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這些都是天然的、內在於心的。因此,義理、道義也是心的基本屬性,或者思考本身的基本屬性。
所以,宋明理學説:“心即理”、“性即理”。人心和道義、義理是一個東西,心是思考功能,道義、義理是思考功能的屬性。這也意味着,説心時,説思考時,是一定包含着道義、義理的,説道義理、道義時,也是一定包含着人心、思考的。
既然,人的本質在心性,在思考,在判斷和選擇,那麼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充分遵循和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這就是《中庸》説的:“率性之謂道”、“誠者天之道”。
遵循和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維護自己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這是真正的獨立和自由。心性獨立就是思考的獨立,獨立的判斷、選擇和行動。
更精妙的是,人在發揮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的同時,其行為一定是合乎義理、道義的,即合乎“仁、義、禮、智”的。這樣就可以實現整個社會的良好秩序。這樣實現了個人心性自由與社會良好秩序間的統一。兩者是一回事。而不存在現代西方觀念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間的對立。
正如《大學》所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心就是個人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治國、平天下是社會秩序,而且是整個人類範圍內的社會秩序,兩者是統一的。
要實現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即實現思考的獨立和自由,最關鍵的就是認識心,即“正心”,這也是中國知識系統的核心,也是《大學》之要義。
進一步,需要明白幾個辯題:心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義利之辯。這四大辯題實質説的是同一個東西,只是側面不同。
心物之辯和要義在區分心物,然後讓心擺脱物的桎梏和干擾,實現獨立和自由。即實現思考的獨立和自由,而不陷入迷信,即為某種外物所束縛。
心就是思考本身,物就是思考的結果。思考的結果,思考之後所下的判斷。這樣一切的判斷、意見、觀點,都是物,一切的知識體系、宗教信仰體系、制度體系,都是屬於物的範疇,當然具體的物理的物更是物。
也就是説,在心物之辯中,物的核心範疇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這一點現代人比較難以理解。在近代西方哲學中,有所謂的唯心、唯物的概念,然後他們以此為標準,將中國的儒家歸為唯心一類。其實,無論唯心,還是唯物,在心物之辯的參照系內,都是物。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實際上並沒有發展出儒家式的獨立的心的概念,有物而無心。
所以,將西方哲學的“唯心主義”用漢字“唯心”來翻譯,就是一個巨大的翻譯錯誤。顯然,最初的翻譯者對中國的儒家並沒有真正地理解。其實,現代漢語中還存在類似的很多錯誤的翻譯,為真正理解中西文化帶來巨大的誤導。這些翻譯並不是中國人做的,而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辛亥之後經由中國的日本留學生大量引入中國。
《周易》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個“形而上”所指的就是心,“形而下”所指的就是物。“形而上”、“形而下”象“唯心”、“唯物”一樣,也錯誤的翻譯。西方哲學中壓根就是沒有心,沒有道,也沒有“形而上”,而只有物、器,只有“形而下”。
心是就思考功能上説,道是就超越性上來説,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因為心是絕對抽象的,因為也具備絕對超越性,即心的獨立和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不受任何外物的干擾和牽絆。器的含義則是固定,思考的結果就是固定,心則是無限靈活的。
“體用之辯”是從主體性來説,心具備主體性,物只具備有用性,心是活的、主動的,用是死的、被動的。
“義利之辯”是從判斷和選擇標準,以及目的性上來説。義是判斷和選擇的標準,也是心的目的,利是則是有用性、工具性。作為心之目的,義絕對凌駕在利之上。對個人而言,應該努力捍衞作為心之目的的義,甚至不惜生命的代價,義的重要性高於生命。因此孔孟説:“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總之,中國文化在儒家,儒家文化在心、道、義、體。心物不二,但以心為本位;道器不二,但以道為本位;體用不二,但以體為本位;義利不二,但以義為本位。
西方文明從未達到心、道、義、體的高度,也從未有過此類的概念。如果用這四大辯題的標準,西方文明,包括的所謂的現代文明,是有物而無心,有器而無道,有利而無義,有用而無體。
這樣,西方文明也就是以器物為本位的器物文明,宗教是器物,包括其神和宗教制度,現代文明中民主制度和科學,也是器物。儘管,現代文明推翻了上帝,但是,其迷信外物的實質並沒有改變,只是迷信的對象發生了變化。
也正是以這四大辯題為參照系,判斷西方文明,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是器物文明,都是基於對器物的信仰、迷信。因此,西方文明也是蠻夷。蠻夷與華夏的區分標準就是:心、道、義、體。蠻夷文化無心、無道、無義、無體。
對待蠻夷,基本方式就教化,即讓其心性化、道義化,也是華夏化、中國化。提升其思維水平,能夠達到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由於中國早就認識到,蠻夷往往“夷狄,禽獸也,畏威而不懷德”。同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中國和蠻夷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只是,夷狄入中國是進步,中國入夷狄。因此孟子説:“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這樣,教化蠻夷就成為歷史中國的基本外交策略,只有對夷狄進行成功地教化,讓夷狄心性化、道義化、道德化,才能徹底消除蠻夷,消除蠻夷對華夏的威脅,建立天下和平秩序。
《大學》八條目中,“治國”之後是“平天下”,其主要內涵就是教化蠻夷,用夏變夷。
這樣武力至於蠻夷而言,就是一種教化手段,並非窮兵竇武。諸葛亮七擒孟獲,是以武力教化蠻夷的典範。
美國文化也是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器無道,有用無體,是標準的蠻夷,無論其科技多發達,經濟多強大,都改變不了這一點。
因此,中國對美國的正確方式,就是諸葛亮對待孟獲的方式。在武力打擊美國的同時,要教化之,使之象孟獲一樣,對中國心服,同時自願去進行去蠻夷化,進行心性化、道義化。這樣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威脅。
事實上,就整體歷史進行看,美國是最後的蠻夷。美國去蠻夷化之後,世界再無蠻夷。